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等：中國人應該怎樣研究政治？

現在做政治學基礎研究，沒錢，也不容易出名，也不容易轟動，是坐冷板凳的，但這個事兒要有人去做。我處在想回歸學術研究的階段中，但目前還在爭取。

資料圖：俞可平 (CFP/圖)說過「民主是個好東西」、「我啥也不要，就想做個教授」的俞可平，從政界轉向學界之後，最近都在忙什麼呢?最近，南方周末記者在3個場合「捕獲」了俞教授的身影。12月11日，他出現在「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成立大會上，在北大校長林建華致辭後介紹了中心概況。12月12日，他現身「第八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最佳實踐交流對話會」，作為政府創新獎的發起人，他為獲獎者頒獎。12月13日，他召集全國各地的知名政治學者開「神仙會」，請大家不帶講稿，暢所欲言，談談中國政治學基礎研究。正式回歸「學者」身份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俞可平開始著手於兌現他履職演講中的願望：「(讓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在引領社會政治思想和影響國家重大決策方面承擔起重要的責任」。12月11日，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成立。目標是「努力提供與時代要求相適應的原創性政治學前沿理論」，以及「在國際政治學舞台上代表中國政治學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兩天後的12月13日，這個雄心勃勃的中心舉辦了自己的第一場學術會議，主題是「推進中國政治學基礎研究」，與會者都是國內著名的政治學者。「我們國家的政治學基礎研究相當薄弱，遠遠不適應政治發展和學術進步的現實需要，在某些方面甚至面臨危機，相信在座的人都負有推進中國政治學基礎研究的責任，都希望對推進中國政治學基礎研究做出努力」，在這場會議上，總主持人俞可平說。早在宣布辭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一職、赴任北大時，他就曾向媒體吐露自己的憂慮：「我們不要說在世界上有影響，(就說)在國內能夠產生影響力的理論有多少?」俞可平說，他主持下的北大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將重視三方面的研究：「一是基本理論——包括政治哲學、政治思想、中外政治思想史;二是古今中外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制度史研究;三是未來政治發展戰略——不是3至5年後的戰略，而是10年、20年、50年後的發展戰略;不僅要關心中國的政治發展，還應該關心整個人類的政治發展戰略。」他也直言自己「招兵買馬」的想法：「希望各位給我們推薦最優秀的、踏踏實實做學問的、在上面這三個領域的傑出學者。」這是一場足以激發學者們討論慾望的會議。俞可平在會上透露，原本這只是一個15人規模的小型座談會，因為有更多政治學者聞訊後主動報名，發言坐席增多，每個人的發言時間也被壓縮到10分鐘。整整一天的會議，實際發言的學者達到了25位。如此多的政治學者齊聚暢言的盛況，南方周末記者也是第一次看到，其中還有不少人是只在國內教科書上看到過的名字。會上既有白髮蒼蒼的老人，也有意氣風發的政治學屆新秀。年齡最大的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景鵬，今年已經83歲。「中國政治學是在『政治學到底有什麼用』的疑慮聲當中恢復重建的，學科建設和研究工作一直朝著『有用』的方向賣力氣，這樣就造成一個結果：中國政治學就像一棵樹，根子沒有長牢的情況下結出果實，沒有基礎研究的時候，就追求實際應用的大繁榮。」在憶及中國政治系科1952年被取消、1983年被恢復的歷程時，72歲的北京大學教授寧騷直言不諱。「我們這一輩人，是改革開放以後比較早接觸政治學的，現在一晃30多年過去了——也許印證了一句古訓，『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困惑越來越多，很多基礎性問題至今也沒有搞清楚。」復旦大學教授桑玉成的「困惑」，也是許多學者表達的主題。他們既關心政治學基礎研究應該關懷哪些領域，也反思各種研究方法、研究思維的誤區。有人表達對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的期待;有人坦言對學術界分化和共識難求的焦慮;有人感慨社會上時不時冒出的奇談怪論和所謂「創新」，衝擊著政治常識和政治倫理的底線，甚至「很多教材編出來邏輯都是錯的」;有人揶揄「上摺子」、「當帝師」成風，基礎研究卻乏人涉足;還有人憂慮現在的國內學界「國家主義」談得太多，「世界主義」談得太少，「特殊性」談太多，「普遍性」講太少。對普通人來說，「基礎研究」對應的一個詞是「常識」。南方周末摘錄了他們的所思、所慮、所言中，可以對我們思考常識產生啟迪的部分，與諸君分享。政治學是什麼?王浦劬(北京大學教授)：1980年，以中國政治學會建立為標誌，我國政治學恢復重建。在現有國家學科體系中，政治學被設為一級學科，下面有7個二級學科。一般來說，「政治學基礎理論」研究具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上主要指政治學二級學科及所有分支領域的基礎理論研究。而狹義的政治學理論研究，主要是指「政治學理論」這個二級學科——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基本理論研究、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基礎理論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和中國政治思想研究等等。30多年來，我們的政治學基礎理論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廣義上的基礎理論研究，即政治學各個領域和分支的基礎理論研究都取得豐碩成果。……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的深入，現在確實需要基於既有成就，深入切實總結、研究和進一步推進。燕繼榮(北京大學教授)：過去說政治學就是「探討良善生活的構成」，什麼是良善生活的構成呢?政治學過去關注的是公民和國家層面的問題，現在還有一個中觀層面——社會建設層面，社會學研究領域的社會治理、社會建設，還是要回到政治學主流話題當中來。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社會科學不同於人文學科，後者談的是「精神」和「好生活」，社會科學回答現實問題。社會科學一路走來，是對特定國家、歷史和問題的理論化回答。各種「主義」其實就是對當時重大社會危機的回答。例如西方國家從古典主義到神權主義，到絕對主義，之後是我們熟悉的自由主義，再之後出現了社會主義、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知識論一直在演變，是相互鬥爭、相互否定的演變……(同理，)最能衡量中國政治學水平的，是對中國道路的回答。桑玉成(復旦大學教授)：政治學的使命是什麼?(拿經濟學來說，)經濟發展、財富增長、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提升，經濟學界認為也有他們的貢獻和努力。同樣的道理，政治學也應該致力於人民政治生活的改善，致力於社會良善政治生活的建構。政治學應該是人類理想政治生活藍圖的設計，努力找到一種非暴力手段解決人類矛盾和衝突的有效途徑，建立起合理的組織和架構，使千差萬別的人類能夠共同生活，各安其位。李強(北京大學教授)：政治學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理解政治秩序的本質結構，在這個基礎上，對政治秩序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評估。為了理解和評估政治秩序，傳統政治學的歷史和哲學的方法都非常重要。最近幾十年，西方政治學過分強調科學的方法、實證的方法，忽略了哲學的和歷史的方法，從而導致政治學對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如蘇聯解體、伊斯蘭激進主義崛起等，缺乏預測，甚至缺乏理解。今天，我們政治學界面臨複雜的國際和國內問題，必須從理論的高度和廣闊的歷史視角，來理解我們今天面臨的政治問題。徐湘林(北京大學教授)：政治學本身屬於社會科學三大分支當中的首位，它面對的就是現實問題，而不是人文情調的東西。王麗萍(北京大學教授)：表面上看，作為一門學科，政治學關注的問題很多時候都是公眾話題，誰都有資格參與討論。於是，政治學似乎成了一個準入門檻很低、學科專業化程度也很低的學科——尤其是跟社會學、經濟學等相鄰學科相比。政治學專業領域的研究者，與沒有接受過學科專門訓練的其他人，可能關注的是共同的經驗對象、討論的是共同的問題，但專業研究者的思考和見解，應該為理解政治現象提供一些具有規範性、分析性或是經驗性的命題。這是我們這個學科的使命和目標。中國政治學基礎研究需要在政治學學科已有積累的基礎上發展和更新認識體系和理論框架，其中，知識積累遠不充分，方法論的選擇尚待發展，這些都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叢日雲(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在基礎理論領域裡，中國政治學如何作出創新和獨特的貢獻?應該注重對我們國家獨特的政治經歷的研究，也就是政治史的研究。目前在我們的政治學科體系裡面，有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但是沒有政治史，這是不合理的。我們需要通過對中國政治史的研究，特別是對我們所經歷的政治事件進行反思，從我們個人的生命體驗和感悟中總結和升華出政治學理論。我們有過獨特的政治經歷，文學界產生了一個莫言，但政治學界沒有產生莫言，這是一個遺憾。一個民族的歷史經歷、歷史記憶在每個政治學人身上的凝聚，是我們在政治學基礎理論領域裡進行創造性研究的最基本的源泉。想想西方人經歷一場法國大革命，對整個19世紀的政治思考產生了多大影響?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納粹主義，西方人對人性和政治現象的認識深化了多少?西方人說「奧斯維辛之後」，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人和政治，但經歷過中國的奧斯維辛之後，我們卻沒有產生與這種經歷相稱的政治思考成果。「50後」是有過文革經歷(但又捲入不深)的最後一代，這一代應該承擔起這個使命。否則，只有靠後人依據文獻來研究那段歷史了。我們理解政治學需要注意什麼?蔡拓(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首先，中國政治學基礎研究現在面臨一個核心問題是反思國家主義，儘管「國家」是政治學研究最核心的一個東西。我們應該去研究研究近百年來，「國家」在中國發展進程中到底怎麼定位，國家主義思潮是怎麼發展演變的。目前很多學術爭論焦點都無法擺脫這個問題。其次，我們應該全面評析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的關係。我個人感覺，目前我們學術界談「普遍性」少了，談「特殊性」多了，中國現在的「特殊性」研究過於膨脹、迷戀，應該反思。此外，我們還應該理性探究世界主義理論及其當代價值，在全球化時代，共同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薛瀾(清華大學教授)：學術共同體對於學科的發展、基礎理論的產生非常重要，現在我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學會、學術期刊過於行政化的現象，這是非常普遍存在的。政治學要和應用領域之間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政治學不能完全脫離實際，但是太實際也無法發展。周光輝(吉林大學教授)：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政治學者應該反思一下，20年代、30年代的政治學者留給我們的知識遺產是什麼?我們又將留給下一代學者什麼知識遺產?我個人認為，我們現在有學術，但是缺少思想;有對策，但是缺少理論。核心是什麼問題?就是缺少原創性研究。政治學現在所有研究這麼多的成果，但是原創性研究不夠，這是需要分析的，包括政治因素和商業壓力。高建(天津師範大學教授)：當前政治學需要關注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在很多具體政治問題上——例如政治發展道路、政治制度模式等方面，有沒有普遍性?從人類的整個發展來看，在所有政治發展進程中，在各種不同模式的道路中，一定有普世共同的東西。我們確實應該在學術上、理論上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不能把這個問題政治化，也不能把這個問題純學術化。這個問題不解決，對中國政治發展很不利。李強(北京大學教授)：國外政治歷史研究的許多經驗——特別是歐洲中世紀晚期和現代早期的經驗，對我們國家都有非常高的價值。以前把自己的經驗說的一文不值，現在又為了時髦說西方的東西一文不值，都是不對的。燕繼榮(北京大學教授)：很多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公共課里經常有人發表讓我們吃驚的「創新」觀點。我們不能放棄這一塊的研究，要研究清楚，放在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個人主義下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社會主義有什麼發展變化，社會主義未來是怎樣的，通過學術研究，給中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界正本清源。陳明明(復旦大學教授)：現在政治學界裡面一大批年輕人正在成長起來，給現有的政治學研究帶來新的氣象，也帶來一些新的挑戰。首先，傳統的政治學研究多以國家、政府、政黨、階級等為對象，他們的工作則把研究對象「非政治化」——或者說在研究中擴展了「政治」概念的外延。比如社區研究、住宅區業主委員會研究、城市新移民及其子弟社會化的研究，這些都和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學研究主題有相當的差異。其次，他們重視政治學這個學科的「科學化」進程，強調經驗層面的描述和分析，或多或少地忽略政治研究中的思想與價值的維度。技術的使用重於理論的闡釋，統計的邏輯重於政治的邏輯，數據的鋪陳重於關係的論證，文本的安排相當精緻，文論的結構意蘊卻不無模糊。這可能是「科學化」進程前期不可避免帶來的特點。第三，他們強調以及執著於微觀的分析和總結。從小口徑進入論域的研究策略也不錯，但論文的批判意識不強——所謂「批判意識」並非指「大批判」，而是指研究中的釐清前提、界定概念、揭示關係、抽象邏輯，並在此基礎上建構理論。這方面的偏頗導致一些作品的格局不大，分析顯得過於瑣屑，觀點多半湮沒於數據之中。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政治學重建，我們和這個時代一起走過來的學者，自然應該看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其實就是幾十年甚至就幾年)的歷史規律，我們有自己教育和知識結構上的局限，我們應該承認，技術、量化、經驗的方法可以大大改善政治學研究的品質，從而使我們和國外的同行能夠在一個知識普遍性的基礎上對話。但我們這一代人仍然是可以做一些對政治學有綿薄貢獻的事情。王麗萍(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政治學的追趕特徵非常明顯，在短時間內接受了大量來自異域的知識成果，這對於後發的中國政治學來說，當然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同時應該看到，對這些理論及相關方法和研究路徑的理解和接受，常常脫離了它們產生的現實背景和基礎，因而對這些理論、方法誤用的情形就常會出現。對政治學研究者而言，要對現實世界作出理性和符合實際的解釋，儘力避免成為既有理論的奴隸和現實政治的附庸，始終是一個遠比學術研究本身更為困難的問題。張小勁(清華大學教授)：(政治學基礎研究應)基於兩個維度、兩對關係。實踐問題對於理論問題，科學方法對理論方法，這兩個維度交叉形成四個象限;核心與外圍，基礎與上層，兩對關係相對於我們今天講的政治學基礎，更多的是核心與上層的研究。劃分好兩個維度和兩對關係才能理解基礎研究更宏觀的視野，更理性的比較。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基礎問題。王續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歷史思維」在政治學基礎研究中有很重要的意義。「歷史感」是政治學研究中最基礎性的東西;……歷史思維中的變化思維、因果思維、細緻的邏輯，以及歷史的嚴謹表達，都可以與政治學實證研究結合。景躍進(清華大學教授)：1990年代，我做村民自治的時候，真的期待村搞好了，可以搞到鄉，縣搞好了可以到市。後來發現整個過程和想像的不一樣，基層問題比自己想像的複雜。我反過來問自己，我對這個體制真的了解了沒有?中國政治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的彈性究竟有多大，自我改良的空間有多大?可持續性究竟有多強?政治學和政策關係的討論不能分割，比如，代議制不能脫離對代表和選民的政策關係的研究。經驗和理論研究是必須結合的。胡偉(上海市委黨校教授)：中國政治學研究目前需要再規範化，以前我們有點規範的理論，但是這幾年規範的東西太弱化了。中國政治學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民主」、「自由」、「規範」，這些概念在中國很混亂。什麼是「民主」，已經說不清楚，政治學界一百個人一百個說法，現在沒有共識，沒有規範的東西就很麻煩。中國政治學要為中國提供正確的價值導向。施雪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在中國，下面的八個方面都有所改進，才能真正推進中國政治學以及政治學基礎研究。第一，政治學發展規劃設計應該更加科學化、民主化;第二，政治學人才隊伍建設應該加強;第三，政治學研究課題的選擇，現在偏政治性、偏應用性多了一點，政治學規律性、最基本的一些知識理論少了;第四，政治學知識體系的現代化;第五，政治學知識體系的中國化;第六，研究方法多樣化;第七，國際交流的正常化;第八，研究成果及其評價的科學化。何增科(中央編譯局研究員)：現在做政治學基礎研究，沒錢，也不容易出名，也不容易轟動，是坐冷板凳的，但這個事兒要有人去做。我處在想回歸學術研究的階段中，但目前還在爭取。政治學對當下的中國有什麼啟示?李景鵬(北京大學教授)：政治學研究主要就是研究政治發展的規律，研究政治各個分支、各個方面發展的規律，在這一基礎上，我們讓更多的人——尤其是領導、掌握權力的人——了解這些規律，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進一步努力，克服各種障礙，使得政治實踐朝著規律的方向發展。桑玉成(復旦大學教授)：政治學家和政治家不可能「一身二人」，政治學家不可能治國，從學和治國不一樣。從學是探究規律性、重複性、因果性關係……政治學家首先要從人類政治文明和進步視角思考問題，要有定力、理想、擔當，政治學研究不能脫離實際，但是不能干預實際。高建(天津師範大學教授)：我們談政治學，既包括政治科學，又包括政治哲學。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一方面要關注中國現實，運用政治學基礎理論建構創造新的東西。同時需要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反思評價分析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從人類政治學、文化積累角度去反思中國。陳明明(復旦大學教授)：我們在政治學研究中應該特彆強調什麼?一是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就是國家建設或者國家建構理論。一方面涉及國家有效性、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一方面是國家正當性，引申出來的話題是民主或者民主化理論研究。二是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應該落在政府改革理論上，例如政府與市場、階級不平等、財政和公民參與等問題。三是比較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對近現代中外政治思想史，我們應該有一個深度的闡釋，無論是對一些老的概念和關係——例如權力和自由，還是對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理論——例如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民主主義。余遜達(浙江大學教授)：我們現在高度關注中國問題，有兩個視角：一是特殊的中國問題，二是中國問題裡面一般性問題。我個人覺得需要把這兩方面平衡起來。目前來講，尤其要注意關注的是中國現象裡面的一般性問題。過去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問過兩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一個民族甚至這個民族一個地方能夠兩次走到世界前列?這個地方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經驗對其他地方有沒有借鑒?如果它是特殊的，沒有辦法學，(他們)就恐慌，(因為)沒有辦法複製你，只能讓你強大，最後就是平衡你。如果這個是可複製的，大家共同發展，大家的心態就會比較平衡。這裡面有很多的問題需要研究。褚松燕(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我們一直在回答「民」和「國」的問題，在這樣的架構下看利益結構、社會結構、政治格局。先秦百家爭鳴的遺產，我們一直用到了今天。我們現在的政治現實和政治創造，有些看起來是「中國創造」，有些用既有的理論是可以解釋的。由於對歷史的研究不足，回答有些問題時特別匱乏。對政治史和政治的延續不了解的話，有些問題會回答不了。(註：文中部分發言內容未經學者本人審閱，為方便大家理解，我們對學者們的發言，在保持原意的基礎上略有調整和刪節。)責任編輯：凌絕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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