美國外交中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思想

內容提要：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是20世紀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兩大流派，先後對美國的外交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文章以「二戰」為分水嶺，將美國外交主導思想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時期理想主義佔上風，後一個時期現實主義佔上風，同時兩種思想也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共同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關鍵詞：美國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外交美國外交傳統最大的特點是現實利益考慮與意識形態考慮之間的矛盾，亦即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的衝突。美國人以注重實際著稱，由此發展起來的實用主義哲學在美國最為發達，它是典型的美國生活方式的產物。與此同時，美國人又是追求信仰的，從北美殖民地開始，新教就對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產生了深刻地影響，那些從英國來的清教徒認定他們是「上帝的選民」，註定要承擔領導世界的責任，為全世界樹立榜樣，由此在美國文化中形成了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上述兩種思想反映到美國外交中便逐漸形成了美國外交思想中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傳統。理想主義外交趨向於主張世界政治的變革，強調外交活動的主要目標應是維護正義和促進社會進步，認為美國對人類的發展和命運富有特殊的責任，視美國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道義之邦」，是其他各國仿效的範例。理想主義者都有一種非常強烈的「使命感」，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價值觀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他國家應當效法美國，美國也有義務把美國式的民主推廣到全世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正義。理想主義更多地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去觀察世界和解釋國際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把國家之間的矛盾和國家間的衝突看作是正義與邪惡之爭、民主與獨裁之爭、維護人權與踐踏人權之爭。理想主義者強調公開外交，國會和公眾對外交活動進行監督和制約，反對秘密外交。現實主義外交則被認為是趨向保守，強調外交的主要目的是維護和平和實現國家利益，手段是從國家實力出發，採用一切可以採用的方法，包括使用武力來實現國家的目標。現實主義外交家把國際關係看成是權力政治，其主要觀察方法是分析國家間實力對比的變化，主張運用均勢原則指導外交實踐，並認為國家的外交決策權應該高度集中，決策者可採取秘密外交等多種方式來實現國家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外交史上的重大轉折點，以此為分水嶺，我們可以把美國的外交實踐分為兩個時期並分別加以論述理想主義外交占統治地位時期（1919—1945）理想主義外交始於「一戰」結束，終於「二戰」爆發。代表人物是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1856—1924）。理想主義理論認為人性可以改造；戰爭可以避免；利益可以調和；主張建立國際機構，保衛世界和平；認為國際法和國際公約可以保證世界和平。第一，威爾遜對理想主義理論的貫徹實施由於威爾遜是理想主義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因而這一學派也被稱之為「威爾遜學派」，該理論在美國外交上的體現則被稱為「威爾遜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呼籲要在民主制度下，重新恢復美國領導的活力和信心。早在1918年，他在國會的演說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四點計劃」，作為實現戰後的「世界和平綱領」，其主要內容有：不搞秘密外交，提倡公開外交；公海航行自由；取消貿易壁壘；裁減軍備；「調整」殖民地；建立國際聯盟。威爾遜「十四點原則」在國際上影響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1．「一戰」後美國的實力與地位令戰後歐洲各國不敢小視，所有歐洲各國政府對美國的政策不能不予以特別的關注。2．「十四點原則」是美國登上國際政治舞台後第一次為世界和平設計的藍圖，的確對歐洲有很大的吸引力，飽受戰爭蹂躪的歐洲人將其主張當作一種解決戰爭與和平的「良藥」。3．威爾遜將民族自治、裁軍和公開外交等政治原則道德化，打出「民主」、「自由」、「自決」的旗號，這在富有理想主義傳統的歐洲自然有很大市場。威爾遜外交的還一大「傑作」是「國際聯盟」，「國際聯盟」是威爾遜「十四點原則」中的最後一點。「為了大小國家都能相互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必須成立一個具有特定盟約的普遍性的國際聯盟」。威爾遜將建立集體安全組織放在最後一點以顯示它特別重要，他聲稱要把「國聯」視為永久維持和平的最主要的工具，認為這是達到永久和平的全部外交結構的基礎。威爾遜主義開創了美國走向國際政治舞台的時代，它是美國著眼於世界全局，由美國牽頭與歐洲列強維護世界秩序的一個總框架，影響是深遠的。正如基辛格所說「無論如何，威爾遜在思想上的勝利比其它任何的政治成就更加根深蒂固，因為每當美國面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使命之際，它總是殊途同歸地回到威爾遜的觀念上。」（基辛格《大外交》，第36頁；FrancisGavin:TheWilsonianLegacyinthe20thCentury,p.629.）第二，理想主義在美國的失敗理想主義的形成對國際關係來說是個飛躍，使國際關係有了初步的理論框架。理想主義者所建立的學說多數是對未來的善良嚮往，這雖然順應了當時社會各階層反戰的要求，但是卻對造成「一戰」的根源缺乏實事求是地分析，有些人更是對當時歐洲各國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和嚴峻的軍備競賽視而不見，甚至有意無意地為之掩飾。理想主義的一些學術觀點甚至成了當時蔓延歐洲的綏靖主義的理論依據，終於在希特勒入侵捷克、波蘭的炮聲中宣告了理想主義的徹底破產。威爾遜的「國際聯盟」以成為德、意、日的幫凶而告終。他主持修訂的《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墨跡未乾，就成了日本大肆擴展海軍的依據；他提出和制定的和平處理國際爭端的《日內瓦公約》非但沒有保證和平，反而使人類陷入更大的災難當中，這對威爾遜的「理想」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諷刺。20世紀30年代席捲西方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終於使理想主義的道義、法律、理想之類的高調和迷夢幻滅，於是現實主義學派應運而生。現實主義佔統治地位時期（1945---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是美國外交中現實主義佔統治地位的時期，現實主義是在同理想主義的論戰中發展起來的。20世紀30年代以來，德、意、日法西斯戰爭策源地的形成和蔓延，使理想主義的美好願望和華麗詞藻不攻自破，於是一些國際關係學者在呼籲人們起來與法西斯做鬥爭的過程中毫不留情地批駁理想主義並提出了現實主義的各項主張。他們提出：在國際事務中，道德說教是無法抵擋權力和利益的誘惑的，人類應該面對嚴酷的現實而不能陷入和諧的空想。他們主張外交就是在國際舞台上攫取權勢，權力政治雖然不符合抽象的公理和道德，卻非常切合具體國家利益的道德。現實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兩位，一是世界上第一位國際關係學教授，英國威爾士大學的愛德華·卡爾（EdwardCarr1892-？），他提出了現實主義最早的三個基本觀點：（1）權力是政治活動的主要因素，一切政治活動都是權力政治。（2）有權力才談得上道德、民主和正義，道德、正義是相對的，是權力的產物。（3）政治不能脫離權力，政治活動是權力和道德的結合。卡爾首次系統地批判了理想主義的理論觀點及政策主張，標誌著現實主義的形成；另一位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漢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1904-1980），提出了著名的「現實主義六原則」，更加突出權力的概念，他把現實主義引向鼎盛並迅速地滲入美國的外交實踐中。現實主義理論造就了兩位傑出的外交家兼理論家喬治·凱南（GeorgeKennan1904-2005）和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1923-今）。「二戰」不僅把美國推向了世界政治大舞台，而且美國在戰爭中迅速崛起，發展成為國力、軍力都高居資本主義世界之首的超級大國。戰爭結束時，美國擁有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總產值的60%，黃金儲備的70%，擁有最龐大、裝備武器最先進的海、陸、空軍，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美國憑藉這一優勢地位，先後出台了「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艾森豪威爾主義」，制定了遏制（Containment）戰略，用來遏制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擴張和防止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蔓延，來維護美國的全球利益，遏制共產主義成為美國長期不變的戰略目標。遏制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大轉折，它表明美國已將威爾遜理想主義拋之一旁，而現實主義佔據主導地位，也表明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已由地區政策轉向全球政策，由原來的海外擴張轉向全球擴張。在遏制戰略的指導下，杜魯門政府不遺餘力地在全球範圍內同蘇聯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在亞洲、歐洲、非洲建立了軍事基地並將拉丁美洲看作是美國的後院。儘管此後美國歷屆政府都提出了帶有本屆政府印記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但遏制政策的核心和實質沒有變，不管是民主黨執政還是共和黨執政。遏制戰略是由美國著名的外交家兼理論家喬治·凱南首先提出，他的遏制政策也被稱為凱南現實主義理論。1947年7月，作為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曾向國內發回一份8000字的電報，並用筆名「X」在《外交季刊》上發表，題為《蘇聯行動的根源》，這份電報和這篇文章隨後成為美國戰後「遏制政策」的理論依據和戰略框架，影響戰後美國外交和國際關係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喬治·凱南一生目睹了一個被兩個大國捏在手中的世界，並遊走於兩個世界之間。喬治·凱南因冷戰出名，因「遏制」成名。他的一生都與蘇聯緊緊聯繫在了一起，就戰略研究而言，蘇聯是他的敵人；就歷史研究而言，蘇聯又是他的夥伴。喬治·凱南熟知蘇聯，認為「那是一個沒有高速公路網，卻能憑藉原始粗糙的鐵路網，而很快成為工業強國的國家」；「它的統治者在管理的經驗和技巧方面史無前例，它支配著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的精力和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之一的資源，只要它內部的統一被打破，就會在一夜之間變得不起眼。」後來發生的歷史果然證明了喬治·凱南的預言。喬治·凱南的現實主義思想還集中在他對道義和外交關係的分析上，他認為美國舊時外交政策的最嚴重缺陷是不恰當地強調「法律——道義因素」，因為法律——道義學派忽視了政治問題的國際意義和國際穩定的深層根源。到了20世紀60年代後期，隨著蘇聯實力的逼近，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想與美國共同主宰天下，野心急劇膨脹，處處顯示出咄咄逼人的氣勢。美國由於陷入「越戰」泥潭等原因，陷入被動，戰略態勢上逞「蘇攻美守」局面。這一時期美國先後出台了「肯尼迪和平戰略」、「尼克松主義」和「卡特主義」，在外交上奉行均勢戰略和大國外交戰略，特別是蘇美首腦之間多次會晤，簽署有關限制反導彈條約、裁減核彈頭、禁止核試驗等條約，力圖保持兩極均勢和大國平衡，同時為了從戰略上牽制蘇聯，美國痛苦而又果斷地拋棄了國民黨台灣，同中國大陸改善了關係以牽制蘇聯的全球擴張勢頭，而當時中國與蘇聯也正處於交惡狀態，這一時期成就了一位著名的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和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喬治·凱南一樣，基辛格也是以學者和決策者兼於一身為特點的，如果說喬治·凱南是以蘇聯而蜚聲世界的話，那麼基辛格則以中國而飲譽全球。基辛格強調個人外交和秘密外交。他的「穿梭外交」和「越頂外交」成功地實現了尼克松訪華，實現了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打開了中美友好的大門，曾令世界為之瞪目。基辛格崇尚現實主義權力論，讚賞均勢論，認為必要時國家應運用權力實現國家目標，但和喬治·凱南相比，他更顯自由主義傾向，基辛格的現實主義思想有三個突出點：（1）重視大國外交；（2）國際因素優於國內因素；（3）政治家對外交倫理負有個人責任。上述現實主義要旨構成了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均勢是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維持均勢是核心政策，判斷是主要手段。然而國際局勢真是風雲莫測，瞬息萬變。到了20世紀80年代，里根入主白宮，拋出「里根主義」，聲稱「以實力求和平」，要「重振國威」，並實施「星球大戰計劃」，同時對蘇聯又採取強硬措施，同蘇聯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綜合國力的較量，使蘇聯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而此時蘇聯卻陷入阿富汗戰爭的泥潭中，國際上空前孤立，加之與中國交惡，其經濟發展步伐迅速放慢，與美爭霸漸漸力不從心，戰略態勢上逞「美攻蘇守」態勢，里根此時偏偏又搞軍備競賽，欲把步入衰退的蘇聯經濟拖垮，迫使其改變戰略，謀求與美國的緩和，此時的美國已從「越戰」中脫開身來，並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蘇聯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一方面在國內進行政治改革，一方面提出國際政治新思維，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調整，力圖緩和美蘇緊張關係。在上述背景下，喬治·布希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戰略」，明確提出美國與蘇聯的關係仍然是戰略重點，對蘇聯不能只是簡單地、消極地進行遏制，而是要大膽地超越「二戰」後長期奉行的遏制共產主義政策，通過綜合運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意識形態等多種手段，積極主動地把蘇聯作為一個建設性的夥伴納入國際體系，使其重新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從而開創一個「超越遏制」的新時代。「超越遏制戰略」實際上是「遏制戰略」的繼續和發展，但其目標要比遏制政策大得多。前人不斷「栽樹」，老布希大收「和平演變」之「碩果」，這其實是歷任美國總統播下的「遏制種子」所結之果。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兩極」體制結束，美國現實主義「遏制戰略」和「超越遏制戰略」是強大的外因。進入90年代以來，由於蘇聯崩潰，近50年的「兇惡敵人」一下子消失，國際舞台上由原來的「兩個超級大國爭霸」變為美國「一超獨霸」。美國人欣喜若狂，彈冠相慶，謂之為「自由、民主的勝利」，而心理上反倒顯得無所適從。柯林頓入主白宮以來，又拋出了「柯林頓主義」，針對全球形勢變化，調整了美國對外戰略，即「擴展戰略」。在外交上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是把在全球促進民主與人權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大力推進人權外交（老布希）；其二是積極推行預防性外交，防患於未然，提高國家安全係數（柯林頓）。具體表現在：積極鼓吹人權大於主權，動轍以人權為借口肆意干涉他國內政；重視大國外交與合作，特別是與中國、日本和歐洲；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多邊體系，實現美國主宰全球的意圖。柯林頓入主白宮八年，使美國經濟走出「滯脹」時期，財政由赤字變為盈餘，美國國力變得空前強大，在國際舞台上無人望其項背，與此同時，俄羅斯的「休克療法」舉步維艱，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小布希上台後自然是牛氣衝天，處處咄咄逼人。美國當前的全球戰略是維持並加強其「一超」地位。新舊世紀之交，小布希政府制定了「新帝國大戰略」。目前，美國推行了半個多世紀的「遏制威懾」戰略已被「先發制人」的進攻性戰略所取代。根據這個戰略，美國對於新興大國的戰略方針必然是雙重的，即扶植和支持那些它所認定的所謂民主國家，而遏制和打擊那些它所認定的所謂專制的，並可能對其構成威脅的國家。美國根據自身的全球目標和利益取向採取了不同的複合型戰略和策略。其實質不外乎兩種，戰略遏制和戰略合作，其遏制不排斥合作，同樣，其合作也不忘記遏制。以當前正在崛起的中國和印度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布希政府十分重視印度的經濟潛力及其在地緣政治和亞太安全中的作用，稱印度為美國的「天然盟友」。近幾年來，印美關係不斷升溫，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的合作不斷加深。不久前，布希新政府國務卿賴斯的亞洲之行首選印度，她在出訪前稱美方重視美印之間「已經轉型的關係」，這表明美國迫切希望將印度納入其戰略軌道，為其全球戰略體系及亞太戰略建立一個新支點，在地緣政治上利用印度來牽制中國的崛起。也就是說，美對印關係是戰略合作型的，是戰略合作大於戰略遏制。我們要明白，雖然印度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自詡，但輸出「民主」、動輒打「民主」旗號的美國也決不願意看到一個和它平起平坐的印度，所以美國在明著同印度合作的同時，也時刻不會忘記暗中遏制印度。與此相反，美國認為「紅色中國」的發展將可能威脅其「世界霸主」地位，因此，遏制和延緩中國的發展就成了美國的既定政策，美多方阻礙並施壓，要求歐盟推遲解禁對華軍售就是一例，扶持台灣跟大陸對抗更是盡人所知。也就是說，美對中關係總體上是戰略遏制型的，但鑒於中國在諸如反恐、朝核等一系列國際問題上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對抗、與中國實行接觸與合作也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在對華關係上，美國往往在中國「憤怒的邊緣」上「及時剎車」既是明顯的徵兆。因此，美對中的關係是戰略遏制大於戰略合作。究其根源，合作戰略和遏制戰略分別植根於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思想，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在外交上的具體體現。以上是美國以「二戰」為界前後兩個時期的外交理論與實踐，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外交思想中存在著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矛盾，這並不意味著就可以把不同時期的美國外交思想明確地分為兩種類型，或把兩者截然分開，而只能說是前一個時期理想主義佔上風，後一個時期現實主義佔上風。從某種意義上說，兩者的差別只是實現國家利益所採用的手段和方法不同，實際上，這兩種思想之間常常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共同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在理想主義佔支配地位的時候，也有現實主義的因素，最終催生了現實主義；而現實主義佔支配地位的時候，並不意味著理想主義徹底消失和完結，理想主義的很多思想仍然頑強存在著，並且不時地體現在美國的外交方略中。尤其是近年來，理想主義的裁軍、維和、國際公約、國際道德、抵制、制裁、譴責、國際法、國際組織、仲裁機構、國際法庭、公眾輿論、世界秩序、戰爭法等思想和概念也在各國媒體上頻頻出現。而在美國國內，無論是兩次悍然入侵伊拉克、或對南聯盟進行狂轟亂炸，或在阿富汗進行所謂「反恐」戰爭以及現在對伊拉克實行軍事佔領期間，美國民眾均在國內各地接二連三地進行大規模地集會和示威遊行，抗議當局發動戰爭，製造流血衝突，破壞世界和平。而喜歡「動粗」的小布希兩次競選均以微弱優勢當選也說明了理想主義對現實主義的潛在影響。主要參考資料：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版趙學功《當代美國外交》[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版李少軍《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學派與爭論》[D]載《2002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國際形勢黃皮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版樊勇明《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程毅等主編《國際經濟政治概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地1版宋玉華《中國和印度置身於大國博弈中》

http://www.sina.com.cn2005年04月08日11:38人民網-人民日報Title:TheThoughtsofRealism&IdealisminAmerica』sDiplomacyAbstract:BothRealism&Idealismaremajorfactionsofinternationalrelationtheoriesinthe20thcentury,andhaveexertedgreatinfluencesintheAmerica』sdiplomaticpracticeoneafteranother.InthisarticletheauthordividedAmerica』sdiplomaticideasintotwostagesasWorldWarIIasawatershed,realismheldadominantpositionbeforeandidealismheldadominantpositionafterWorldWarII,atthesametime,thetwoideasofteninfiltrated&influencedeachother,bothservedforthenationalbenefitsoftheU.S.A..KeyWords:IdealismRealismAmerica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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