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医事

《医事》

****************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医事***************

　　如果从用药的角度说，可以打个比方，《医事》大概应该算是一剂温药—它有趣、客观，涉及了“医”作为学科、作为职业、作为生活事件……这些影响着普通人和医生的全部敏感方面，同时也能直击痛处，对同一问题不同角度的了解和描述，让人有了多层面深入思索的可能。

---------------胡大一序(1)---------------

　　如果从用药的角度说，可以打个比方，《医事》大概应该算是一剂温药—它有趣、客观，涉及了“医”作为学科、作为职业、作为生活事件……这些影响着普通人和医生的全部敏感方面，同时也能直击痛处，对同一问题不同角度的了解和描述，让人有了多层面深入思索的可能。至少对我来说，在国内，还没能看到这样一本同时贴近普通人和医生的作品。我深感此书出版的确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　　近些年来，社会对医生的抱怨不断，对医院的质疑不断，医生本身也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问题要反思。不过，不论是医生还是大众媒体，多少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讨论和辩驳，很少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理性的平台，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医为仁术”虽然是句老话，但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交流是行医的开端，没有有效交流，医生不能明确诊断，而如果缺少了更大环境下的交流，行医的社会价值也无法得到最有效的实现。我想，《医事》在这种交流方面，是一个有价值的开始。　　从1970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算起，我行医已经36年。“医”是什么？不用说对普通人，就算对医生来说，也不是两三句话就能解答的问题。我从医算是受到家庭影响，父母都是医生。即便如此，最初我对医学的理解也非常简单：外科医生用刀片、内科医生用药片去医治患者。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介入治疗的手段越来越多，普及速度也越来越快。1985年，仅仅阜外医院等少数医院有心导管室，而现在，几乎北京的每个区县都有了这种设备；64排CT问世不久，北京的医院就装备上了一批。技术发展、高新设备引进或者新药研制，对医学、对患者都是件毋庸置疑的好事。不过，这是否就是“医”的全部呢？现代刚入行的年轻医生，是不是还像我当年那样简单地理解“医”呢？普通人平日视就医为畏途，他们理解的“医”又是什么呢？　　《希氏内科学》的序言说“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主义职业”。医生是一种职业，但核心却是“人道”，做不通人的文章，摆不正人的位置，诊治疾患中少了哲学的思考，忽略了医学的社会和人文内涵，就不能说真正地理解了“医”。　　在所有的职业之中，医生是最无法速成的职业之一。回顾我自己的从医生涯，从进医学院到去美国进修学习的20年间，我行医下过乡，进过厂，去过河西走廊，也上过世界屋脊，长年劳累的住院医经历，其中有些艰辛可能是现在的年轻医生难以想象的。不过这些年让我至少有了两个收获：一是医生的经验和临床素质需要一点点培养，最初级和笨重的工作，只有认真做下去，并善于学习和积累，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财富；二是真正去体察病患的痛苦，急患者所急，痛患者所痛，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就会形成，而这一点和优秀的医术一样，都是医生的必备素养。一位医生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患者信任，这个信任既包括对技术和判断力的信任，也包括对人的信任。我想，所有的医者先贤，包括未来的名医大师，也脱不了这条既定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谁也无法越界偷懒。　　技术是医疗水平的基础，技术的发展是可见的，也是经过努力可以逐步实现的，真正艰难的努力在于，社会对医生的职业角色和医生的自我认知达成基本一致。医生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新技术的同时，和患者沟通却越来越少，不重视问诊，不重视望触叩听的基本功。医学分科越来越精细，医生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细节和深入，却也开始忽略了把患者作为一个整体的治疗。这种专业、细节至上的“医”，是不是也是哲学理想中的“医”呢？显然也不是。　　《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医学分科的精细已经足够复杂到让患者难以应付，也让医生的专业视野受到了限制。打破过细的分科，已成必然之势。人是一个整体，让患者排着队在不同科室中没完没了地排除，最后盖个帽子开始吃药，一种不行两种，两种不行三种，这种治疗方法不仅让患者痛苦，也让患者承受了很重的经济负担。机体上的病和心理上的病都有可能导致不适，按照现有常用的方式，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通常当成机体上的问题来治疗，不可能治到要害。我看到了太多的例子，有些患者自认为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其实是精神心理上的焦虑、抑郁或恐惧。由于医生缺乏身心全面健康的概念，重躯体疾病、重技术，不关注精神心理健康，把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误认为躯体疾病，过度使用高成本甚至有创伤的技术，不但不能解决患者的疾苦，而且由于不正确的解释加重患者的病痛，导致医源性疾患。如果医生更尽心一些，综合关注患者的身心健康，多花一些时间给患者解释病情，解除患者的精神负担，就可能花费更低的成本获得更满意的治疗效果，也使医患关系更为和谐。　　仅有这些还不够，“医”同时还是一套完整的服务和管理体系。没有这套系统，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施展出真正的效能。现在的情形是：心脏病归心脏科管，内分泌疾病归内分泌科管，康复归康复科管，心理疾病要去心理门诊，“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但实际上患者需要的是综合服务。从欧美医学界的大趋势来看，一个以临床医学为躯干，以基础医学和群体医学为两翼的新模式已经形成，但以上三者在我国还基本上“各自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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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一序(2)---------------

　　当坐堂医生、针对疾病中末期治疗的模式已经过时，重视预防、服务健康的时代已经到来。医生要树立大医学、大健康的概念，不但治疗患者，而且要主动承担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的责任。　　“医”是什么？这里包含了太多的含义和层次，也是一个很难下结论的问题。从医疗卫生整个体系来说，还意味着保障和保险，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正如讴歌在书中提到的，每个国家的医疗体制都有自己的病症与隐痛。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依赖国家和单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健全的保险保障时代尚未到来。这种问题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答案，在不断改革中探索解决是一条必经之路，但不应再推行粗犷型的以医院的毛收入为标准的模式。以人为本，以人类健康为中心，从来都是“医”之根本。　　作者讴歌是年轻一代的医界人士，他们学习和吸纳的信息远多于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思考也更直接、更勇敢。不管怎么说，医院是一个人一生中必然要打交道的地方，医生医治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个体，这些问题可以唤起大家共同的关心和关注，达成充分的探讨和交流，是一件极有价值的事。理性和关怀是医学最重要的支撑，缺了任何一个，医学都无法真正飞翔。　　是为序。　　胡大一教授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和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医师协会循征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获得“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美国心脏病学院专科会员（FellowofAmericanCollegeofCardiology，F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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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1)---------------

　　以下这样的经历，你我可能都有过：　　一个人忍着身体的疼痛和不适，手里攥着病历本，不得不去一个让人头疼眼花的“冷漠、官僚”系统—医院。在医院的导诊台后面，那个表情淡漠的人可能眼皮也不抬，告诉他去哪里挂号。于是，他钻在拥挤的排号队伍里，而一般来说除非起大早，那些教授、专家的号基本没戏。他在门诊简陋的椅子上坐了几个小时，好不容易见上了医生，医生却只能给他五分钟，顶多七八分钟，而他满肚子想说的关于病情的话还没全描述完。他想问的问题，医生三下五除二作答，然后大声对门外叫道：“下一个！”他满腹狐疑，一肚子疙疙瘩瘩地出了门，手里拿的是字迹龙飞凤舞的病历和一叠处方单、检查单。那些药名他不懂，那些检查他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好了，现在，他去交费。划完价后一看，费用令他大吃一惊！他马上想起一个叫做医疗保险的东西，幸好，他还有保险，能报销80%。但这些阻挡不了他的一通牢骚和愤懑……　　看上去，像一场为赢得健康而跋涉的畏途。现在，是时候去改变这样的烦恼境地了。只是，《医事》并不是想和大家一起抱怨，而是想提供一些理性、开阔的角度，看看我们自己如何找到相对更好的解决之道。“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如果把罗素的这句话用在医疗世界，在一堆抱怨和高调情绪之中，总需也存在一些沉静、客观的声音，它们的存在，至少能帮助我们拨开云雾，接近真相。当然，作为普通人，我们还希望这些理性声音最后能对自己有所帮助。这就是《医事》这本书努力的目标，希望也是它存在的理由。　　我要感谢生活给了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身份：15年前，我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接受了8年的医科教育。毕业之后，我没有做医生，而是从事了和制药相关的工作。这十几年间，我目睹了那些医生老师们、医生同学们的生活，也频繁地接触着其他医院的医生。除此之外，我还经常接到朋友、熟人打来的电话，咨询和疾病相关的问题，时不时他们还会请我帮助搞个紧俏的专家号，找位名教授看病……当然，这还不是全部。近几年，我还陆续目睹了身边几桩和看病有关的生活事件，它们无一不充满了冲突和戏剧性。与此同时，大众媒体和舆论也越来越多地谈论和“医”相关的事，大体给人的感觉是：去看病的人不开心，看病的医生也不开心。　　所有这些角度叠加在一起，促使我开始去思考一些和“医”有关的问题。这些思考，最后集聚起来，就是你现在读到的《医事》。这本书从独特的角度，分析了几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一是，为何随着医学的发展，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在一步步发生着演变；二是，作为去看病的患者，如何面对眼前的医疗状况，自己主动争取得到最好的照顾；三是，看病的医生，他们的职业生活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痛，了解了这些，医生这个职业才能重获尊重，也才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投身其中，最终得益的还是病人；四是，我们如何客观地去认识自己身处的和“医”有关的大环境。　　不过，一个人身在疾病王国所面对的，不单是医疗环境，还有作为人而非动物，那些来自他心底的声音。如何面对这些声音，是一个人的思考、一个人的战争，这时医生和医疗可能都无法给你帮助。当面对疾病王国这种极端处境时，我们被生活忽地抛向了坚硬冰冷的本质，平日健康生活中让人麻痹、舒服的糖衣被剥去，只剩下一个人赤裸裸面对眼前环境和心底的暗流。这时，他更需要自尊和自由。而思考，几乎是通向自尊和自由的唯一路途，只有它能带入平静、坦然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医事》在后面谈到的两个问题：我们作为人本身，有着并不完美的身体和自私的基因；对于生命过程中穿插的疾病，我们怎么用自己最舒服、最安然的方式去面对它们。　　我的母校是20世纪初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医学院，它在中国最初的起源，曾和医学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医学传教士”面对的是病人的身体和灵魂，和今日的“医生”，并非同义词。　　上学时，老师曾给我们讲过这么一段历史：学校的第一任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JohnB.Grant），率先赋予了冰冷的“白大褂”以温情，他的解决之道是在北京城内成立了“社会服务部”，提倡医生们、护士们走出医院，走进胡同，拉近和市民的关系。当时，兰安生教授还邀请过“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到协和医院讲课。他在演讲中，有这么一句话：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日后，他脱下“白大褂”换上“灰长衫”，博士下乡，来到中国农村。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之父”，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面对眼前一片广阔农村，志在赋予医学以更多的温情，找到更广层面的解决之道。　　《医事》也是希望能在解决之道上给你一点启发。在读过这本书后，你也许能发现：面对一个缺点多多但终归在前进的医疗世界，书中提倡的是拨开云雾、直抵目标的现实思考—拿出全部的智慧，更聪明、更有效地使用这个体系，赢得最大的关怀和照顾，更从容、更有尊严地去面对病痛，帮助自己为健康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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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2)---------------

　　这种解决之道虽然不完美，但至少比眼前的现实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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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种方式实践医学---------------

　　这一两年，我目睹了三位朋友的经历：　　一位曾经患过生殖细胞肿瘤，在她身上体现了现代医学的进步。这种几十年前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因为新的化疗方案的出现，竟有了治愈的可能。除此之外，她的经历还告诉人们，好医生并非已经绝迹。在医院的第一个月，她手里捧的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别让医生杀了你》。给她主治的是一位老教授，技艺精湛但脾气暴躁。这位朋友说：“你知道老太太为什么事发脾气吗？你会发现，多半是因为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而和病人的治疗有关的那些事情。”朋友举例，说自己曾因难以忍受化疗的痛苦而擅自决定出院，老太太厉声喝住，站在她病床前慷慨陈辞，演讲了两个小时，听众泪如雨下，只为了劝说朋友留下来治疗，争取重返健康的机会。　　一位是发小好友的妹妹，20来岁，在分娩的同时发现得了白血病。新生命诞生了，但孕育生命的母亲却岌岌可危。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医院走廊里安慰着她无助的父母，听他们说起医生闪烁其辞的治疗方案，在那些高价药的背后无一例外都暗藏着商业陷阱。在疾病面前，病人的顽强求生热情和家人的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甚至试过在报纸一角刊登广告的一家河南医院，而那显然又是另外一个商业陷阱。最后，她父母花费大笔积蓄，只为了在最后接受一个在开始就知道无望的结果。　　一位是我的同事。在她消失了半年，终于又来上班的第一天，我约她中午出来吃饭。这半年，对于40出头的同事来说，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挑战：她陪着突然诊断为癌症的丈夫走完了最后一段生命路程。这半年对她来说，意味着生和死，健康最终投降于疾病。那天吃饭时，同事和我谈起关于健康和疾病、生和死的话题，她还提到一本同样探讨生死的新书。她说，这本书给了她40年来最贴近的思考。她还说，没有思考，内心实在难以得到平静。“他一直到临走前还认为自己仅仅是零件出了错而已，能够修好，而我，也实在难以想象疾病的无情。”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过去的一两年中。整个2005年夏天，我没有按照自己的冲动去写篇小说，而是写了这本《医事》。我是一个曾怀着从医理想去念了8年医科的医学生，但毕业后却没有当医生，而是去了美国从事基础研究，然后回国做新药开发和医药推广。在医院还是公司？中国还是美国？北京还是上海？……这些选择中，都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无甚遗憾。如果要论遗憾，那就是我17岁报考协和时的那个悬壶济世的理想主义之梦，因为现实种种，未能成真。但我生活的一部分，已打上了医学的烙印。　　自学医近15年以来，医学展现的是一个无比纷繁庞杂的世界。大家所要面对的医疗也不是十几万字可以涵盖的，更多时候，问题和答案一样多。但因为曾经受过的医学生教育，因为我多年来怀揣却未遂的人文医生的理想，因为曾做过医学基础研究，因为现在每日从事医药工作，因为其间我目睹过种种患者、朋友生病的经历……这样的思考，也许具有了某种多样性和多角度。但愿这多少能启发你重新去打量我们生活中的部分真相，重新调整和它们之间的距离。　　如果你在读完这本书后有所启迪，也许是我通过别种方式实现了17岁时的从医梦想，也许离开的那份遗憾会少一点。这就是写这本书的初衷。　　感谢本书策划方希，感谢陈彤、孙敏、师永刚，感谢胡圣天、曾小峰、孟凡强、尹佳教授，感谢陈村教师，感谢鲁重美、朱元钰、袁钟、汪丁丁、赵汀阳教授，因为这本书和诸位结缘，获得大家无私的帮助，对我来说是写作本书的最大收获。感谢给我来信的读者朋友。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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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之痛(1)---------------

　　—医学观察系列访谈　　“医事之痛”医学观察系列访谈意在用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多方位探讨医生、医药、医学和医疗体制的各方面问题。作者讴歌女士作为常在嘉宾，与医学界知名专家、中年学科带头人和医药领域权威人士就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和广泛讨论，连载于博客网。现选取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访谈嘉宾?　　胡天圣教授：　　世界知名眼科学教授，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同年考进北京协和医学院，于1955年毕业。博士研究生导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防盲委员会顾问、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委、国际眼部炎症学会执委等职。　　曾小峰教授：　　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副主任、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中华风湿病学杂志》编委、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学会委员、北京医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审专家。　　孟凡强博士：　　精神科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原北京某三甲医院副院长，2000年以来历任著名跨国医药公司临床科学首席顾问，2005年起担任某中美合资医药咨询公司副总裁。　　医患关系的今昔对比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时空调查》栏目有一期提到，有94%的人认为与10年前相比医生的声望有下降的趋势。　　胡天圣：声望下降，甚至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既有整体的政策问题，也有部分医生的道德品质问题。比如，外地的病人经济上不是都很宽裕，千山万水地跑来是希望医生能够帮他解决问题。我看到有的医生写的门诊病历简单到只有几个字，就觉得很痛心。　　主持人：医患关系的紧张，是医生应该更多地反省吗？　　胡天圣：我觉得医生需要更多地反省，更多地要求自己。现在有些医生对病人太马虎，平均给一个病人的时间不到七八分钟，有的光开化验单，有的几句话就打发了。如果说患者因此对医生产生质疑和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医生是需要多加反省的。　　病人家属打医生、打护士的情况是有，但这是比较个别的情况，可是医生、护士对病人照顾不够，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个别。有很多病人来北京看一次病很不容易，我自己做了点滴的努力，想办法建立了一个进修生网络。我的进修学生散布在全国各地，我看完一个病人，等病情稳定后，让他回去在当地医院找在我们这儿进修过的医生。周日我在家里，在电话里和进修生讨论病情。这样一个“网络”对节省病人的看病支出是比较方便的。　　主持人：解决医患关系的紧张，仅仅是提高医生的道德水平，这样的效果大吗？　　胡天圣：医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会受社会的影响。和上世纪50年代比，社会道德水平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整个社会的影响，不能只说医生的道德水平。　　讴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见过许多离开这行的人，其实是非常优秀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专业。可能就是因为待遇或者对行业声望、处境的看法，迫使他们离开。现在好多医生，子女都不愿意学医，他们大多数也不希望子女再去学医。医生这个职业的声望，是需要大家共同建设的，并不仅仅是医生自己要求自己的职业道德。　　主持人：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　　胡天圣：医德、医术兼备，病人放在第一位。　　讴歌：比较现实可行的标准，就是要保证服务，尽自己所能保证医疗质量，然后在这些前提下争取比较合理的回报。　　看病难和医学资源浪费　　主持人：目前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症结在哪儿？　　胡天圣：城乡、地区的医疗水平差别太大，这是主要原因。　　曾小峰：看病难，实际上只是局部看病难，看大医院的专家难，但是社区医院、小医院的医生都快下岗了，他们没事干。　　医学是科学，确实存在着水平高低一说，有无良好的训练有很大的差别。要成为专家，就必须成为专科的医生。像社区医院，是面向大众健康的体制，不一定非常专业，但至少知道疾病属于哪一方面，如果处理不了，可以建议病人看专科，这种形式肯定是发展趋势。　　对于常见的感冒等基本疾病，教授和一般医生的处理是一样的，所以这类疾病，不一定要看专科的教授，这是资源的浪费。当然有一些社区医生处理不了的疑难病例，就应该转诊，但是现在我国缺乏这种机制，没有规定社区医生应把病人转到哪里。转诊是无序的，需要病人自己找，而且很多医生的工资要看自己的劳动所得，没有病人就没有钱，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那结果肯定是实在不行了，才会让病人走，这样就会耽误病情。　　讴歌：造成目前这种情况，除了国内现在没有健全的社区医院和全科医生制度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某些基层医生的素质，相比大医院，误诊误治、延迟治疗而耽搁病情的几率比较高，我们可以在报刊上频频读到。同样的疾病，看社区医院和大医院，可能思维方式和考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巨大的供需矛盾有没有缓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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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之痛(2)---------------

　　曾小峰：必须靠体制。现在三甲医院和其他医院可能治疗水平有一定区别，但是挂号收费基本是一样的，为什么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倒闭，甚至发不出工资？用同样的钱住饭店，地下室和王府饭店，如何选择？肯定是王府饭店了。　　专家教授一两天培养不起来，至少要10~15年的时间，才能培养出一个能够称得上专家的医生，这也是医生这个行业跟其他行业的不同。　　主持人：体制上暴露的弊端，是否会体现在医生和患者关系的对立上，但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　　曾小峰：现在经常有报道说，医生见死不救，如果是医生责任心的问题，那是要谴责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制度问题。比如，来了个病人看急诊，需要抢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抢救需要药，病人必须去药房里取药才行，如果因为没钱等原因，取不了药，就说医生不救人，这就有点偏颇了。有的医院，病人欠费了，最后甚至要医生来出。　　基础医疗和消费医疗的区分　　主持人：什么是基础医疗？自己花钱买的服务可以定义为医疗消费吗？　　讴歌：基本医疗保障和带有医疗色彩的消费，不同医疗体制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定义：如果是市场化色彩非常强的国家，可能会认为医疗行为就是消费行为，而类似英国这种相对以社会保障和国家扶持为主的，可能就会认为大部分医疗行为都属于保障。　　孟凡强：传统医学的定义是指为了预防和治疗患者的疾病，并使患者得到最大程度的康复。而比如割双眼皮、隆鼻、乳房重塑、处女膜再造之类，跟医学相关，但都不是传统医学的范围。　　自己花钱买的医疗服务就是通过医疗手段进行的个人消费，与国家负责的部分完全是两码事，我们确实需要将基础医疗保障和消费医疗区分开。　　主持人：病人和家属在医疗活动中到底是不是消费者？我们是否可以对医疗行为进行划分，基础医疗有相应的监管体系，而消费医疗则享受消费者待遇，获得消费者权利的保护？　　孟凡强：这就是困难所在。按照我个人的思路—也许卫生部不同意这个想法—一些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而一些最高的学术机构，比如协和医院、北大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等，其中的一部分也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另一部分则提供更高的消费医疗，这两种服务甚至从医疗主体上就要划分开。看病确实很复杂，收费不能一刀切，需要坚持公平的原则，风险分担，广泛受益。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医务人员一定要了解基础治疗和消费医疗的区别。有时治病救人是给他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但在有些地方则是做“生意”。比如各种美容手术、器官移植、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就不属于基本医疗的范畴，而是患者的医疗消费。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所有进行基本医疗的医生都提供宾馆般的服务，但至少提供消费医疗的从业者应该有服务的理念和态度。　　如今，我们到超市、餐馆或者任何其他地方消费，我们都是消费者，而唯独到医院就不行，那怎么能让别人接受？医生的心态没有调整好，医患之间就很难达成真正的理解。　　中国很多基层医疗机构—如合作医疗—都解体了，但这些机构应该重新改革建立起来，大城市中的地段医院、基层保健所也应有所调整，让其承担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不是成为所谓的治疗不孕症、肛肠病、肝病、肾病的“中心”，致使街道医院广告漫天飞舞。大学附属医院提供基础服务的不应当是现在的专科医生，而是全科医生，也叫基础保健医生，这部分医生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学习就能达到要求，国家对他们的投入相对小。在一些大的城市，因为消费者群体众多，部分大型医院基本上属于消费型的医院，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定价，市场会自然调节。　　基础医疗中药物和治疗都应当是最基本的，剔除贵重药品不会影响患者的医疗质量，消费型的医院则真正从服务模式和服务质量上获取生存空间，同时国家起到监管的职能，进行正确的管理。　　什么是过度医疗　　主持人：近来，很多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了“过度医疗”这个词，以前觉得自己被照顾得不够，现在发现被“照顾过头”了。过度医疗到底跟哪些因素有关？　　讴歌：在我看来，过度医疗分两种：一种是医学发展到今天，本身的一些缺陷，比如对检查的依赖，已经开始超过医生在更早期的主动判断，有些检查可能不是非做不可，但做了能提供更多的明确信息；另外一种，就是已经违背了医学最基本的道义，明知故犯，比如修改病历、重复收费……　　孟凡强：过度医疗是医生在临床工作中发生了超出正常疾病诊断、治疗、化验、检查之外的医疗行为。换句话说就是让患者做不该做的检查（或更为昂贵的检查/化验），服用不必要的药物（或者更为昂贵的药物），以及进行不必要的手术或介入操作。　　导致过度医疗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体制的问题。我们现在说的过度医疗主要指公立医院（个体、私营医院更毋需多言）。虽然名义上是公立医院，如各省的人民医院、各大学附属医院，但是从工资结构来看，国家只给40%的工资，60%需要医院自己创收，而且这只限于工资。现在医生的工资收入只是整体收入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另一部分是奖金，完全从医疗行为中产生。这些国有大型医院实际上也在追逐利润，因而就很难避免过度医疗，个别的厂矿、企业医院经济上几乎完全自负盈亏，钱从哪儿来自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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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之痛(3)---------------

　　为了增加收入，有些检查可做可不做，医生可能建议做：第一，锻炼了年轻医生的技能；第二，增加收入；第三，可能会对疾病诊断多多少少有一点帮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会是过度医疗。　　其次，医生方面的原因。医生通过多做一些事情，多拿一些收入，有时是有意的，但有时纯粹是因为疾病未充分发展，医生一时不能识别出来，或者医生经验有限—此时的检查会更多。　　最后，不能忽视的第三方面原因就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的因素。包括很多不同的情况，比如一部分患者不管检查有用没用，先做了再说，这里面有自费看病，但更多的是公费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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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希望遇到一位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我希望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解决我性灵方面的问题。他最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灵性的导师。

---------------一针扎向医学的敏感伤口(1)---------------

　　在一个网站，看到这样一篇朴实的短文，一个台湾网友写的，题目叫《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我希望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解决我性灵方面的问题。他最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灵性的导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没有钱，他都愿意帮助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刻他能帮助我站立起来，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他能让我重燃信心。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他会随时跟我分享他心中的想法，让我知道他，也让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我们应该要时常对话，不对话没办法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医院的气氛好，不管对医生对病人都是一种福音，你说是吗？　　文章写得朴实，就像我们心底希望的那样。但你读完，肯定还会感叹：在眼前这个世界里，能达到这五个“希望”的医生在人群中的比例，基本等同于恐龙在生物界的比例。只是你心中依旧掩藏着这样的希望—虽然一旦进入那个“冰冷”、“官僚”的医疗世界，大多以碰壁收场。　　如果有人说这样的医生确实存在，那可能首先是出现在教堂，而不是医院。这件事，相信我，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一样。　　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正一步步进入科学至上的世界。那些头戴新概念面世的新药、巧夺天工的医疗技术、铺天盖地的研究进展信息，让人在美丽新世界中眩晕。但在繁花似锦的背后，医疗也已经变成多种复杂关系的大杂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温情似乎再也无法重燃。这不免让人神伤。　　如果你面前有两位医生，一位技术高超但待人冷漠，一位医术平庸但和善慈祥，你会选择哪个？　　相信大部分人还存着一线希望：为什么不能两者兼有呢？　　朋友小何说，如果只能选一个，她会选择后者。这个年轻人向我历数自己为数不多的几次看病经历，试图从其中找出—一个普通人在复杂医疗世界的立足之道。而在她看来，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　　小何的一次看病经历，是在被老板恶整的那几个月中。成为“办公室政治”牺牲品的她，郁闷至极，经常感到胸口闷、呼吸困难、心跳快、手脚麻。她脖子看上去也有点肿，以为是甲亢，去医院看了好几个科，医生都是给她开了化验单，然后看了看化验结果—没事，回家待着吧。　　“最后看了个内分泌科的年轻小医生，她看了我那些全是正确答案的化验单，可能看我挺顺眼，也可能碰巧那天不太忙，她就问我最近有没有经受过什么打击或者不顺利。我看她那么面善，就聊起了被老板恶整了好几个月的前前后后。结果，聊完了，感觉好多了。后来她告诉我这叫过度换气综合征，我用她教的方法，不舒服时对着一个塑料袋呼气吸气，感觉好多了。　　“这么说吧，如果我面前有一位技术高超但比较冷漠的医生，和一位医术不高但为人和善的医生，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后者。我觉得起码他比较在乎我，有人情味。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　　可惜的是，医学的发展，可能是以丧失温情为代价的。被后辈尊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乔治·萨顿（GeorgeSarton），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注意到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是人情味的丧失。　　“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医生已经不再是医生了，而成了医学技术专家、操作工、医学官员，以及精明能干的生意人。　　乔治·萨顿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影响了后来许多人，“现代科学之父”的荣誉非他莫属。20世纪40年代，是个什么时间概念？其时，世界上第一台ENIAC电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明的青霉素，作为人类治疗细菌感染的第一个武器闪亮登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挽救了大量美英盟军伤员的生命。而卡介苗和链霉素在40年代横空出世，人们畏惧多年的结核病终于得到了有力控制……科学挥舞着大臂，气势恢弘，指点江山，改变山河，一派繁荣景象。　　但冷静温情兼具的乔治·萨顿，怀着人文主义的最终关怀，并没有被眼前热闹的科学浪潮所淹没。他果敢甚至大胆地描述了科学发展可能带来的冷漠，人情味可能会因此面临枯萎和消亡：　　“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于是在他心中可能滋生出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平静、冷漠，然而是可怕的激进主义。”医学一路向前的发展过程中，会迷失并陶醉在纯技术的世界里—如果不及时纠正，有可能就付出了丧失人文关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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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扎向医学的敏感伤口(2)---------------

　　一针见血的预测，正扎在医学的敏感伤口上。因为医学，其实是一门时时需以人为本的科学，而现在它面对病人，则显得平静、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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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来了(1)---------------

　　小何因为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再去医院看病。她问我意见时，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的话，那么你去吧，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天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因为这年头，肯定是一大堆检查先行。最近小何换了个好上司，她身上也找不到先前“过度换气综合征”的踪影了。心情不错的她，做好了不厌其烦的心理准备。　　她去了医院，医院的导医台先是把她分到了妇科，她挂了一个40岁左右的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其中有些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跟她说这些检查结果出来了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都出来了，医生告诉她：“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小何又去了骨科。　　“我这里没事，你去××科看看。”小何学着那些专科医生的语调，问我，“你们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我无奈点头：“是，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没见现在是严格分工的时代？大公司可以把员工当一台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进行定位，医生就不可以也是这样一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这么说，多少有些无奈和不甘，但医生真的有沦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的那一天。　　几天前，朋友打电话问我：“你有没有看高血压或是神经科的熟人？”他说他母亲多年的高血压，最近经常耳鸣、头疼，几年前还做过肠道肿瘤的手术。他担心母亲脑子里有肿瘤。　　我问他之前看过哪些医生，他说去过北京有名的心血管专科医院，“但那些医生又不是熟人，不怎么用心，也不认真听我们讲病情，我都不能肯定他们听进去了没有。一边看病一边开药，我们病情还没说完，药已经开完了，开的药跟以前也差不多”。　　我知道了，他至少想找一位认真听他们说话的医生。然后，他还问我，能不能把各个科的医生都聚在一起，给他母亲看看，多出点钱也行。我很肯定地粉碎了他的想法：在门诊几乎不可能，必须得一个科一个科地转着看，只能采用排除法。他无可奈何地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我托人给一位熟识的高血压专家打了电话，说：“我的一位朋友他妈去看您门诊，麻烦关照。关键是您要仔细听她描述病情，关心她，多问几句。”据说看完后，带走的是一张药名相同的处方，但朋友心情不错，说要问的全给解释了。　　我们来看看医学在繁荣发展的同时，怎样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迹，又怎样导致今日的医生和病人一时间难以收拾、难以缓和的尴尬关系。　　“医学院中充满理想的年轻学生，成了蛮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的医生”，在现实工作中，医学生们常能感觉到人们质疑他们的职业态度，人们也已经感觉到医生的相应反应—渐归冷漠。　　除了归罪世风日下外，冷漠医生的出现，其实不全是作为个体的医生的错。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两个难题，让他们左右为难：左边是人们一如既往的对医生的人情味要求，右边则是医学渐朝严格分工发展，医患关系带上了越来越重的商业气息。能平衡好左右两边的高手毕竟是少数。即使是华佗、白求恩再生，在科技高速发展、分工精密的当代行医，估计他们也很难成为人人称颂的榜样。　　前面提到的乔治·萨顿早就注意到了现代科学带来的“人情味的枯萎消亡”。这样的枯萎和消亡，背后的原因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我们人人歌颂的“科学发展”。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科学的发展，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经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变成了一台装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张大民还是李大卫，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汽车维修站的技术工人一样。　　这情景和四个世纪前“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儿说的一样：人类身体不过是一台机器而已，这台机器的机能均可以用物理力学加以解释。身为数学家更甚于哲学家的他，因自己的“机器故障”着凉而病倒，在54岁时死于肺炎，出殡时寥寥几位友人来送葬。　　人情味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对一的交流氛围最适合人情味的生存。眼神、语气、日复一日的接触、连续不断……这些都是人情味所需要的成分。可以这么说，在古代，甚至就在一百年前，那时的情形还是—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那时的医学是什么样的呢？没有循证医学一说，也没有那么多精确的检查仪器和定量的指标，医生主要靠经验、靠感觉。虽说后来加上了一些处于朦胧阶段的零星科学知识，也依然脱不出经验科学的形式。在这样的情境下，从对病人的诊断开始到治疗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中完成的。在这直接接触的过程里，医生与病人情感上的联系一直连续不断。　　那时的医学分科，远没有现在这么细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时，他有着朴素的、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整体观。医生面对的是整个病人，他可以对病人从上到下、从心理到生理全面地考虑。因为这样连续的情感交流，因为这种不加分割的生理心理治疗，“人情味”成了那时的医生和病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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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来了(2)---------------

　　就像在《再造“病人”》一书中描述的：在西医经过床边医学、医院医学到实验室医学的演变之后，对疾病的关注，相应地从病人自己感觉的症状，变为医生经各种仪器检测得到各种数据。即使是一位满怀爱心的医生，专业训练也迫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除去“人”以外的检查、数据和试验报告上。病人自己感觉到的症状，用自己的生活语言向医生表达的主诉，不再是治病的重要依据，而医生日渐变得专门化的术语，更是完全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一个全新的被动的现代病人诞生了：他对自己的病情完全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忍耐。　　就这样，现代医学的发展付出了人情味的代价。而我们显然完全沉浸在神奇科学的狂欢中，将另一层面的世界遗忘了。在技术突破的同时，科学打破、剪断了原先医生和病人之间那种连绵、浓重的情感关系。　　虽然乔治·萨顿早就警告过，“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我们依旧看到医学发展沿着“科学至上”的轨迹一路向前，沿路扔掉的是—人文关怀。它也不曾真正去寻求那些其他不同的力量—宗教或者是道德力量的帮助。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人们开始利用X射线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我们去骨科、呼吸科看病，多半会被派去拍这样的X光片。我们是如此熟悉这种X光片，在电影《孔雀》里，导演顾长卫让“爸爸”拿出这样一张X光片，折起来，开“姐姐”房间锁着的门。　　有了电子计算机之后，CT发明者开始想办法，把电子计算机和X射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医院里，出现了一种外形精美的新式机器—CT扫描仪。这样的机器有着做工精美的控制台，启动工作后显示屏上会显现出病人检查部位的图像。医生可以从CT机里随时调出每一层的X线照片，照片上的图像与检查时显示屏上的一模一样……一个有肺部肿块的病人，先被一张CT检查单派遣去做这样的检查，然后等取到那一袋图像时，再折回来和医生对话。　　可以这么说，现在没有一个医生面对怀疑患有肺癌的病人，不先让他去照CT。因为医生们几乎离不开这些看上去精确、客观的检查了。不仅仅是器械检查，还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检查，但这些检查散发着某种“冰冷的物质气息”，它在第一时间就下了手，削弱了医生和病人的交流，割断了他们之间人情味的气场。　　1953年4月25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和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的文章，他们给大家描绘了一种既具有生物学意义，又具有美学意义的双螺旋结构。生物遗传分子DNA“美丽的双螺旋结构”，让这两位年轻人手捧诺贝尔奖杯。如今，这一双螺旋结构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声名远扬而深入人心。　　DNA的双螺旋结构被公认为20世纪生物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揭开了我们身体中最本质的奥秘，是这一发现让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从此深入到DNA水平。　　我去美国的时候，已是DNA双螺旋理论诞生40多年后，像每一个在美国做医学基础研究的人一样，我所做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成天围绕DNA打转。这样的DNA对话氛围，甚至被国内新东方“签证泰斗”徐小平巧妙地运用在签证实战案例中：一位国内学生物的博士要去美国做基础研究，但英语口语极差，徐老师给他支的招是告诉签证官—我去美国是和DNA对话，而不是和人对话，而以我的教育背景和实验技能，和DNA对话起来如鱼得水。　　有天傍晚，一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混了多年的同事告诉我，晚上在费城图书馆有双螺旋结构发明者之一的詹姆斯·沃森的讲座，问我去不去。作为一个不知不觉间已和DNA产生瓜葛的研究人员，我很想去“瞻仰”一下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奇怪的是，在看到这位DNA双螺旋画家的第一眼，我激动了片刻，但随即便陷入了对眼前所从事的研究的质疑之中。　　眼前这样一种以和DNA对话为荣、而非与人对话的大环境，正在暴露我们纠缠于细节的毛病—我们在细节上针针线线地斟酌，整个画面对我们来说不再重要，或者说，这画面信息量过于庞大，难以全盘掌握。　　而现代医学最得意的莫过于无限开放式的发展，永远都在累积，永远没有收口。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入，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基础医学研究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比如一个感染的病人是什么微生物在捣乱，一个癌症患者的肿瘤细胞在显微镜下长什么模样，他的基因组在哪里发生了错误。在追究生物学病因的过程中，那个感染了微生物的病人，似乎反倒没有病因那么重要；那个基因发生变化的癌症病人，似乎也没有变异的基因来得重要。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被这些挡在中间的东西给分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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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来了(3)---------------

　　医生就这样“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科学主义的氛围让他们越来越自负地认为，只要解决了技术上出错的原因，也就是病因，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医生开始更多地治病而不是治人，疾病背后那个特定的病人，反倒不再重要。在医生眼里，病人就是医生职业机器上可以彼此互换的齿轮。尽管有的医生医术高超，但也只看到病人身上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漠视或者无暇顾及这些问题是发生在谁身上。　　像以下这样的对话发生在门诊，绝对稀松平常：一个男病人去泌尿外科看病，医生直奔主题—“脱下你的裤子，让我看看你的生殖器”。摆在他面前的病人，只是盛着一堆毛病需要他治病的容器而已。　　如果你站在一个上了规模的医院的门诊，仅仅看内科，你就会发现有心血管、呼吸、肾脏、消化、感染、内分泌、风湿免疫……诸多门类的科别。这样细密的分类在一百年前绝对是匪夷所思的。医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但范围却日益缩小”。因为一个“腰疼”，我们要转遍妇科、肾科、泌尿外科、骨科，面对四位不同训练背景、不同主张的医生，只是因为每位医生只关心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系统。一个病人，如果身上有不同系统的毛病，像朋友的妈妈，既有高血压，又有消化道肿瘤病史，她去看病时就只能逐科轮转，无奈地“采用排除法”。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一个医生一个病人的时代了，医学在情感上失去了往日对人的专注。　　在《展望21世纪》这部被译成21种文字的对话集中，两位来自东西方不同背景的大师，在上世纪70年代的伦敦，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的对话，其中也谈到了医学：　　科学对一切事物客观地审视，摈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自然就成了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就成了与医生割断精神交流的客体。医学在本质上需要理性指导的冷静透彻的科学思维方法，但同时，不，更重要的是需要温暖的人情。　　这两位大师一位是汤因比博士，英国历史学家，另一位是池田大作，日本宗教和文化活动家。池田大作的一生似乎一直在和不同背景的人对话，比如金庸、基辛格、威尔逊、罗古诺夫、贝恰……希望能多少改变一下整个人类的宿命。　　医学似乎在人文的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而在医学“科学主义”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时，接近平民的温情，可能恰恰是医治人们对医学冷漠偏见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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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沉默的暴力”的消费者(1)---------------

　　19世纪中叶，西医逐步渗入中国，渐渐开始改变中国人对治病方式的选择，也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医患关系。　　中国传统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那时的医生，不用现代科学的标准作为治病依据，凭经验诊病，像书中记载的“常用平稳之方治半轻不重的病，以维持声名”。而那时的病人，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式，有着让现代人艳羡的自主控制空间。为了让病人满意，医生必须用人性化、生活化的语言来解释病情。病人自己感觉到的症状，更是医生关注和诊治的焦点。病人在选择医生时，对医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缺乏耐心，时不时就更换医生。医生对病人谈不上负责，也没有太高的威信。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医生相对比较被动，也比较难树立自己的权威。病人占了上风，他可以自由选择医生，有时可能全家都上场，一起参加治病过程。　　此外，整个传统的看病过程，几乎都是在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气氛中进行。医生要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解释病人用口语诉说的症状，看病和护理又多半是在家中完成，家属积极参与，和病人的日常起居也保持着不可割断的亲情关系。而西医引入了“医院”这个封闭的空间，强制性地把病人的身体和他熟悉的日常生活分割开来。《再造“病人”》中如此描述：“在中国某个时期，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往往可以置换为：日常生活和医院空间的对立关系。”“医院”这种特殊的地方也导致了医生和病人之间一定的隔阂和误解，人们容易对“医院”产生恐惧和不信任。　　当西医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之后，带来了医院这个神秘而隔阂的空间，带来了听诊器，带来了手术台，带来了各种实验仪器和检查设备……它们统统制造着如福柯所言的“沉默的暴力”。　　面对着这些“沉默的暴力”，正如有人概括的那样：西医在改变传统的医患关系时，赋予了医生对病人的权威和责任，同时也改变了病人在医疗中的主导地位。面对着这些“沉默的暴力”，病人成了一群没有权利感的消费者。　　有人做过一项调查，在中国当代消费者眼里，医疗是众多服务行业中让消费者感到“最缺乏权利感”的行业。或者可以这么说，病人是一种“处于弱势”的消费者。　　医疗算不算服务业？在中国，病人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国既不像英国那么否定，也不像美国那么肯定。如果答案为是，可能也是最没有权利感、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那些在医院碰壁的消费者们，都会这么说。　　我们平时可以选择不逛商场、不下餐馆，但病人作为消费者的特殊性在于，他“必须”去看病，这是自己的生理出现异常的情况下被动提出的需要。不仅如此，我们还对将要接受的医疗服务知之甚少。逛商场、下饭馆是去享受，是给生活增色添香，但我们到医院里是去寻找医学这门科学的帮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自由选择商场里看得顺眼的售货员，可以质疑餐馆里的碗盆筷碟和服务质量，但我们作为病人，却几乎没有选择医疗质量的自由。事情还不止这么简单，在这样的关系中还加入了一定的，但并非是完全的经济关系。我们付出了金钱，可面对的服务质量却因为没有竞争机制而流于空谈。因为在中国，目前大部分医院仍然属于公有。　　中国病人为什么没有权利感？除了对医学及医疗服务质量不满意之外，中国病人还认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对称，是因为医生这种职业本身，救死扶伤、关系生命，是因为培养一名医生需经过一整套高度严密、高度专业的训练，而这些内容可能是普通人无法通过平常的信息获取途径搞懂的。这种不对称，还因为普通人对身体、对疾病的一无所知，而耐心、体贴入微、愿意把所有疾病知识一一道来的医生正濒临绝迹。一份调查显示，有相当多的医生认为，这种信息不对称是理应存在的，他们认为医疗服务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而病人多半不能理解这些技术的细节，病人不能随便要求医生做这做那。而到了病人这里，信息的不对称，暗示的可能就是—关系的不平等。　　当冷漠的医生把眼神投向病人时，病人感觉自己是无助的弱势群体，没有权利感的消费者。在目前的中国医院，无所谓医疗行业竞争，服务态度和质量也就注定起不了决定作用。　　一个中国病人和一个美国病人在消费之前，就注定了保障环境的不同。中国病人想要保护自己的权利，目前只能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比之下，美国的病人已经成了名正言顺的消费者，他们经过几十年的争取，已渐渐获得了消费者的真正身份。早在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消费者权利法案中就已经提到要“保护消费者健康”。而从1975年起，美国开始放宽对医疗机构的广告限制。　　1997年3月，克林顿任命了医疗行业消费者保护和质量顾问委员会。一年后，委员会公布了一篇报告，名为《质量第一：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更好的医疗》。其中的“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篇”提出，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有三个目的：　　第一，增强消费者的信心，让他们能感觉到医疗系统是公平的、负责的，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消费者能通过有效的渠道反映他们的担忧，鼓励消费者为维护自己的健康去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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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沉默的暴力”的消费者(2)---------------

　　第二，重申医患之间的紧密关系有多重要；　　第三，明确医疗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让消费者知道自己在医疗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而在列出的病人七项权利中，包括了知情权、选择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计划的权利、紧急情况下使用急救服务的权利、参与决定治疗方法的权利、免受歧视得到尊重的权利、要求保密健康信息的权利以及投诉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报告中，还用相同的篇幅提出—作为医疗消费者，为了保证权利兑现，还必须要履行一些义务。这些义务有：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参与自己的医疗决定，和医务人员合作达成一致的治疗计划；完整向医生提供相关信息，明确和医生沟通自己的需求；认识到医疗科学存在风险和局限这一事实，认识到医疗人员作为人可能会犯错；认识到医务人员有义务有效地、公平地给其他人提供服务，对其他病人和医务人员表示尊重；充分了解自己的医疗计划，遵守相应的规定；交付医疗费用……　　而在中国医疗里，真正关注过病人这一群体的权利和义务吗？中国病人了解自己有哪些权利，又必须履行哪些义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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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困境：好医生还是牛医生(1)---------------

　　一位带着满腔热情开始工作的年轻住院医生，曾经在一篇小说中这样描写她的困惑：　　有一回大家在看报纸，那记者煽情地写了一个故事：某个伟大的医生，在飞机上碰到一个突发气胸的急症，于是灵机一动，就地取材，拿出水果刀，开了一孔，用钢笔筒当引流。下面就是家属如何感激涕零之类。看得我心潮澎湃，不由得问梁主治医：“梁老师，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喉头水肿或是气胸什么的病人，你会怎么做？”　　梁主治头也不抬：“关我什么事？！他家属送到医院来，我就处理。”　　我无奈：“要是在荒郊野地里，送不到医院来，那怎么办？”　　梁主治：“我又不会到荒郊野外去！”　　我追问：“那万一呢！万一你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没有别人，只有你，只有你可能救他！你会救他吗？”　　梁主治终于抬起了头：“这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就能保证救得了他？万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该负什么责任啊？有病历记录吗？有人证吗？你保证你是为了救人，人家会怎么想？”　　和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一样，中国病人也开始领会到《世界人权宣言》中“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的真正含义。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脆弱不利的地位。在民权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冲击下，病人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脆弱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就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更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这时的医院成了暗藏危机的暴力环境。　　2005年的夏天，50岁的福建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一患者连砍数刀，因失血过多而身亡。在网上，继此新闻之后的一千余条评论中，有80%表示“理解”行凶的病人，有网友说：“医患矛盾主要问题在医生，患者由于医疗知识的缺乏，完全处于被动，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借来的钱，到了医院后，稀里糊涂地钱就没有了，可病还没有看好。患者及家属心中的怨愤到哪里去发泄呢？”2005年北京电视台还报道了一则新闻，一位70岁老人因医患纠纷在医院病房抗战4年余。他在病房的根据地，俨然是个家，锅碗瓢盆、电视，甚至养鱼缸……一应俱全。　　在对中国200多位医生“你是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的调查中，医生们的回答是“太多了”、“我刚刚还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两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纠纷，轻则谴责怒骂，闹得不愉快；重则患者告上法院，医生遭受暴力。问医生最怕什么—“医疗纠纷”。而在这些医疗诉讼案中，患方永远都是“弱者”，社会舆论也大多会倒向“弱者”。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无过错赔偿”一度竟然造成这样的影响—要发财，闹医院。医生面对病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2006年3月的搜狐网站上，登出了一封落款为“热爱国家也热爱人民的北京医生们”的来信，题目是《我们是医生，别太伤我们的心！》，信末写道：读2006年2月27日《新京报》“公众希望医生是廉价劳动力”后有感而发。几天内，在这封来信的后面跟贴多达万条，留言者多是工作在医疗一线的医护人员。　　现在全社会都在骂医生，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医生拿回扣和红包造成的。我们是北京著名医院的高年资医生，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几乎没有拿回扣的，我们真的是在凭自己超负荷的劳动，挣一份比有些垄断行业低得多的工资！　　除了给病人看病，我们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医学研究和教学上了。为保持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了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的职称，我们要不停地考试和学习；为获得医学研究经费，我们要写各种基金的申请标书、要看大量的英文文献，做试验、指导研究生，并花大量时间和国外的同行保持联系。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时间，只有压力和奉献。在我们医院，大部分医生每天的生活和我一样。　　面对媒体和老百姓的谩骂及误解，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们在沉默着；面对每天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成千上万的门诊病人，我们依旧在认真地做好医治工作，希望那些辗转数家医院，充满期待的父老姐妹们能因我们的劳动和精湛医术而获得最后的诊断，把有限的救命钱花在刀刃上。　　我们不敢奢望获得全社会的理解，更不敢奢望获得和我们的国外同行相同的劳动报酬，但我们希望得到尊重！　　我们理解国家医疗改革的复杂与困难，我们愿意，也已经为全社会人人享有医疗保险的那一天奉献了我们的劳动！但在我们奉献的时候，请关注我们！请尊重我们！我们是骄傲的，别太伤我们的心！！！　　一位曾经半夜还接听病人电话的敬业的内科专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年，我们医院被病人告到了北京，我也被拉过去打官司。一个在医院肾内科住院的小女孩，病情危重，我去会诊，觉得可能是狼疮肾。我们合力抢救了三天三夜没合眼，总算度过了危险。半年后病情稳定，有一天她又去另外一家医院就诊，一个医生对她妈说：“现在看是肝豆状核变性，根本不是狼疮肾。”她妈听了，就转过来起诉我们，先是在上海打官司，后来不服又告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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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困境：好医生还是牛医生(2)---------------

　　我是拿着国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标准去北京的。当时的情形完全符合诊断标准，我们还一一核对了病历记录。看见她妈我就气。当年，为了抢救她女儿，我们累得精疲力竭，要不是我们果断地决定用激素冲击，可能小女孩都过不了那一关。经过激烈的辩论，法官判她败诉。　　这位专家提起这事依旧难掩气愤：“说实话，这样的病人是中山狼，这种医患关系几乎就是农夫和蛇的故事的翻版，让人心寒。”　　在一次骨科读片会上，我目睹一个城市的200多位骨科医生在讨论一个病例。病人是个股骨头缺血坏死的老人，需要做人工髋关节置换，但老人家里一贫如洗。主管医生心生同情，对病人说看能不能尽量向厂家争取免费的髋关节，结果为老人免费换了一个国产的人工髋关节。病人感激涕零，但一年后，觉得髋部疼痛并且活动困难。家属领着病人来医院找医生，医生向他们解释临床上确实也有置换术晚期失败的例子，原因可能是假体松动、磨损、假体周围骨折……但这些因素在临床上还不能预防。家属一口咬定这就是医生的责任，要求给老人免费做第二次翻修术，并告到医务科，医务科也判定为医生的责任。　　在场的200多位骨科医生，除了详细讨论骨科手术的细节之外，每个人都听到了当事医生的感慨：“做好人未必有好报，除非你能坚持一辈子做好人，不计后果，无怨无悔。”　　看看现在的我们所身处的舆论环境，各种各样揭露社会弊病的报道见诸报端，触目惊心。不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我们都会经常看到归类于社会新闻的医疗事故报道：手术器械遗留腹内、误诊、漏诊、用药不当、手术致残……这样的报道，挑战着我们脆弱的神经，让我们的脊梁一阵阵发凉。身为平凡的小人物难以掌握暴露的大环境，我们平添的只有忧心忡忡。前几天我还收到一则逗趣的短信，医生也被编排其中：　　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作为病人，因为本身不具备判断医疗过程正确与否的知识，往医院里一站，就立刻成了弱者。因为是弱者，我们更强烈地希望能找到有力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让强者无法或者尽可能少地侵犯我们的权利。还好，我们起码还能衡量结果，起码还知道医生的服务态度和质量，这时，法律似乎是弥补这种“弱势地位”的唯一可靠的保障。我们也看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的效果—在与医疗事故的斗争越来越正规化、法律化的过程中，医生们拧紧了那根叫“责任”的弦，虽然有的是被动拧紧，有的是主动拧紧。不管怎么说，在“医为仁术”已渐渐失去它的道德土壤时，这种斗争具有了某种可以量化的、可衡量的、积极的意义。　　但我们依旧不能忘记人情味的温暖。只是这回，是医生向病人要求的“人情味”。　　一位朋友的乳腺外科经历，在我看来，是一例绝好的讨论医生和病人关系的题材。这题材的丰富性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医生冷淡病人、病人埋怨医生的反面题材，也不是医生爱护病人、病人感激医生的正面颂歌，它也不同于那些免不了夸大新闻点的负面医疗报道—那些作者们试图只用略去某些细节的事件，来说明一个武断的结论。这位朋友的经历高潮迭起、一波三折，本已山重水复，却又峰回路转。　　这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最初去看的是一位70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这位身材高大的专家曾在给我们上课时，颇有气势地大臂一挥，用他的潮汕口音激昂地说：“中国妇女乳房被一刀切去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用科学的口吻说：“中国有一半妇女的乳房都经过我的手一一触诊。”我们每个人在实习时，都会抽空安排出时间，特意跟着他出回乳腺外科门诊，看看他是怎么用自己的手感诊断普天下女性的乳房是正常还是出错的。我朋友看的正好就是这位专家。那天门诊，这位专家告诉我朋友说：“没事，乳腺增生，回去喝我配的这种中药，三个月来随诊一次。”他说的这剂中药，我们当年跟他出门诊时也见过，他当时得意洋洋地说有药厂出一百万买专利，他没卖。“那些商人！”他用不屑的口气这么评价。　　我跟这位朋友吃饭时，她就掏出这么一袋中药，跟餐馆服务员要水，冲开喝下，脸上露出痛苦难挨的表情。这样过了半年，中间又去看过一次老教授的门诊，他依然是原话：“没事，回去继续喝我配的中药。”有一天，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听起来语气焦急，她说刚去做了个B超，单子上面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　　我在电话里大叹：“不会吧？一双摸了中国大半妇女乳房的手，也会有错？”朋友心情极其低落，我陪她沿马路走了半小时，一路上哀叹的都是老马失蹄，让老专家给耽误了病情。　　“一个北京大兴庞各庄的农民，种了两年的西瓜，随意一拍都能知道瓜是生是熟。你说，一位摸了几十年乳房的医生，是良性还是恶性，摸不出来？”朋友这么问我，百思不解。　　她转天拿着B超结果去看老专家，老专家仍然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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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困境：好医生还是牛医生(3)---------------

　　我安慰她说：“B超结果也确实是因B超医生而异，做的人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可能不同的。我实习的时候，主治医生看B超时都得先看看谁做的，碰到一些平庸的名字，基本得重新请高手做一下才算。咱们先这么想，心存点侥幸吧。”　　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结果居然是：边缘欠清，血流不丰富，乳腺增生，建议随诊。　　两份结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无措，不知道信谁好。　　在这两份结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变成了一个执著讨说法的秋菊，又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许多医生，无一例外，这些医生的建议都是：切出来看，病理结果一出来什么都清楚了。她又转过来问我这个医学生的建议，我说出来的话和那些医生如出一辙。她再去问老专家，老专家却仍说：“不要随便动手术，相信我这双手吧。”　　她又去做了份钼靶检查，结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她再拿着这些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一天，前面还有几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这时，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突然闯进了老专家的诊室，冲上前去，对着老专家一阵拳头落下。70多岁的老专家被打得头发零乱，表情痛苦。警察把老专家和女病人带走时，身材高大的老专家在人群里看见了我朋友，正了正色，对她说：“改天来看吧，不要挂号，直接来吧。”朋友形容说被打之后的老人，依旧像骄傲从容的老马，充满尊严地离开了事发现场，在那一刻，她突然被触动了。　　朋友是位记者，怀着高度的职业敏感，她紧密跟随着现场知情者，了解到整个事件的原委。原来，这位女病人在五年前看过老专家的号，当时因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专家动员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则复发的可能很大。这位女病人做了手术，切了乳房，五年期间倒是再也没有复发，但是她的生活却因为这场病和这次手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下了岗，离了婚，经济窘迫，生活无着。这位女病人把自己这一切的悲惨生活，都归咎于五年前老专家建议她做手术造成的。所以，五年后，她来到门诊用自己的方式发泄怨恨。　　朋友在人群中，手里捏着一堆前后不一致的检查结果，看着一世英名的老教授居然被一个有心理障碍的女病人在众人面前给打得狼狈不堪。而在这样的狼狈遭遇下，他还不忘正色和朋友说，过几天来看他门诊，不用挂号。　　几天后，朋友再去挂老专家的号时，护士说：“他今天来不了了，身体不舒服。”朋友回家喝着老教授开的中药冲剂，想到老人家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门诊。　　她又困惑地想到：为什么别的医生都建议她把肿块切了，看病理结果？为什么老专家冒着可能被病人打骂的危险，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请她相信自己的那双手？　　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馈。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尽可能给病人一个清晰、明确、可衡量的结果。朋友咨询的那些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所以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后，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算是法制社会的好医生，这样的医生四平八稳，看所有的乳腺肿块，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质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自己的责任也被摘得干干净净。我对朋友的建议也不例外。　　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不想让病人无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对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个被刀割过的乳房，终归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着可能被挑衅、被埋怨、被误解的危险，告诉病人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选择。“请相信我这双手吧。”这样的话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医生能说出来，也不知道那些怀着戒备、提防之心而来的病人，有几个愿意去相信眼前一腔真诚的医生，会不会日后肿块真成了恶性，会反过来把医生告上法庭。“你说，他图什么呀？”朋友这么问我。　　我说，这可能是一位现代好医生和一位濒临绝种的牛医生的区别吧。　　一位现代的好医生会这么说：“你这种情况，目前几项检查结果不一致，为了保险起见，建议你手术，等病理结果出来，就能定肿块的性质了。病理结果是金标准。”　　一位像老专家那样濒临灭绝的牛医生会说：“我摸过你的肿块了，我认为是乳腺增生。不要轻易动手术，毕竟手术对你来说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定期来随诊。”　　我的朋友极不希望手术，但她又不能完全相信老专家的话，第一份B超检查结果仍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她。我只好劝她说：“就像选择一种宗教信仰一样，如果你极不情愿动手术，选择了相信他的手，就请相信到底吧，也做好承担任何后果的准备。如果你仍有怀疑、戒备之心，那就听那些现代好医生的建议，切出来看看病理结果。”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种选择，我们会发现，渐渐地，我们作为病人，也开始顺应、配合现代好医生的潮流了，那就是—少废话，手术见，病理结果出来真相大白，两不相干，互不耽误，医生和病人都服气。再过些年，也许没有一位医生愿意站出来说：“手术对病人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吧。”因为没有一个病人不是带着防备而来，也没有一位医生不是绷着保护自己的弦看病。医生和病人之间理想的温情关系，这回是彻底面临尴尬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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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医学重返温情的西式“看门人”(1)---------------

　　在医学“科学主义”至上风行的今天，接近病人的温情，可能是挽救冷漠、尴尬境地的药方。国外的初级保健医生有句口号：在任何时候，首先做一个朋友、一个心腹知己！　　在美国的医疗体系中，初级保健医生（也有叫做基层保健医生，PrimaryCarePhysician，PCP）所起的效用是有目共睹的。虽然美国有了非常成型的医疗“看门人”，但一个叫埃弗里特·库普（C.EverettKoop）的美国医生还是觉得不够：“即使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医疗保险，但许多人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初级保健医生。美国需要更多的家庭医生和更多的像家庭医生一样思考的专家。”　　现代医疗服务已被分成三个水平：初级、二级和三级。这些叫做PCP的医生，他们提供的是“低水平，广覆盖”的初级保健服务。他们的努力，起码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是他们使得医学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成了生物行睦硇社会医学模式，让医学回到了温情，让医疗变得更加有序和减少浪费。他们的出现，消解了现代医学的某些缺憾，“还医学以人道主义”，让医学再次“以病人为中心”。而这样的西式武器，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初派用场。　　我们平时熟悉的家庭医生和全科医生，其实包含在初级保健医生之中。在医学的24种专业中，只有三种属于初级保健，这三种分别是内科医生、儿科医生、家庭医生及全科医生。其中家庭医生接受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精神科等基本医学学科的培训，经过资格认证考试。而全科医生这一称呼，比从前更加普遍，它的意义和家庭医生差不多。　　有了初级保健医生，感冒、腰背疼、骨折、生孩子……都可以去找他们。他们和蔼可亲，虽然医术不精也不高，但他们知道每一个病人的健康史，甚至熟悉他的家庭成员和家族病史。他们定期和病人见面，关心病人的健康问题，建议如何增进健康，教育病人怎么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因为经常和病人接触，他们也熟悉病人的生活：抽不抽烟？开不开心？婚姻是否美满？平时是否经常锻炼身体？……这时，对病人全面的医疗照顾变成了可能，健康知识的普及教育也以人性化的形式得到了实现。　　因为接受过多种专业的训练，这些初级保健医生还能在你去看专业医生之前给予诊治，节约时间和费用。如果你确实需要看专业医生，他们能够连续跟踪记录你的病史，使得你无需进行重复检查、重复用药，而得到连续的医疗照顾—这就是几乎被全世界称道的“看门人”作用。如果商业保险足够发达，还可以通过他们来控制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向这些医生买服务，投保人自己选医生，保险公司将一定比例的保费付给医生。病人是否应该转诊，也由这些医生来决定。　　每一位谙熟生活之道的美国人都了解：“你和初级保健医生之间的关系，对你是否能拒疾病于门外起着关键的作用，也是你进入其他医疗体系的最好入口。”他和你站在一起，战在一起，保护你最宝贵的财富—健康。有许许多多的全面指南教美国人怎么去选一位初级保健医生。“选择如此关键的一个人物，就像你选婚姻伴侣一样，像你人生中许多的关键决定一样，需要周密考虑。”这其中，最重要的选择要素就是初级保健医生的专业背景和服务态度。这两点，可以说也是中国病人盼望已久，迫不及待想拥有，但却屡屡失望的。　　一名优秀的初级保健医生，他的专业声誉体现在是否从正规医学院校毕业，不一定是大牌、是名校，但需要在大医院接受过住院医的训练，需要通过医学专业资格认证，而这些通过认证的医生名单可以在相应的网站方便查到。他最好还要有专业领域的联系，比如和大医院有附属关系，这样转诊会比较方便。　　第二个选择要素是初级保健医生的服务态度，通俗的叫法为“病床边的态度”。医生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几乎直接和自己的经济利益挂钩。一位初级保健医生与人交往、沟通能力有多重要，在病人的这种主动选择中，更明显地体现了出来。曾经有一项调查访谈了美国2500名女性和1000名男性，结果，41%的女性和27%的男性更换医生，是因为他们不满意这些医生的服务。25%的女性和12%的男性，说他们因为感到初级保健医生盛气凌人，用高人一等的口气和他们交谈，所以他们决定更换医生。　　除了是个优秀的沟通者，初级保健医生还是维护病人健康的合作者，他会向你解释程序、检查结果和用药方案，回答你的问题，甚至能够理解你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确切地说，美国病人主动选择的初级保健医生是个“看门人”，还必须是个和蔼可亲的“看门人”，这样才不会被病人炒鱿鱼。　　初级保健医生这种角色的出现，除了让医学回到“以病人为中心”，还打破了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体制。一位在美国做医药市场的专家采访另一位在中国创业的医药市场同行，问中国与西方医疗市场究竟有哪些不同，被访者回答道，中国是一个医院服务过分集中的国家，所有的医疗都以医院为中心，这很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中国这种过分集中的医院服务，会产生更多服务的分裂和脱节，特别是让那些需要长期服务的病人很不满意。这种过分集中的医院服务，还很难产生平衡。但如果有了初级保健医生，病人会分散到这些医生的诊所，只有那些需要先进技术和专业服务的病人，才会进医院。这时，医院的定位变成了—只是在必要时提供专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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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医学重返温情的西式“看门人”(2)---------------

　　“首先做一个朋友、一个心腹知己”，在中国不是没有过初级保健医生的影子。比如在合作医疗制度时广大农村里的赤脚医生，还有现在城市里的社区医生。只不过他们更多地类似全科医生的简短版，或者说，是不完全版。他们还没能构成病人与专科医生之间的桥梁、病人与医院之间的有力连接。　　曾经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赤脚医生在中国农村中遍地开花。他们是取得当地农民信任的最简捷路径，能让来自当地农民中的“某些人既掌握来自村外的现代技术，又不脱离当地的人情伦理网络，让乡下人觉得是自己人掌握了外人的技术”（选自《再造“病人”》）。但这一角色后来和政治话语紧密相连。在鼎盛时期，《人民日报》几乎每隔一天就会有一篇和赤脚医生有关的报道。在这些报道中，他们的形象是：“与公社社员同等待遇，起早贪黑，一劳累就想起白求恩，且是和传统医疗不懈斗争的勇士。”他们是不戴口罩的医生，消除了广大中国农民对城里白大褂医生们的普遍反感。在一部电影《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的宣传海报上，他们肩挎药箱、头戴斗笠、面孔黝黑、表情坚毅、赤脚走在田埂上。这一形象曾经风靡海内外，成为第三世界医疗界的英雄偶像。　　赤脚医生们解决农民各个器官疾病的基本问题，甚至牲口生病也要管，但这一角色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专业的、正规的培训。在当时除了补贴赤脚医生工分，他们的劳动也没有和收入挂钩。这种角色尴尬的定位，注定了赤脚医生短命的历史。　　而现在城市里的社区医生，由于收入和体系的限制，并没有能发挥他们最大的效用。如何把这样的社区医生设计成“低水平，广覆盖”，并能和大型医院里专业医生对接运转起来的“看门人”角色，也许需要更健全、有序的转诊制度和保险体系。　　什么时候中国病人才能从医学那里得到温暖和安慰？什么时候中国病人才能节约看病的时间和费用？西式“看门人”的角色值得仔细研究。这样的角色可以安排设计，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安心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还医学以温情，变无序为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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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站在病床边，到躺在病床上(1)---------------

　　—当医生成为病人　　在医学故事里，可能最具有反讽意义的莫过于—医生和病人的角色转换，这其中，转换得最多的莫过于—当医生成为病人。这时的感同身受，胜过平日别人千言万语的描述。　　在美国连续剧《急诊室的故事》（ER）里，马克·格林（MarkGreene）是位能干、勤奋、敬业的医生。他从最初一名老练的住院总医生渐渐成长为主治医生，同时他的婚姻在电视剧的第二季里也开始经受波折。伴随马克的不仅仅是职业环境里和疾病的斗争，在他的生活里也不例外。比如，在第四季里，马克的妈妈得了中风，在第六季里，急诊室的电话响起，传来马克的妈妈去世的消息。又比如，在第六季末尾，马克又发现他爸爸得了肺癌，已经转移到肝脏。但这些都比不上在第七季里的惊讶。　　在第七季里，我们亲眼目睹马克这位敬业的医生自己被脑肿瘤困扰。这时，曾经手里攥满了答案的医生马克成了病人马克，自己进入了那个充满无助、宿命、与疾病进行斗争的环境。他曾经胜券在握，现在，轮到别人手里掌握着信息。他曾经穿着一身白大褂挂着听诊器指点江山，但现在，他穿着病号服插着输液管，脆弱地躺在床上。处境瞬变，所有的冲突都暴露出来了。只是，《急诊室的故事》的编剧没忍心马克受折磨太久，他在第八季离开了急诊室，离开了人世，但这已足以让全世界的马克迷为之失声痛哭。　　马克的经历毕竟是电视连续剧里虚构的故事，我们来看看一位叫爱德华·罗森邦（EdwardE.Rosenbaum）的医生，晚年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州的遭遇。　　我自己生病时，就像我那些病人一样，希望自己的医生是神，可惜他们只是人。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他们能了解我生了什么病、我生病时的感受、我需要他们为我做什么。这些事他们都做得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做。曾有人说，要想成为良医，自己必须先做病人。但我成为病人之前，已经行医50年，却等到生病时，才发现医生和病人根本就不是一路的。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所看的角度完全不相同。　　年轻的罗森邦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军队里服务了5年。他有过辉煌的从医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担任美国陆军野战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在诺曼底登陆中，由于出色地承担了5个师的伤员抢救任务，他因此获得了嘉奖。战后，他回到了俄勒冈州自己开业。1948年，他成为美国俄勒冈健康科技大学（OHSU）风湿免疫科的开创人，是一位受人尊敬、颇有建树的内科医生。　　这位行医50年、一家子出了9位医生的老教授沿着成功、辉煌一路走到晚年时，突然有一天，他得知自己患了喉癌。生活发生了改变。　　命运突然把他扔到了病人的位置，他从“站在病床边”一下子变成“躺在病床上”。他重新审视着眼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顷刻之间它们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他回忆到：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但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病人如出一辙—不敢面对疾病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体检马虎了事、被别的医生误诊、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眼前的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他自己也意识到，其实“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被打开”。一个医生什么时候才能真切地体会到病人所面临的问题，可能竟是他成为病人的那一天。　　老罗医生描述，在他做医生时，他习惯自己做出攸关病人生死的决定，习惯拥有权力的自豪和荣耀：“我向来习惯发号施令，可是现在的我却完全没有指挥权。接受医学训练的过程，有好几年必须听命于人，以我来说，就花了14年：4年在医学院念书，5年住院医师的训练，5年在军中服役。14年仰人鼻息的生活，不断说：‘是，长官；不是，长官；您说得对，长官。’倏忽间，训练结束了，一切都由你自己作主，必须自己做出关乎病人生死的决定。刚开始会觉得害怕，可是你逐渐习惯权力的滋味、被人捧上天的荣耀，你喜欢这种生活，你很快就不能容忍别人不同的意见。”　　可在他不是医生而是病人的时候，这些权力感消失无踪：“历经五周治疗，我已经不再是医生了。几个月前我还是有权有位的名医，那时她一定会对我彬彬有礼，而现在我只是个病人，再过不了多久，她恐怕就要省掉‘先生’两字，直接叫我的名字了。我忽然警觉自己以前也是如此。在医疗体系里，我们通常对病人直呼其名。我们自己保有‘医生’或‘护士’的头衔，而病人却连头衔也得不到尊重。我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对病人呢？没错，经常如此。”　　成为病人的他，尽管认识几个熟人，但也像所有病人一样，都在做同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我也很气我的医生，每次都让我等一个小时，看病却只花五分钟。我虽然生气，却没有抱怨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50年来，我也是这样对待我的病人。我开始了解为什么病人看医生会觉得很受挫：花25元听医生打招呼和说再见。可是我也了解医生的处境，当医生一天要看20~30个病人，日复一日，久了就变成例行公事。所以，医生需要病人提醒才会注意新的问题，可是病人又不敢多说什么，生怕伟大的医师听了会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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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站在病床边，到躺在病床上(2)---------------

　　处在“病人”角色的他，终于意识到一点点同理心对病人意味深远：“坦白说，我向来对那些误解医生的话和表情的病人，有点轻视之意。可是，我自己是经验老到的医生，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病人实在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的是用清楚而口语化的言词来解释他们的病情，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注意医生的一言一行，看看有没有弦外之音。对这种情形，也许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一点点同理心可能就会有所帮助。”　　这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生病后，还经历了两次被医生“误诊”的倒霉经历：“我的病情被两位医师朋友给耽误了，当我把健康交给他们的时候，却没有运用自己的判断，可是，病人不就应该这样信任医师吗？我不也向来这样要求病人，要病人信赖我的专业判断吗？我觉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找最好的医师为我治疗。”　　他本可以控告误诊的医生，但回想自己从医这么多年，从没被病人控告过，但肯定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就像他说的：“眼前每一次痛苦经历，都能让我设身处地地想起当年自己行医时的情形，我更愿意把这些经历告诉自己和年轻的医生，成为他们日后行医的教材。”　　当生活给了罗森邦医生“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和经历后，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ATasteofMyOwnMedicine）的序言中如此作结：“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　　凑巧的是，一位儿科医生在叙述自己患白血病的经历时，也起名叫《我自己的药方》（MyOwnMedicine）。这是位专门研究囊肿性纤维化的儿童肺科医生，还是位受过专业训练的100英里长跑选手。在42岁时，他突然被诊断为多毛细胞白血病—一种少见的慢性白血病，存活率很低。“我曾经习惯于掌控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病人的生命。”这位儿科医生，当他自己面对死亡、承受恐惧和痛苦时，仿佛真正进入了他那些年轻的病人们的世界。　　1991年，一部叫做《再生之旅》（TheDoctor）的电影，由迪斯尼工作室发行。电影根据罗森邦医生的书《亲尝我自己的药方》改编而成。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这位医生曾经面对面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这次，他又通过书和电影感动了上百万人。　　坐在黑暗里的观众们，亲眼看见一个平凡人突然被置身于充满张力的环境中，种种矛盾和冲突刹那间暴露了出来，引发着主人公一连串关于医学、医生、医院的思考，也触动了观众自己的一连串思考。虽然这些问题和答案一样多，但人们起码发现，当成为病人置身于巨大的生理危险时，原先是医生的主人公的精神和心理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痊愈。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关于同理心主题的电影。”我们眼见10年后，在美国好几家医学院里，这部电影被选为医学生的必看电影，供他们形象地学习“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的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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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1)---------------

　　—当病人成为医生　　《再生之旅》上演7年之后，1998年，由喜剧明星罗宾·威廉斯主演的《心灵点滴》（PatchAdams）在圣诞节档期推出。在美国上映仅三天，票房就接近3000万美元，不仅如此，它还获得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在平日的采访里，我们看到的罗宾·威廉斯似乎每分每秒都表现得有趣搞笑。但在这部电影里，他除了搞笑以外，还展现了一系列的情绪：严肃、震惊、悲痛、内疚、挫折和愤怒。和他以往的角色不一样，和7年前的《再生之旅》也不一样—这回，喜剧明星演的是从一个病人开始，立志成为医生的艰苦过程。　　《心灵点滴》也由一个真实故事改编。主人公一开始是个备受忧郁症困扰的家伙，他自愿把自己投进了精神病房。在病房里，他找着了自己日后生活的目标，他发现自己喜欢帮助其他病人，而眼前的那些医生们看上去却总是那么冷漠，与病人隔着十万八千里。　　曾经是病人的主人公出院后，报考了弗吉尼亚医学院，以实现做个“温暖医生”的理想，希望自己能用更专业的方式帮助病人。等他进了医学院后发现，那里到处充满了冷漠的哲学，医生把病人的感情需求晾在一边，根本不关心病人的生活质量，而他固执地相信应该有更人性化的行医方式。　　未能免俗的是，电影用了非常夸张的手法，以求取得喜剧效果，博得圣诞节人们的笑声。比如，为了给病人以精神上的放松，哄病人开心，他有时穿得像个大猩猩，有时用医院里的塑料用品做成大红鼻子，还在病房里堆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最搞笑的一幕是，为了帮一个想“在面汤里游泳”的病人实现愿望，他居然在游泳池里放满面条，做成了可供游泳的面汤。自然，他的出格行为在学校里总是受到谴责：“你要想成为小丑，那就去马戏团吧。”　　他的“幽默处方”，在刻板的医学院里显得那么离经叛道。他在治疗中加入幽默和人情味的主张，挑衅着无处不在的医学权威和规则。他的另类学习方法更让许多老师和系主任抓狂，虽然他有些功课在班上排名第一。　　但这位固执的主人公之所以吸引美国人在圣诞节去电影院消磨时间，是因为人们多么期待碰上这样的医生。因为这样的医生确信，医生应该先治人，再治病。同情、幽默和同理心对医生来说，与灵丹妙药和先进技术同等重要。罗宾·威廉斯扮演的主人公就这样一路智斗，最后拿到了医学院的毕业证书。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地成立了自己的诊所，在那里，他可以真正实践用同情和幽默对待病人，算是彻底实践了自己的理念。　　“我们应该治病也治人”，罗宾·威廉斯在电影中从头到尾都这么宣扬。一个最初的精神病病人，最后找到了行医帮助别人的快乐。电影结束，灯光亮起，人们起立鼓掌，希望这样的美好故事更多地出现在自己身边。　　在那些极端的体验中，总能看到普通的眼光触及不到的角落和深度。像罗森邦医生那样从医生变成病人的经历，让他更多地是反思一位医生该怎么去对待病人，真切地体会到了病人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医疗世界中。而从一个病人变为医生，比如《心灵点滴》中的主人公，他实践自己作为病人时对医生的期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去做一个这样的医生。但一位美国女病人的真切经历比《心灵点滴》更为动人。　　当我打开杰米·韦斯曼（JamieWeisman）的介绍网站时，颇有讽刺意义的是，跳出了一家医疗保险公司的广告。但在这里，我并不想探讨医疗保险的无孔不入，我想说的是杰米·韦斯曼这个一生兼具双重身份的女人—一位全职的病人，同时也是一位全职的医生。　　这个有着文学天分的女人，在布朗大学修完英国文学学士后，去了纽约一家出版社工作。正当她做着日后的作家梦，却发现自己患了一种罕见的先天免疫缺陷综合征。这病来得隐匿，渐渐加重，追溯起来，其实自她十几岁时就开始了。打那以后，病人这一身份如影随形。　　她曾多次因为感染住院，她得过名目繁多的感染疾病—带状疱疹、中耳炎、泪管堵塞、败血症、蜂窝组织炎、食道疱疹、严重唾液腺感染。她做过多次骨髓活检，医生一次又一次警告她，随时可能患上淋巴瘤或其他癌症。“每一次检查，我都有可能被告知得了癌。”　　她躺在病床上如此痛苦，也曾苦苦哀求给个一死了之的机会。她这么描述作为病人的生活：“疼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暂时成为了敌人，你的身体占了上风。”　　杰米·韦斯曼坦白说她自己其实是被迫学医的。原因只是因为一个生病的人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病，更好地了解那具背叛了自己的身体，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掌控权。还有一个原因就现实多了，因为如果选择当作家，肯定付不起昂贵的保险，而她每个月都必须静脉注射抗体和干扰素，单这笔费用对她来说就是巨大的天文数字。　　两个原因放在一起，激发了一个面对疾病降临的人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需求。如果别人都帮不了，那就自己动手干吧！当个医生，也解决了医疗费，她不无幽默地说：“去医学院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从柠檬挤柠檬汁。”保险业的“给谁治和花多少钱”理念听起来很抽象，但这种问题具体到每个病人身上，就变得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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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2)---------------

　　听说她要去上医学院，医生和家人都很惊讶。他们担心学习压力和暴露于感染环境，会对她的健康不利。而当她终于真正开始在医学院学习时，待在输液室里输抗体和干扰素，也成了她医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她同时是病人和医学生。　　渐渐地，她对医学的了解越来越多，开始说一些医生圈子里的行话，比如，其实“ICU代表‘加强看护病房’（IntensiveCareUnit）和‘如果你可能死’（InCaseUmightdie）”。1998年杰米·韦斯曼终于完成了学业，从医学院毕业，她选择的是皮肤科专业。　　成为了医生的她怎么想？　　我遇到的病人塑造了我日后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我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我不仅知道身体出了什么毛病，还知道对有毛病的身体背后的那个人意味着什么。　　我能把我自己的病人经历反过来用，我对待病人就像我自己怎么要求医生对待我那样。这种经历，更有助于我和病人的交流。　　因为她是病人，因为她生病时与不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让她知道对病人来说，医生表达关心和爱护与医术一样重要。这点似乎和《心灵点滴》的主人公不谋而合。正如著名医师特鲁多（Trudeau）所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她对这种“安慰”的作用，也许理解得比任何医生都深刻。她会在输液室里听到身边那些病人小心翼翼地用医学书以外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疾病，其实只是病人为了保存自己的一点尊严而已。　　虽然医生屡屡警告她时刻会有得淋巴瘤的风险，她还是选择了去白血病和骨髓移植病房实习。这段实习生活让她知道，即使一位病人没救时，待在他身边对他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让一位病人在离开时少一点寂寞，本身就是件有意义的事。她曾经诊断过一位肺癌患者，她对病人说：“如果你有什么顾虑或者家人有什么问题，下次就诊时可以一起来。”结果下次来就诊时，她数了数，病人总共带了—27个人，挤在她那狭窄的办公室里。但她知道，这就是病人最需要“安慰”的时刻。　　人们称她是“彻底理解这一行的人”，带着病人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这位患先天免疫缺陷的女医生，以非一般的方式深刻理解着贯穿凡人生命的疾病、恐惧和无常。　　人的免疫系统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国防，时刻抵御外来病菌的侵犯。虽然她因为免疫系统的缺陷对外界病菌易感，但在老练医生们中间普遍流行的淡漠始终没能感染她，她保持着敏感鲜活的心灵。她经历了医学的好和坏，她站在医生和病人的墙两边来回转换着角色。她不同于那些只站在一边的简单思维者，所以我们能看到她在思考医学和生命时，迸发出的更闪亮的智慧火花。这些独特的经历使她在2002年写成了《当我活着并呼吸时—一个病人－医生的札记》（AsILiveandBreathe：NotesofaPatient-Doctor），并赢得了《奥普拉杂志》和ELLE杂志的读者奖。人们评价说，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弹性的生存者的智慧，一种带着“病人”和“医生”双重身份的思考。　　在书中，她不满足于只是一个叙述者，不满足于仅仅描绘自己的多少有些奇特的经历，不满足于仅仅描述开始、发展、高潮以及可能的结局。她几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生与死的较量中，也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更深邃的思考：　　—世界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　　—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感恩每句亲切的话语，每次仔细的检查。　　—控制疾病不是件容易的事。　　作为病人，“我不知道未来什么样，但因为我病得够久、脆弱得够深，这种来自肉体的方式，让我知道我必须珍惜眼前每一刻……我经常想到我会死，而治愈死亡的唯一方法是活着”。　　作为医生，她努力给病人找到更好的治疗。一个记者曾经去她工作的医院采访。在挤满了人的医院输液室里，她正在输抗体和干扰素，不经意地玩着静脉点滴电子控制器。那天她不当班，但就在那天早晨，她刚给医院的皮肤科教授和住院医们讲过一个65岁女病人的病历，希望同事们能帮助找到更有效的治疗建议。这位病人患有慢性下肢溃疡，正在做透析。她说：“病人一大早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可以想见有多疼。”记者不禁感叹道：“我们可以想见的是，杰米·韦斯曼多么热爱她的医生这一职业，就在自己要治病的这天，她还努力想给病人找到更好的治疗。”　　而她生命中一位头颈外科医生对她的治疗经历，更促发了她对生命弹性的思考。由于身体里免疫系统的无力防备，她的腮腺反复感染（腮腺是人体内最大的唾液腺）。她25岁时，左脸肿得像柚子那么大，在中心火车站，一个小孩指着她，卖票的吓得倒退一步，问她是不是得了腮腺炎。大部分医生都对这一肿块无能为力，说它紧靠面神经，切掉肿块的危险太大。他们大多扔给她相同的建议：慢慢去适应带着这种畸形一起生活的现实吧。　　“我不再照镜子，我不让任何人照相，我把脸藏在一堆头发里—不梳马尾，不用发夹。我不去聚会，喜欢和狗为伴，拒绝和人交往。他们一旦发现我那张奇怪的脸，就不再说话，疏远地保持着距离。”带着这肿块一起生活，意味着最终疾病处在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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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3)---------------

　　最后她遇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头颈外科医生，这位医生对她说：“我能切掉你那个肿块。确切地说，我必须切掉。你这么漂亮，我们必须还给你一张原来的脸。”“那一刻，我爱上了他。”她说。手术很顺利，只是偶尔笑起来会不太自然，这是手术唯一的记号。“他是我的英雄，他触动了我，触动了我的血液和肉体，治愈了我。他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拯救了我。”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一个艺精的医生能赐给病人一个正常的生活机会，这更坚定了她做医生的决心。　　只是几年后，当她在医学院上学时，这位还给她正常音容笑貌的年轻医生却被诊断得了一种快速生长的脑肿瘤，不久离开了人世。“医生有许多病人，但病人只有一个医生或者几个。”她在书里说，“疾病普遍存在，死亡最后获胜，我们会失败，这是当然的事情。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选择从事的职业是一个注定—美丽的、荣耀的失败。”　　合上《当我活着并呼吸时—一个病人—医生的札记》这本书，人们的思绪会变得沉静和开阔起来。　　在消除医生和病人之间围墙的努力中，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也许是先去读读这些在墙两边来回轮换角色的故事，听听他们怎么说医学，怎么说病人，怎么说生死。他们也许是命运安排的“换位思考”的最佳发言人。对付那些各执一词、矛盾激化的尴尬局面，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最好的武器。它们是我能想到的在这一关系中最开放、最包容的观点，它们里面隐藏的因蒙蔽而黑暗的旮旯也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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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聪明病人***************

　　一个千里迢迢前往著名医院的病人，会抱怨医生看病时间过短，关心不够，几分钟就把他打发了。他出来时，走廊里还坐着三四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风尘仆仆，充满期待，手里攥着各地医院的病历和检查。

---------------医生是谁的替罪羊(1)---------------

　　一个千里迢迢前往著名医院的病人，会抱怨医生看病时间过短，关心不够，几分钟就把他打发了。他出来时，走廊里还坐着三四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风尘仆仆，充满期待，手里攥着各地医院的病历和检查。　　但这些病人，是否知道自己的不满其实是高端医疗资源有限、分配不均造成的？“全国病人上协和”—这曾经成了新华社一条新闻的大标题。　　当读完罗森邦医生的故事之后，除了借给我们换位看待医患关系的慧眼之外，我们还会发现在“看病”这件事上，除去医生和病人在起作用，背后还隐藏着更强大的力量。随着环境的变化，它们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但我们很容易将这一切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事。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露脸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这却不等于所有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都投射到医生身上。　　在罗森邦医生成为了病人之后，他终于得空打量眼前的医疗现状。这位老医生发现“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　　医学已经变质。过去我们这一行提供的是大众福利，我们的第一考虑是病人。可是，现在的医学已经商业化了，有些诊所和医院就像公司一样，主要考虑的是利润，而不是病人的健康。过去医疗的变迁是渐进的，最近几年却有革命性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每个医师像家庭工业一样，各自默默做好自己的本分，现在，突然之间，医疗竟然变成了大企业。　　当我开始行医时，认为这是献身帮助人类的专业，医生看似能掌控一切，可是病人却是他的主人，是病人出钱雇用医生来看病的，所以医生应该尽力为病人谋福利。今天却变了，新的主人是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医院的管理人员……医生变成大企业雇用的零售商，看的是财团的脸色，而不是病人的需要。　　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快乐了，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如果我思考过这方面问题的话，几年前医疗环境丕变的时候，我应该就能预见这种结果。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我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打开……　　我发誓只要能活下来，像以前那样说话自如，就要去州议会游说那些手持预算大权的政客，现在对我而言，光靠行医帮助人的格局太小了，我希望能站出来讲话。我指的并不是像以前常做的那样，在美国内科医学会主办的会议中做报告，而是以病人保护者的立场著书发言。我这个提供医疗照顾的人，由于曾经易位而处，已经充分体会了那是什么滋味。　　这些医疗现状，其实不是某一个医生所能左右。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医疗政策或多或少都在医学与经济的撞击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就像这位老医生感慨的那样，今非昔比，行医不再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在行医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驱动因素，它们汇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收容所，在商品社会里，它不得不重新定位，不得不出卖、牺牲部分的“清高”，换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这样的经济利益，出现在别的领域，大家都能理解接纳。虽然像娱乐界或是艺术界，时而有人还在偏执地质问着到底是经济至上还是精神至上，但只要跟医学比起来，它们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显得没那么重要，没那么尖锐，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医疗暴露在光线之下最敏感的地带，因为它和生命有关，和健康有关，还和医德有关，和人道主义有关。在艺术或是新闻都可以不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医疗似乎是最不应被以经济的理由而宽恕的那一行。　　在医生的各种沙龙聚会上，讨论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有时医生们也会谈起病房管理、成本控制、提高病床周转率、如何控制医保和自费的用药比例、商业保险如何介入医疗体系……这些问题在把我们卷入一场经济狂流中去的同时，医生们也开始抱怨失去“行医的乐趣”。　　这些医生们谈论的问题看似不会出现在我们和医院接触的那一刻、那一场景，但它们其实都和看病这件事密切相关，它们是隐藏在医生和病人背后的大环境，是我们所处的复杂的医疗系统。在商业社会的潮流狂妄地席卷了每个行业时，医疗也不例外，就像坐过山车，既有担心，也有甜头。　　医疗的品质正发生变化，影响到每个医生的医疗行为也在变化，他们得做好医疗这台大机器上永不停歇的螺丝钉，否则就会出局。被请出局的理由，可能都不是以医学的名义，而是以经济的名义。会不会有一天，这一切迫使医生的价值核心不再是病人，而是成本控制？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描述了他们的尴尬境地。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没有担保人，没人给他交住院押金。经济情况不明，给不给他医治？如果按照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肯定是无须思量，马上抢救。但按照现实医院生活的教育结果，首要的问题是医疗费用谁来付？要是急诊每个星期遇上三五个这样没钱治病的病人，医生出于高尚的人道主义冲动给救了，最后极有可能是当班医生挨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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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是谁的替罪羊(2)---------------

　　即使对于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生，如果急诊来了个没钱的病人需要抢救，抢救需要药物也必须去药房取才行，急诊医生自己无法控制。可因为没钱的原因取不了药，就说医生见死不救，其实是制度规范所限。　　但登上报纸社会新闻的往往都是：病人性命攸关，医生见死不救。医生成了一个个势利眼，只给富人治病，不管穷人死活。当别的行业都可以明码标价时，医疗似乎被看成最不应该和金钱挂钩的—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但是，在这个因为经济主导而变得关系物质化的社会，谁来给人道主义买单？谁来给接下来可能的官司买单？　　就像许多美国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医生成了我们大家可以触摸、可以看到、可以攻击的靶心。在这样的误解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不知哪天冰消雪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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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1)---------------

　　在费城，我第一次去老板办公室面试时，他正对着20寸的苹果超薄显示器看我的简历。然后他转过身来问我：“为什么你要读八年才拿到MD？而我们这里许多中国来的学生，只要五年就是MD，最短的我知道还有三年的。”然后，他感慨：“比美国时间短多了，容易多了。”　　一个中国医生的诞生，要比一个美国医生容易得多，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192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中国公共卫生之父”陈志潜，曾满怀梦想来到农村，想把中国乡村变成根除医学“沉默的暴力”的试验场。在他的想法中，有着中国最初的赤脚医生的影子。他认为，受过高度训练的白大褂医生属于城里人，而一位缺乏深度医疗训练的卫生人员也能有效应付日常疾病。　　他的这种想法在今日中国依旧值得推行，但是，这并不等于医疗职业在中国没有统一的准入制度，否则，所有的医生参差不齐，混在一支队伍中，最后可能影响的是整个“医生”职业的形象。　　中国和美国培养医生的不同教育体系，致使眼下中国医生的素质难以掌控，难以一言概之。这使得大家在评价中国医生的素质时，除了拉出古代的华佗、现代的张孝骞之外，常常会拿现在的国外医生进行对比。　　在中国最鼎盛的“社会大办学”热潮时，曾经有“县县办卫校，区区办医专，省省办医学院”的红火景象。即使现在，也仍然存在为发展教育盲目扩招的问题。在中国，大凡是一定规模的城市都起码有一个医学院，至于像解剖学这样的基本课，有的规模小的医学院可能连尸体都摸不上，老师直接对着挂图跟下面100号人讲：“同学们，这根血管是这么走的。”　　在中国，一个医学生读书的年头，从三年到八年不等。其中，多为三到四年的专科，五年的本科。大大小小的医学院教育培养医学生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些医学生大批毕业后导致了就业的难题。目前，虽然中国的医生占总人口百分比仍很低，但其实城市里大医院的医生已趋于饱和，在乡镇医院里，则不乏医专及卫校毕业的医生。比较低级别的医院，管理相对更不规范，医生收入低的同时对回扣和红包的需求更明显。但所有这些人，都被叫做医生。这支叫做“医生”的队伍良莠不齐，面临的生存环境也各不相同。　　在美国，医学教育就井井有条得多，成为医生的流程相对更统一、更标准化。立志读医学院的，必须经过本科的检验。本科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专业，相较而言，这样的教育背景带有更多的人文色彩，也会更多样化。这些人必须在四年本科修完之后才能申请医学院，在申请医学院的人中，录取率大约为30%~45%，之后一读又是四年。在美国，每年总共录取大约1.6万名医学生，医学院招生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就业，并尽力保证医生队伍的纯粹和高质量。　　因为中国医生的入行门槛相对低，入学的医学生数量多，而全国单二甲以上的医院就有近6000家，所以不排除有一部分混在医生队伍里的人是磨洋工、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如果落在他们手里，病人大多觉得这些医生冷漠、贪婪、无能、医术平庸。这些人正雪上加霜地毁坏着整个“医生”队伍的声誉。这种没有规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让病人敌视每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医生的形象日趋负面。　　现在我们再去看看在中国规模相对比较大、管理比较正规的三级医院：在许多三甲医院，博士学位几乎是在医院最后的生存底线。虽然学位不能说明他们的道德基因，但能清贫读医10余年，本身多少能说明他们的坚持和努力。起码像我这样中途离开，要么出国、要么进公司的人，会向他们致敬。　　这些“新时代医生”，看上去虽不是个个如我们期望的和蔼可亲，但如果摘下两千多年来希波克拉底的眼镜，换种稍微能和现实接上轨的眼光，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像有的职业一样，时代和环境促使这些三甲医院的“新时代医生”开始把职业和个人生活分离。他们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在职业追求和个性释放之间，在坚守底线和妥协求全之间，来回转换着角色，平衡着道德追求和现实需求。这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在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后，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最后的妥协选择。　　我曾经和一位国内著名的内科教授同行开会。这位教授国外留学归来，年轻有为、功成名就，除了临床工作之外，还领导着十几个人的实验室，临床和科研全面开花、欣欣向荣。我们兴致勃勃地聊着基因治疗的现状和未来。在去机场的路上，这位教授突然问：“给我讲讲你们在公司都干些什么？”我有些诧异，开玩笑说：“白领，坐班。”他认真地说：“具体地说说，比如你们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我试图白描自己普通的一天：“接电话，打电话，收邮件，发邮件，和销售联系，和专家联系，做年度计划，策划活动，管理品牌……”这位专家很好奇地听着，然后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我真希望自己能年轻几岁，也能像你们这样去公司上班。”在一个道德土壤稀缺、理想让位于现实的大时代，我们可能再也碰不上那种谈起医学就兴致勃勃、浑身上下散发着从医乐趣的医圣了，但我们还能碰上合乎敬业标准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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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2)---------------

　　“如果不是神医就是庸医”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这个队伍里混杂着各色人等，有着各种背景、各种追求、各种目的。作为病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杂医生队伍，要学会区分其中的金子和泥沙。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医德，还是医术？或者医德和医术两者兼有？如果不能同时具备，我们选哪个？　　一位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面对一个准备换人工膝关节的病人，病人在手术前向他倾诉惴惴不安的心情时，他可能觉得这种担心人皆有之，根本不值一提，于是他手臂一挥说：“没事没事，不就是换个关节吗？”在手术完了之后，当病人疼得以泪洗面，却要坚持功能锻炼时，骨科医生可能也会说：“忍几天就好了。”在进手术室前，他和下面的助手医生说说笑笑。进了手术室，和手术护士会开些半荤的玩笑。但是，手术一开始，他立刻冷静了下来，进入另外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他关心每一个技术细节，把握每一个关键步骤，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整个小组。两小时之后，手术结束，他可能吹着口哨出了门，琢磨着周末开车带老婆孩子去郊区哪个地方玩。　　那位留学回国的内科教授也一样，对自己职业选择的怀疑，并不妨碍他面对病人时全力以赴，做科研时成果倍出。对于那些受过正规教育、在管理正规的医院里规规矩矩工作的医生，我们也许也不能总用非同寻常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在可以容忍其他职业出现多样性的同时，医生这一职业能否被给予一个缓冲的空间？　　我参加过许多次骨科医生读片会。一般来说，没有几位骨科医生认真研究怎么给病人用药，他们给人的感觉大都是线条粗犷，不像内科医生那样讲学术。但是每当轮到介绍手术经验和技巧、交流X片怎么读、怎么设计手术时，我发现他们个个都在竖着耳朵听，眼里有种和内科医生谈论药物时一样的兴奋和专注。他们会因为手术观点的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会议结束聚餐时，大家又回到了松弛的状态，这时他们喜欢喝酒、猜拳或者起哄，偶尔嘲笑一下内科医生的磨磨唧唧，和刚才开会时判若两人。　　在上学时，常常会听那些70多岁的老教授描述年轻时所接受的医学教育，和自己眼下接受的教育比起来，两种医学教育已经错位了几个年代。在美国时，因为在医学院的研究所里工作，加上周围有许多志在获取美国行医执照的同胞，也观察了美国是如何培养一个医学生的。　　但中国病人在面对眼前的中国医生时，可能除了抱怨医生们的品德和技术之外，很少会想到这背后也和他们所接受的医学教育有关。　　杰拉尔德·拉扎勒斯（GeraldS.Lazarus）教授曾写过一篇《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他曾任美国加州戴维斯医疗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及医学院院长，参与过美国医学教育的评估。他是中国医疗界的朋友、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顾问、北京协和医院的客座教授，近几年常到中国来，先后与国内70多家医院交流过医院管理的经验，还经常到医学院探讨现代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拉”。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经验的医学教育学者，他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国病人面对中国医生，有一大部分就是面对着这一医学教育下诞生的产物，面对着这一教育存在的种种遗留问题。　　在老拉看来，中国医学教育中，不同医学院的学制不同，对住院医生的培训时间也不同，使得很难制定出统一的认证标准来衡量医生的水平。中国的大多数医学教育着重医学生记忆知识的能力，但不重视应用循证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认识到核心能力与核心知识之间的重大区别。一位真正优秀的临床医生，可能并非是在医学生时成绩优秀的选手。当医学生进入真正的临床工作之后，才强烈意识到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还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医学生人文修养的缺失，这可能很大原因也来自于医学生的单一教育背景，直接从高中考医学院，从“医”而终，爱好寡淡。相比之下，欧美国家需要念完各种各样的本科以后，再报考医学院，而且即使从医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对文化、社会、心理这些学科仍旧保持着兴趣。一位美国外科医生，他可能是摇滚乐迷，自己会吹小号，会给《纽约时报》写专栏，谈论关于医学的“不确定性”问题。在《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一文中，老拉提到，在中国的医学教育中，明显低估了社会心理、经济、家庭环境及职业等方面的因素在医疗中的作用。一位好医生，他会把病人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进行医疗活动，他会不断加强对文化、社会、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理解。他保持着对医学之外的普通教育和科学的兴趣，以更好地做好病人的工作，做一位人文的医生。　　在老拉眼中，医学的艺术不但反映出医生的素质，也反映出对医生伦理道德的培养情况。成为一名医生，意味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而在中国医学生的课程中，对医生的职业精神、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义务这方面的教育非常少。当他听说中国一年有上百位医生被打，其中有人受重伤，感慨道：“看来你们的医患关系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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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3)---------------

　　在医疗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下，医学生的教育除了教给他们怎么面对病人，还必须教给他们在白色巨塔中保护自己，如何对待自己个人的问题，这样才不会影响医生的职业生涯。医务工作者常常可能会面对极大压力并导致心理问题，如吸毒、酗酒及其他反社会的行为，这些都会对病人产生消极影响。老拉说：“在美国，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况，设立课程教育医务人员如何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使之不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　　从教育体系上说，在中国还有一类医学专家也非常缺乏，这就是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医疗服务这门科学包括：研究医疗质量的评定、服务质量的评定、花费效益比以及病人生活质量、功能状态、重返工作的情况、无痛状态及健康的感觉等。因为缺乏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所以这个领域的事务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或者由医生兼管。　　在最后，这位美国专家还不忘呼吁，中国应注意保证医生的福利。他认为，只有对自己的职业满意的人，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现在有许多医生关心自己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和个人发展问题。目前的管理体制，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一些前途远大的优秀人才会失去长久发展的机会。要想使中国的医疗达到最佳水平，必须用良好的待遇吸引最好、最出色的人到医疗行业来。医疗行业要为自身的形象和持久发展着想，努力做到让干这一行的人对自己的行业更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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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1)---------------

　　医院里每天发生各种故事，当大家听到一个坏医生的案例激发内心积怨的同时，冷静客观地端详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也是必须的。有时我们在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锦旗，上面写着“华佗再世、妙手回春”，这些也不是医院为了炒作而自己去市场上买来的托。　　即使在一支混杂的队伍里，我们也还是能发现闪光之处，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　　眼前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差到让人无路可走、让人绝望的地步。离中国医学教育改良的那一天还为时尚远，眼下我们能把自己交出去看病的，就是从前的医学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医生。　　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眼前这支中国特色的队伍，为什么不能尽自己所能去发现那些善良的医生，或者一个尽管脾气暴躁但其实骨子里很真诚的医生，虽然这样的医生在队伍里并不超过一半？　　最近，我和一位内科专家去浙江，在车上，她的手机响起，是一位病人打来的电话。这位年轻女病人来自温州，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刚刚怀孕，她在电话里询问专家激素治疗怎么用，这位专家详细地解释了用法和用量，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　　我问专家：“您看过的病人是不是都很信任您？”她说：“是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看门诊时很仔细，有时我一天从早8点看到晚6点，70多个病人，特别是外地来的，大老远挂不着号，就给他们加个号算了。他们也不容易。”　　“那是不是年轻医生能像您这样的渐渐少了？”我问这位年近60的专家。她的回答没有针砭时弊，让人意外：“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科年轻的一批有几个也很优秀，不输于我。不同等级的医院、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科室风气会出品不同的医生。”　　我在实习的时候，去妇产科门诊跟着一位女教授见习。这位教授快人快语，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常得罪人。我们进诊室的时候，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化验单，他爱人患了绒癌，刚拿到治疗后的复查结果。教授看了看化验单，立即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女教授听了，快步走到诊室的衣架旁，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拿去取药。”末了，用她那火急火燎的大嗓门对中年男子说：“记住一定要治，千万不能耽搁！”不明就里的人听着会以为她在训斥病人。　　在南方一个人人都有商业意识的地方，我碰到一位内科教授。他多少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40多岁并没有能在当地的医学会里混上风光的头衔，这多少削弱了他的全国影响力。但是一次聊天时，他说：“学会的头衔是哄圈里人的，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病人。我只要在门诊把病人牢牢地抓住了，对他们尽心尽力，用心看病，他们就会口碑相传，不断地介绍别的病人过来。这才能真正提高我的医术，扩大我在病人里的影响力。”这样的医生已经有了需要牢牢地抓住病人的意识，他们知道如何与同行竞争，如何向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我听说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我们班的一对夫妻，说他们俩都主动要求去了北京“非典”治疗的大本营小汤山。　　这对夫妻中的女生，是我大学的多年好友。在学校时，我们应该算是理想碰壁、快要滑入美国人批评医学生说的“玩世不恭”的那一群。毕业后几年，她在医院里干，有时会跟我发牢骚说医院太辛苦、病人太难缠、不想干了之类。“非典”之后，我去北京出差，怀着点好奇拜访了这对“英雄”夫妻。聊起刚刚过去的小汤山生活，她轻描淡写地说：“那些病人看着挺惨的，就去了。虽然危险，但不像平时在门诊，感觉很受尊重。其实我平时最恨社会上管医生叫‘白眼狼’了。SARS一来，冲在最前面的还不就是医生，而且都是些很平凡、很普通的医生。”然后她向我介绍了真正的英雄事迹：“其实，我算什么呀，你知道我们的大师兄有多玩命，在急救“非典”病人插管时，他居然忙得口罩都来不及戴，多危险呀！不过，也有的护士就只隔着玻璃远远地看着而已。那时老百姓坐个公共汽车，还戴个口罩预防万一呢。”　　多少有些可悲的是，似乎只有在“非典”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人们才愿意心平气和地去接近那些好医生的形象。不过，我更关心的是，首先作为凡人的医生的多面性。因为这位被写进报告文学的抗SARS好医生，“非典”过后，重新回到平时轮转的病房，别上BP机，又过上了当班医生的日子。她皱着眉头向我描述：“半夜BP机一响，就像噩梦。”　　假如生下来不是神医的料子，假如把大部分医生的横截面剖开看，每个截面显示的除了是个凡人还是个凡人，假如时代也不配合他们，给个理想主义或者物质丰富的环境，一个医生，他通往神性的可能是不是从此就没戏了？　　看看周遭的环境，有时毕业的医学生们渐渐放弃了理想主义，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如此，他们的周围就散发着这么一股玩世不恭的味道。但必须得承认，一部设计得抓人的剧本，总是在剧烈冲突时激发并展现主人公性情里潜在的部分。这时候，一个普通的医生有可能在某一地某一刻，被激发出平时没能表现的部分，神性瞬间迸发。虽然不久之后，一切可能又回归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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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2)---------------

　　一位做医学出版的专家，有一次面对大众媒体记者们问了两个问题：“你们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医生是好还是坏？”记者们答：“大部分是好的。”“那目前媒体上和医生有关的报道，是好还是坏？”记者们答：“大部分是坏的。”医生这个职业的形象，其实不单需要中国医生们自己自律维护，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否则，将来的优秀人才不会愿意去从事一门不受尊重还到处被讨伐的职业。　　为什么在抗“非典”时没有人骂医生，而一旦回到平静生活，又骂声四起？人多么复杂，大多时候不是非A即B，而是在A和B之间的灰色地带游移，医生自然也不例外。但显然，因为医生职业的特殊，大伙儿真不希望他们在灰色地带里耽搁太久。　　除了医德之外，其实有些中国医生的医术比国外医生要高明。这种差别，有点类似于我所见到的一种写作软件。　　在美国，一些作家、剧作家就使用这种软件。他们把一些人物的基本特征输进去，选择情节的变化类型，然后电脑就会生成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故事。这种写作软件真是流水线工作的绝好武器，但在便捷周全的同时，也失去了写作最吸引人的魅力—不可言传的灵感火花，同时也失去了撼动人心的激情。　　美国医生的思维方式也带有这种电脑软件的成分，他们似乎更刻板地遵守医疗程序，更依赖于各种实验室检查和仪器检查，等所有这些检查结果都出来之后，他们才会像电脑软件一样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医生面对病人的第一步，是先收集数据，而一些出色的中国医生，他们的综合临床感觉比美国医生要强。这种综合感觉，是往软件里输入一堆数据和检查结果，通过精确的算法所无法推断出来的。优秀的中国医生的临床逻辑里有强烈的理性特征，也有可贵的非理性成分，有一种难以图表化和清晰表述的直感。中国优秀医生的这种临床思维，一方面是受益于中国人口多、病人多、病种多，每天需要接触的病人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检查的依赖程度还没发展到美国那种高度。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美国做一个病人比在中国强，比在中国受气少？美国医疗保险的规范和普遍是一个原因，另外，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之间医疗感觉差异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还缺少“初级保健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的有力支持，他们本应作为病人与专科医生之间桥梁的有力连接。　　就像前面提到的，在美国看病，先看“初级保健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病人可以从名单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医生。只有他们处理不了的病情，才会转给专科医生。这支庞大的初级保健医生队伍起到了“看门人”“把关”的作用，对疾病进行最基本的管理和事前控制。他们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关心病人的情况，还能和病人保持持续的接触和沟通，体现了更人性化的生物行睦硇社会医学模式，同时也为专科医生节省了很多精力。一名专科医生至少有七八位初级保健医生的支持。　　美国的保险制度比较健全，不同的初级保健医生看同一种病，收费相同。可以说，初级保健医生这个桥梁和纽带，在整个美国医疗体系里是相当重要的一环，他们在看病的初始阶段就解决了病人的大部分基本问题。　　我们对中美医生差别的粗略印象，其实是其背后相对科学的医疗体系表现出来的。要是论医术，一位国内免疫内科的教授向我描述中西差异：“不要以为美国的风湿免疫学有多强，他们只不过掌握了话语权，有基金去搞基础研究，实验室结果出的比我们多。要是论临床经验，我感觉他们还真不如我们。我一个上午的门诊，能接触到好几例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在美国，如果一个病房里收进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几乎全内科的实习医、住院医、教授都会跑来看。”　　中国医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在中国做病人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背运。但一个中国病人和一个美国病人在去看病之前，就注定了医疗环境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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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1)---------------

　　在西医来到中国前，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中医医生的呢？在《再造“病人”》一书中，这么概括：那时是“听说哪个医生好，请来试试。一种药方还没吃完，可能又听说另外一位医生挺牛，又换另外的医生。在中医治疗的选择上，民众似乎有更为多元的选择空间”。那时的中国人，在选择医生时有一种彷徨无计的微妙心理。但这样的状态在晚清以后开始被打破，西医进入了中国。西医的介入改变了医生和病人之间长期以来的微妙关系，这种改变从生活习惯到审美情调，从文字表达到接触空间……方方面面。但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如果得了病，因为求愈心切，还会有这样的现象：“昨日新医，今日旧医，明日郎中，后日仙水，百医乱投，延误时日”。　　2006年春节期间一次打吊针的经历，让韩松在博客上作此感慨：“医院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而从历史和文明的角度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聚集在一起，就常常成了最坏的一群人，何况是一些解剖过尸体的特殊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同类的感觉要么已经麻木，要么就更加敏感。”　　然后他想到了弃医从文的鲁迅：“唯有鲁迅因为学过医，所以才看出了中国人最黑暗的本性。他本人的心中也布满了魔鬼的细节，才能用那样毒辣的眼光去看待世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时，他看出问题其实似乎并不在于医院，于是，他才放弃学医，拿起了批判社会的笔。”不过，在韩松的记忆中，也“有一些好医生给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那多半是在熟悉之后”。　　是的，即使面对一支混杂的医生队伍，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而且并不一定“多半是在熟悉之后”。只不过，一个主动积极的聪明病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这样的好医生，而不是“幸运地碰到”！　　一个主动积极的聪明病人，可以千方百计去交一位医生朋友或者护士朋友，打听清楚内幕。他虽然挂不上号，但可以用各种真诚的方法打动专家，给自己加个号……聪明病人要做的是主动积极地给自己开路。只是，在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里，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聪明病人还必须动用智慧和谋略。　　还算幸运，现代社会可以提供的信息已经远远多于20年前，甚至10年前。现在我们可以买到中国名医录，可以在网站上查到相关专业的名教授名单。在每个大型医院的门诊楼，我们还能看到本院名医的照片、简历，其中包括他毕业于哪个学校，什么学位，主攻方向是什么，做过什么突出的科研课题，得过什么专业奖项。我们还可以利用医院里的导诊台，会有工作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你问的问题足够多、足够到位，往往也能找出本院那个不错的医生、那个最适合你的医生。除此之外，在网站上我们还能看到病友组织的论坛，在网上发帖咨询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我们拿什么标准去衡量这些“众说纷纭”的好医生呢？获得信息只是第一步，这些信息只不过提供了公众认为的好医生，并非就是适合你的好医生。　　从一个病人嘴里说出来的好医生，也许只是因为他上次去看病时，医生满头白发、态度和蔼、轻言细语，给他开的药还不算贵，临走还交待了回家以后的注意事项……这是一个看上去有人情味的好医生。　　而从网站里、医院门诊的墙报上介绍的医生情况，往往更多的是偏重于他的学术地位，比如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哪些国家做过访问学者，在相应的全国医学会或地方医学会里担任着什么重要职位，发表过哪些研究成果，申请过哪些重要科研课题。这是一个学术上有成就的好医生。　　但是，病人去医院最关心的其实是医术，是医生的临床感觉、临床思维和临床经验，是他能否在第一时间控制住病情，并给病人开那种受益最大风险最小的药，其他治疗措施也应该效果最好代价最小。但是，这样的医生，我们怎么辨别？　　我曾见过三位医生。一位是待人和善的女医生，她对病人总是轻声细语，关怀同情。在和她交往的过程中，病人肯定能满足自己人情味的强烈要求，但是这位医生直到50岁，依旧是副教授。有人评价说她临床逻辑不太清楚，也很少更新知识，更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科研结果。　　有一位是当到副教授后，中途出国读了个药理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发表了不少科研文章。然后有一天，他想回国发展，继续回到临床。因为他的科研优势，很快就获得了教授的职称，还当上了科室主任。可在真正手术的时候，他的技能其实已经不如一位天天泡在手术台的主治医生了。但是，这样的内情，一个普通病人在门诊是无法知晓，也无法判断的。　　还有一位做心导管非常出色的医生，但他的职业生涯有一个致命的薄弱环节，就是学位是本科。这个文凭上的缺陷直接影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列席各种学会之中获得光鲜头衔的可能。在一个不知情的病人眼里，根本了解不到他真正的临床技术，也就是病人最关心的医术。　　聪明病人怎么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在现在的医生评价体系中，一个高年资医生更多地是看他的学术成就、他的行政头衔，这些都会更多地给医生带来名气。但对具体的病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人情味和医术。如果实在不能兼备，那就医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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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2)---------------

　　而怎么去了解一位医生真正的医术，需要多去问问圈子里的人，多比较几个医生才能知道结果。可惜的是，在这两方面，目前都没有现成的名单问世，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研究、去判断。想方设法去交几个医生朋友或者护士朋友，会帮助你了解更多的情况。比如我的一个朋友患了子宫肌瘤，需要做手术，本来觉得腹腔镜就能解决，问我的建议。我给了她两位专家的名字，结果她看完病告诉我，其中一位专家说因为肌瘤的位置长得比较棘手，周围有血管和尿管，所以腹腔镜不一定能解决，到时可能会开腹手术。我问了问同行大夫，结果她一听就明白了，说这位医生的手术风格就是过分细心，不够果断，拘泥于细节，所以有人用两小时做完手术，这位医生可能需要三小时，有人不觉得危险的位置，她可能会觉得风险比较大。我立即把这番话告诉了朋友，她惊叹这里面学问太多了！　　我问她，是愿意肚子上开三个洞做腹腔镜呢，还是愿意冒开腹的风险？既然就做这一次手术，就要想办法尽可能去找个最适合自己病情的好医生！　　我们既然能花时间去研究各种车型以最后决定买哪种车，能不辞劳苦逛各种楼盘以给自己选一个合适的小区，我们也就更责无旁贷地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为自己的健康盘算，多花点时间，多托点关系，多找人询问，去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好医生！　　聪明病人是沟通高手　　现代医疗风格已经在寻求变化，虽然现代医生和现代病人还没有全部准备好。从前是医生下命令，病人去执行，现在则提倡优秀的医疗是病人和医生的协作关系。　　我们在要求医生的同时，自己能有效地去做些什么？　　五年前在美国，我在研究抗结核药的多国部队的课题小组里工作时，一个印度同事送我一盘有声读物：《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那张光盘一直被塞在我四处迁徙的行李箱中，却从未被放进CD机里。真正体会这本书的某些亮点，却是五年后的一次公司培训。一位已在公司十几年的上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在公司，80%的精力用来进行有效的沟通。”这一“公司真理”，对于我这样擅长埋头与论文和DNA对话的人来说，无疑在一刹那间否定了我大部分的潜能。我只能听“人类潜能的导师”史蒂芬·柯维给支的绝招，带我进入崭新天地。　　七个习惯中的第五个习惯—知彼解己（同理心交流原则）让我想到上司的话，似乎开始明白一些公司生存的真谛。我很快开了小差，想得更多的是—医生和病人的沟通。　　一个病人去看心内科门诊，拿着几大本心电图给医生：　　病人：我在单位体检时查出有早搏，去了好几家医院，做了好几本心电图，就是治不了根儿。　　医生：查出有其他心脏病吗？　　病人：没有。　　医生：那不用治，你这是良性早搏。　　病人：但我很担心。　　医生有些不耐烦：没事儿，良性早搏一般不需要吃药。　　病人将信将疑地离开了，医生觉得病人大惊小怪。医生肚子里一堆关于良性早搏的知识也只简化为两句话：“你这是良性早搏。良性早搏一般不需要吃药。”　　这两个人显然都在自说自话，结果两个人都很懊恼。　　如果换成两个略懂沟通技巧的人，情景会变成：　　病人：我在单位体检时查出有早搏，去了好几家医院，做了好几本心电图，就是治不了根儿。　　医生：我能理解你的苦恼。你这种情况不少见，你查出有其他心脏病吗？　　病人：没有。有没有其他心脏病和早搏有什么关系？　　医生：是这样的，没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早搏一般没什么事，又叫良性早搏。良性早搏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也不需用抗心律失常的药。有时候，过度治疗反而会产生医源性症状，让你焦虑。用药越积极，精神压力越重，症状反而越明显。　　病人：但我还是很担心。不吃药能行吗？　　医生：你知不知道，美国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导致的意外死亡人数，大大超过其民航空难与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从今天开始，不妨把你关心早搏的精力放在其他更有意思的事上。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每年来复查一次。　　病人的疑虑被打消了，医生也让病人理解了不用药的原因。可惜的是，这一幕多是理想景象。医生在拥挤的门诊哪有这么充裕的时间给病人解释这么多？我们的病人又哪有这么积极的态度努力去强势地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北京西单的一家医院走廊里，有这么一条标语：“换位思考——假如我是患者。”总算有家医院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同理心对医生有多重要，但去他们的门诊和病房看看，不谙沟通技巧的场景时有发生，当场吵起来的也不在少数。　　沟通是公司生存要诀，沟通也是成功看病要诀。只要稍微留心就能发现，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里，似乎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沟通的难题和困境。这是因为我们都缺少有效沟通的常识—首先去了解对方，然后争取让对方了解自己。医生和病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沟通对自己有多重要，他们大多可能也像刚进公司的我一样，没听说过“知彼解己”，那些沟通的障碍和难题如山堆积，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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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3)---------------

　　在这点上，心理专家似乎做得要远比临床医生出色。我曾经开玩笑问过一个名校毕业做心理咨询多年的朋友，为什么电影里、小说里的心理医生往往最后自己也疯了？　　这位20世纪80年代的文青，不忘先针砭一下时弊：“中国目前80%的心理咨询师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医生。”他随后转入正题，说：“真正的心理医生在咨询时，最重要的是同理心，你要先理解病人的苦恼，然后才能让病人理解你给支的招。这种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很重要，但心理医生的同理心职业要求，容易使他经常进入精神病患者的语境。所以，一个心理医生，也不能玩命看病人，一个星期看10个就不错了。除此之外，他还需要一些工具来纠正自己，保证自己的心理健康。否则就像你说的，自己也疯了。”　　知彼解己，并非只是大公司生存法则。史蒂芬·柯维的七个习惯，曾在美国掀起一股全民培训高潮，其中也不乏医生和护士。它是一种沟通技巧、一种新角度，希望最后获得有效沟通，而不是大家白忙一场，末了还带着怨愤和疑虑分手。　　但一个病人是怎么先学会成为沟通高手的呢？从前的病人，更多地像被动执行高手，从本质上来说，高度专业信息的掌握使得医生是一群希望有控制权的人，他们希望表现权威，喜欢那些听话、少提问题、按部就班、服从安排的病人。但这类被医生所喜欢的病人，常常因为失去了思考、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而使得医生其实无法从病人那里得到治疗的反馈。有时医生在例行公事的工作中，反而需要病人提醒，才会注意到新的问题，可病人大多不敢多说什么。最后，治病更多地演变成医生自说自话、一意孤行的独角戏。病人自轻自贱，认为自己本来在医院里就应该是“弱者”。这就是过时的医疗风格—“医生下命令，病人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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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病人可以改变弱者地位---------------

　　在变化的现代医疗风格中，让我们来给聪明病人画一张像。　　现代聪明病人，应该是在沟通中强势、主动的病人。他能把一次看病的收获，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最大化，但这并不是说他粗鲁好斗、让人讨厌、质疑医生、不尊重医生。　　他能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是积极、主动提问题的病人，想知道每项检查和手续背后的原因。他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并时时刻刻要求求证下一步是否正确的人。他拒绝被操纵，不因为别的病人都对医生唯唯诺诺就会全盘接受，但他同时又在沟通中表现了对医生足够的尊敬、坦率和真诚。　　这样的病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并用自己的积极参与及时地消除内心的疑虑，及时地向医生提出自己的愿望和想法，避免医生可能会犯的错误。他时刻采取主动，从医生那里争取到最好的服务，发展和医生的良好关系。　　但是在平时，有多少病人在离开医生办公室时，还能记得和医生讨论的内容？有多少病人注意到，如果忘记了一点信息或者一点建议，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治疗？有些病人看完病回家，甚至还自作主张地改变治疗方案，不按剂量服药，也不按次数服药，更别提医生提到的忌口或者应该注意的饮食，这些信息常常被病人抛到脑后。　　好的医疗，是病人和医生协作互动推进的，二者是一条战线上的，而那些埋怨、牢骚、愤懑……没有一样能起作用。　　聪明病人在看病前要准备什么？他需要详细、有条理地列出眼下和过去的病史、资料，告诉诊治的医生全部信息，即使有的信息可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些资料包括：　　你的症状：什么症状？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什么频率？　　你的健康史：准备一本个人健康笔记，上面列着你既往的健康问题。　　个人信息：你是否感觉到有压力，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现在所用药物：把药瓶带给医生看，或列张单子，包括什么时候服用，服用频率和剂量，以及有没有服用其他补药。　　服药后有没有副作用出现：让你感觉不舒服的症状，是否对药物过敏。　　所做检查：做过哪些检查，检查单和报告单，在其他医院看病的病史记录。　　聪明病人时刻不忘问问题，随时告诉医生哪里没明白。明白的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如果不问，医生会以为你全部理解了。要知道，病人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承担着必须了解的责任，自己所患疾病具体来说是什么机理，有什么危害。但有一点要记住，如果你质疑医生所有的话，会激起他对抗和防卫的心理。聪明病人问问题，不是为了挑刺，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懂的比医生更多，只是希望他对自己的病情更加了解。面对医生，聪明病人要敢于真诚地提问。　　开门见山。如果不止一个问题，以最重要的问题开头。提问时注意技巧，首先要说明，你问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接受医生的治疗建议，这对于奠定你和医生的良性关系很重要。　　勇敢、有礼貌地问。畏惧、尴尬、怨恨……这些情绪会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筑起藩篱。不要害怕张口，但也要注意有礼貌地问，礼貌地告诉医生你需要点时间，问些问题。如果害怕某种检查，对身体某些部位的检查感觉害羞，你要开口说出来。如果在检查过程中感觉不舒服，要及时让医生知道。如果医生在检查过程中，发出了让你不安的感叹词或者说了让你疑虑的话，与其自己胡猜乱想，不如请医生解释清楚。　　说出所有疑问。如果你对诊断或者治疗计划有疑问，告诉医生。如果你不愿意进行某种治疗，需要询问医生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如果可能，再去问问其他的医生。　　不遗漏任何一个问题。如果事后发现忘了提出或没有理解的问题，写下来，下次复诊一定要问清楚。　　如果治疗方案不奏效或者让你感觉更差，别忘了询问医生。仍然是勇敢地开口，但必须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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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自己的健康打算---------------

　　病人怎么解决和医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第一步是从无知到有知，他得获得关于疾病的信息。当然这还不够，第二步是从有知中提炼，他要了解得全面、客观。而这些，是我们善用“患者教育”能获得的结果。　　患者教育是什么？一个学文科的朋友和我讨论“患者教育”这个词，她开玩笑说，从字面上理解，中国病人很容易就被“教育”了，因为教育这个词，在汉语中似乎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威和灌输成分。我说，如果一个病人用这“教育”用得好，不但不是被灌输了，反而是赢得主动，如虎添翼。　　对一个去医院看病的病人来说，最忌讳的就是听信一面之辞，一知半解，然后全盘托付。这并不是说你要防范医生，而是说如果你想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为自己的健康打算，如果你想让自己少点抱怨，那你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你需要更客观、更全面的信息，了解更多的治疗可能，当然可能也包括比较不同方案的价格。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并不陌生。为什么到了看病这件事上，大家却做得不像生活里其他事那么有智慧呢？我们在农贸市场买把蔬菜也会货比三家，但到了看病这件事上，我们却坦然地患上了信息贫乏症，并且很少为自己充实这样的信息。原因可能是因为，和医学有关的信息总是那么枯燥乏味而且深奥，一般人认为自己肯定搞不明白就里。另外，我们好像也不知道去哪里寻找这样的教育渠道。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除了抱怨、受伤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作为。　　一个病人去门诊看病，关于疾病的所有信息并不是百分之百由他面对的那个医生所给予的。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医生可能只挑最主要的几点给病人讲清楚，而就这几点病人要是能全部记住就算不错了。　　一个聪明病人对疾病的了解，并不是靠一位医生的几分钟普及就能完成，而是自己不断积累、主动学习得来的。现在渐渐风行世界的患者教育，就是提供这种信息的渠道。到了近几年，因为传播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患者教育以更通俗、更具体的方式接近了我们的生活。在北京地铁站，有一张宣传画上就是最通俗的顺口溜：“管住你的嘴，迈开你的腿，不沾烟和酒，健康永相随。”这是北京疾病控制中心的公益广告。在宣传糖尿病的预防时，也流行“管住你的嘴，迈开你的腿”的说法。春节回家探亲看见一两年未见的伯父，身材挺拔、精神矍铄，问其经验，他居然嘴里出来的也是：“管住嘴，迈开腿。”　　在日益丰富的患者教育形式中，用得最多、最普遍的是网站。在美国，经常会有某一类疾病的公益组织，还有同类病人组成的病友组织。在他们的网站上，或者由制药公司资助的网站上，会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向每一个访问的非专业人士解释：这种疾病是怎么回事？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现在有哪些治疗新手段在进展？每个访问者都可以在网上直接提问题。更人性化的网站还会涉及医学之外的其他问题，比如：教病人如何恢复心理平衡？如何面对这种疾病？如何继续保持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美满？在一个与过敏疾病有关的网站上，病人甚至可以在网站上编写自己的过敏档案，查看当天的空气质量（花粉含量）、相关天气预报，向过敏病学专家提问题。　　应用比较多的患者教育形式还有大众报刊的健康文章、医院内发放的病历手册以及患者教育手册。这种文章一般信息不多、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但是难以保证连续性，也没有交流感，纯粹通过患者自己阅读理解。它们的好处是受众广泛。　　相比之下，另外一种比较受欢迎的，也是最原始但最生动的形式是患者教育讲座。这种讲座一般设在大型医院内，由知名专家为患者举办各种疾病相关知识的讲座。如果足够细心，我们在报纸的角落或者医院的通告栏里，往往就会发现这样的讲座通知。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还可以在一些网站上查到800电话咨询。这种咨询电话有时是非营利组织设置，也有些是为宣传某种药品而设置，但如果足够专业规范的话，其咨询内容往往都会涉及疾病的基本知识和病人自我防治的注意点。接电话的一般是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医务工作人员。　　在善用这些资源时，要注意一点，不管我们被哪种患者教育形式给“教育”了，千万不要轻易付出100%的信任，要学会质疑和求全。因为我们要力求为自己的健康打算，就需要拿在手上的信息是全面的、客观的。即使在接受某一类患者教育的同时，我们仍然不要忘了尽量多参加几次不同的活动，收集不同的信息，听取不同专家的意见，只有这样，才可能接触到全面、客观的信息。因为眼下越来越多的医药企业开始参与患者教育活动，在向患者传播健康知识时，经常会巧妙地贯穿药品介绍。在国家规定处方药不允许在大众媒体上广告宣传之后，患者教育开始成为影响病人用药习惯的宣传阵地、营销阵地。这其中有些公司是正规地向患者通俗地传达医学知识，但也要小心，一些中小企业利用患者教育进行的“会议营销”。这时，我们要把握住自己的判断力，擦亮自己的眼睛，努力判断出哪些是营销的成分，哪些是基本的疾病共通知识。　　你所需要的信息一定要遵循四个字：客观、全面。信息越多越好，对于那些带着情绪色彩，或是充斥着个例说明的教育活动，不如先小心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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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医生稀缺的注意力(1)---------------

　　一位上海的教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外地病人好不容易来到上海想看这位教授的门诊，但无奈号早就挂没了，医院门口甚至炒到几百元的黑市号也被抢得精光，但是，这个病人并没有失望地掉头回家，他决定给自己争取机会。　　他在走廊里等了一上午，快到下午一点，教授终于看完了最后一个病人准备关门时，他拿着自己的一叠资料，对教授说：“我坐了一天的火车才到上海，好不容易排上队却没能挂上您的号，我知道您看了一上午很辛苦，但我来一趟实在不容易，不知道您是不是方便能给我加一个？”　　教授听得动情，心想，自己不过多花几分钟，人家来一趟要折腾好几十小时，不如看了算了。结果，这个病人凭着自己不服输的努力看上了病，还聪明地约好了下一次来复诊的号。　　这位教授讲完后，感慨说：“聪明的病人是不服输的，他用真诚打动你，既尊重你，又给自己争取机会。如果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　　如何做一个能吸引医生的注意力但又不让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关技巧。这听起来有些悲哀，有些悲壮，但也算是一条冷静面对现实的解决之道。　　像许许多多的沟通学家们都在阐述的那样：一个良性的沟通关系，基础是互相信任和理解。病人和医生的出色沟通关系，离不开信任和理解。当我们走进医院看病的那一刻，面对一个医生时，其实相当于我们在进行一场公关。而且，这场公关必须沟通顺畅，志在必得，力争成功。在这场公关里，聪明的病人该造势时就造势，该收手时就收手。如果说那些公司里的公关人员在当班时是为了公司干活，那么在医院里和医生的这场公关，其实就是为赢得自己的健康卖力。公关人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会运用到各种各样的沟通技巧，最终目的无非是既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自己的目标也能顺利达成—双赢局面，何乐不为。病人和医生的沟通，也正应该朝着这样的结果努力。　　号召病人首先成为一个沟通高手，实在是迫于眼下现实逼出来的解决智慧。这现实是什么呢？医生在上学时没有学过沟通技巧，工作后也没有竞争环境和职业训练要求他必须注意沟通技巧。面对病人，医生几乎人人都是“注意力稀缺症”患者，悲哀的是，现在的病人也习惯于无奈地面对注意力稀缺的医生，习惯于被医生控制，习惯于被给予答案，习惯于被给予解决方法，花十几元挂号费，听医生打招呼和说再见。　　解决医生“注意力稀缺症”的方法可以来自于病人，你可以创造一种类似“注意力经济”的东西。最早提出“注意力经济”的美国人迈克尔·戈德海伯（MichaelH．Goldhaber），199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具体说来，注意力经济讲的是如何配置现有资源以最小成本去吸引客户的注意力，获得最大的无形资本。在大家提出“注意力经济”或者“眼球经济”的今天，时代背景就是我们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信息量，眼球没有着落，注意力飘忽不定。而现在的医生，面对眼前的病人，更多的精力是在关注疾病的技术解决方法，而绝少去关心那个得病的人。　　医生一个上午在门诊会面对几十个病人。这几十个病人中每个人还会有不同的病史，不同的用药组合，不同的病情发展阶段。这些信息像一片海洋，稀释了你作为个体病人的独特。　　当你，几十个中的一个，出现在他面前时，怎么在有限的几分钟内留给他深刻的印象，让他面对你时精神高度集中，状态良好，给你提出最好的治疗方案，这就是我们要用尽智慧和聪明去琢磨的环节。　　不要以为我们出现在门诊室的那几分钟是稀松平常的几分钟。真正聪明的病人，会利用好这几分钟，解决自己的问题，给医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几分钟，不输于一场求职面试。　　医生不是一天两小时好状态的厨子，在我们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很难说是他精力最充沛、精神最集中的时刻。我们不能选择出现时间和出现时的背景，但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积极的努力，来唤起医生的注意力，最后争取最优的医疗服务于自己的健康。　　一位朋友住进妇产科肿瘤病房，她进去的时候手里捧的是英国人写的书《别让医生杀了你》。当别人都在读化疗恢复小常识时，朋友手捧的这本书在查房时被医生看到，肯定是让医生起一身鸡皮疙瘩，无形地而且是有力地，挑战着医生的权威。这样的病人，医生把他们叫做“刺头”病人。我那在妇产科的大学同学就直言不讳地说，她喜欢从农村来的病人，老老实实，一句不问，而那些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问题一箩筐，见了就头皮发麻，不知道哪天就会找你麻烦。　　手捧《别让医生杀了你》的这位朋友，继续按照自己内心的目标和愿望行事，因为在她看来，她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健康打算。为什么看这么刺激的书？她的解释是，这是她第一次住院，总得了解一下这一行的真实情况，包括各个方面，好的坏的都要看一看，然后，防患于未然。　　自然，面对医生，她的问题也有一箩筐。比如，医生给她选择治疗方案时，她会问这个医生为什么建议先手术后化疗，问那个医生为什么又建议先化疗后手术。结果她发现这两种治疗方案的疗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只是这两位医生不同的治疗哲学和不同的治疗习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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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医生稀缺的注意力(2)---------------

　　据她回忆，几乎每天查房时，医生走到她的床前，她都带着笑容，准备了起码两三个问题等着询问。不仅如此，她还找来了医学院的妇产科学课本，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她详细地了解了她所患疾病的治疗历史、演变以及目前国际的最新进展。其中的有些趣闻和故事，我从来没听过。　　在给她静脉插管以便打化疗药时，疼痛让她大呼小叫，但这样的结果是—病房里找来了年资最高、最有经验的老护士给她插管，老护士使出绝招，轻飘飘地就插进去了。最后她出院时，她问管病房的老教授，她现在对这种病的了解是不是已经相当于一个医专学生的水平，老教授不得不佩服地点头说：“你的水平岂止医专，有些本科的可能都不如你钻研得深。”　　这样的一个“刺头”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一直在强势但友好地争取最好的医疗，力图和医生保持平等，力图把自己放在能和医生对话的位置。最后她赢得了医生的注意力，带着健康满意回家。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和其中的一两个医生交上了朋友，她复查时，只要往门诊一站，医生就会回过头来像老朋友似的跟她打招呼，问长问短，当然，知恩必报的她也给予了医生足够的尊重。　　医生和患者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吗？现实并没有这么糟！两个凡人之间的沟通，最柔软之处在于—坦率和真诚。　　即使面对的医生注意力稀缺，聪明病人也不会放弃去努力，去争取，去唤醒医生的注意力。我的“刺头”朋友的医院经历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怎么运用技巧真诚地打动医生，引起他的注意，就可能和医生最终结下友谊。但为什么以前我们大家却总觉得医生和病人之间产生友谊是过于奢侈的愿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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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并非万能的医生---------------

　　现在，回头再读读开篇那段《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　　—一名专业教授半天看三四十个门诊，如何做得了每个病人的“温情使者”、合格的“心理咨询师”？我们何时才能自己也去选一位能还医学以温情、在任何时候首先是朋友和心腹知己的“初级保健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没有钱。　　—如果这样，谁来给医疗费买单？我们何时能实现“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有没有人注意到在美国病人作为消费者的义务中，列出了一项义务就是“交付医疗费用”？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美国医生们发牢骚说，医生常常因为对病人不够关心，或是接触时间过短而受指责，但为什么在现在的经济化医疗体制中，只有具体的医疗操作被合理地定了价，关心病人、教导病人根本就不值钱？而中国的医学教育也明显低估了社会、心理、经济、家庭环境及职业等因素在医疗中的作用。有多少好医生，能不断保持对文化、社会、伦理、心理学的兴趣和理解，会把病人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进行治疗？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　　—在医学生的课程里，医学伦理和医学心理学形同虚设，内容空洞，上课几乎就是走过场，也从来没有进行过沟通技巧的培训，只能靠自己日后在工作中无师自通，很多医患矛盾由此产生。医院墙上挂的“假如我是病人”的换位思考法，有几位医生领略其中的奥妙？一位专业好医生的门诊时间只有七八分钟，如何在七八分钟里达到最有效的沟通？我们的病人又准备了什么资料、信息，以何种心态去和医生积极沟通？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　　—这样的医生，又如何能在医院的小社会里血拼，如何幸存到日后你去挂他的教授号？为什么在美国医生面临的压力调查中，也提到来自同行和医院内部的挤压和斗争？如何培养一位博爱的医生，一位不只流于天真清高，还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医生？　　现在你可能明白了，在眼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能达到这五个“希望”的医生在人群中是极其稀有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其实都一样。　　毫不夸张地说，自从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那天起，人们对医生职业中神性的期待就从未减少。虽然其间，我们屡屡受挫，屡屡失望，但从未停止。即使在道德基因渐被稀释的今天，我们对道德的要求，可能唯一没有放弃的仍旧是医生这一职业。谁让我们是脆弱的凡人？谁让我们有着一堆不太精密的零件组合成的身体？谁让我们对身体知之甚少，对健康抱有本能的渴望，对死亡心怀恐惧？谁让我们已经习惯在看病这件事里被动执行，把全部任务扔给医生，而不是和医生一起合作、一起努力？　　希望医生就是神，是不是可能就是千百年来病人养成的偷懒习惯？我们把对战胜疾病最好的设想，都加在了医生身上，让一个凡人务必“万无一失”地去完成这些赢得健康的任务，而这任务可能原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虽然说“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但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支良莠不齐的中国医生队伍，然后是一片长不出神圣的时代土壤，最后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面对的医生也是一群凡人，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办不到的全部寄托给了他—在生病这件事上。这时，与其“我希望”，不如“我去做”。　　谁为你的健康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既然这样，聪明病人不如面对粗砺现实，为自己的健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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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有话要说***************

　　虽然《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中的五个希望非常渺茫，但我们作为病人，从未停止过期待，从未停止过失望之后的再期待。我们在等待一个上帝医生的出现，而对医生这个职业，我们了解多少呢？

---------------医生的意义超越职业之外(1)---------------

　　虽然《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中的五个希望非常渺茫，但我们作为病人，从未停止过期待，从未停止过失望之后的再期待。我们在等待一个上帝医生的出现，而对医生这个职业，我们了解多少呢？　　医事中一条无奈的规则就是，我们面对医生，可能最后希望听到的才是医生自己的苦恼。从病人变成医生的杰米·韦斯曼在从医后就感叹：“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病了，你最后听的才是医生自己的问题。”　　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没做医生？我真不知道怎么给出一个简短明了的答案，即使现在也是。　　也许只有入行了才知道，属于医生的荣誉和价值肯定，其实从后半生才开始。医生在年轻时辛苦、琐碎、贫穷，在等级森严的医院小社会里，必须掩藏个性小心度日。如果年轻的医生有颗敏感的心，面对每日所见的生老病死、世态炎凉，唯一的逃避出路就是变得疏离和冷漠。　　如果还有个具备怀疑能力的大脑，就会敏感地发现自己18岁时那个做医生的理想与眼前现实之间的差距。时代已经让医生由最需要道德支撑的职业，渐渐成为疏离、冰冷的工作和谋生手段。医学在沿着所谓的“科学”道路笔直前行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转而专注于或者说纠缠于局部和细节，或者被更宏大的经济潮流左右产出。　　而且，医学其实并不像人们吹捧的那么神话、万能，它和疾病的斗争虽然不断有局部战役的喜讯传来，但最后难免一败。医学常常会面对束手无策的“不确定性”障碍，也面对着许多无法解释的关于“人”本身的宏大问题。　　如果说医学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医生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对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　　医生作为职业的意义，已经超越职业之外。作为一种和生命相关的特殊职业，它要求把谋生和兴趣，把工作和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提倡：“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　　我们现在常能在各类金融或是时尚杂志上读到这样的文章，它们抛弃了高大全的模式，写得极富人情味。比如，一位能干、敬业的职业经理人，白天进办公室，是一副攫取生意的进取表情，但回到家里，他可能读的是《庄子》，捧的是《红楼梦》。这样的故事试图让我们感觉这个经理人看上去有血有肉、生动真实，而不是脸谱化的“商场强人”。我们很喜欢这样的故事，读起来很受用。我们能够接受别的职业领域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但对医生的期待却要高得多，我们希望一个符合医生这个职业概念的人，能保持“高大全”的形象，上班下班一个样，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一个样，心里想的和行动做的一个样，甚至下班的路上、吃饭的桌上也在想着如何救死扶伤。　　一位门庭若市的老教授，行医多年，辛辛苦苦像打仗一样看门诊，四五个小时，三四十个病人，最后仍然难免遭到病人的埋怨。去年，我陪妈妈去心内科门诊，复查她的风湿性心脏病的病情。几年前，我在医学院时，曾以白大褂的名义要了个女教授—其时也是大内科主任的门诊号。自打被这位教授听过诊后，我妈一直保存着那次的病历，有时说起女教授来，满脸崇敬之情。这回，我托人找到女教授的徒弟要了个号，弟子在电话里嘱咐我说：“上午11点以后来吧，别太早了。老太太门诊很忙，能给加号就不错了。还有，记着看完了一定要谢谢。”　　我们到门诊时，一屋的病人、家属、实习生把老教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老教授在重重的包围中已是严重缺氧，两颊鲜红。11点30分，有实习生招呼我们进门。老太太简单地问了问我妈的病史，翻了翻病历，看见自己几年前的字迹，便刹那间心领神会。她给我妈查了体，开了药。这期间，我妈高度专注，虔诚地看着老教授，期待着她能多说一句，再多说一句，仿佛这对她是莫大的安慰。七八分钟后结束了，我像她弟子吩咐的那样说了声谢谢。我妈出门后问我：“七八分钟，这就算看完了？”似乎很不过瘾。我说：“是，其实就那么点事情，再说她以前也看过你。”　　我妈又问：“怎么觉得我说病情的时候她似听非听的？也不知道她听进去了没有？”这回，我似乎一下子找不出什么词了。想想，要不是我还认识几个熟人能要到门诊号，一般来说，人们能被专家看一次很不容易。但因为跟专家一起出过门诊，我也知道其实除了疑难杂症和危重急症，一般病人开口说上几句话，这些专家就了解得差不多了。但显然，作为一个病人的期待不止于此。　　有些职业，人们能容忍它仅仅是职业而已。这个时候，它可以等同于养家口、磨洋工等工资……人们可以宽恕这样的事，只是最后能干出彩的，大多是那些能把职业和兴趣融为一体的幸运儿，他们在现实里的比例并不高。但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我们面对它时，要求的是救死扶伤，起死回生，点亮自己随时准备照亮别人，面对每个病人都能百分之百投入，像协和名医张孝骞提倡的那样，“每个病例都是个研究课题”。医生这个职业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职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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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意义超越职业之外(2)---------------

　　据说，餐馆里的好厨师一天中发挥到巅峰状态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小时，其余时间炒出来的菜水平也很一般。但医生不比厨师，一般说来，大医院的专家门诊半天要看三四十个号，这其中，有些人是变卖瓦房全家出动，殷切期待专家神圣的嘴里给个说法的，但轮上的时间只有七八分钟。面对的期待值这么高，当初宣誓背过希波克拉底誓言，好医生的道德感、责任感不由自主地往外冒，好医生要把自己变成四五个小时都必须炒好菜的厨师。这背后一定应该有某种来自精神的神奇力量，才能让他们像燃烧的蜡烛一样舍身长明。　　从生理上说，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可以支撑这种时时刻刻绷紧的状态。既然医生也是普通的一副躯体，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每个年轻人在进医学院时，都向医神宣誓许诺时刻救死扶伤。只是到后来，在真正面对病人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宣誓比工作要容易多了。有些人不堪理想主义重负，中途变了节。而那些留下的呢？即使到了教授级别，如果只能分给每个病人七八分钟，也会遭到病人的抱怨。虽然这已经是医生在目前的体制下，能做到的最好安排了，此外他无能为力。不知道有几位奋战在一线的医生还能轻松地同意：“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你所从事的现代医学是什么？如果让那些在一线工作的现代医生选择，在艺术、科学、宗教三者之中，他们可能一个都不会选。大多数现代医生，会去选另外一个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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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行赋予的神性(1)---------------

　　《格林童话》温暖亲切，贴近人心，适合一家人围着火炉朗读。其中有一则童话这么写，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医生能欺骗死亡：医生会把病人的床头掉转方向，这样，死亡会违背意愿站到病人的头上方，不再纠缠病人。对应的中国故事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　　《淮南子》一书中写一个叫神农的人：“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人们只知道怎么对付打猎时划下的伤口，什么植物吞下去能顿时神清气爽。有很多疾病却远不止这么简单，它们来得毫无缘由、气势汹汹，充满了隐秘和未知。这时的人们慌了手脚，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疾病，只能认定是魔鬼逃离了神的手掌，袭击了人体。这时，巫医站出来说，他有超人的能力，能借用神的力量，把魔鬼从病人身上赶出去。于是，病人落到了这些戴着面具装神弄鬼的巫医手里。　　但这些巫医总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教士渐渐承担了一部分治病的任务。这些教士们，被认为是联系神和人的使者，他们既管老百姓的精神救赎，也管治病。只是多半他们问的是病人精神层面的问题，他们教病人怎么祈祷，还给病人喝神水之类的东西，教病人怎么向神灵赔罪。在教士那里，治病和精神救赎难分你我。　　1983年，刘易斯·托马斯（LewisThomas）写了本书叫《最年轻的科学》，很受欢迎，书中说的就是医学这门科学。这位1993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在书里写道，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其实是完全无知的，医生的本领不外乎给病人吃治不好病但也没危害的安慰剂，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　　而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活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著名诗人拜伦即死于放血，临死前，诗人的太阳穴上放着吸血的水蛭趴了一晚上。这位诗人可谓“活得洒脱，死得愚蠢”。在当时，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更令人毛骨悚然：水淹、放血、灌肠、电击、切除脑叶……这些医疗活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徒增病人的痛苦，但是在当时，它们却以医学的神圣名义出现。其实，那时最高明的医生不过是擅长诊断病名和解释病的预后而已。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最初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环境，就会发现，是人们对疾病的一无所知、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呼唤着医生这个职业的出现。因为无法解释疾病的产生，因为人的无知、势单力薄，因为疾病事关生命，所以理所当然地，人们会想到神。是神因为我们的罪过在惩罚我们吗？是魔鬼逃离了神的手掌猖狂地袭击了我们的身体吗？这些问题，只有神才能解决。而神是不亲自到人间挨家探访的，但他能派来使者。医生就是这降临人间的白衣天使，可以替神出面解决人间的疾病问题。　　刚上医学院的年轻人，还会接触到希波克拉底这个名字。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凡是立志从医的人都要在科斯岛的一株老梧桐树下宣誓，誓词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从那时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成为医生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唱和了人们对医生美好形象的投射。谁知道两千多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职业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促使当初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环境，在眼前这个时代仍旧存在。对某些疾病的一无所知、无法掌控，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现在，仍旧一个没少。虽然这期间，医学的进步使人类由最初的原始人死于年轻力壮，到现在的人口变得老龄化，但仍旧有许多无法解决的健康难题拦在我们面前，使得我们这条生命之路并非坦途，总是看上去磕磕绊绊。而作为人，与生俱来地祈求平安无事的生活、没有疾病打扰的生活，健康难题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懊恼、害怕，对未来的无法预知感到恐惧，更对想象中可能导致的生命终结感到绝望。这个时候，我们寄予期望的、有可能给我们最大帮助的就是医生。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其实还是像原始人一样，期待着医生身上的神性焕发，期待他们站出来说能把病魔驱除出门，或者像古代的教士一样握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把起因缘由一一道来。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们的反应，不管是揪心或者同情。人们坚定地认为，医生应该是这样的。　　有两位美国医生写的两本书，都是关于医学生的实习生生涯。一本是小说《上帝之家》（HouseofGOD），20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后来还被改成了电影。另外一本是纪实小说，叫《学做上帝》(LearningtoPlayGOD)。有趣的是，这两个医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职业定义在类似“上帝”的位置。虽然两本书中各自以诙谐或者正经的口吻讲述着这些“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最后说的都是，病人期待医生是“上帝”，而医学生也渐渐自我感觉良好地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虽然后来又不堪劳苦，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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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行赋予的神性(2)---------------

　　希望医生就是神，是千百年来把自己定位为弱者的病人的习惯。谁让我们是脆弱的凡人，有着一堆组合不太精密的零件构成的身体，谁让我们已经习惯在看病这件事上把全部任务扔给医生？就这样，我们把对战胜疾病最好的设想，都加在了医生身上。让一个叫做“医生”的凡人，务必“万无一失”地去完成赢得健康的任务。　　即使用最大的宽容来说，所有这些，也完全是奢侈和妄想。　　在2005年的一次外科医生会议上，时届九十高龄的中国外科开创者裘法祖从口袋里掏出《左传》，念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解释说，立德是指做人，立功指做事，立言指做学问。他呼吁医生首先应是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好人。一个好医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病人当做自己亲人一样对待，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如果你尽了努力，病也治不好的话，病人会原谅你，医患关系就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　　在医生圈子里，裘法祖的名字可说是如雷贯耳。除了精湛医术之外，他还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年轻时留学德国，在那里当上了外科医生，在大学校园里遇上了日后的德国夫人。后来两人一同回到中国，成就了裘法祖赞道的“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他在中国开创了腹部外科和普通外科，迈出了器官移植第一步。他的裘氏刀法已成传奇，像极了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精、准、稳、狠。小李飞刀“出手一刀，例不虚发”，而裘法祖如果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无损。但是，就像小李飞刀吸引读者的不仅是技术活，背后还有一股侠义精神。古龙说，小李飞刀是种象征，是“侠”的道义象征，是“武”的意志和力量的象征。裘氏刀法的精髓也不仅仅在于他的技术活，还离不开它背后的精神。这位外科巨匠，不像现在外科医生一味推崇“手术刀至上”主义，而是主张“能够不开刀的就不需要开刀，开小刀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如果必须要开大刀，要开得彻底，要开得好”。住在50平米陋室里的裘法祖老两口，时常听点古典音乐怡情养性。他总结一生说：“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而现在，那些去协和医院看病的人，可能经常会跑到门诊的书摊上买一本叫做《协和名医录》的书，载入其中的多是年逾六十的教授。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渐渐画上了黑框，他们最后成了一张相片。人们会感慨，这些教授代表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代表了某种即将消失的精神。人们还会担心，那些在物质剧变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医的年轻人们，是否将呈现给自己一张张渐渐冷漠的脸孔？　　医生这一职业里的神性，需要生存在丰饶的土壤里，才不至于是一场空期待。　　这土壤的一部分是理想主义。有了那么点理想主义，医生才有脱离具体的庸俗的可能。但仅有理想主义显然还不够，还有一部分来自善良，也有人叫它人道主义。有了那么点善良，医生才有通向高尚的可能。但就像我们身在这个时代所看到的一样，这土壤并不是万年永存，甚至不是百年永存，可能十年中，土壤的成分就会发生变化。　　有两位美国社会学家要悲观得多。他们写了篇叫做《医学院里理想主义的命题》的文章，想把关于理想主义的问题讨论个究竟。他们这么说：“当人们放弃了理想主义奋斗之后，玩世不恭的人那种听天由命的情绪就开始抬头，最后占了上风。”这两位美国教授在医学生中进行过调查，结果是什么呢？—“理想主义”的医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而“玩世不恭者”一年比一年多。　　他们详细地描写了医学生被社会化的过程。出于学者的天性，两位社会学家试图追究这背后的原因。医生职业中的神性假想力量是有限的，在现实工作中，医学生们常常感觉到人们质疑他们的职业态度，于是，“医学院中充满理想的年轻学生，成了一个蛮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的医生。理想，在面对职业实践的现实时破灭了，这种玩世不恭是在理想破灭后的反应中形成的”。　　美国有一份调查对毕业后的医学生生活进行了近十年的追踪，结果发现：美国的医学生毕业后进入真正的工作中，十个里面有六个说他们在医学院时过于理想化，对医生的真实生活毫无思想准备，眼前的生活根本不是他们当初想象中的生活。　　这种落差具体说来有这么几种：医生生活质量差，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没有自主权，老被舆论媒体当做焦点……这些落差无一不体现着医生在现实生活里的苦恼，在中国也一样。有着强大精神力量，并能坚守理想主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的理想主义火苗就是在这些强大现实中一点一点被扑灭的。　　《希氏内科学》是本大厚书，全世界内科医生几乎人手一本。它的序言起篇就是：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主义职业。它的道德性质更类似于宗教的传教士。　　但这群被叫做“医生”的人活在21世纪，他们中的多数，并不能够把这份赖以谋生的职业上升到信仰的高度，更少有人能像传教士那样坚守信仰。他们不是生活在道德的真空里，也并非仅仅生活在几寸厚的《希氏内科学》里。他们更多的，像每个普通人一样，首先面对的是生存。在一部叫做《且听风吟》的小说里，村上春树除了杜撰了一个叫哈特费尔德的美国作家外，有一段这么写道：“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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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行赋予的神性(3)---------------

　　我倒不是想说，所谓医学也是这么一种玩艺。但在眼前这个社会，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能绕开物质烦恼，医生这个职业更容易接近神性。最简单的就是，如果没有物质烦恼，谁会愿意为收一个几千块的红包坏了名声，谁会为几块钱一盒的回扣拼命开药？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医生是生来就想变坏的，甚至有一部分人在年轻时，曾怀着救死扶伤的理想跨进医学院，只可惜后来在无奈的“社会化”过程中，一步步妥协变卦。　　2005年，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汪丁丁也提到了医生收入问题，他给医疗改革定下的紧急之务是—将医生收入市场化。而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中国医师协会倡议全国的医生去学习《医师宣言》，其中涉及了三项基本原则和十条职业责任，是欧美几大医学联盟共同发起写成的，并于2002年首次发表在欧美权威医学杂志上。不同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是，它是新时代的宣言，希望能建立医师在新的市场经济下的行为准则，把医生和病人、医院和社会的混乱关系理清。只是这样的学习，仍旧没能回答剩下的许多问题，它也仍需建立在高度自律的基础上才能有效。　　有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医生，在30多岁时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中国做医生的选择，他不无感慨地这么对我说：“某种程度上，物质的贫乏放大了我们人性中劣根的一面。美国医生不能说都清白，但在物质到达一定基础后，他们重名誉超过金钱。现在对公务员不也提倡高薪养廉吗？中国的医生，即便是特别正规的七年、八年制毕业的，也比印度医生、东南亚医生穷多了。一届毕业的同学，在40岁之前，绝对是进公司的比当医生的挣得多。按照社会的价值体系，这些医生的价值怎么能够得到体现呢？我当时在国内就担心，自己即使想洁身自好，恐怕日后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是每个医生一个上午可以慢条斯理地看十来个病人，那么在病人看来，这个医生即便医术平庸，也因为可以握着病人的手，朝病人友善地微笑，变得可亲、神圣了起来。要说中国和美国医生的道德基因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我还真不相信。但制度的不健全、不科学最后却都集中在医生身上，一并展现给了病人和舆论。”　　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医生这个职业是否就能最终成就神性了呢？不巧的是，在每一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其中总有那么一两个问题解决不了。生活在现代，生活在中国，我们并非是最背运的病人，面对着一群最糟糕的医生。　　在18世纪，人们讽刺那些医术很烂的医生为“看护尸体的家伙”。　　19世纪，法国有个姓杜米埃的画家，一生以漫画作为战斗武器，医生自然也不放过。他锐利搞笑的画笔下，有自我感觉良好的医学教授，有敲诈病人钱财的黑心医生，有四处招摇撞骗的江湖大夫……他的漫画中最典型的医生形象是：看上去皮笑肉不笑，表面友好但内心冷漠。　　20世纪一幅德国的漫画里说：“医学是为一等病人服务的，而三等病人是为医学服务的。”　　甚至“红包”一说，也由来已久。在一些关于中医的书中这么记载：中医出诊要轿子去请，医生来家中开出处方后一般要酒饭招待，还要自觉给一红包。钱不拘多少，家境好的多给，差的少给。　　关于医生带着浓重商业味道的说法，在中国则有：“打盐水一针，收大洋十元。”　　……　　几乎在每一个时代，总有“江湖医生”、“庸医”的说法，现在我们还经常用这些词来讽刺那些混迹在医生队伍里的“伪劣产品”。　　因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神性的期待，在遇到不符合期望的现实时，人们产生了更强烈的怀疑和愤怒。出于对生命顽强的眷恋、对疾病的恐惧，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逞口舌之欢，发泄一回特别的失望。所以这些年，对医生的刻薄话前所未有地多，也前所未有地狠。这么多年来，像白求恩、南丁格尔这样的榜样仍未过时，时不时被拿来激励着后生。榜样的存在，也说明了同类的稀少。　　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其实从来就有，也并非到今天才愈演愈烈。在一个道德基因渐渐被稀释，其他诱惑纷拥而上的时代，我们对道德的幻想，能寄托的可能只有医生这个职业了。可惜，他们从来就不是上帝，也不是传教士，他们也演不好和我们美好期待相对应的那份艰难的对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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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手术刀气质(1)---------------

　　几位20世纪80年代的协和医学生曾经组了个乐队，名字叫做“手术刀”。他们的“手术刀”音乐，冷静、深刻，形象地表现了医生骨子里流淌的“冷漠”气质。　　冷静和深刻，可能正是医学生生活给每个医生打下的烙印。但也就是这种手术刀般的冷静和深刻，总难与人们期望的温暖、亲和力同时出现，在同一时间呈现给病人。　　解剖课是开头第一步。最简单的，从对人体的模糊认识到确切分解，每个医学生都经历了这一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是别人永远无法经历的。解剖课的本质不仅在于积累解剖知识，更多的是赋予医学生一种“手术刀”的气质。这种气质让他们开始直视现实，直视身体的美与丑，直视那些巧夺天工的构造以及身体处处可见的恼人细节。当医学生拿着手术割下的标本一路小跑送到病理实验室，那些刚从活人身上切下的部分被福尔马林浸泡，然后经过纯粹技术的处理，成了一张张压在薄薄玻璃板之间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它们是一张张图，而且这些图并不美好，因为它们告诉人们的是，这具血肉之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时的医学生，开始知道如何从混沌的血肉之躯快速抵达“本质”。但是请注意，这本质，对于医生来说，是一堆包含着“问题”的本质，而他终日面对的就是这些来自身体的“问题”。　　曾经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生的契诃夫，有人这样评论他的作品，像一把“笑与泪之间的刀子”。肖斯塔科维奇如此回忆契诃夫：“我贪婪地阅读契诃夫的著作，因为我知道一定能从中找到一些关于起始和终了的重要思想。”在他眼里，“契诃夫对生命的终了的看法很明智。他认为，‘所谓永生’也就是生命在死后的任何方式的存在完全是胡说，因为这是迷信。他说我们必须想得明白些、大胆些”。但这种明白、这种大胆，是否就是人们喜欢的明白和大胆呢？　　比如，高尔基就很不喜欢契诃夫。高尔基说读他小说的时候，“人就会感到自己是在晚秋的一个忧郁的日子里，空气是明净的，裸的树，狭的房屋，灰色的人们的轮廓是尖锐的”。　　在接受医学训练的年轻日子里，医学生生活就像一次去未知地区的旅行，你不能预知前面会看到什么景象。医学生在旅行过程中，不期闯入视野的那些景象是不愉悦的，是和疾病相关的，是和死亡联系的。它们撞击着你，挑战着你的感受极限，折腾着你的习惯思维。　　在上学时，每个医学生都会被逼着去面对“起始”和“终了”这两个问题：新生命以各种方式诞生，曾经存在的生命以各种方式终结，还有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从死亡线上被医学拯救回来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2004年，林兆华重新导演契诃夫的《樱桃园》时，再现了契诃夫这位医生作家最感兴趣的话题—人在永恒的变化面前的无奈。人们说，契诃夫似乎有意地使我们在感情上无法同任何一个剧中人接近，因为他对每个人物都怀有一种戏谑—一种绝非恶意的嘲讽，一种悲悯的戏谑。虽然最终还是源自冷静的爱，但这种医学教育留下的独特“手术刀”气质，事实上可能并不招人喜欢。　　除此之外，经年的医生生活，接触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病人故事，往往让医生阅尽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为了不让这样的故事总是对自己造成情感上的冲击，他会不得已和病人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出于情感的自我保护，他会把自己安置在相对安全的情感地带。这可能是“手术刀”气质的另一道寒光。　　一名哈佛医学生在名叫MURMUR的哈佛学生报上，写下了自己的困惑：《急诊室的故事》中，一个单身妈妈出了车祸，她的小儿子受了伤，之后她开始酗酒。孩子的父亲意欲夺回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单身妈妈逃出了医院，用酒精浑身上下浇透，在车里点了火。等她被带回急诊室时，皮肤大面积烧伤，高达90%的面积！单身妈妈临终时对一个医学生说出了送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我爱你。　　作者不禁问自己，要是日后自己在临床工作中碰到这样的情况，会作何反应？　　这位哈佛医学生回忆，自己在几个星期前，听一个病人讲她儿时被强暴的悲惨历史，这段历史直接导致了病人日后的成瘾性疾病。在听病人讲述病史时，作者强忍着自己的眼泪，不停地告诉自己：“同理心是医生必须具备的，自打进医学院第一天起老师就这么说，要做一个体贴的、有同情心的医生。我们要学着去尊重病人，对病人循循善诱，对坏消息回以同情。”　　但作者又说：“我有时想做的正相反—和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他的故事不会太打动我，不会从情绪上压倒我。”这位哈佛医学生的困惑是：作为医生不应该从情感上放弃病人，或者当病人需要他的温情时临阵逃脱。但是，医生怎么面对那些遭受过严重生理和心理创伤的病人？医生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反应，保护自己不致受影响？　　“在我目前所接受的教育里，还没有有效的方法去解决病人和医生之间的这种问题，我只能自己去找一些看似无情的方法。我可能不再追问病人过去的创伤历史，而是面对病人的那些问题赋予更多的理性，这时病人不再对我情感上造成威胁冲击，而仅仅是说明X和Y之间关系的一件事而已。”这位医学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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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手术刀气质(2)---------------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困惑和问题。曾经有一项对临床医生的研究也表明，如果在那些类似临终关怀这样紧迫的、有压力的情境下长期工作，医生们保护自己的办法只有—和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病人的生存希望比较渺茫时，这些医生会变得情感疏离，很少让自己动感情，他们更多地就事论事，谈论一些和疾病相关的科学层面的问题、护理时的技术性问题，而不是情绪反应……这些看似无情的方法，只是为了不让眼前的悲剧对自己的情感造成过度的威胁和冲击。　　看一场戏，如果认真地看、投入地看，心理还能承受；如果连续看、成年累月地看，起码心理上会疲惫不堪。于是我们有时走神，有时漠然。　　但如果医生是观众的话，他面对的却是一个以生死为主题、悲剧居多的舞台，而作为演员的病人，每个人的身份独立而特别，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脆弱、敏感、忧心忡忡，渴求着温暖感情的回应。一个温情的医生，每天要做至少8小时的观众，然后知道中间如何适度地配戏，以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以每个普通人的经历，这样的悲情戏，一个月一次还算深刻，天天经历，可能就会渐渐麻木了。　　医生为什么做不了合格的温情使者？并不是道德沦丧四个字这么简单。作为患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我们上台的那一刻，他是全神贯注的，满腔人道主义的，配合戏分的，如此这般，我们作为患病的悲剧角色才能得到些许的回应。　　为什么心理医生的同理心能做得比临床医生出色？一个真正的心理医生一个星期顶多看10个病人—充分的感情交流、不停的同理心体验，然后他们的专业训练还教会他们如何校正自己的心态回到正常，以避免患上心理障碍。　　而一个内心过于敏感、细腻的人，并不适合做医生。据说达尔文在医学院学习时，麻醉药还没有问世，病人做手术是拿绳子五花大绑在手术台上，一刀割下去，手术室里发出阵阵嚎叫。内心细腻敏感的达尔文，无法忍受眼前的痛苦场景，逃出手术室，再也没回头，后来他投身到生物界。　　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本能保护，医生可能被迫采取的退路是站得远一点—距离上远一点，感情疏离一点，像端详一架机器那样打量眼前出错的身体。但这时，不舒服的是病人：“我在生命的舞台上上演的是悲伤的戏，你居然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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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院，小医师---------------

　　一个小医生的成长史其实充满了辛劳，就算比做旧时代学徒，也不为过。作为凡人的医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从住院医算起，起码最初的五年生涯是没有自主权的、黯淡无光的，同时他还必须时刻记着给自己抹上润滑剂，成为医院这个大机器上一颗不碍手碍脚的螺丝钉。医生每天的主题不像我们想象的仅仅是面对病人这么简单，但是他们专业工作之外的烦恼和困扰，似乎从来就不在我们的关注范围之内。　　在医学院时，同班的一位台湾同学强力建议我们看一本叫做《大医院小医师》的书，作者是台大医院麻醉科的一位叫侯文咏的主治医生。那时，我们已经开始穿着白大褂在医院开始了见习生活，多少算是真正进入了医院的现实社会，或多或少获得了自己认为最真实的医院感受。　　《大医院小医师》读过之后，我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菜鸟”、PMP、PMPMP这几个词，平时，大家也经常高频率地使用它们自嘲一下，或是互相开玩笑。　　书里的“菜鸟”说的是大医院里的一帮实习或者住院医，在医院里没有地位。主治或者教授查房时吩咐做的事，他们要拿个小本一字不漏地记下，诸如哪床病人要催化验单，哪床要推到放射科拍片子，哪床要改医嘱……一般查完房下来，起码能记上两三页纸。一天下来，把做了的事按次序划上勾，直到勾满为止，活像一只按菜单办事的鸟。“菜鸟”这个词深得人心，因为它形象地形容了小医生在医院里拿着小本本，飞奔在各个楼层和科室之间的小人物形象。　　PMP和PMPMP则是书里总结的小医生在大医院里的生存之道，PMP是“拍马屁”，PMPMP是“拼命拍马屁”。对于大医院这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官僚小社会来说，掌握这两条生存之道是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不行，但仅仅有它们并不够。台湾同学的先生在新西兰也是学医的，正在大医院做住院医。她感慨说：“天下的医院其实差不多，我先生看了《大医院小医师》后也深受启发，活学活用PMP和PMPMP，当然，这依旧改变不了菜鸟的命运。”她补充一句：“所以他决定自己开业。”　　我在轮转妇产科的时候，有一天因为科里同时开台的手术很多，助手不够，我就被临时排上了。主刀的是一个传闻中急脾气的女教授，我本以为做完一台手术就可以结束了，结果到了12点这位完全进入状态的专家，决定紧接着开第二台手术。可怜那天，菜鸟我没吃早饭也没吃午饭，站在台上饿得头晕眼花，时时觉得头重脚轻。突然，教授拿止血钳猛地敲了一下我的手，大声说：“发什么呆呢？”我才意识到拉钩的手稍稍动了一下，手被打得生疼。　　其实，类似的菜鸟挨敲的事不在少数，可能是上级医生在面对性命攸关的情况时精神往往高度紧张，另外也是因为菜鸟经历的有限常常处事不够周全。那时在换台间隙我待在手术室闲得没事，有时也会假想一下自己的未来。我发现这个图画的模式简直是一定的。如果进了手术科室，我能围着手术台马上定位出工作前三年会待在拉钩的位置，再往下几年做个二把刀，然后熬着年头做主刀。等到了教授级别，便站到了曾用止血钳敲我手的那位老师的位置。这张未来职业的图画，真是一目了然，几乎没有任何意外和偏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最重要的估量就是，如果进入这张带有等级和官僚色彩的图画，将要付出多大多久的忍耐和坚持。　　那些最终成为医生的人，不管自愿或是情非得已，最起码都经过了年轻时漫长的忍耐和坚持。经过了这样磨练的“菜鸟”，练就一身PMPMP功夫，日后才是我们见到的初见端倪、小有所成的中年医生。但即使到了中年，一些学术上虽有建树但行政上不能八面玲珑的医生，在医院受同事和病人冷落的，也不在少数。这情形，在中国和外国其实没什么不同。而这样的医生日常生活，如果不是《大医院小医师》这类的书，那些生活在医院这个小社会之外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了解。　　后来，台湾一位叫做王小棣的导演凭着敏锐的嗅觉，把《大医院小医师》改拍成了八点档电视剧，在台湾和内地热播。当时的受欢迎程度被形容是“当今偶像剧的开山始祖”，足以媲美日本青春偶像剧的精致质感，同时还不乏动人的生活化剧情。那时偶像明星蓝正龙就演其中的一位“小医师”。据说为了让演员们体验医院生活，电视剧的五位编剧还分成了内科、外科、急诊室等五组，带着演员分头到各大医院现场体验。导演回忆说：“有一次在医院里看到大医生臭骂小医生的场面，把演员们都吓坏了。一般人看到也会被吓一跳。”当然导演也不忘补加一句：“但那也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因为一点疏忽可能都是一条人命。”　　《大医院小医师》的作者侯文咏，因为写了这本书声名大噪，仅在台湾就拥有了近30万读者。曾是麻醉科大夫的侯文咏，最终辞去了医生的工作，拿起笔专门写作，选择在文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最终成为畅销书排行榜常客，最近的小说《白色巨塔》再度畅销。这世界又少了个凡人医生，多了个文人。有人说他离开医生这个行当的原因是他经常和癌症晚期病人接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人世，也有人猜他觉得医生要面对的世界远不如文字世界那么简单。就像罗大佑、张洪量这些原先的医学生一样，离开医学奔向音乐，肯定都有一些来自医学生活的“一地鸡毛”的隐痛，医生生涯在他们看来肯定也并非最淋漓畅快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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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1)---------------

　　在读医科大学时，有许多人对我们说：在美国地位最高的是医生和律师，他们收入颇丰，受人尊敬。　　但这个局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显然已经受到社会价值的冲击，开始发生变化。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除了让医生和病人从情感上疏离之外，也销蚀着医生的从业热情和安全感。　　在美国做科研时，我的老板是个犹太人。他有个好玩的姓Poncz，谐音和汉语“胖子”近似，于是我们都叫他“胖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们表达幽默的方式，我们也赫然在实验室手册上用中文写上“胖子实验室”。　　看得出，胖子很以他的实验室为荣。他是名血液内科医生，教育背景上一路名校，一路辉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完本科之后，他读的是多年来一直在全美排名靠前的宾夕法尼亚医学院。但是在他四十多岁时，他却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了实验室。每个星期他只有一两个上午，系着领带衣冠整齐地去看门诊。其余时间，则是穿着牛仔裤，后袋插着钳子之类的工具在实验室转悠，询问伙计们的试验结果，当然大部分是关于DNA和RNA。　　我们问过胖子，为什么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他摸着为数不多的头发，颇感苦恼地说：“你们知道吗，现在在美国做医生很难，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很难处理，医生的压力确实很大，我得随时准备好—找律师。其实我很喜欢做医生，我父母当初从以色列的大屠杀逃来美国，艰难求生，多么希望我日后能做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医生。”他无奈地双手一摊，描述着渐渐远离他的医生梦。　　不光是胖子一个人，同系的几个胖子的好哥儿们几乎也是一样的感慨。我们实验室对面的一个老板，也是历经医学生的艰难困苦，希望自己日后能做个出色的、有地位的、受尊敬的医生。但他后来却中途撤出，辗转多个行业，试图找个待得比较舒服的位置。他做过医生，去过大型制药公司，咨询过药物专利，然后又折回了医学院，一心干起实验室科研。他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觉得美国的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被病人告上法庭。每次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们都是一脸的麻烦表情。　　进入民主社会后，作为“弱势群体”的病人，权利感开始觉醒。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写道：“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对于通常方法不能解决的权利，病人开始转而求助法律。“温暖的人情”，这一说法既在现实生活中难觅踪影，也在理论上被抛到脑后。　　1999年，同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生了一起基因治疗的诉讼案，几乎在一夜之间轰动全美，甚至整个世界。事情发生时，正是基因治疗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基因治疗又有“分子外科”的美称，因为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如同给病人体内出错的基因做一次分子手术。我后来去宾大做的就是这一“分子外科”方面的课题，也在许多场合碰到了这场诉讼案的主角—詹姆斯·沃森教授。　　我的同事指着他的背影，不无惋惜地告诉我，这位大腕下半辈子就这么给毁了，其实当年死的那个男孩，究竟是不是詹姆斯·沃森的错误，很难说，但他一直在基因治疗的风口浪尖上，所以肯定先拿他开刀。　　宾大早在1993年就高薪引进了詹姆斯·沃森教授，意在让他领导基因治疗的研究，让宾大在这一热点领域引导世界潮流。此后，果然不负众望，宾大在基因治疗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1999年9月，一个叫杰西·盖尔辛格（JesseGelsinger）的18岁大学生，自愿参加了詹姆斯·沃森教授领导的血友病临床试验。这位男孩患有罕见的鸟氨酸甲酶基转移酶（OTC）缺乏症。在治疗四天后，男孩出现了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终死亡。　　男孩的父母一开始也表示理解，但律师立即在第一时间找到他们，志在打赢这场官司。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此专门开了三天的会，彻底调查这项临床试验。　　曾经意气风发的詹姆斯·沃森教授和男孩的父母在法律上成了对手，他从此被取消了从事临床研究的权利。在好多次会议上，我常能看到这位教授的身影。从他的演讲中，我似乎还能捕捉到他曾经意气风发的影子，但现在的他，只能报道实验室结果，他深爱的临床事业则渐行渐远。　　胖子不仅用自己的经历在说明着美国医生的困难处境，他女儿的选择似乎也在印证着美国年轻人职业选择的趋向。胖子的小女儿也在宾大上学，本科之后她追随当年父亲的足迹，上了宾大的医学院。但有一天，我们听胖子说，她又报了宾大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因为她已经感觉到在眼下的美国，医生的职业路途充满艰辛和压力，而那些从沃顿商学院出来的MBA起薪10万美元以上轻轻松松，还一人手里好几份工作OFFER。即使念个IT的学位，似乎也比当医生强。在美国，医生再也不是当年和律师齐名的最有地位的职业了，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和IT。　　似乎医生的至尊地位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还不够，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有一拨专门从事医疗诉讼的律师会在第一时间联系病人，劝病人打官司，不放过任何一个打赢官司给自己挣钱的机会。2004年，默克公司自愿将名为“万络”的消炎止痛药从全球市场撤出。我在美国出差时，坐在出租车里，听到电台里传来的广告竟是：“如果你服过万络，来找我吧，我帮你打赢官司，你拿钱。请联系××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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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2)---------------

　　在这样窘迫的对峙局面下，医生面临的处境是—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胖子和他的医生朋友们，似乎更愿意回到和平世界。他们穿着牛仔裤待在清静的实验室，和那些不知道打官司的基因们安全无忧地对话，好歹能平安度过本就面临中年危机的岁月。就像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制作人在采访时说：“我最爱的是琴而不是人，你对它有多好，它就会对你有多好。这种关系比和人简单多了。”对胖子这样优秀的医生来说，“琴”换成“基因”，这句话也同样无奈地成立。　　这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美国的胖子们身上，平时和国内医生聊天时，他们会提到干这行最大的压力，就是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得他们首先本能地保护自己，在面对病人时那份压力如影随形。他们苦笑着自嘲：现代医圣张孝骞的名言—面对病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新时代有了新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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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狈不堪的医生生活(1)---------------

　　一家美国医学网站在公布一项医生的调查结果时，总结了一句—“近乎狼狈的医生生活”，说的是现代医生正面临着无法释怀的压力。　　在《心理的力量》一书中所描述的医生现状更惨：“如今医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他们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杀，更容易患上心脏病和胃溃疡，比其他人群更需要心理咨询，比他们的同时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他们的婚姻持续时间不长，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步履维艰，不堪重负。”　　不错，医生的专业临床训练，教给他们一些对付压力的办法，但仅仅是一些而已。一位被压力所困的医生，在我们眼里，就像一位不会给自己理财的会计、自己的孩子学习一团糟的老师、在生活中吵架老输的律师，或者“一位竖起大拇指在路边搭便车的汽车修理师”。自己的情况已经够糟，还能给病人什么有效的劝解呢？　　每一个医生几乎都是在绵延不断的值班表里，忍耐到40多岁的。可怕的当班生涯，对于医生来说简直就是噩梦，侵蚀着他们的生活。有人做过调查，长年当班的后遗症是：睡眠质量差，没时间和家人沟通，没有社交生活，特别是医生的孩子们怨言颇多。美国的一份调查里说，近30%的医生说他们正准备离婚，30%的医生也说他们正琢磨着辞职不干了。20年前，潘虹主演的《人到中年》，选的也是医生这一行业。眼科大夫陆文婷仰卧在病床上，她患了心肌梗塞，这是在迷惘的梦中，还是在死亡的门前？她只隐约记得自己与同事一连做了三个眼科手术。　　在患者看病遭遇压力天下皆知的今天，现代医生所面临的压力，可能外界知之甚少：超负荷的工作量，无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进行平衡的时间压力，经常遇上难相处、难沟通的病人……还有，在医生身边存在着许多一时难以克服的、单凭医生个人力量更无能为力的困难，比如进行检查所必须等待的时间，看医生所必须等待的时间，医院病房的周转率，病床和护士的短缺，越来越多的书面文件处理……但这些，仿佛都成了医生必须负担的责任。除此之外，在医院这个小社会里，还要面临不同专业医生因为分工细致而带来的内讧，不同专业之间的医生不顾情面抢病人的行为，在病人面前一个医生诋毁另一个医生的做法，例如那些麻醉师常被脾气暴躁的手术医生搞得几乎崩溃。更让医生感到被动的是，医生个人所无法左右的医疗发展方向。　　虽然当医生这么辛苦，但为什么从前美国医生们却愿意忍受漫长而艰辛的专业训练，甘之如饴呢？他们的回答是，因为他们那时能得到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回报。他们从前常常能得到来自内在感觉的回报—医生是一份有趣的工作，这份工作能让他们感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病人的生活；他们还能得到来自外界的回馈—被尊敬，被感激，有自主控制权，有工作安全感，还有份满意的收入。但今天的医生，大多数工作比以前更辛苦，可来自精神的回报、尊重却一天天减少。公众和媒体一味地认为医生是“肥猫”，到处揩油，成了“披着羊皮的白眼狼”。医生这个职业，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我们经常把中国的医学教育、医疗体制与美国对比，把美国作为一个相对成功的典范。但就在我们朝着这个典范努力的时候，美国医生却也是满腹牢骚。“如果你感到压力，你不是仅有的几个医生之一，而且，这不仅仅和工作超负荷有关。”　　按照美国医生生活调查的结果，许多选择从医的人都感觉渐渐失去了稳定感和安全感，而这种感觉，仅仅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可惜的是，舆论和环境在试图改变医疗政策时，无情地、不公平地审视医生。而病人们开始变得古怪，他们不再心存感激，向医生们要求的也越来越多。”　　如果医生自己都认为不可能应对压力，他们又怎么去帮助病人？如果要更有效地照顾病人，医生首先要照顾好自己。临床工作的压力会不会恶化，最终把他们杀死？还是他们能战胜压力变得更坚强、更幸福？只能让医生自己去选择吧，因为现在似乎没有人会同情医生。起码现在的统计结果是，在各种职业中，医生自杀率和药品依赖率最高，医生似乎比其他人更容易幻灭和痛苦。　　有一年春节，公司联欢时，一个节目赢得了许多医生的掌声：一群自觉没什么文艺才能的同事，为了好歹凑个节目，合唱了李宗盛的《凡人歌》。他们重新填了词，并配上了相应的医院情境画面打在大屏幕上，现场效果出奇的好。每当唱到“门诊到病房，一刻不得闲，做台小手术，风险也要担……”台下的医生立刻一片安静，然后鼓起掌来。这一刻，这些医生感觉到自己至少在歌词层面上被理解了。　　孰能无过，但谁来饶恕　　一位我很敬重的女外科医生，骨科关节置换专家，40岁左右，她曾作为亚洲唯一的年轻专家人选参加了美国一项著名骨科基金的培训。有次我听她给外地医生讲人工膝关节置换术，眼见下面近60号当地骨干、男外科医生，全都被她镇住了。她讲课娓娓道来，常常穿插讲解许多一般人不注意也不愿和大家分享的手术技巧。等结束时，赢得了满场喝彩。这时，一位中年医生站起来问：“关于踝关节置换，您有什么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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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狈不堪的医生生活(2)---------------

　　女专家非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得欠奉，我自己觉得做手术是要讲感觉的，我做踝关节置换时找不到最佳状态，这点做关节镜也一样。我曾经做过几例踝关节手术，可惜最后结果都不太好，我赶紧把病人转到其他手术组去了。说实话，以后我就少碰踝关节置换的病人了。”我敬重的这位女医生，就这么坦率地在近60位崇拜者面前，承认自己曾经在做踝关节置换时犯过错误。　　自打进医学院起，我们就许多次听老师这么说过：一位练就的名医后面肯定站了一排鬼魂。最初听起来似乎无法接受，等我们真正到了病人床边，就知道这句话蕴涵的意义了。　　比如我们实习过程中胸腔穿刺、阑尾手术那些不甚完美的操作，肯定也是本来可以由熟练医生避免的小错误；比如一台中小型手术，是让艺精技熟的教授上，还是让需要锻炼机会的主治医生上；比如我们在妇产科人工流产门诊，带教医生让我们体会一下刮宫的感觉。如果没有第一次的练习，哪来日后的熟练操作？但是，病人永远是期待医生不犯错的，起码不要在自己这里犯错。　　前文提到的罗森邦医生在年近古稀，回忆他这辈子从医感想时说：“宣称自己从未犯错的医生，一定是个危险的傻瓜。”他甚至认为一个医生存在他的局限，那简直是一定的事，这种情况与道德无关，哪怕是给自己最亲的人看病，错误也在所难免，甚至可能更多。“如果我的孩子生病，我一定找别的医生替他们看病。因为有个同事为自己的儿子看病，却没有诊断出阑尾炎，结果阑尾破裂造成腹膜炎，这位父亲的余生都得带着伤痛活着。太太生病时，我也会去找别的医生，因为有位病理科医师为自己的太太看病，却没有发现她得了卵巢癌。”在医生圈子里，甚至有一种说法—给越熟悉的人看病，反而越容易犯错误。所以外科医生们很少亲自给家属开刀，而是托付给别的医生去做。　　这位老医生在自己生病时，站回曾经的医生角度说：“身为一个医生，我了解他们的感受，我自己也误诊过，每犯一次错，就会有好长一段时间感到沮丧、悔恨、焦虑，可是这都无法和病人及其亲属的痛苦相比……要知道，控制疾病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位艺精的厨子，总有不在状态或是大脑短路的时候，但是这样的错误发生在医生身上，因为与生命相关，因为与健康相关，职业的特殊性把他置身于道德的聚光灯下，他的错误便变得不可饶恕。医生存在局限是一定的，这种局限既来自他作为凡人而非神的特性，也来自医学本身的局限和某些不确定性。　　美国波士顿的外科医生阿图尔·加旺德（AtulGawande），在自己书《并发症》的扉页写着：医学，一门不完美的科学。紧接着的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孰能无过？　　“医学是瞬息万变的集合体，我们得到的讯息不一定靠得住，而执行医疗的人不免会犯错。”他引用了哲学家认为人类为什么会犯错的原因：一是知识有限，二是能力不足，三是无法克服的“必要错误”。　　医生在犯错中成长，而病人想的是，纵使犯错几率是千分之一，起码在我这里，不要犯错。这时候，“认识到医疗科学存在风险和局限这一事实，认识到医疗人员作为人可能会犯错”—这条被克林顿的委员会列为美国病人的义务之一，真正做起来时，似乎就显得太难了！　　香港一位笔名叫区闻海的医生在倾诉《白袍医烦恼》时，先让读者玩一个文字游戏。他举了一个现代医生“扩充句式”的例子：　　孩子的中文作业，有一样叫做“扩充句式”。以医生工作为题，可能是这样的：　　医生治病。　　医生的工作是治病救人。　　医生在一个剧变的城市中工作，治病救人。　　在一个剧变的城市，医生的工作，不单是治病救人而已。　　在一个剧变的城市，很多人对医生有很多期盼，医生的工作，不单是治病救人而已。　　在一个剧变的城市，很多人对医生有很多期盼；病人看医生，不单是求医，也想医生为他纾解忧虑和烦恼，医生的工作，不单是治病救人而已。　　“在做医疗的句式扩充时，世界更复杂了。这不是坏事，工作多了明明暗暗的层次，更立体。但医生的烦恼是：一个人一双手，有时难以消受过多的期盼和没完没了的纷扰。　　“在一个剧变的城市，分心分神的事情纷至沓来，可说是另类的噪音污染。年长医生告诉年轻医生，世界不再是往昔的平稳世界，他们也不是不理解，就只是问：白袍越穿越重，载得下几多烦忧？”　　我们会孜孜不倦地要求在医生身上看到一种叫“医德”的东西。所谓伦理，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自然而然怎么做。但是医德，和别的“应当”似乎不同，它是一种大众永远不会否认，自己也永远无法否定的“应当”。或者可以这么说，医德是医生这个行业存在的前提。　　问题是，无论是医生还是医学本身，都根本不可能承担这样的“应该”和“必须”。在面对世界万物时，在我们尽己所能以为到达了知识的顶端时，生命的奥秘可能还在顶端之上，有些领域可能是目前的医学尚未抵达的。面对知识有限、能力不足、无法克服的“必要错误”这三种哲学家认为可能导致犯错的原因，医生们在寻求最后的生存底线—医德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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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狈不堪的医生生活(3)---------------

　　两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创下了从医誓言“为病家谋幸福”，其时，流行于中国的版本则是“医乃仁术”。但现在，似乎最为妥当的底线听起来让人悲观—不伤害，换成另外的话说就是—尽可能少杀人。　　尽可能少杀人，这一底线的来源和一次世界大会有关。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开了一个叫做“世界宗教大会”的会议。从全球各地赶来的各种宗教的代表云集，他们提出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在这个宣言里说，各种宗教间的共识可以成为全球伦理的基础：“不杀人，不偷窃，不撒谎，不奸淫。”这“四不”日后成了大家口耳相传的—道德底线。　　在崇高追求与无情现实的反差之中，这种“底线”可算是为凡人们找到了一条道德上的自我解脱之道。医生也不例外，或者可以说，医生是最关注这一道德上的自我解脱之道的凡人。这样的“底线”公布之后，几乎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有人质疑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了世风日下？是不是意味着崇高精神的沦丧？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渐渐进入流于技术化和物化的世界？　　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医学伦理方面的文章或书籍，就会发现：“不伤害”正被换成各种各样的同义词句，出现在大家面前。比如，一个叫奥斯卡·伦敦（OscarLondon）的医生写了本《尽可能少杀人》（KillasFewPeopleasPossible）。他在书中列出了作为好医生的57条规则，其中规则9就是—尽可能少杀人。　　如果我们像区闻海医生在《白袍医烦恼》里举的例子那样，以“不伤害生命”做一个负责任的“扩充句式”，可能是这样的：　　不伤害生命。　　尽己所能，不伤害生命。　　提高自己的医术，尽己所能，不伤害生命。　　怀着为病家谋幸福的目标，提高自己的医术，尽己所能，不伤害生命。　　只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是，每个医生生活在不同的道德层面。只有发自内心的自律，才能最终成就一个病人期望的好医生。也别忘了，我们生活的现实并非理想真空。比如，写《尽可能少杀人》的那位医生说，除了尽可能少杀人外，别忘了—“拥抱病人，雇个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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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不仅仅是看医生***************

　　我们的日常生活危机四伏，超过理解力的信息迎面扑来，挑战着我们的知识面。我们如何去阅读这些和健康有关的新闻，我们是该相信大众媒体的客观公正还是医生的权威？

---------------“举毒”新闻大战(1)---------------

　　2005年，似乎是从一种叫做苏丹红I号的色素起，一场关于“健康”的舆论大战就开始了。媒体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热衷于报道有毒食物、致癌生活用品、有副作用的药品……一时间，我们的日常生活危机四伏，超过理解力的信息迎面扑来，挑战着我们的知识面。我们如何去阅读这些和健康有关的新闻，我们是该相信大众媒体的客观公正还是医生的权威？　　读到网上这篇描述“中国人一天的幸福生活”的帖子时，我们好像在阅读一部让人汗毛直立的恐怖小说，笼罩着近乎毁灭性的气氛，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主人公：　　一早起床用高露洁致癌牙膏刷牙，给儿子冲一瓶碘超标的雀巢奶粉，自己喝杯过期光明牛奶（变质光明牛奶返厂加工再销售），吃几个超标面粉做的馒头，夹点臭水池里面腌的榨菜。　　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顿苏丹红炸鸡。下午给朋友打电话，约她到新开的菜馆吃顿地沟油炒的菜。其中有一盘避孕药催大的香辣鳝鱼丝、一个牛肉毒粉丝，老板上一杯重金属超标100倍的碧螺春茶，再喝点含甲醛的啤酒……这日子过的，安逸！　　晚上叮嘱老婆别忘了做搀入白蜡油大米的米饭，再做一份敌敌畏泡过的金华火腿当小菜。　　仅仅是不煎炒烹炸，只买带露水的有机蔬菜，尽量少用调料（带红色的一律不用）……是不够的。在这些揭黑报道中，我们看到除了按风险程度对食品分类管理外，还要有食品安全准入制度、食品安全预警机制、食品生产加工厂巡查回访制度……这时候，放一首沙子乐队的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哎　　我们那些健康向上的小理想　　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　　而我们的健康却是严肃的　　哎　　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是纷繁混乱的　　看起来它时刻都在变化着　　而我们的每根神经都能揭露它　　但苏丹红仅仅是序曲而已，“举毒”的媒体大战并未结束。　　在好不容易理解了这个叫做苏丹红I号的工业化学制剂之后，又有人翻出已炒作多年的丙毒。淀粉类食品在高于120℃的烹调下容易产生这种学名叫做丙烯酰胺的成分，也有试验显示致癌。美国杜邦公司的特富龙（Teflon）致癌一说，也让商场里的顾客纷纷把不粘锅换成铁锅。　　新闻还在层出不穷。有无知无畏打假青年试图状告SK-II里含有烧碱，有传高露洁牙膏含致癌物质以致刷牙也致癌，有立顿红茶涉嫌“氟化物超标”……甚至因生西红柿含有尼古丁，所以“吃生西红柿等于抽烟”，致使西红柿销量大跌，价格降了一半。　　这些纷繁复杂的报道，已经远远超越了给监管部门以舆论压力，有助于制定、完善各种法规的效用。有意思的是，这些新闻很少首先出现在健康版，它们常常是财经头条，或者出现在社会新闻中。　　在第一条关于苏丹红的新闻出来时，多少还让人觉得真诚，让人佩服新闻从业人员的英文阅读水平以及新闻敏感度。但是当一系列的报道跟随其后，把肯德基的新奥尔良鸡翅、麦当劳的薯条、SK-II、高露洁牙膏、碧螺春茶叶……都混在一起，搅成让人头晕的糨糊时，那些没有化学基础、没有医学常识的读者们，便开始迷失了—活着是如此艰难，生活里举目皆毒。生活在眼下的环境中，我们如何去阅读和健康有关的新闻，如何判断是非，为自己的健康打算？　　先后两次涉嫌苏丹红和丙毒的麦当劳无奈地辩白：其实吃不吃油炸食品，打从有人类那天，这问题就开始存在了。但这样的解释，显然无法让大家轻松无忧地回复到当初的热情，那时的王力宏在麦当劳店里的喇叭中高唱“我就喜欢”。绞尽脑汁，麦当劳想出了开放厨房让顾客参观的主意。被传为刷牙能刷出癌症的高露洁，不得不在报纸上买下整张广告，整版文字只为了告诉大家他们的牙膏没有问题。但这些公司的市场营销人才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些都抵不上给那些参与“举毒大战”的媒体工作人员，上两堂如何阅读研究论文的普及课，如何写作科技新闻的写作课。　　举苏丹红为例：确有实验显示苏丹红I号有可能致癌，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实验，怎么致癌，很少有媒体给我们解释清楚。　　作为一种人工色素，苏丹红共有四种，其中苏丹红I号常用做染色化学制剂，用于溶剂、油、蜡、汽油增色以及鞋、地板等的增光。老鼠的研究试验发现，按每公斤体重30毫克，给4只老鼠每天喂食苏丹红I号，持续两年，结果老鼠出现了膀胱癌和肝癌的征兆。　　1995年欧盟食品法规禁止使用苏丹红I号，防止在食品中出现“红色污染”，我国也于1996年做出禁用的规定。　　2002年研究发现苏丹红I号能造成人肝脏细胞的DNA突变，显现出可能致癌的特性。2003年，法国发现经来自印度的苏丹红原料污染的一批食品，欧盟向各成员国发出了警告，明令禁止将其用于食品生产。　　2005年1月，意大利从英国进口的一批“伍斯特”调味酱中发现了苏丹红I号。英国得知消息后，追根溯源，发现一批从印度进口的红辣椒粉可能是元凶。2月18日，英国食品标准署就含有添加苏丹红色素的食品向消费者发出警告，并在网站上公布了亨氏、联合利华等30家企业生产的可能含苏丹红I号的359种产品名单，下令召回。三天后，产品增加到419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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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毒”新闻大战(2)---------------

　　网上开始流传一长串的涉红食物名单。我们把目光投向身边的超市，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扫红大战”在国内如火如荼，不仅从亨氏辣椒酱到肯德基烤鸡，还把辣萝卜、榨菜、方便面也一并挖出来，这其中有的是经过检测，有的是通过什么方法推断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生活中到处可见苏丹红I号。而可能含有苏丹红I号的进口食品或原料，从刚开始的359种，迅速增加到618种。最后闹得有些滑稽的是，有些媒体建议大家，不要去买红得鲜亮的食品，或者干脆不买红食品，以避免吃到苏丹红。在当时，苏丹红成了一个屡试屡成的道具，被某些媒体用来吸引读者、观众的眼球。　　至于出现在新闻或文章中的那些推断、描述是否符合真相，已经没有人问津。至于我们作为读者或者观众的感受，也没有人关心。　　健康新闻，你读懂了吗　　监管、检测、制度完善……这些重大任务，还是留给监管部门，让我们来看看在苏丹红事件背后几个不被关注、很少提及，但确确实实和我们自己的健康有关的问题：　　苏丹红I号到底如何致癌？有什么样的证据支持这个结论？吃多少能致癌？导致什么样的癌症？　　在忙于报道“涉红黑名单”的故事里，很少去提及这些问题。其实目前，并没有任何苏丹红I号让人患病的临床证据，没有足够数据证实苏丹红I号对人体有多大的危害，也没法确定一个人要吃多少才会患病。至于苏丹红作为“可能的致癌物质”，禁止在食品里使用，是各国食品管理部门出于严格把关的考虑。　　禁止使用，并不等于我们不小心吃了新奥尔良鸡翅，就会得癌症。这样的概念，有几篇和健康有关的是非新闻，善解人意地告诉了我们？　　查到那篇2002年研究的原文（刊登在CancerResearch62，5678-5684，October15，2002），作者在最后的讨论里提到：“我们的结果提示，从大鼠的情况也许可以推断人对苏丹红I号的易感性，特别是苏丹红I号对人的致癌性。虽然苏丹红I号对大鼠可致癌，但对人的致癌作用目前还未证实。在国际癌症研究所（IARC）的目录里，苏丹红I号仍未被归为致癌剂。”国际癌症研究所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它把苏丹红列入第三类致癌物，即“对人体的致癌性证据不足”。　　而在1999年，在欧盟对食物危险成分归类说明的会议上，把苏丹红I号归为“有可能有致癌作用，对人谨慎使用”和“有可能的致突变作用，对人谨慎使用”。在2002年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建议鉴于目前没有来自人体的数据，需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平时工作接触苏丹红I号的工人有什么临床表现。　　但是，作为引起苏丹红事件的源头，也就是最根本的背景—苏丹红I号的危害有多大，就这么在各种报道中被轻飘飘地以“致癌”两个字带过。　　伦敦帝国学院的毒理学专家艾伦·博比斯（AlanBoobis）教授说，给老鼠喂食两年苏丹红I号的试验中，其实在两年后，这些老鼠只是表现出了可能会患癌症的迹象。在媒体“批红”正甚时，这位毒理学家还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给大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老鼠试验中每天按每公斤体重30毫克喂食苏丹红，连续两年，如果把老鼠试验的结果类推到人身上，那么对一个80公斤的人，就相当于连续两年每天吃2400毫克。而在英国召回食物中的祸源“伍斯特”调味酱中，每升含有3克的苏丹红I号。也就是说，这个人每天得吃800毫升的辣椒酱，连续两年。而很多被禁的食品中，苏丹红I号的含量还不到1毫克/千克，常人再怎么吃也不可能吃到这么多，因此，致癌的可能性很小。　　但所有这些和健康有关的关键背景，一些跟风而上的媒体只字未提，我们读到的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为什么媒体只字不提？因为这些信息起不到煽风点火的作用，从它的新闻价值来说，是王小波所说的“熵减”的过程。只有把“致癌、有毒”继续过分演绎，才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应，甚至有些媒体还曾报道不要买“红得鲜亮”的食品，以避免吃到苏丹红，或者干脆不买红色食品。这样的建议继续将这场无视科学、无视真相的混战，演绎得离真相越来越远。　　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对健康真相一无所知的读者。而在“致癌、有毒”的刺激下，人们的强烈情绪反应就会演变成恐慌。卫生部不得不发布2005年第5号公告，告诉大家：少量摄入苏丹红不会致癌。这份公告所依据的是一份最新的《苏丹红危险性评估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对苏丹红染料系列亚型的致癌性、致敏性和遗传毒性等危险因素进行评估，最后得出结论：对人健康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偶然摄入含有少量苏丹红的食品，引起的致癌危险性不大，但如果经常摄入含较高剂量苏丹红的食品就会增加其致癌的危险性。报告里提到，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苏丹红I、II、III、IV列为动物致癌物，但尚未证明对人体具有致癌性。就其毒性程度来说，按照目前在食品中的检出量和可能的摄入量，食品中苏丹红含量增加10万至100万倍才能诱发动物肿瘤，而对人体的致癌可能性极小。　　当然，报告最后还提到，尽管少量摄入不会致癌，但我国明确禁止苏丹红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针对我国一些食品中可能含有苏丹红的情况，卫生部门将加大对食品中苏丹红I号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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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毒”新闻大战(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公告被媒体关注的程度，远远小于苏丹红I号事发时媒体的热火朝天。但它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最客观的健康指导，也是我们最需要的健康信息。　　我们可以探询一下这份公告不为媒体关注的原因，也许因为它缺少新闻眼？缺少戏剧性？缺少亮点？缺少可以引起轰动的种种元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受害的是这些媒体的受众—生活在现代媒体环境中我们应当如何去判断，实在让人大伤脑筋。在媒体的诱导暗示下，我们已经不知道在一个又一个“致癌新说”前，怎么去保持适度警惕但又不过度恐慌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有着坎坷命运的高科技产品特富龙身上。特富龙是美国杜邦公司对其研发的所有碳氢树脂的总称，它具有独特的自润滑性（不粘），并且相对又比较耐热（180℃~260℃）、耐低温（?00℃）且化学性又相对稳定，被开发为不粘锅的表层涂料。除不粘锅之外，特富龙还用在衣物、家居、医疗以及一些宇航产品中。目前所知它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在高温下分解熔化成“可能的致癌物质”—PFOA（全氟辛酸铵）。PFOA究竟是否致癌，其实和苏丹红I号一样，从动物试验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除了致癌之外，特富龙的故事还有两个数字吸引读者和听众。　　一是关于钱的数字：美国环境保护署准备对杜邦公司开出数亿美元的有史以来的最高罚款。　　二是关于时间的数字：杜邦自1981年以来，三次拒绝向美国环境保护署提供有关“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巨大伤害的PFOA”的资料。　　更有善于演绎的作者，将这几点故事元素糅合在一起，直指杜邦这一跨国公司的诚信危机。这些畅销元素和致癌新说一起，让人们纷纷把家里的不粘锅冷落一旁，涌向商场买铁锅。　　其实，“特富龙”在低于260℃使用时PFOA是不会出现的。只有在温度超过260℃，尤其干烧、煎炸时，容易引起涂层分解和熔解，危害身体健康。煮饭、烧汤，一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那些糊里糊涂把不粘锅换成铁锅的人们，又有几个知道这些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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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为佐料的媒体狂欢(1)---------------

　　在我们的一些媒体忙着“制造毒性新闻”时，别国记者在做什么呢？　　《环球时报—生命周刊》在一篇关于苏丹红的文章中，询问了他们的驻外记者。结果他们发现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苏丹红方面，欧洲媒体可以说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实欧洲这两年发生了好几起苏丹红事件，法国、意大利、英国都有。但在这两年发生的几次苏丹红事件中，从未见过欧洲媒体添油加醋地使用“毒性强”一类的词汇。相反，媒体客观地告诉消费者，即使吃了苏丹红也不必恐慌，少量服用并无什么风险，并非所有的辣椒产品都有问题，同时如实报道国家发布的规定和通令。　　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之后，总有人希望看到别的真相。苏丹红、丙毒、高露洁牙膏、特富龙、雀巢奶粉……在这些关于健康的是非新闻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些公司的名字：麦当劳、肯德基、杜邦、雀巢……　　如果把有毒的化学分子式和这些熟悉的公司名字串联起来，我们就会听到一个更吸引人的故事，当然，对公司来说也可能是更悲惨的故事。但显然，我们喜欢这种刺激，我们也习惯被印刷机控制思想。　　关于食品的报道，涉及的知识面还不算深，只要“有研究显示，含有××成分的食品容易致癌”（在动物试验中），基本就能成为一篇把读者吓一跳的文章。关于药物的报道，需要的专业知识就要深得多，但是，一些媒体不畏艰难，以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的操作方法，志在首先取得话语的胜利。　　这样的媒体，更多地是在营造一种说话气氛，只要利于交差，有新闻眼，只要能吸引读者注意力，只要读者看完以后不是继续平静地躺在沙发上，基本上就完成了新闻的任务了。　　至于这篇文章见之于世的影响，它在我们心中搅起的难以平息的波浪和恐慌不安的情绪，这些我们读者一切自理。　　对于那些能吸引眼球的药物，几乎每一个问题试验面世，不问青红皂白，就会有一个报道。这种报道有时候把不认识的英文专业单词直接略过，面对整个画面，只取鼻子或眼睛。　　2004年一种叫做万络的止痛药，因多个试验发现能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而自愿撤市，引起了媒体的轩然大波。三个月后，另外一种新型止痛药C的一项试验公布，很快这一结果就出现在媒体上，标题往往都是“服用新型止痛药，引发心梗”之类的句子。　　那么一名医学专业人员所了解到的事实是什么呢？真相是，在同一时期，这种新型止痛药C有三项试验同时公布，其中一项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而另外两项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这项试验是什么呢？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问题的呢？前提是连续服用、长期服用、大剂量服用，而且是用于癌症的预防，而不是我们平时常用的关节炎止痛。　　万络和C作为新型止痛药，当初研发的背景，就是解决以前的老消炎止痛药胃肠道损伤的难题。在中国，C用于关节炎的治疗剂量是200~400mg。这项有问题的试验，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为了探索在新的治疗领域—癌症预防—的应用而设计的。将有潜在演变为癌症风险的病人分为三组：一组服安慰剂，一组每天服400mg的C，一组每天服800mg的C。平均服用33个月，最长达5年，结果发现服800mg的发生心梗、中风、猝死的几率比安慰剂组明显增高，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　　在这个试验的报道上，其实有几个关键点：什么病人服用？怎么服用？结果有没有统计学差异（只有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我们才能说结果是真的增高或者减少）？这几个关键点，几乎很少有媒体涉及，但是对那些需要服用消炎止痛药的病人来说，却是必须要了解的要素和细节。　　不仅如此，同期公布的另外两项没有问题的试验，也很少有媒体问津。不知道是为了突出中心、强化效果而有意隐藏，还是试验信息太多超过了作者的处理能力和理解能力。因为这两项试验都没有显示C增加了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　　确实，这两项试验是不受欢迎的“故事元素”，是淡化“造毒”传奇的“熵减”成分，如果把它们和符合“造毒”需要的那项试验放在一起，就会互相矛盾，难以下定论。而媒体需要的，是骇人的结论，甚至不惜自己制造骇人的结论，比如一家地方报纸，居然不明真相地标上了醒目的大标题—《美国已禁止的毒药，中国继续销售》。　　没有人在大众媒体上，把详尽的信息提供给我们。而我们这些读者和观众，对印刷品和电视机的权威性依旧膜拜。　　当媒体把聚光灯都集中投射在这些新型止痛药物的身上时，以前那些老的止痛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风险，只不过没有做类似的试验，从而也就没有发现呢？事实上，后来不断有其他试验结果问世，在全面分析了所有的数据之后，美国药监局发出了公正声明，提示那些老的止痛药可能也有心血管风险。但在这样客观的故事里，媒体没有能发现抓人的戏剧性卖点，于是也失去了曝光的必要。　　那些需要服用消炎止痛药的病人，带着心中搅起的惶恐，拿着报纸去找医生。而医生试图给他们解释，其实可能这一大类药物都有类似的风险，只不过有的被媒体曝了光，而有的没有。　　有时，病人会反问医生：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你拿了药厂的好处？医生哑口无言，时刻绷紧的医患关系之弦让他不再跟病人费口舌，于是挑一个不在风头浪尖上的老药打发病人的提问。其实这药可能存在更大的问题，只不过，它的问题暂时没有被发现，没有影响到股市，没有被曝光，没有被演绎成一个抓人的故事，所以记者也懒得碰它。带着潜在的、未知的危险的药物就这样被我们安然接受。在媒体的权威和医生的权威较量之中，媒体占了上风，而病人是否就是获益者，事情并非如表面上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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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为佐料的媒体狂欢(2)---------------

　　一位国际著名的心血管学家终于坐不住了，对这样的舆论氛围提出了抨击：如果说那些没有被曝光的药物就没有问题，如果说药物问世后，因为不做试验就没有问题，这样的推论会让所有的药厂明哲保身，将会断送医学的前途。结果将是可怕的：一门需要证据来不断证明、不断认识的科学—医学，将会没有人主动做试验，也将没有证据存在。最终毁灭的是医学发展的可能，受害的是病人。　　让我们再来看看药物C的那个有问题的用于癌症预防的试验。在发现800mg组心血管事件增高的同时，它预防癌症的疗效怎么样呢？初步结果是减少了35%的息肉复发。如果把这个结果完整地呈现给一位肿瘤学家，他会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都是权衡其风险和受益，只要对病人受益大于风险，就可以使用。比如癌症的化疗药物副作用那么多、那么强，但是对于一个肿瘤病人来说，在生存期比较有限时，还是要用。为什么？因为病人的受益大于风险。　　一位内科教授评价说，如果所有的药物都连续给病人服用33个月，而且是大剂量，也肯定会有事件发生，即使是维生素大量服用都会有副作用。关键取决于出于何种治疗需要给病人这么服用，如果有不良反应，相较于治疗效果，哪个分量更重。医生用药的学问就在这里。　　但是，一些媒体在讲述“造毒”传奇时，却很少有人给病人普及最起码的判断知识。当病人向医生要答案时，当医生试图向病人解释受益大于风险时，病人将信将疑，以为医生得了什么额外的好处。结果，那些虽然也有风险但没有被曝光的药物，是医生和病人最妥协的选择，却未必是最合适的选择。一位比记者有着更多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医生会无奈地发现一个事实：在媒体和医生之间，病人似乎更愿意相信媒体。这也许是因为，病人认为大众媒体代表了某种公正和权威，而医生的公正和权威则一再受到病人的质疑。　　美国资深新闻人比尔·科瓦奇（Bill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Rosenstiel）曾经列出了九条新闻的要义，其中包括：第一责任是真相、对人们绝对忠诚、求证本质、对报道内容保持独立态度、报道内容全面均衡。　　今日媒体是否还能代表着公正客观？那些与健康和医药有关的新闻，是否只公正客观地反映了科学本身？如果仔细打量一下，我们会发现：健康、医学已超越科学本身，正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力量的出现，现在可能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说，人们低估了它的作用。但是，它分明已经首先体现在媒体的优先定位里。我们如果想为自己的健康打算，就必须意识到这一点，警惕一不小心被“娱乐”了。　　《华盛顿邮报》的两位主编伦纳德·小唐尼（LeonardDownieJr.）和罗伯特·凯泽（RobertG.Kaiser）,在《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一书中，有一项出色的分析，提出了从新闻业看美国新价值观的腐蚀。　　在这两位资深媒体人士看来，“在20世纪末，政府、政治、国外新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被犯罪、天气、健康、投资、娱乐所代替。这些新闻对每天过着平常生活的读者和观众来说更有吸引力”。这两位作者认为对健康话题的关注，是可以“吸引和娱乐观众，并卖出广告，最终挣钱”的。　　两位作者还分析了当今的媒体渐渐走上以市场为导向的征途。这些扛着市场化大旗的媒体(实际上就是企图盈利的公司)，更注重吸引眼球，短期获利。在这样的“腐蚀的新价值观”的驱使下，记者和编辑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娱乐和消费之类的新闻上。而健康正是其中一个可以牟利的话题！　　与健康有关的是非，就像明星离婚一样，是人们读下来印象深刻的事件。如果这场与健康有关的是非，碰巧背后又牵连着一个跨国公司，那么财经加健康，是双料开花的绝佳卖点。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造毒”运动，对有毒食物、致癌生活用品、有副作用的药品断章取义的报道，其实跟美国的电视、报纸过分夸大犯罪消息如出一辙。食物致癌和明星离婚一样，话题不必过新、不必有趣，也不必有深度，只要有悲剧感、有强烈的情绪刺激就行。　　再也没有人去提吸烟了，其实吸烟引起癌症的相关性和几率要大得多，也没有人去提腌制食品了，其所含亚硝酸盐成分引发食道癌的高风险已经经过河南林县人群的证实。没有人给这些风险因素正确、客观地排序，然后正确、客观地呈现给我们。　　在企图娱乐大众、哗众取宠的媒体世界里，更受欢迎的是抓人的故事情节、悲剧感和戏剧效果，冷静和平淡，似乎永远都靠后站。　　新闻业遭遇了健康问题，我们的判断力也遭遇了健康问题。在我们阅读、观看这些真假难辨，搀和着医学、财经、娱乐等各种因素的故事时，我们的大脑不幸变成了媒体思想的跑马场。恐慌普遍产生，它是衰弱的自己在面对不了解真相的现实时产生的不安全感。　　在面对炮制健康是非的媒体时，生活在粗砺环境里的我们，怎么去锻造自己的判断力，维护自己的判断力？　　当这些报道前后矛盾地、彼此关联地出现在报纸、杂志、网站上时，资讯的发达和便捷提供给我们过多的难以消化的信息量。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处处是健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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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为佐料的媒体狂欢(3)---------------

　　我们需要多少渊博的知识才能将正确的而不是有毒的食物、化妆品买回家消受？我们又怎么能预知买回家的啤酒里含有过量甲醛？我们怎么能相信当初全国妇孺皆知的菠菜里含铁量高的报道，原来只是因为科学家把小数点往后挪了一位？　　在爱尔兰的一个网站里，在谈论苏丹红的文章下面，一个名叫杰克的厨师说起了当年对味精的误解以及吸烟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大家显然对苏丹红反应过激，而吸烟的问题其实要大得多。一个一天一包烟的烟民，在逛超市时小心谨慎，不买任何红得鲜亮的食物，不买西红柿，回家做饭不用不粘锅，听起来多少有点可笑！　　这位厨师认为，苏丹红似乎引起了过分的恐慌，就像关于味精的是是非非一样。有段时间风传味精致癌，其实味精只有在高温烹调时才会产生焦谷氨酸钠，而这种焦谷氨酸钠究竟怎么致癌，如何对人体产生影响，其实也还在研究阶段。　　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现在，鸡精、鱼露、鲜极酱油似乎取代了是非颇多的味精，但其实在鸡精、鱼露、鲜极酱油中，也含有谷氨酸钠。事实上，谷氨酸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天然食物中，葡萄、番茄等水果及蔬菜中都有。　　全世界的人每天都从各种天然食物中摄取一定的谷氨酸，其中欧美人从天然食物中摄取的谷氨酸数量远多于中国人，因此中国人饮食中谷氨酸的摄入量应比西方人少得多，但是中餐却被认为是放味精最多的菜。有少数人可能会对味精敏感，吃完后，会有头疼、心悸、疲倦等神经和血管刺激性的反应，被西方人称为中国餐厅症候群（Chineserestaurantsyndrome）。　　其实味精的主要成分谷氨酸钠对人体并无影响，只是在高温后会产生一种叫焦谷氨酸钠的成分。于100℃加热半小时，仅有0.3%的味精生成焦谷氨酸纳，加热1小时才有0.6%的味精生成焦谷氨酸钠。如果要避免这种影响，只要在菜煮好熄火后再加味精就可以了。　　这位厨师在帖子里说，为什么我们对苏丹红、味精的致癌作用这么敏感，但对烟草却熟视无睹呢？　　至于生吃西红柿等同于抽烟的说法，更显得荒唐可笑。有一段时间，媒体报道“番茄含有尼古丁，生吃番茄等于抽烟，会致癌”。而根据农业学家的解释，番茄虽然含有尼古丁，但含量极低，每千克番茄仅含尼古丁2~7微克，随着番茄果实的逐渐成熟，其尼古丁含量还会急剧下降。吃1000公斤的鲜番茄也只相当于抽1支烟的尼古丁含量。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些真假难辨的资料，其中有的作者其实连起码的医学、生物背景都不具备，他们对专业名词似懂非懂，对关键词汇的解读更是值得推敲。有些报道不准确，有时出于娱乐你我的需要，还会夸大事实。相信它们的公正和权威，而质疑拥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多少让人感到讽刺和无奈。　　在面对这种粗砺的环境时，对于和健康有关的新闻，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了解整个故事，而不是一个情节。如果一条新闻对你的健康非常重要，你特别关注，你需要的是找回自己原生的判断力，而不是轻易被网络、印刷机、电视机所控制。起码，我们在无法判断的时候，还会有怀疑的能力，只有不断质疑，不断获取全面、客观的信息，你才可能更快地接近真相！　　其实在当今，我们可以得到信息的渠道不仅仅是大众媒体，特别是与健康有关的食物问题和药品问题，许多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都会设有800免费咨询热线。你也许不必相信他们所有的说法，但起码你能知道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而有些信息，是在媒体制造一篇新闻时，会作为多余成分删除。　　比如，关于生吃番茄是不是等同于抽烟的问题，上海设有一个叫做“农科热线”的电话，起码从那里，我们能听到更专业、更详细的解释。　　除了热线电话，我们还可以在一些与医学和健康有关的网站上看到专家的咨询活动。比如，专家做客聊天室，或者专家BBS论坛。　　如果你真的关心某种食品或者药品的安全问题，不要只满足于读大众报纸，看大众电视。让自己设法从专业媒体、从多个角度了解全貌，我们才能够对抗某些媒体的随意或者是有意的“曝料”。最起码，给我们自己的判断力一个交代。　　这么说起来，似乎活着真有点累，为自己的健康打算要付出这么多的辛劳，不免有些悲壮，但现实就是如此。　　化学课不是上完大学就可以扔掉的，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有关，我们可以让自己掌握几个基本的概念。比如，如何判断一种化学成分是否致癌，如何说明一种药物引起副作用的风险真正增高，如何了解一个医生给病人选择用药的原则—受益大于风险。在食品安全和毒理学上有个经典概念，就是“剂量决定毒性”。具体的剂量可理解为：一是剂量大小，即有毒物质含量的高低；二是食用或接触有毒物质时间的长短。只有在一定的危害浓度或含量下，持续摄取或接触一定时间，才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真正产生损害。真正的危害是超越了“度”后产生的，而存在有害的可能，并不等于已经危害了我们的健康。　　那些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在面对健康的是非新闻时，总是牢记拨开云雾看本质，而不是在细节的纠缠里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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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为佐料的媒体狂欢(4)---------------

　　其实这些零散的食品安全问题，对于我们个人的健康来说，只是局部的细节问题。在文明生活中，潜在着更大的关于食品的不安全，那就是发生着深刻变化的饮食结构。　　有专家把50%的美国人肥胖归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结肠癌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和饮食营养结构也分不开。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早在2400多年前，就提出“我们应以食物为药，饮食是你首选的医疗方式”。现在诸多影响健康的因素中，膳食营养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高达13%，仅次于遗传因素的15%。渐渐西化的饮食结构，正成为中青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高发的一大诱因。在上海，20~40岁的中青年中，糖尿病高危人群达7.1%，是10年前的5倍。而移民美国20年的华人患大肠癌的危险，比浙江居民高出3~5倍。　　如果我们仅仅注意到生活里有没有苏丹红，而经常对高脂肪、高热量的油炸食物甘之如饴，餐桌上很少有蔬菜出现，那么我们的整体健康计划，仍旧是一盘败相已露的乱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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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开身边的健康陷阱---------------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2005年公布了发现的8种常见药品推销陷阱：　　陷阱之一是打“义诊”旗号，指出就诊者身体有某些疾病，然后推销产品；　　陷阱之二是免费试用，一些群众在经过多次试用后购买产品，但发现效果没有宣传的好，甚至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陷阱之三是上门推销，商家先让居民免费试用，并提供各种“证书”，部分别有用心的商家专挑只有老年人在家的时间上门，这些销售人员不开具发票，产品一旦出现问题，企业就以没有发票为由推卸责任；　　陷阱之四是广撒网、广收益，通过商场柜台、媒体等进行夸张宣传；　　陷阱之五是亲情陷阱，主动“进攻”老人，营造家庭气氛，让他们放松警惕，购买那些功效不得而知的产品；　　陷阱之六是免费风景游，组织老人参观厂房等，然后推销其产品；　　陷阱之七是点石成金，商家请来“专家”讲课、雇请“托儿”等，制造产品抢手的假象；　　陷阱之八是重在包装，打着“合法”的旗号，使人放松警惕。　　（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2005年10月19日）　　《环球时报—生命周刊》一篇题为《警惕：免费体检很多是圈套》的文章，则揭露了免费体检背后的真相。免费体检本是好事，为什么却成了必须“当心”的对象？正规体检一切正常，但到药店体检却经常浑身是病，免费体检，成了卖药体检。在一些免费体检中，还把保健品当药品宣传，但保健品其实属于食品，很多人把保健食品当成药物，结果延误治疗，小病吃成大病。　　这些变相的圈套、陷阱真是对我们判断力的大考验。观察一下西安、青岛、江苏等地工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针对“免费体检”的警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面对免费体检，中老年人最容易上当。　　各地在进行警示时这么分析，中老年人是最关心自身健康的人群，而且容易贪图方便、爱占便宜、对新知识了解不多。商家的这种以免费体检形式开展的卖药行为，很容易吸引他们的兴趣。商家会利用中老年人的弱点，大肆宣传产品如何便宜、如何高科技，中老年人常常会抵挡不住诱惑，掉进陷阱。而这时，就需要这些中老年人的下一代站出来，去帮助父母。　　例如，手边的报纸上经常好几个版面都在宣传一种号称可以根治糖尿病的中药。明眼人知道这就是广告，但不可否认的是，穿插其间的“根治”、“治愈”、“立竿见影”这些词对某些中老年病人还是有吸引力的，更绝的是，满版堆积着好几个用了这种药之后奇迹般地恢复健康的病例。这种看似生动形象的现身说法，对一些中老年读者也极具吸引力。　　年轻人，要帮助父母去识别身边堆积的这些打着健康旗号的陷阱。不管是贴在电线杆上的老中医、老军医门诊，还是某些报纸角落里写着商品名的广告版面，或者是某家专治××病的位于偏僻地区的医院小广告，还有标榜“特效药”、“秘方”、“偏方”的小广告，以及医院门口、过街天桥上散发的宣传单、小册子……我们都需要运用自己的科学判断力排除它们的干扰，帮助父母去摆脱侥幸心理，找回他们自己的判断力。　　尤其是那些以奇迹、传说、轶事传开的“大仙”神奇治疗故事，起码都无法回答这样几个问题：是真是假？多少人里面出现了这样一例？病人在用这种药的同时还有什么其他治疗，究竟是哪种治疗产生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以奇闻轶事出现的医疗故事，都不属于医学所能承认的科学论证。而这种故事，却可能在某时某地，在人们侥幸、焦急心理的掩护下，诱人掉入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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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身处最糟糕的医疗环境(1)---------------

　　在英文里，看病说成是看医生。但现在，看病已经不仅仅是看医生这么简单。英国作家艾萨克·沃尔顿（IzaakWalton）在他的名作《垂钓大全》里说：“看看你的身体，如果你还拥有健康，那么谢谢上帝！”这位作家生活在17世纪，那时大家的信仰是，健康是上帝的恩赐，是金钱所买不来的祝福。但在今天，我们对自己是否健康和长寿可不这么看。在“看病”这件事上，除了医生和病人在起着作用，背后还存在着更强大的力量。这一力量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甚至决定着生死。这就是医疗体制。　　在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花了20年时间，有结论是“基本不成功”。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否面对着全世界最糟糕的医疗环境？　　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频繁曝光，暴露出了监管制度中的漏洞，但是不是现在的发生率就比以前高了呢？　　我们身处的环境是不是越来越糟，像有人说的那样，随着文明的发展，人越来越被异化，朝着非自然的状态前进？但其实，事件可能并未增多，只是信息越来越透明，报道越来越频繁，而以前，可能是大家并不知道或很少关注。　　在苏丹红事件中，能迅速清查出这么多问题食品，某种意义上和技术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苏丹红在食物中的含量毕竟很低，需要有灵敏的检测方法。大约在10年前，大部分地方可能都不具备检测痕量物质的技术手段，而现在能在1000克的辣椒酱里检测出0.6毫克的苏丹红，所以，能更容易也更快地发现问题。再看看食品合格率的一组数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产品和食品合格率为60%~70%；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80%左右；而进入21世纪，农产品和食品的合格率提高到了90%以上。　　我们生活的环境有没有变得更糟，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医疗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在2005年夏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份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9成参加调查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不满意。　　关于医疗体制的问题，在美国，人们一样怨言满天飞。就像在《纽约时报》上有人评论的那样，现在美国人谈论医疗体制的，远比谈社会保障的多得多！一位年近七旬的美国老教授对现状也很看不惯：　　100多年来，医院的传统是要病人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住进来，可是最近几年情况已经变了，许多医院要病人在手术当天才住院。并不是有什么研究报告证实这样对病人比较好，而是因为这样对医院有好处。现在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费用时，不是根据病人住院多久、花了多少治疗成本，而是根据病人得了什么病，然后给付固定的费用，所以病人的住院时间越短、成本越低，医院就可以赚越多的钱。　　最近几年，州议会无情地删减医学院的预算，造成附设医院经费不足，房舍看起来荒凉破败，连地毯都用不起……而现在经费没有着落，病房必须自立更生，这里不再是诊断和教学的中心，目前只收当天接受手术的病人住院。我怀疑现在还有谁愿意照顾那些很难确定诊断的病人了。　　我们所生存的医疗环境，简单说来有法律、医疗制度、保险。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会明确地规定政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医护执业者、保险机构以及患者的权利和义务。医疗制度更是我们一生中所必须面对的环境。而目前这环境，可能是粗砺的，可能在蜕变、在转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可能会比眼前变得更好，但永远不可能完美。我们并非这地球上身处最糟糕医疗环境的人群，不单是我们在抱怨眼前的医疗体制，全世界人民都在抱怨他们国家的医疗体制。　　如今改革后的情况，是不是就比没改之前更糟糕？还是伴随着变革，问题全部尖锐地暴露了出来？　　问题之一，看病贵，体现在药价贵、检查贵、治疗贵。即使小小的感冒去看门诊，也要大治一通。每片只有两分多钱的阿斯匹林几乎进不了医院药剂科，但医生开处方10片装6元多的“巴米尔”，成分就是阿斯匹林。抗生素高价滥用，更是触目惊心。　　药价高一方面是厂家在推销时用各种方法来培养所谓的“大处方医生”。医生常常无视病人需要，而选择开价格高的药物。除了开高价药，“大处方医生”所开的数量也是竭尽所能，可能看一次病会给病人开一个月的药。听一位眼科老专家讲过一件事，一位外企白领因为眼睛干涩，去看这位眼科专家。她把在另外一家医院开的药一一排在桌上，专家一看，大大小小共五种：一种国产的，两种美国的，两种日本的。“显然是医生为了平衡各个厂家之间的关系而平均处方。”老专家解读说。为了看眼睛，这位白领女性在那家医院前后四个月花费了近一万元，结果眼睛不仅干涩而且红肿，原来的症状不仅没好反而变得更糟糕。老专家感慨万千：其实根本没必要用这些药，五种药交替使用，还会有意想不到的药物相互作用。结果他只给病人开了一瓶价值6元的2%硼酸水。病人将信将疑地回去了，过了一个星期，给专家打电话说眼睛已经完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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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身处最糟糕的医疗环境(2)---------------

　　药价高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过中间流通环节一、二、三级批发的层层盘剥，加上给医生的回扣，给医药代表的提成，一盒药从出厂到开给病人，中间的流通环节、交易主体过多，而且流通渠道混乱、零散。　　另外，在中国，药品定价授权给企业，很多企业的药品成本失真，价格失真。呼唤了多年的医药分离，试图切断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及医生之间的直接经济利益关系，但到目前仍未能真正改变以药养医。　　除了用药之外，检查、治疗的项目和价格同样不透明。有时医生为了提成，会给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而手术之前如果不送红包，病人自己反而觉得心虚没把握。　　医疗体制中的另一个突出问题—看病难，反映的是没有公平性，缺少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低廉的基本公共医疗服务。在我国，病人分公费医疗者、医保人员、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自费患者。处于低收入层的人，由于没有医疗保障，自保程度就必须提高。这其中就存在着一个悖论—他既然是低收入层，就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自己买保险。当他们需要看病时，面临的问题是去什么医院，能不能承担费用。这批中低收入的群体，在现在的医疗体制中处于弱势，成为数次医疗改革的盲区，结果造成了“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　　关于医疗公平性，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排名中，中国全世界倒数第四。在中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越来越明显。与这种公平性差对应的是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在一些大医院，先进医疗设备的配置远远超过需求，而在农村的医疗机构，可能许多年都没有能力去更新仪器设备。目前中国的县级卫生机构中，只有三分之一正常运转，三分之一在瓦解边缘，剩下的三分之一已经垮台。而大多数城市里的公立医院却存在着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问题。　　曾经问过一些医生对看病难的看法，他们认为，简单地说看病难并不确切，其实是局部看病难。大医院著名的专家门诊人山人海，而其他医院呢，可能是门可罗雀。但是不是所有涌到大医院门诊的病人，都需要找著名专家看病呢？其实有一些问题普通基层医生就能解决。但在这中间，缺少的是一种有序的转诊制度，也就是国外比较通行的家庭医生负责将病人转给专家的这种连通关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抱怨中国看病难时，那些从美国回来的病人反而大赞国内看病容易。因为在美国如果要看专家，需要家庭医生的转诊，但有时一些家庭医生偏不给转。到了中国，这些病人只需直接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就看上了专家。　　有人把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原因归为过于“市场化”，也有的归为“伪市场化”。事实上真正的医疗“市场化”只在中国少数地方出现过，把公立医院出售给私人，变成民营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院，目前90%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依然还是政府国有。可以说，在中国并没有实行真正的医疗市场化，而是一种介于其间的四不像局面。那些公立医疗机构工作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服务差，是“没有民营化的商业化”。　　很多人认为真正的市场化应该是像美国那样规范竞争、面向市场。在美国有公立综合医院、大学附属综合医院、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共医院、私人诊所……多种体制并存。药店、药房独立经营，不附属于医院。面向低收入的、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医院，门诊诊疗项目免费，只有药费自付。　　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在欧美发达国家中最高，但你可能想不到，美国医疗体制的总体表现和公平度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而分析导致美国医疗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公平性差的原因，有很多人认为可能是—美国医疗的过分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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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有一道医疗伤口(1)---------------

　　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否面对着全世界最糟糕的医疗环境？是什么成就一个好的医疗体制？有许多人在比较世界各国的医疗政策、医疗体系和最后体现出来的效果，结果发现，各国政府都在为如何集资、管理、组织医疗而费心费神、绞尽脑汁。虽然各国医疗体制各不相同，但全世界几乎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医疗费用上涨，社会人口构成变化，医疗技术进步，消费者期望值与日俱增。这是全球医疗世界发展共同面临的困境。　　一个叫做艾伦·吉勒斯（AlanGilles）的美国人写了本《是什么成就一个好的医疗体制》，试图让人们知道大家能从不错的医疗体系里学到什么。但结果发现，每个国家的医疗体系都不可能完美，都有大大小小的病症，最后无非都是在社会价值（比如广泛性、公平性）和驱动因素（财政体系、强制管理）之间平衡。一个希望公平、广覆盖的医疗体系，可能牺牲的是医疗服务的效率和服务质量，而一个能提供快捷、高端医疗服务的体制，可能以缺乏公平和浪费资源为代价。　　美国的医疗体制在世界上是比较特别的类型，它更多地依靠市场化，摆脱了福利国家那种财政负担过重的困境，又保证了一定的社会公平。它能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并制定法律以规范医疗体制。但在美国，也有人在抱怨过分市场化带来的危机。据说，在讨论中国医改要不要走美国路时，哈佛大学一位叫做萧庆伦的教授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　　美国医疗体制的市场化体现在以私立为主，医疗消费以个人为主。政府所起的作用是，提供部分医疗保障机制和资金，以公立形式为老年、病残、穷困或失业人口提供医疗保障，另外政府也以立法和管理的形式，去规范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制。　　在美国，医疗体制的组成有三部分：老年保健医疗制度（Medicare）、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以及其他的私人保险。　　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是为所有老年人、残疾人提供的保险，来源是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及部分社会集资。　　医疗补助制度主要为穷人提供医疗保险，来源为联邦政府、各州政府预算。这种制度覆盖了自保能力低下的人群—老人、残疾人和易发生心理、行为问题的社会底层，而这个人群对医疗资源，尤其是初级医疗保健的需求很大，占用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医疗资源，永远处在病人有余、医生不足的状态，产生了美国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均。　　在美国的医疗保健制度中，充分体现了其自由的市场经济色彩。大多数65岁以下的美国人，依靠的是私人医疗保险。这其中包括团险—公司为员工集体购买的保险，参加家庭保险，或是直接购买个人保险。市场化的运营减少了国家的包袱，但是也面临着难题。　　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美国医疗总支出的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其中，这些上涨费用最多的部分来自于使用日新月异的医疗手段。“科技在进步，但仍需要交钱，才能用上先进科技。”比如，最近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开始给那些心脏病患者提供心脏植入性器械，上涨的费用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类似的高新技术。在美国，那些排名靠前的大公司，有60%的CEO会愁眉苦脸地抱怨，他们的苦恼是给员工买团险。比如在著名的通用公司，每生产一辆汽车，就得付出1500美元的员工医疗费用！而在参加私人保险的人群中，也有一些人对高端技术、高端设备情有独钟，这些也加重了医疗保险的支出，造成医疗费用的上涨。　　私人保险因为有对薪金、职业等的要求，把一部分人关在了门外。兼职人员或是小公司职员，有时很难享受公司团体医疗保险，但收入又难以支持高价的私人保险，于是成为无保险人群。当他们发生健康问题时，大多数还需要依靠政府才能负担费用，这也加重了政府的医疗负担。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有43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障。　　因为市场化为主导，美国强调私立医院的发展，对公立的公益性医院的重视不够，这就导致了医疗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很快，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美国的医疗花费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2%，而加拿大为8.4%，瑞典为9.1%，日本为6.8%，英国为6.2%。但美国用于公共卫生的支出只占总支出的3%。　　在强调医疗产业的市场化后，美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受到影响，医疗卫生机构为了追求利润，一味加大新药研制和针对疑难杂症研究的投资，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美国医疗是不错”这句话的前提是—“如果你足够有钱”。如果足够有钱，你还可以在各种高端技术、新型药物中随意选择。　　做一个美国病人，要不足够富裕，要不被一个有不错的医疗计划的公司雇佣，让那些苦恼的CEO替你掏钱，但起码有一点好，在看病时，不需要像英国病人那样付出漫长的等待。　　英国走的是以政府干预为主的医疗模式，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在英国，全民享受医疗保险，医疗社会化。在那里曾经有我们想象中的近乎共产主义的美好：政府管理着医生和医院，为全体英国公民提供医疗保健，几乎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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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有一道医疗伤口(2)---------------

　　英国自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政策，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虽然政府为全民提供医疗保健，但资源毕竟有限，直接导致的问题是—病人必须漫长地等待！你可能想象不到，大约有100万英国病人正在等待，他们的平均等待时间是4个月。5万名患者要等一年或是更长时间才能入院。在选择治疗手段时，也不尽能享受到那些高科技医疗手段。在终于入院之后，患者也许还要继续排队等待，以得到家庭护理或私人护理的服务，有3000名老年患者等了至少28天才能得到治疗。　　除此之外，英国的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需要巨额医疗投入，也给政府带来了财政压力，使其陷入窘迫境地。在大包大揽的公有制之下，满足了公平性和广泛性，但是对人们的医疗需要不能有效控制，医疗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再加上缺乏激励机制，英国医生的积极性远远比不上美国医生，因为没有激励，英国医生提供的服务质量并不能让病人满意。这样发展下去的趋势是保障范围越来越小，保障程度越来越低。英国也被迫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加拿大病人对国家卫生制度曾经一致支持，但如今这种支持也发生了动摇。因为他们也面临着相应的弊病—效率低下。所有的加拿大人都享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但与美国人相比，看一次病等待的时间却要长得多。从病人踏进了初级保健医生的办公室那一刻，真正的等待便开始了。加拿大病人如果要转诊到专家治疗，常常需要等上两个星期或者更长，而在美国只需要几天。　　等候医疗、延迟拿药……并非只是英国病人、加拿大病人要面对的。法国人必须个人负担大量的医药费，日本的手术率仅为欧洲和加拿大的1/3。　　每个国家的医疗体制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隐痛。面对这些伤口，只能竭尽全力在社会价值和驱动因素之间，试图取得平衡。　　那篇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最后无奈地说，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可能拥有最私立化、最有竞争性的医疗体制，但现在看来，也可能是最费钱、结果也最糟糕的医疗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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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才能买份靠得住的保险---------------

　　一位美国人在题为《美国医疗制度的危机》里最后作结时说：“亲爱的美国人，学会和它和平共处吧。”　　改革并非易事，改革也不能立竿见影。作者在文章里提到一个女读者给他写E-mail，说起目前美国的医疗环境，问能有什么办法来做点改变。“可悲的是，我的答案没什么帮助，第一个映入脑海的是—去嫁个有不错医疗计划的人吧。”　　一个详尽考察了美国和中国保险现状的专业人士，曾经评论说：“中国和美国的医疗差距最起码是由两点造成的，保险制度和初级保健医生制度。”在他看来，一个完善的商业保险制度能够帮助中国改变不少现存的问题，比如以药养医、医生回扣，如果有了完善的商业保险，可以由保险公司来统一控制药品价格。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期待着有一天，能买上一份靠得住的保险。　　在医疗费十分昂贵的情况下，医疗保险成为美国人就医保健的第一需要。美国病人去看医生，医生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有没有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与医生、医院有协议和合约，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看病会便宜很多。　　美国的医疗保险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叫优先医疗服务提供者计划（PPO，PreferredProviderOrganizations）。参加这种保险的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看的医生，但保险费较贵，在看病时需自己负担部分挂号、医疗费。　　另一种是健康维护组织（HMO，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保险费相对便宜，除了付少量的挂号诊费，基本不用承担其他费用，但所看医生必须由保险公司指定。健康维护组织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并没有受到欢迎，但自7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依靠法律扶持健康维护组织，以解决社会的医疗保障问题。到了80年代，健康维护组织的市场份额占到了20%。最近美国还发展出了其他医疗计划：专有提供者组织（EPO，ExclusiveProviderOrganizations）和定点服务计划（POS，PointofService）。　　美国医疗保险行业年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事实上，保险行业在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中起着轴心和纽带作用。　　因为病人、医生、医院、医药以及体检、化验无不与医疗保险有关，医疗保险是人们健康的重要保障，政府鼓励公司和业主为雇员提供医疗保险费，按费用多少给公司免税。由于美国绝大多数医疗保险业是向就业者倾斜的，所以那些老年、失业及贫困的人就很难或者无法享受到医疗保险。政府对老人和残障者提供医疗照顾福利，对低收入贫困家庭给予医疗资助。　　对中国人来说，完全依赖国家和单位的时代过去了，但健全的保险时代还没有来临。我们开始更多地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规划和投资。不管你结婚、单身、有没有孩子，你都需要给自己买份医疗保险，来预防万一发生的疾病摧垮你的钱包。而给自己选一份合适的保险，是在你的钱包和你希望得到的医疗保障之间权衡的结果，用较少的支出换取较高额的保障。　　那么眼下，我们有哪些保险可供选择呢？中国正在建立的是以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为基础，包括医疗福利和医疗资助的医疗保障体系。但就目前的状况看，医疗福利和医疗资助还无法达到像美国那样的广覆盖，我们依靠的主要是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费用由单位和职工按照法律规定共同缴纳。有些地区的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正准备同时经营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现在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就是其中一种，覆盖的是城镇职工，保障的范围是基本药物、基本医疗、基本检查和基本服务。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如果资金有余，积累作为风险储备金，如果发生赤字，则由财政兜底。而商业医疗保险，则面向所有人，可以提供比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更广、更高的保障。　　有一些福利比较好的公司会向商业保险公司给员工买团险，但是我们在面试一家新公司时，却很少有人去关心自己的保险计划，以及能否给配偶提供保险计划。　　一个比较理想的关于保险的蓝图是，在中国能够建立一种由第三方操作的保险网络。其中，可以有面对低收入的医疗计划，由政府主要支持，也可以有比较商业的保险品种。低端保证，高端放开，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选择，前提是保证每个人的基本医疗保障。　　健全的保险制度可以有几个好处，它能通过自己的系统保证价格透明，还能利用自己的系统监控医生的医疗行为，另外也能用市场竞争意识一定程度改善医患交流。不过，目前这个健全的机制在中国还不存在，大家对保险的理解也仅停留在初期的、表面的程度。　　一个凡人的生活里，风险无处不在。期待有一天，在中国也能实现保险蓝图，我们能给自己选份医疗保障，买一份保险，多一份安全感，然后做个美梦安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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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会生病***************

　　有些讽刺的是，作为人，真正开始有想去了解身体的动机，竟然是从“身体感觉不舒服”开始，或是从“身体出毛病”才开始。在健康的日子里，欲望和热情驱使着我们去忙这忙那，身体，被“人”冷落一旁—直到有一天，它被迫发出尖锐的信号。

---------------解构恼人的身体地图(1)---------------

　　有些讽刺的是，作为人，真正开始有想去了解身体的动机，竟然是从“身体感觉不舒服”开始，或是从“身体出毛病”才开始。在健康的日子里，欲望和热情驱使着我们去忙这忙那，身体，被“人”冷落一旁—直到有一天，它被迫发出尖锐的信号。即使在此时，我们对这副身体又了解多少呢？　　还记得在做医学生的时候，有天我跑到朋友所在的研究生宿舍温习功课。一屋四个成年女生围着，让我给讲讲子宫和卵巢的功能和关系，以及人类认识生殖系统的过程。比如在公元一世纪时，月经被认为是“繁殖周期中的清洗过程”，而从公元前300年到16世纪中叶，女人的卵巢一直都叫做“女性睾丸”。而男人的精子在古代被定义为“寄生虫”，在女性的卵巢中有一些叫做“卵细胞”的东西，它们的性质类似于我们吃的鸡蛋……　　一个学比较文学的女生认真地问我：“是不是来一次月经，子宫就要死一次？”我很喜欢她这么诗歌化的语言，但是，很显然，这位上个世纪70年代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新女性，竟没有好好地“参观”过位于自己下半身的秘密花园。　　当时，我刚学完妇产科，装了满脑子的梨形子宫结构和月经期的形成过程。作为一个全身心浸泡在课本知识中的医学生，我那时的表情看上去冷静而科学，映衬之下，她们看上去显然大惊小怪。但说实话，在没上医学课之前，我基本也是这样对身体无知，而且大惊小怪。　　朋友小何坦白说，她至今还搞不太清楚，左肋下是胃还是右肋下是胃。这答案其实我已经告诉她很多遍，但她每次还是得问我。我只能告诉她，在电影《焦裕禄》中，被工作累得经常肝疼的焦裕禄，用茶杯盖顶的是右肋下，那是肝，反过来，也就是说左肋下是胃。　　回想起来，我们作为人，最初对身体的被动认识，可能是起于青春期的到来。那时，身体的变化由不得我们漠然无视，男男女女的第二性征以蓬勃的声势日新月异，但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内容也无非是“变得更女人了”或是“变得更男人了”。至于那些庞杂的生殖系统名称和功能，终究没能明白就里，只是出于本能模模糊糊地了解了一些最基本的功能。我们就这样失去了最初了解自己身体的机会。那些从小学上到中学，普及不力的生理卫生课，并没有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如果青春岁月一切顺利，中间没有疾病穿插，第二次逼迫我们去认识身体的可能就是—第一次性生活。但仍旧像青春期一样，大家直奔这些性器官的功能和效用而去，并不想理会具体的身体地图。我们似乎更偏爱知道身体某部分能提供我们什么功能，给予什么快感，作为人，我们反而对构成自己物理存在的身体零件不太关心。　　每天，我们带着这堆经过有机组合的零件为实现幸福、满足欲望到处奔走。随着年龄的增长，直到有一天，感到自己的机能开始退化，我们才开始关注每年一次的例行体检。但就像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杂志号召的，年轻功课年轻做。那些我们在年轻时不加注意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在年长之后会一一暴露出对机体器官的危害。　　但人是不是那么急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身体呢？这其实也是个问题。　　要能面对一具解剖开来的身体，面对它传达的所有真实信息，面对所有美丽的、琐碎的、不悦的细节，是需要跨越我们的审美壁垒，具备一定的勇气的。比如，因为发现了人脸上的一块骨头—颚间骨而对解剖学做出过贡献的歌德，这么说：　　解剖学之所以对我具有双重价值，　　是因为它在满足我求知欲的同时，　　也教会我如何忍受令人厌恶的情景。　　这种“令人厌恶的情景”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地图，究竟是不是一张充满美感的图画呢？　　我第一次跟基本外科胰腺组的医生们下手术室实习时，他们常常要用电刀划开病人的肚皮，碰到有肥厚肚皮的病人，能看见黄花花的脂肪组织。电刀所到之处，会带起一阵青烟，那情形类似街边烤羊肉串的小摊，味道闻起来也差不多。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烤肥油味，可躺在手术台上的，是位满腹经纶、学识过人的历史学者。　　在妇产科跟着老教授出门诊时，不管多么年轻貌美、气质优雅的女人，都免不了被暴露于这几个现实得几乎让人背过气去的问题：孕几产几，上次月经什么时候，然后上床做截石位检查。多少女病人去了妇产科门诊，经过如此折腾之后，出门就祈祷千万不要再得妇科病了。　　我们作为人，每个人可能都难免遇到“臭皮囊”与“美精神”的生硬撞击，或是“当生理遇到精神，宁愿扭头就走”的尴尬境地。　　而在面对身体时，医生可以是最职业、最地道的“解构主义者”。解剖学赋予医生的气质，有一部分是伴随这种不令人愉悦、与审美冲击，但又需要严格遵守客观的情绪。　　这种情绪天长日久之后，会让医生在对待人体这件事上，将“赋予的喻义”与“客观存在”进行严格、冷静的剥离。在这点上，医生比我们谁都“酷”。而我们普通人，出于天生向美感靠近的偏好，很少能换种客观的眼光看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更多地不是承载器官和组织，而是承载着一些类似“玉树临风”、“纤柔窈窕”、“强健”、“性感”这些比喻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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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恼人的身体地图(2)---------------

　　那些来自身体的生理性表现，常常让我们感到尴尬、自卑。在安静、肃穆场合的一阵尖锐的肠鸣音，就像往安然如镜的水面里扔进一块大石子，让人尴尬无比。但其实，无非是空空如也的肠子发出了生理性的抗议。又比如不止一个口香糖、漱口水广告用过这样的案例：在两人快要零距离接近时女孩把男孩推开，原因只是因为口腔异味，男孩可能患有牙龈炎。但这在一个口腔科医生看来简直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却让普通人羞愧难当。　　一个外表再美再帅的人，也脱不了有一副看起来丑陋不堪的肠子。李六乙导演的诗剧《口供》到了后半段，纱帘上打出了一段影像：伴随着演员们激情充沛的诗歌独白，屏幕上是一只手反复地从开了一条缝的腹腔里掏出一节又一节的肠子，然后扔在一个大铅盆里。我注意到剧场里大部分观众的脸上都露出了不悦或是恶心的神情，他们本来盘腿静坐在垫子上，在看到录像上的那一段时开始左右调换姿势，坐立不安。但是，如果你真的做过阑尾手术，如果你真的站在腹腔手术的台子边，反应会更强烈，你所看到的肠子会更真实，更不“审美”。但对于熟悉了身体的医生来说，眼前的一切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段肠子而已，就是身体的构造而已。　　在我们喜欢的精神情境或是浪漫背景下，来自生理性的不和谐音，是我们作为凡人所不欢迎的。我们这时，似乎更愿意脱离开那个具体的生理地图，直奔精神、浪漫天地而去。　　而医生，自进医学院开始接受训练到最后入行工作，其实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把人们赋予身体的喻义剥离，留下一个类似工笔画的身体地图。这样的人，跟普通人相比，怎能不说又多了份冷静，或者说得更厉害一点—是冷漠。因为长期身处于这种气氛的熏陶和感染，医生审视身体地图的角度已经完全跟普通人不一样了。医生更多地是像一个职业的解构主义者、一个专业的地理学家—哪里是等高线，哪里是湖泊，哪里是丘陵，哪里是森林，它们各自对最后形成的体内环境和功能都贡献了什么或者都危害了什么。　　而让我们凡人去面对一具解剖开来的身体，面对所有美丽的、琐碎的、不悦的细节，面对它传达的所有真实信息，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需要的是追求真相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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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身体，从刀开始---------------

　　早在16世纪，那时的人们对了解自己的身体满怀兴趣。比如，当时在欧洲的一些大学，陆陆续续开了一个叫做“解剖室”的房间。前来参观的不仅有医学生，还有好多市民老百姓—男人和女人都有。有趣的是，这些非专业人士如果想踏进解剖室必须付钱，他们手里攥着钞票，每天却只能看人体的一部分，比如第一天看腹腔，第二天看胸腔，第三天看心脏，第四天看大脑……如果要看隐秘部位，还得多准备点钱，另外收费。　　我们人类对身体的真正认识，就是从一把刀开始，从解剖学的诞生开始。　　每个医学生都经历了“从对人体的模糊认识到确切分解”这一过程。眼前因为长期泡在福尔马林里而变得肿胀、棕黑的尸体，对于一个急切想了解人体构造的医学生来说，竟成了无价之宝。在面对尸体时，作为医学生，有幸第一次深切地感觉接触到了身体地图。就像兼文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的歌德所说：“解剖标本比任何的努力和观察结果，更能将大自然的奥秘揭露于我们面前。”　　人们开始了解身体地图，也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在没展开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它曾经充满了那么多无解的谜团和机关。人们为了能展开这张图，没少和自身的恐惧、世俗的道德障碍、尸体的资源稀缺作斗争。　　在公元前300年，除了传说中亚历山大医学院的老师们有幸解剖过绞刑处死的犯人尸体，人们一般是通过打开动物内脏来获得一点解剖知识，然后类推到人。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当时被奉为“医学泰斗”的希腊新蘼硪缴锹祝踩匀皇且桓觥昂镒咏馄恃Ъ摇保汛雍镒由砩系玫降慕馄什患偎妓鞯卦擞玫饺松砩希殖隽艘恍┖罄纯词巧嵊蔡椎男啊Ｕ舛温さ亩陨硖逦拗睦罚饕抢醋越袒岬淖枇υ斐傻慕峁Ｔ诮袒岬牡赖卵沽ο拢颂迨巧袷サ模行┢鞴儆质强沙艿模挥Ω枚曰钭诺娜私惺质酰膊荒芏允褰薪馄剩裨蛘庑┧廊サ幕酵骄徒涣颂焯谩Ｕ庵肿枇Γ恢背中脚滂舻奈囊崭葱耸贝４铩し移婧兔卓驶蕹鱿至恕?　　许多传记作家在描述达·芬奇的一生时都不忘写上一笔关于人体解剖的故事，只是他解剖人体倒不是为了学医，而是为了更好地绘画。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试图站在更高的角度，把解剖、透视、明暗和构图等零碎知识汇成系统理论。达·芬奇亲自解剖过30具不同年龄的男女尸体。在他看来，人体解剖和人体结构知识的掌握，有助于塑造完美的人物形象。他画出了人体的骨骼、肌肉、心、肺、肝、肾等器官系统的构造。最近，研究者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家修道院发现了一间被遗忘的达·芬奇的工作室，里面有500年历史的壁画和一间用于解剖人体的密室。达·芬奇死后留下细节俱全的800张图谱，可以说是解剖图谱的雏形。得益于他对人体的解剖学认识，在文艺复兴时的画中，肌肉和血管多半有着严格的定位和走向。　　米开朗基罗也是这样的画家。最近有两名热爱艺术的巴西医生，从米开朗基罗的巨幅穹顶画《创世纪》中也发现了一个与解剖学有关的世界。这两位医生确信，米开朗基罗在画中展示了他所了解的解剖学知识。比如，一棵树干可能是支气管的“化身”，而一个绿色布袋实际上是人类的心脏。一位美国医生也认为，《创世纪》中的一个场面，其实就是人体大脑的横截面解剖图。传说这位看着像小老头的狂人画家，当时确实在佛罗伦萨和罗马开设了解剖学沙龙，12年，天天不断。　　但这样的觉醒，似乎仅仅限于追求完美表现人体的画家。在当时的医学院里，学生们听到的仍旧是唾沫横飞的人体四液学说，学习的依旧是奉为权威的盖伦从动物身上获得的解剖知识。偶尔有些敢于越雷池的人，去盗墓或者偷绞刑而死的犯人尸体，但他们把尸体弄回去后，也多半是让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理发师用刀切开尸体的皮肤，一大群学生围观。大家还是看不上解剖。　　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之后，诞生了一位解剖学的巨匠—维扎里。这位勇敢的20出头的年轻人有一次居然从绞刑架上弄到了整个骨架。他把尸骨一块一块装在大衣口袋里，偷偷地拿回家再拼凑起来，细细把玩研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体骨骼标本。他冒着宗教迫害的危险，终于完成了身体地图的注释—共7册的《人体构造》，全书不仅讲解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构造，还纠正了盖伦200多个错误。他被后人称做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终于在16世纪，一些大学纷纷出现了解剖室。就像前面提到的，前来参观的男男女女不仅有医学生，还有许多市民。自此，人们才凭着一把刀，真正认识了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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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并非完美的身体(1)---------------

　　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千百年来一直流行着一个取巧讨好的比喻—蕴涵着无数神奇奥妙的精巧机器，终日不知疲倦地精密运转。作为“万物之首”，我们的身体是大自然叹为观止的造化天成，是造物主美轮美奂的杰作。　　这样的比喻，最起码从生命的起源就可以窥见一斑。在一些科学家看来，40亿年前，先有合成有机物的碳、氢、氧、氮等基本元素，在合适的温度和时间下，在液态水的参与、行星大气的保护下，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化学反应，形成了生命最基本的组成物质—氨基酸、脂肪酸等小分子有机化合物，它们再形成复杂的蛋白质、核酸等大分子有机物，进一步演化成最初的活细胞。　　然后，在6亿年前，单个细胞开始组合，一步步走向多细胞，再走向复杂多细胞，又经过了漫长的进化旅程，最后才有了人这样的高级多细胞生物体。　　虽然关于生命起源有各种各样的学说—有一些专门研究这一课题的科学家穷尽毕生的精力与另一个学派争辩，因为他们有的认为生命来自地球本身，有的认为来自太空—但不能否认的是，中间花了40亿年的演化，才有了最后的人。40亿这个数字没人不叹为观止。我们还在上中学时，就被热情洋溢的老师灌输了“万物之主”的概念—人是最高级的动物。老师自己首先也被40亿年给感动了。　　我们的大脑，可能是被赞叹、被吹捧得最多的器官。这种赞叹和吹捧，是不是跟当今仍在风口浪尖上如火如荼的IT浪潮有关，也未可知。一位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专攻机器人研究讨生活的朋友说：“计算机再发达，再有能耐，终究难敌一个普普通通三磅重、看上去松松软软的人脑。”　　这位将把毕生献给机器人研究的教授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人脑之谜》一书中作了这么一个类比：在我们的脑中有多达几千亿个神经元（神经细胞），为了感觉一下1000亿究竟有多大，亚马逊雨林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比喻。亚马逊雨林方圆700万平方千米，约有1000亿棵树木，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基本上与之相当。比喻并不就此打住。如果我们现在考虑神经元间连接的巨大数量，那么我们可以说，其大约和亚马逊森林中的树叶一样多。要去想象整个脑中化学活动和电活动的激烈状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即便在任一时刻，我们的上千亿个神经元中仅有10%在活动。　　读过《人脑之谜》后，很容易就被其中的数字给俘虏了。那些数字后面动辄以10个零论说，无一不是在印证我们有着一个虽然看上去不起眼但神奇伟大的脑子。　　比如，与任一特定的神经元形成接触的神经元在1万个至10万个之间。反过来，任一特定的神经元将成为神经网络中下一个细胞的成千上万个输入中的一个。假如我们取只有一根火柴头大小的脑块，其表面的神经元间连接就能高达10亿个。　　如果只考虑大脑的外层—大脑皮层，假如你用每秒一个的速度数其神经元间的连接，它将花去你3200万年！请记住，人类进化仅始于700万年前，因而你不得不用4倍于人类进化的时间来数完它。至于皮层中连接的不同组合的数量，我们面对的是个超天文数字：10后面至少接100万个零。它将超过整个宇宙中的粒子数！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年轻时的初恋记忆，事隔四五十年，等我们白发苍苍时，几乎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就能从记忆大海里捞出来，而且活灵活现。人类要到哪一天，才能创造出运算速度这么快、存储量这么大的电子计算机？真就像张国荣歌里唱的那样：“每个人都是—造物主的骄傲。”　　但事实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其实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带着身体的一堆折中方案和不完美在生活。比如，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性急或者忙于说话，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被呛了，连连咳嗽，脸憋得青紫。每年10万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不幸的人会被呛死，他不是在大马路上离开人世，而是死于自己体内的交通事故。　　在美国连续火爆了10年之久的连续剧《老友记》（Friends）的一集里，钱德勒和一个女孩一起被关在自动取款机的小房间。钱德勒特别想在女孩面前表现得镇定自若、潇洒自如，结果却总是笨手笨脚、弄巧成拙。女孩给他一块口香糖，他放进嘴里试图吹个泡，在女孩面前显摆一下，但可惜一不小心口香糖被喷到了墙上。他只好尴尬地拿回口香糖放到嘴里，还不忘自我解嘲说：“哥们这次又回到正轨了。”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被呛住了，喘息，呼吸困难。女孩见状，赶紧上前抱住他，用的是举世闻名的—海姆利克氏操作法，眼见着口香糖又飞出了他的嘴，他终于能喘口气了，又不忘再黑色幽默自我解嘲一下。　　可怜的钱德勒，如果不是及时抢救，他可能会呼吸困难，皮肤发紫，严重的话，可能会死于这一呛到气管里的口香糖。而女孩使用的海姆利克氏手法，据说是一个叫海姆利克（Heimlich）的医生为了抢救呛着的妻子，情急之中，无意间发明的。结果这一方法在美国家喻户晓，万人集体演习，挽救了数以万计喉气管异物病人的生命。刚上医学课时，老师给我们也讲了这一急救小常识：当患者呼吸道突然吸入异物导致窒息时，立即让患者弯腰前倾，抢救者站在病人背后，用两手臂环绕病人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的拇指一侧放在病人胸廓上和脐上的腹部，另一手抓住拳头，快速向上重击、压迫病人的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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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并非完美的身体(2)---------------

　　那么钱德勒在吃口香糖时为什么会呛到气管里呢？原因只是我们身体里一个设计有缺陷的地方。　　我们平时吃进嘴里的食物会进入食道，吸进呼出的空气则是通过气管。我们的嘴长在鼻孔的下面，但食道却长在气管的后面，这样我们进食的通道和空气的通道在咽喉处进行了一个交叉。我们平时机体里有一种反射机制能在进食的时候关闭住气管，不让食物走错了路，进到气管里。如果万一气管堵住，我们机体的防御性的呛咳反射又没能成功地把堵在气管里的食物排出去，我们就只能依靠周围一个会海姆利克氏操作法的人救命了。像钱德勒被关在自动取款机的小房间里，他唯一能指望的也就是身边这个让他兴奋而又紧张的女孩了，除非自己会自用海姆利克氏操作法—靠在桌子边或扶手栏杆上，压着上腹，快速向上冲击。　　你也许可能不相信，在蜻蜓、蜗牛和章鱼的体内，根本不存在这些交通烦恼，它们体内食物与空气的道路截然分开，而所有的脊椎动物却都有这一交通设计上的毛病。我们作为人，也未能幸免，甚至更倒霉，因为说话使这一体内交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在《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一书里，试图用达尔文医学来证明这一交通缺陷的作者说，这么一种引起交通问题的设计，有什么必要的理由让它必须是眼前这个样子吗？没有。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作者评价人之所以容易被呛，“反映了一种古老的没适应好的遗留问题，又被多年之后的某一妥协方案进一步恶化”。　　类似这样的事，还有阑尾。在医院实习时，我给一个17岁的小女孩割过阑尾。她的眼睛有着还没被生活、被世俗污染的清澈。她问过我一个问题：阑尾究竟有什么用？穿着白大褂的我，清了清嗓子说：“它在身体里起着极其微弱的免疫系统的作用。除此之外，可以这么说吧，几乎一无是处。”　　是的，阑尾在人体内的存在，似乎更多是为了作怪，是为了得阑尾炎，让病人捂着肚子疼得哇哇叫然后割掉。猛一看，这种事发生在“神经元间连接的数量和亚马逊森林中的树叶一样多”的人身上，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与阑尾这种人体的瑕疵类似的，还有直立行走。我们不止一次地赞叹人能够直立行走的那一刻，那是猴子下树迈出的一小步，进化史迈出的一大步。人为能直立行走而付出的代价，一般不会进入正常人的思考范围。但正是因为直立行走，骨关节炎累及的常是承重关节，特别是一些比较胖的人，中年以后，发生膝关节炎的风险更高。长期慢性疼痛自此伴随着病人。如果这个人还喜欢穿高跟鞋，经常爬楼梯，那么无疑雪上加霜，膝关节负荷的压力还会一路上涨，变成体重的3倍。穿高跟鞋下楼梯时更惨，可增加7~9倍。不仅仅是骨关节炎，还有腰背疼痛的问题。因为直立行走，我们身体上部的重量也增大了对下部脊柱的压力。要是做一项调查的话，人们经历的腰背痛，肯定比四足动物要多得多。在《机械上设计不当的人》中，列出了一长串单子，描述了人类身体在解剖上的缺点和妥协，我们在机械上设计的不周之处一览无余。当我们试图认真地打量自己的身体时，这张清单应该和《人脑之谜》中让人们飘飘欲仙的迷人数字放在一起，才构成了更完整的身体地图。　　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这么的不完美。　　这种不完美，并不是在尼采之前哲学里谈论的“身体是灵魂的枷锁和监狱”，而是它作为一部机器，有的零件凑合了事，有的机能尚需改进，有的则是权衡获益大于弊端的妥协结果。　　所以，真相是，我们大家其实是带着这堆身体的不完美一起生活。因为不完美，我们的身体还会遭到疾病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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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会生病(1)---------------

　　在2005年MTV的电影颁奖礼上，获得最佳反面角色的男演员，上台领奖时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夜晚，每个人都在欢度时光，但是我想用这个机会说说我们身边真正的反面角色，真正的坏人恶棍。”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枚鸡蛋，说：“这个坏人，这个恶棍，就是高胆固醇！他杀死的人比所有好莱坞的恶棍加起来要多得多！”他当场用手指戏剧性地捏碎了鸡蛋，流出的蛋清溅在他的上衣上，他大声对下面的观众，对全美国观看现场直播的人们说：“辗碎胆固醇！”　　心血管疾病正成为现代生活的头号杀手。但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中世纪瘟疫像恶魔一样在欧洲大地肆虐，当我们好不容易有了对付它们的办法时，眼前又面临着新的问题—癌症发病年龄的提前，心血管疾病的威胁？　　有些问题你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人被吹捧为万物之主，却不能被设计成一副刀枪不入、长生不老的坚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有着眼球、大脑这样设计精巧的结构，却也留下了诸多缺陷，使得我们难逃疾病的痛苦？为什么我们有了青霉素，有了心脏外科，有了增强免疫的药物……可以延长生命，却最终还是难逃老年性痴呆、心肌梗塞、呼吸衰竭……？为什么SARS会突如其来？为什么“疾病普遍存在，并最终获胜”？对于手拿健康王国和疾病王国两本护照的普通人，先要问的问题不是“一个病人为什么会生病”，而是“作为人，为什么会生病”。　　一位医生和一位生物学家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可能完全不同。医生可能会告诉病人身体的哪部分出问题了，具体来说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是DNA出错了，还是功能退化了？是外界的侵袭，还是……可能就是没有答案。医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或者说，他们从来没觉得有多重要、没有花时间去思考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生病？疾病在医生那里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非正常的、需要医疗手段去干预、去控制的现象，在这种干预、控制的过程中，医生处在对立面和疾病作斗争。　　但是医生几乎永远打消不了病人的一个最简单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得了病？”因为医生面对的永远是个体的病人。天长日久，病人也不再寄希望于医生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病人们把问题咽到肚子里，但往往自己也消化不了，于是他们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心底的一个角落，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　　就像美国两位科学家所说：医学的目的，一直是帮助病人，而不是去帮助人类。如果想要回答“疾病为什么会和人类在一起”这个问题，也许生物学家更合适。　　一位生物学家曾将人类比做吉普赛人，流浪在异国他乡的边境上，而宇宙对他所弹奏的音乐则充耳不闻，对他的希望、苦痛也漠不关心。　　他以冷静的笔调如此直述：“人类至少知道他在宇宙的冷冰冰的无限空间中是孤单的，他的出现是偶然的，任何地方都没规定出人类的命运和义务。”我们不能说他这样的说法可以解释我们全部的生命存在，但起码从生物学家看世界的角度里，你可以闻到一种不同的味道。　　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写过一本书，叫做《自私的基因》。当时有人读完之后，脆弱的神经深受打击，说这是一本让人类心灰意冷的书。因为这位生物学家说：“我们都是生存机器—作为载运工具的机器人，其程序是盲目编制的，为的是永久保存所谓基因这种禀性自私的分子。这一事实直至今天犹使我惊异不已。”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可以看成是基因制造出来的，然后去复制基因的工具，每个人被基因这个家伙利用了之后，便可以扔在一旁。那些读完之后感到“心灰意冷”的人，是因为这个观点几乎摧毁了多年来他们持有的“人类前景会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健康”的美好愿望。而怀抱这一善良愿望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一直想当然地希望生活是自然的、愉快的、健康的，但是《自私的基因》却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摧毁了这种希望，把一个无情的事实放在我们面前：自然选择一点也不关心我们这些人是否开心，它只在为了基因能从中获利时才去促进健康。假如像焦虑、痴呆、近视和癌症这些“坏人、恶棍”有利于成功繁殖，有利于基因向利于它自身的方向发展的话，这些基因就会被保留。基因就是这么的“自私”、急功近利、重结果不管过程。残酷点说，我们作为人，不过是这些基因“成功”之后承受痛苦代价的牺牲品而已，用完即扔。　　人在面对整个自然的图画，看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时，多年积累的万物之主的传奇突然被粉碎了，难免感到沮丧、悲观。但冷静下来想想，你就会发现这可能正是因为在一开始，我们一直对“适者生存”这四个字存在着一些想当然的理解，认为人就是自然选择唯一关心的对象。　　那么，被自然选择的力量看中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自然选择留下了鲑鱼和一年生植物这样的生物，它们只繁殖一次就死去？我们一直以为活得长命就算胜数，但确切地说，对于自然选择而言，活着的长度或者活着本身并不重要。　　那些能够增加繁殖力的基因，将会被自然选择看中、挑选、保留，即使这样的基因可能会让寿命缩短。而那些降低繁殖力的基因，即使能使个体的生命延长，也将被自然选择无情地淘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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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会生病(2)---------------

　　这么看来，被自然选择挑中的基因，并不是看它能不能长命，而是它能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增加繁殖力。“适者生存”中的适者，在生物学家看来，其实“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最健康的、最强壮的”。那些在奥运会上跑得最快、跳得最远的运动健儿，并不一定是儿孙最多的人，并不一定是繁殖力最强的人，并不一定是自然选择认为的“适者”。　　所以“适者”、“不适者”的问题，并不是孤立地去看一个基因，或者一个生命，更多的是某个特定环境中某类物种比较、筛选的结果。　　可以这么说，我们作为人，并不是“自然选择”唯一关心的对象。自然选择不是为人服务，也不是为了让人顺利发展、成功升级。万物之主，不过只是我们自封的、让自己开心的名号罢了。　　读完《自私的基因》我们发现“适者生存”这四个字，其实是与我们以前理解的“健康”脱节的，与“和谐”、“稳定”、“长久”也脱节的。一开始，作为人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但一个聪明病人对身体、对真相的深刻认识，似乎正是从这样的脱节开始的。　　他开始接受更广阔、更辽远的观念，抛弃自己以前对“健康”、“和谐”、“稳定”、“长久”的一厢情愿，抛弃以前掩耳盗铃的生活。他开始站在冷静、从容的阳台上，去鸟瞰整个人类，那里面也包括他自己；去鸟瞰整个自然界，那里不只有人类在玩生存的游戏，人也不是自然选择作用下唯一生还的物种。他开始暂时抽离身边过分具体的现实，去了解自己逃避不了的另一重身份—在疾病王国的那一重身份。他开始真正面对存在的意义：存在是短暂的，而面对眼前的处境则使存在变得更加珍贵。　　为什么人会生病？《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的两位作者，总结了一些在他们眼中的原因：　　所有的生物进化过程的产物都是一堆妥协的方案，各有所长，但是常常要付出对某些疾病易感的代价。自然选择无论经过多长的时间都无法彻底清除这些对疾病的易感性，因为它们正是自然选择所创造出来的。　　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想象，也许这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　　也许只要给我们足够长的时间，身体几乎可以适应所有的挑战。但在没达到这足够长的时间之前，我们仍处于和各种挑战斗争的过程中，我们还会生病。身体虽然在尽己所能，不停地对抗入侵，不停地自我修复，但是这些仍旧阻止不了一种潜在的悄然的变质衰退过程，最终衰老如期而至。即使我们不得其他病，衰老也将会成为疾病之一种，最终人会走向死亡。而衰老和死亡也并非偶然的安排，而是“自然选择”锲而不舍地塑造人类的身体，使基因能最大限度地传递下去而做的妥协。　　要回答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就不能设计得更加可靠一些，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也许还得回到和《自私的基因》类似的调子来。虽然有点忠言逆耳，不太讨人喜欢，但它的确能一针见血地解释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被自然选择识别出来的“妨碍适应的差基因”，将渐渐变得罕见。但还有些“捣蛋的差基因”，可能不到生命晚期就不会表现出妨碍适应性，自然选择就没有办法清除它们。　　大多数有害的遗传作用，之所以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是因为这种基因是不是好处大于坏处还不能够确定。比如，有些基因能表现出杂种优势；有些虽然对携带的人不利，但却能自我增加其基因频率；有些虽然是遗传上偏离了正常，但只在与环境因素作用后才表现出不良作用。　　让我们再做一个大胆的假设，疾病可能是不幸的历史遗留问题。假如给一个机会，我们的身体设计可以重新来过，或者有机会对我们身体的设计进行重大修改，也许能找到对付疾病的门路。但无奈的是，我们每一代都只能用父母赋予的身体生活下去，重新设计的机会没有任何可能，只有将错就错。　　在没有这些“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的生物学解释出现之前，疾病几乎一直带着面纱，高深莫测。讳疾忌医的毛病每个人多少都有。医生们常常只对眼前的具体疾病进行判断，努力向病人解释“你为什么生这种病”，病人却永远不知道“我们作为人为什么会生病”。　　这个问题最后落到了宗教或者哲学领域的人士手里，他们想出面回答这个问题，正如历代神学家都在费心思考：一个好的上帝为什么要让好人生病？最后，他们大多把疾病看成了上天降罪于人类或者惩罚某个人的工具。而哲学家们则试图分离身体和灵魂，因为身体的问题繁多复杂，解决不了，所以他们大多采取贬低身体、抬高灵魂的迂回方式。　　在一些哲学家们看来，活着意味着一副身体的存在，只要活着，就意味着身体和灵魂之间的不愉快，意味着身体和灵魂之间磕磕碰碰，身体甚至被看成是灵魂“牢不可破的枷锁和监狱”。幸好有了死亡，灵魂的身体枷锁才得以解开，得以独自存在。比如，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在他看来，正是身体的死亡，灵魂才能获得自由，求真的坦途才得以顺利铺展，才能笔直地通向纯粹的智慧、真理、知识之路。柏拉图费尽心机地论证了灵魂的不朽和不灭，在他看来，灵魂的这些特点刚好与身体的暂时性和局限性相反。他拼命贬低身体，认为正是身体的欲望和需求导致了尘世间的苦难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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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会生病(3)---------------

　　这些解释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现，难逃局限—它们的回答总是拘泥在人本身。而在生物学家的带领下，我们获得了新的视角。目光放开，投射到自然界中，我们发现身体和疾病渐渐失去了神学、哲学的意义，而回到了它本身。　　这时，疾病根本不是随意发生的，也不是恶的报应。疾病不是上天的安排，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原罪，它最终源于自然选择，而我们是配合自然选择的角色之一。在这些看似矛盾统一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接触到疾病的最本质意义，也是我们希望探寻到的真相。而当面对真相时，奇怪的事情反而可能会发生了，有些人会长吁一口气，感到一种从容和满足，开始坦然面对“身为人必经疾患”这一事实。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的两位作者认为：在为什么人会生病这个问题上，“毕竟，如果不从进化史的角度去观察，医学里面没有可以讲得通的道理”。当然，这里展示的只是一些人从哪些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人能通过其他的路径（比如宗教、哲学）进行思考，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平静。不管怎样，这个问题是人自己所无法回避的，也是医生所无能为力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是一个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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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1)---------------

　　在医疗新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的模式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知情的病人和医生一起共同作决定，共同选择治疗方案。可惜的是，虽然病人权利运动开始如火如荼，我们和医生之间的关系开始渐渐要求平等，但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要求的仅仅只是结果的平等，却不寻求过程的主动参与。　　在这种关系建立的最初，我们甘心以“弱者”自居，病人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了解，就和疾病、医生发生了联系。这时，又怎么去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的病人—一个聪明的病人呢？　　在进医院去看医生的初始，我们内心里极其希望把自己交给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医生。医生手持先进器械，脑装各种门类的检查和疾病知识，是权威的“家长”，我们却满怀无助、诚惶诚恐，精神上那么弱小，对自己出错的身体一无所知。　　这一刻，其实是谈不上平等的。医生处于控制的角色，起先是在技术上，后来也在心理上；我们作为病人处于屈从的角色，起先是在对疾病和身体的了解上，后来也在心理上。　　不同的是，当你对自己的身体和疾病一无所知时，把所有的责任尽数交给一位专业人士，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轻松的选择。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你全心信任的医生并没有让你保有健康，那么，所有的希望顷刻间就破灭了。病人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承诺—健康的承诺，而医生就必须去实现这个诺言。如果不实现，只能法庭见。　　谁为你的健康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关系，就会发现病人将责任尽数交出，看似轻松，其实偷懒而且被动。病人似乎是被动地被疾病袭击，于是也被动地等待医生（或者医生背后站着的医学）的处置发落。病人甘心以“弱势”自居，很少主动、积极地意识到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甚至连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身体都不甚了解。而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对自己心理的关爱，弥补医生把你看成一台机器的缺憾，努力和医生一起平等对话……这些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聪明病人要求的是平等，这种平等是从头至尾的平等，是需要自己也投入努力的平等。　　我们总在要求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最好的病人其实是和医生一起作战的。　　我们先来看看身体里的一些防御机制。这些防御机制，我们可能并没有真切地了解过它们的意义，而它们，确实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是，当它们出现时，因为对身体的不了解，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找医生。　　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去找医生的。现在的大多数医生已经被培养成无药不欢，看见你发热，给你一盒退烧药，“先吃两片阿斯匹林，再来找我”；看见你疼痛难忍，给你一堆止痛片，其实对你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时，你需要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为自己的身体做点决定。在我们尽己所能了解了身体之后，我们过分依赖医生的关系，才开始有了松绑的可能。　　比如发烧，当我们感染了病菌之后，有时体温会升高，这是身体调节的结果。体内中枢有一个叫做体温调定点的机制，如果这个点增高，体温就会上调，一直到符合体温调定点为止。这时的发热是体温调节中枢的重新设定，是身体对抗病菌感染的防御机制，但我们大多喜欢在发热时用退烧药，因为我们觉得发热就是生病。　　罗森邦医生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里如此描述他看的第一个病人，一个发烧的病人。　　最近我一直回想起多年前和祖母的那次对话。我去告诉她被医学系录取的好消息时，她只说：“医生很了不起─在你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听了很生气，本来以为她会很高兴，以我为荣，没料到是这种反应。　　过了几年，我开始行医时，对祖母的话有了灵光乍现的了解。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发烧的男性，我出诊到他家看病。在那以前，我还不曾直接向病人收过钱。看诊完他问我：“费用多少？”我很不好意思回答这种问题，所以很快地说：“10块钱。”却惊讶地发现，他好像很满意，付了钱还向我道谢。那时我心想：“这个行业太奇怪了，我竟然靠别人的不幸来赚钱。”当时我告诉他得了流行性感冒，其实我并不是很有把握，而且我心里有数，即使他不找我看诊，也多半会自己痊愈。　　在20世纪之初，一个叫焦内格的奥地利医生就已经认识到了有时候发热也有效用。这位长马脸有时候留着八字胡的严谨科学家，有个在别人看来古怪的想法—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诱发病人发热来治疗精神疾病。在同事和朋友的眼里，他保守、冷酷、喜欢独处，但也因勤奋、正直而深受尊敬。他起初试过用结核菌素来引起发热治疗精神疾病，在1917年，他开始用接种疟疾使病人发热，结果证明对麻痹性痴呆治疗有效。当年这种病的自然缓解率不到1%，但用了他的这种发热疗法，竟可以达到30%的缓解率。这使得他获得了1927年的生理医学诺贝尔奖。　　柏杨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一位医生朋友：“柏杨先生有一位医生朋友，一向过往甚密，可惜他有两项严重的缺点，使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与日俱减。一是他很吝啬给病人吃药。现在流行性的手段是，病人一进大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针葡萄糖加维他命B，或是一针退烧针—假设病人似乎有点发烧的话—而该医生朋友总是寻求病因，妄图根治，既劝病人少打针，又劝病人少吃药。于是乎，有口皆碑，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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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2)---------------

　　柏杨的口气是他惯用的反讽，事实上像这位医生朋友这样，能在病人发烧时劝病人少打针、少吃药的人在现在已经濒临绝种，所以在病人看来他反而有着“严重的缺点”，病人“怨声载道”。我们去看病时，总希望医生能开点药，不希望空手而归，仿佛不带走一张药方就亏了。但如果我们知道有些低度的发热，是自己身体的防御机制时，也就不会滥服退烧药。有时候，发热确实能使得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变得活跃，更有利于杀灭侵入人体内的细菌与病毒。　　让我们再来说说疼痛。很不幸，有“表现主义之父”之称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他的大作《呐喊》被偷了，其价格据说可以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抗衡。在《呐喊》中，一个人捂耳痛苦呐喊，画面让人感到冲击，坐立不安。在医生介绍疼痛的治疗时，这幅画常被引用来形容疼痛的折磨。确实，对于疼痛患者来说，画中扭曲的面部表情用来形容“忍无可忍”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在《身体的意义》一书里，作者试图向大众介绍人体自愈和防御的能力。他所举的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问题：疼痛，特别是急性疼痛，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恶，它其实是身体正在遭受损害的信号。有时候，没有了疼痛的保护，我们可能被伤害而不自知。　　一位在麻风病患者收容所里工作的医生试图打开一道被卡住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这时一位12岁的麻风病小男孩看到了。令医生惊奇的是，这个男孩毫不费劲地打开了门。对一个健康的医生来说，很难转动的那把钥匙却没能难倒一个麻风病小孩。　　但是，当门打开以后，医生才注意到，男孩的手被钥匙割破了正在流血。麻风病毒攻击并侵袭了神经末梢，使人丧失了疼痛的感觉，因此当小男孩转动钥匙时并没有任何疼痛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以一种健康人无法忍受的方式打开了门。　　麻风患者经常会失去手指和脚趾，这种后果间接地起因于他们疼痛感觉的丧失。有些麻风病患者会在一夜之间不见了手指，原因竟是当老鼠咬他们的手指时毫无知觉，他们失去了疼痛的保护。　　不过在我们眼中，疼痛似乎首先是一个必须被打倒的敌人。还在加班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来，抱怨眼前看似狼狈不堪的生活：“都加班到9点了，好不容易才写完了报告，回完了E-mail，我老公刚才还打电话说他胃疼得厉害，我只好赶紧让他吞了片止痛药。”我没顾得上安慰她，而是首先告诉她：“不要让他吃止痛药。可能半夜他在那儿美美地睡着，可病情发展万一胃穿孔了都浑然不知。”　　“飞蛾扑火”如果不是用来描述意志决绝之类的引申意义的话，这飞蛾肯定是一只失去痛觉保护的飞蛾。我们平时把手伸向火苗，只要放在火苗上一两秒，手就会本能地缩回来，这其实就是疼痛带来的保护。“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牙痛，其实能防止我们对有病的那侧牙齿施加压力，避免愈合延迟，防止感染扩散。　　那些没有疼痛感觉的人，看起来似乎是幸运的，但有时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因为没有疼痛不适的感觉，每一个行动都得不到来自身体的信号指示。据说，这些不能感觉疼痛的人，多半在30岁左右就死去了。崔健唱的那句“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从医学的意义上用来形容这些不能感受疼痛的人，太逼真了。　　有时，人失去痛感，才是真正的痛苦，身体上最敏锐的保护机制丧失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确切地知道身体的各种不舒服反应里蕴涵的意义呢？我们轻而易举地，甚至不负责任地就把支配身体的所有权和盘托出，尽数交给了医生。而医生，从接受医学训练的那天起，基本就一步跨入了和身体作战的干预阵营，自此他就相信非干预不可，非用药不可。就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暗示的，在未来世界，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会淹没在汪洋大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这样的预言用在我们对身体的控制上，似乎同样恰当。　　但其实，能站在我们身体这边的，终归是我们自己。属于病人的名字并不是“弱者”，但为什么病人总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呢？这样被动的关系带来的结果，只能让我们一味地依附医学的“干涉哲学”。我们把身体带到医院，交给医生，交给医学，任其处置。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依附其上，越依附，越离不开；越依附，越对细节和态度敏感，越对结果抱有过高的期望。当这结果达不到期望值时，我们总算才开始要求平等了，才开始想到去动用权利了。　　聪明病人，是聪明地和医学的“干涉哲学”保持着距离，不是一旦病了，就把控制权交出—无论是交给医生，还是交给医学。　　医学发展到今天，医生自古以来就有的控制色彩日渐加强，形成了浓重的“干涉哲学”，而病人自古以来就有的服从，也愈演愈烈。人们渐渐喜欢上被控制的感觉，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丧失主动性的技术，比如医学。　　这种关系就像老板和雇员，主人与仆人，家长与子女一样名正言顺。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病人配合、鼓励、怂恿了这种局面的形成，以致我们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和医生的关系本来就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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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3)---------------

　　一位从美国回来创业，投身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除了钻研自己产品的机理、包装以及独特的概念之外，不离口边的还有一个词—“带瘤生存”。在这点上，他好像和中医站在了一起。在西医的体系里，从前肿瘤学家的观点是：和肿瘤作斗争，不惜一切，杀灭它们。医生们更多地是想发动一场和肿瘤一决生死的战争。那些“抗癌勇士”也是癌细胞在体内一个都不见了才算数的幸运儿。　　直到1994年，一位加拿大教授在关于癌瘤概念的新模式中提出，有效的治疗并不需要肿瘤的完全消退。再到后来，治疗癌症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出现之后，人们发现这些药不像以前那些化疗“猛药”一样气势汹汹，摧枯拉朽，不达到杀死肿瘤细胞的目的誓不罢休，但同时病人也需付出像脱发、恶心、呕吐、无力、感染这样极其痛苦的代价。　　这些小分子抗癌新药似乎更平和地起着作用，它们不以消灭肿瘤为目的，但它们能阻止已有肿瘤的生长和扩散，也不需病人为生活质量付出太多的代价。这个观点看起来，和中医的带瘤生存似乎有某些共通的地方。人们终于意识到，不应该满足于将肿瘤消灭但也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使病人过着悲惨不堪的生活，而带瘤生存可能就是中晚期癌症病人长期存活的出路。　　那位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正是在抗癌这件事上，看到了病人应该积极参与的那部分—保持积极心态，提高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力，但不要试图让肿瘤细胞全军覆没。肿瘤细胞可以在体内存在，但我们也可以充分运用病人的主动性，阻止它进展或者转移。　　异曲同工，在《心理的力量》一书中也提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生们已经花费了成百上千万的科研资金来寻求治疗癌症的方法，攻克癌症难题。这些医生所做的许多努力似乎都离不开一个出发点，就是为癌症这种实际上是全身性的功能失调疾病，找到一种简单的、药理学的治疗方法。　　《心理的力量》的作者还尖刻地指出，其实医生们之所以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他们这种缺乏理性的研究，背后还有很多原因在推动—大多数是出于经济的或政治上的，而非科学方面的原因！确实，这些年，我们也能看到不断有抗癌药物问世，虽然它们的改善仅仅是一小步而已，但也足够带来商机，在市场上成为不二选择，无情地挤掉那些老产品。只是这些年来，我们也还没有看到革命性的抗癌药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而是那些类似于中医、顺势疗法等非正统医学相比之下显得有点成效，因为它们把心理的力量和身体疾病联系在一起，病人成为治疗过程中积极、主动也更有尊严的那部分。而对于病人来说，能够战胜癌症最大的机会就在于—把传统治疗武器和精神态度结合起来。医生提供传统治疗武器，而心理力量提供的精神态度就得靠病人自己了。　　那位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鼓动肿瘤科的医生走到那些中晚期病人的病床边去。他不遗余力地用激情澎湃的话语点燃他们的生命之火，用温暖关怀的问询给予病人希望，指点病人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怎么和癌症长期抗衡、共处，最终找到带瘤生存的出路。不得不承认，经过心理调节之后，那些病人本来黯淡无光准备等死的眼神变得有些生机，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超过医生预言的生存期的奇迹。只不过，治疗中还是得加上生物的或是化学的抗癌药物，为了能让治疗方法以更科学的形象、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布于世。谁让眼前的医学世界更倾向于量化、数字化地评价任何一种治疗，而投入给生存质量改善的研究总是研究基金的零头呢。　　对于肿瘤的治疗，有人甚至极端地提出，像非小细胞肺癌、胰腺癌，其实化疗的效果和最佳护理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这样的癌症患者，交给医生用化疗药，还不如直接找个有经验的护士只进行精心护理而不进行治疗，因为那样的生活质量更高，病人不必忍受化疗的恶心、呕吐、脱发、乏力、感染等副作用带来的痛苦。　　而在控制糖尿病的“五驾马车”一说中，人们再次看到了病人自己的作用，药物治疗只是其中的一匹马，其他四匹马都离不开病人自己的努力。这四匹马包括：饮食控制、保持心理平衡、有效的运动锻炼、定期检测病情。只有这五匹马齐头并进，朝着一个方向，控制糖尿病才能达到真正的有效。而“五驾马车”再次形象地说明了，作为病人我们不能交出所有的控制权。　　病人改变不了医疗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一名病人去医院看病，如果医生对他说，你这病不用吃药，回去休息休息就好，病人大半会觉得失落，仿佛走时不带走一张处方，这一趟就全无意义。在看病的时候，人们似乎习惯被控制，甚至可以说，喜欢这种医学的“干涉哲学”。不仅仅是治疗的“干涉哲学”，我们还习惯于从医生那里得到所有的信息。　　医生手中掌握着所有专业的信息，而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交出判断力，成了被动的受体。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格局已经改变了，我们有许多可以主动得到信息的渠道。有不少网站可以提供基本的医学信息，有些专业医学网站还有定期的专家网上咨询，一些病友也组织了相关疾病的论坛。如果你能阅读英文，那么可以看到的角度更多，得到的知识更多。原先存在于我们和医生之间的信息沟壑，通过我们的主动努力，可以变得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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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4)---------------

　　在一个积极的病人眼里，他总是能发现自己可以积极主动参与的那部分。有些视角可能是医生永远不会关注也永远触及不到的，而它们正好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可以运用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力量，和医生一起对付疾病。我们还可以运用自己获得的信息、自己的判断，去和医生商讨更好的方案。　　聪明的病人不是习惯“被灌输”的病人，不是等待“被控制”的病人，也不是医学的“干涉哲学”的绝对拥护者。身体是我们的，我们与其坐而述，何如起而行，和医生一起并肩前进。　　一位哈佛医学院研究心血管疾病的教授到中国来演讲，闲聊时我们说起平时怎么健身保持体型。他说他每天保证一小时的跑步机锻炼。　　出于职业敏感，我告诉他，最好不要选择跑步机，因为对膝关节的损伤比较大，容易得骨关节炎。“最好改成太空漫步机。”我建议道。事实也是，现在患关节炎的比例不少，美国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在中国，保守点估计有10%。而过高的体重可能就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然后，我们就聊到体重。在中国的大街上，这位专家看到中国人相比美国人要苗条得多，对美国人日渐肥胖的体型感慨不已。“我感觉现在美国人饮食很不健康，大街上腰围大于四英尺的比比皆是，心血管疾病成了头号杀手。他感慨说。　　为什么在医学找出办法可以对付以前的一些疾病之后，还会有新的疾病出现呢？这也是个问题。　　在现代文明社会，医学和文明病几乎在以相同的速度齐头并进。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疾病也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新颖的、突破性的治疗方法不断出现，但却似乎没能显著改善人们的寿命。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我们的医学在往前发展，不断有对付疾病的新办法，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找到了所有已知疾病的治疗方法，那时的情形会是什么样的呢？　　就像那位美国心血管专家聊天时说的，现代人得的疾病种类一个没少，甚至还多了。跟20年前唯一的不同可能是：疾病的种类以及不同种类里谁占多数谁占少数发生了改变。这些疾病的种类构成了一个叫“疾病谱”的东西。随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变，它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以前困扰原始人的感染、创伤，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小菜一碟，但因为文明的发展，新的疾病出现了。在原始社会几乎见不到踪影的乳腺癌，正威胁着现代女性，成为女性健康杀手。而这样的变化，就是伴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出现的。　　有人作过这样的比较：在原始社会的女人，她们初潮晚，生第一胎时间早，生的孩子多，常年哺乳，绝经早；而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正好相反，她们的月经初潮早，生育晚，生育少甚至不生育，自己亲自喂养的时间短，绝经晚。据估计，原始时代的女性平均一生排卵158次，而现代女性平均排卵达451次。排卵次数越多，妇科癌症的发病率就越高。　　现代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得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危险是远古时代女性的100倍。美国一位叫做伊顿的教授甚至还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乳腺癌防治方案—现代女性应该去模仿远古女性的生活方式：用激素推迟青春期的到来，用激素产生假孕。　　这只是“疾病谱”演变的其中一例。　　以前，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容易患上食道癌或是胃癌，肿瘤医生们称这两种癌症是“穷病”。但是到了物质丰富、不愁吃喝的年代，结肠癌开始在消化道癌症中占上风，并节节上升。　　在美国，结肠癌已经占到全部癌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在广州、香港、首尔、新加坡、台北等14个亚洲城市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华人患结肠癌的比率也在升高，与西方白种人不相上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城市居民饮食习惯开始跟西方接近。以前，传统的中国饮食里的米饭、富含纤维的蔬菜等对结肠的健康有益，但现在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些富含脂肪和红肉的西方食物在中国很流行。我曾经亲眼目睹，一位只有19岁的男孩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男孩的父母是成功的生意人，他是家中独子，据说从小到大只吃肉，几乎从不吃蔬菜。　　2005年1月，一则雅虎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刚刚走马上任的麦当劳CEO查理·贝尔在上任一个月后，发现患了结肠癌，于2004年11月宣布辞职，接受治疗，两个月后去世。　　“即便在他住院接受化疗期间，查理仍然从容、果断地领导着公司。”人们不忘在他走时这么评论这位把麦当劳看做一生事业的工作狂人。据说这位最初从悉尼一家麦当劳连锁店干起来的澳大利亚人，担任连锁店经理时才19岁，他从来都把麦当劳看做他最大的事业。在我看来具有戏剧性的是新闻里提到的这句话—他是麦当劳快餐食品的坚决拥护者，一辈子里大部分时间吃的就是麦当劳。这样长期的快餐食品对他后来患病是否有一定的影响，还需要科学证明，但起码不是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　　让我们再来看看查理·贝尔的前任麦当劳CEO—不幸猝死于突发性心脏病。还记得那位在MTV的电影颁奖礼上获奖的反面演员吗？他当众捏碎了一枚鸡蛋，这个细节在引起大家哄笑的同时，所起的宣传作用远比一次大型健康活动还要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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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5)---------------

　　如今起码在美国，心血管疾病的踪影几乎到处可见。但几百年前，人们可很少听说还有高胆固醇血症这个词，那时的人们忙着对付成批成批带走生命的流行病。等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对付流行病的疫苗和药物之后，新的疾病以新的面貌出现了。美国人现在的食谱中，有40%的热能来自脂肪。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巧克力蛋糕、鸡蛋、奶酪，吃饭吃到撑，食物过剩……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像那位演员说的，高胆固醇这个“反面角色”出现了。它将有可能造成动脉粥样硬化，堵塞动脉，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功能，像那个不幸的麦当劳CEO的故事，时有发生。　　那些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而日趋明显的疾病，有人把它们叫做文明病。文明提供给我们的，其实就是这么一锅不知酸还是甜的杂烩，好的坏的搀杂在一起。我们以为文明是自己主导的发展方向，以为人类在凭借自己的本事改变、塑造着世界的模样，但是疾病首先就和文明开了个玩笑，甚至那些我们本以为已经解决的疾病，也会以新的方式卷土重来，比如结核。　　在鲁迅的小说《药》里，咳血消耗着肺痨病人小栓的精力和元气，全家愚昧地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血馒头上，以为它能对付结核。小栓吃了华老栓买来的人血馒头，却依然未逃脱结核的磨难，最终还是被痨病吞噬了生命。　　而雪莱和济慈，这两个19世纪初的结核病人，互相通信的句子就是：你还是带着那幅肺痨病人的病容。历史上，结核曾在全世界广泛流行，夺去了数亿人的生命，被称为白色瘟疫。那时，盗汗、咳血、低烧……让人们不寒而栗，因为这基本就意味着死亡。　　所幸，1882年德国科学家宣布发现了导致痨病的罪魁祸首—结核杆菌，带来了世界范围内控制结核病的希望。然后出现了异烟肼、利福平这些治疗结核病的药物，经过合适的治疗周期和药物用量，结核病基本可以得到控制。人们开始把结核当成小事一桩了。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度销声匿迹的结核病似乎又死灰复燃。只不过，现在的结核杆菌改头换面了，为对抗人类想出来的招数，结核杆菌不断变异以求耐受抗结核药物，它们也要生存！　　就像生物学家们形容的，在人和微生物之间，存在着一场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医生开玩笑说，现在容易患结核的不再是从前那些生存条件差的穷人，多是大鱼大肉过多、生活没有规律的所谓富人。人们开始意识到现在的结核杆菌变得狡猾，变得可以耐受抗结核药，已有的这些药物治疗对它们无济于事。　　关于如今的结核杆菌改头换面以求耐药，后来的体会越来越深，因为我去美国的第一个实验室就做这个课题。我和那位送我《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印度小伙子在同一个抗结核研究小组，成员来自好几个国家。有时我们会去培养活生生的结核杆菌的P3实验室。老板是位科学狂人，要求我们每人桌前贴着结核杆菌的基因图谱，有空就望着它，也许灵感乍现，就能找到那个对结核杆菌的生存最重要的基因。到时，大功告成，新的抗结核药就诞生了！　　要是鲁迅活在今天，他可能也不会相信今天仍然有研究抗结核药的多国部队。因为医学和改头换面的疾病谱，正几乎以相同的速度齐头并进。　　医学是对付疾病的终极武器吗　　在每一个文明进展的时代，除了有不断改头换面的疾病谱，我们还会面对一个问题：是否能够通过不断发展的医学力量，把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疾病完全赶走—就像它没有来过一样？　　因为对我们凡人来说，一个没有疾病存在的身体，最符合我们对身体的要求，也是最有安全感的希望。但显然，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就又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因为有些病无法治愈，无法根治。　　为什么有些病无法治愈？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寻找人为什么生病一样，有很多角度、很多答案。可能归结到最后，到了生物学家那里，就落到人在这个广博大自然里的角色和定位。而在医生这里，却有着非常具体的回答。　　因为风湿免疫性疾病大多无法治愈，我曾问过一位风湿免疫科的教授，你怎么向病人解释有些病无法治愈？　　这位教授说：“对病人解释起来是有点麻烦，因为病人大都觉得你是全国顶尖的专家，你手里就握着先进的知识武器，你就能把我治好，不，应该说是治愈、根治！　　“但其实，医学发展到现在，绝大部分的疾病都不能根治，像风湿病绝大多数是终生的。医生可以做什么呢？他可以帮病人解除痛苦，可以适当地延长生命。医学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在不违背规律的前提下，能够延长生命；第二，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至于把某些疾病从身体连根拔起，就像它从来没有来过一样，那是医学无能为力的地方。医学，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是一门向着完美前进、无限接近但永远达不到的科学。　　但医学是否就是无力的呢？如果把“全部疾病，全部治愈”作为标准来衡量医学，它是无力的。但是，医学这门科学，在另外的意义上，体现了它的艺术性。　　举风湿免疫性疾病来说，这类疾病绝大部分无法根治，但一个高明的医生可以在他的工作中，体现医学的艺术所在。如果他能做到两点高明之处，那么其实他带给病人的益处，可以说并不比治愈逊色多少！第一，在于尽早发现病人的病情，明确诊断；第二，用最恰当的治疗控制病情进展，尽早尽快干预它的进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糖尿病、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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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6)---------------

　　但是，一个患类风湿免疫疾病的病人，仍然抛不开对“根治”的渴望。一个朋友的母亲，患了干燥综合征，她执著地在各大城市的风湿免疫科求治，手里攥了一叠治疗方案，最后她自己都能整理出来这些药方的不同特色，哪个用药狠、见效快，哪个用药温和。但有一点几乎是相同的，这些医生都告诉她没有办法治愈。　　她仍然怀着对“根治”的希望，每次电视里、报纸里的广告说某某医院有秘方可以根治干燥综合征，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去打听。有次，她拿着报纸走到北京一家小医院门口，询问看自行车的报纸上的研究所在哪里。看自行车的大爷看了她一眼，说：“您也这么大年纪了，这种小广告也相信？说实话，我在这儿看自行车这么多年，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研究所，我还真不信大医院治不好的这儿能根治。那些根治、治愈、秘方什么的，全是骗人的！”老太太想想也是，如梦初醒，终于从自己的根治愿望里醒来。　　国内有位专家曾经呼吁大家擦亮眼睛，揭示了这些所谓偏方的骗局：有时候病人觉得药物似乎有点效果，但实际上添加了激素，甚至有的药里放了吗啡，为什么放吗啡呢？关节疼痛，所以放吗啡进行缓解。　　至于癌症，这类被妖魔化的疾病，一直以来是科学界试图攻克的目标。所谓攻克，也是试图达到根治、治愈。在某些种类的癌症领域里，这种根治的目标得到了实现。但是，还有一些像晚期胰腺癌、结肠癌、肺癌……仍然是医学无法全力掌握的盲区。对于这样的疾病，现在的医学能达到的也许是减慢发展，延缓进程，提高身体的免疫状态。而那些在肿瘤医院的天桥上散发的根治小广告、报纸电台里的秘方，都只不过是混迹在医学里的骗局，利用人们对“根治”的美好期待，让人们从口袋里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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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止于阳光和肌肉(1)---------------

　　在眼前这个细节无限丰富的时代，健康已经离“宏观的、整体的养生观念”越来越远。养生被看做一种花费时间、无法速成的闲人生活方式。　　更多的人，在追求几句话便能概括的小常识型健康。我们身边的健康报纸、杂志越来越多，除了零零星星的防病治病小常识之外，它们在不遗余力地灌输着“健康”的概念，创造着“健康”的形象，这些健康是由皮肤保养品、营养品、性等话题堆砌而成。出现在这类杂志封面的大多是阳光、肌肉型的青春人物，通过这些形象，向我们传输着所谓的“健康”信息。　　在我们没有了解疾病之前，疾病是健康的反面。在我们了解了为什么人会生病之后，健康成了疾病的反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预防了疾病，也就保证了健康。但这些封面，除了在制造一种带着时尚味道的健康气息之外，并没有能真正告诉我们如何宏观地、整体地管理自己的健康，并没有教我们具体怎么去管理自己的健康。　　朋友的一位亲戚，60来岁，高血压患者。退休之后，健康是他的头等大事，为此他特别钟爱看各种家庭防病小常识，尤其是心血管病。朋友甚至步行到上海某官方报纸的门市部，为他买一本叫做《老年保养100问》的书。后来，这个系列出了三本，她来回跑了三趟。闲着无聊，我也翻过这样的书，里面罗列了很多条问答题，一问一答。因为过于细节化，有时前前后后说法也不统一。但这位亲戚如获至宝，奉为宝典。相信他读完之后，除了知道一些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零碎生活小常识外，对健康并没有整体的概念。　　一个下雨天，雾气很重，他走在大街上，被一辆车给撞了，小腿骨折，他进了医院。这时他平时积累的预防小常识，一个也用不上了。他躺在病床上，焦躁不安，脾气火暴，自觉倒霉透顶……心血管疾病预防常识早就飞到九霄云外。　　管理自己的健康，我们需要的除了这些零碎的细节之外，还要有高于这些细节之上的理念。想经营好自己的健康，其实是一辈子的功课。只有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下，小常识才不是零散的、孤立的、就事论事的保健鸡汤。聪明病人会主动寻找这些适合自己的大理念，并作为自我健康管理的指导。　　在美国的一家书店里，一个朋友极力向我推荐一本书HAPPINESS，是一位经济学家写的，说的是我们怎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去赢得快乐和幸福。据说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受大家喜爱。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修过医学课程，他应该写的下一部著作应该是—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去获得健康，如何付出最小，回报最大，算算诸如投资20元打预防针、省去1000元医疗费的账。据说，美国人早算清了本国人早逝的原因，50%与个人生活方式有关，20%与环境有关，20%与遗传有关，仅仅10%与医疗服务有关。　　在还没有经济学家着手写这类著作之前，史蒂芬·柯维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提出的概念—保持P（产出，production）和PC（产出能力，productioncapability）的平衡，用在自己的健康管理上，算是一条聪明病人指导生活的光辉理念。具体说来，这种平衡，是为了能够保有充足的PC，来产生P。　　在你每天使用身体的时候，你是在使用身体的能源，这时，你要注意往身体银行里加入储备，保证它的产出能力。你要每天提醒自己保持这种平衡，这样才不致让身体过度劳累，消耗过多。但现在，压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越来越突出的流行病。这种压力来自于我们面临的海量信息，我们被规定的工作量和交工时间，我们无暇顾及和呵护的精神世界，我们储备耗尽的身体银行……　　曾经有一本很风行的书叫做《给你自己一分钟》，说的是一种理念，每天给自己一分钟，找到内心的平和与宁静，减轻来自工作与家庭中的压力，改善人际关系，找到人生的动力和意义。而一个探求如何管理健康的聪明病人，他会每天给自己的身体一分钟，给身体以足够喘息和调整的机会，而不是让它成为追逐名利的工具，过度使用，提早透支，最后垮掉。如果算笔失败的经济账，就是今天拼命挣一万块钱，日后花两万块来看病。　　自我健康管理的另一个重要理念，正在全球被普及提倡。这一理念，对于可能会患上乳腺癌和宫颈癌的女性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理念就是—预防和尽早发现疾病。　　据说因为李媛媛和梅艳芳的去世，妇产科门诊曾一度排起了长队，大家突然都想起了一种叫宫颈刮片的检查。而平时体检妇科大夫建议我们去做时，我们总不置可否。而2005年由钟丽缇、李冰冰、邬君梅全裸出镜，宣扬的“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在大家关注的目光中，不知道是对为了传达“爱乳房、爱自己”而赤裸上阵的关注成分多一些，还是对自己预防意识的本质撼动多一些。　　事实上，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乳腺癌和宫颈癌这两种疾病的发病年龄，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但是并不等于发现患上乳腺癌或宫颈癌，治愈的希望依然很渺茫。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治愈的概率就会越高。治疗效果和疾病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　　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公益组织，宣传成年女性的乳房自检，这一意识几乎人人普及。几乎每个美国成年女性，都知道乳房自检的手法，什么时间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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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止于阳光和肌肉(2)---------------

　　对于宫颈癌的预防也一样，从性生活开始后，每年一次的宫颈刮片检查也能尽早地预知宫颈的健康情况。简单的一项宫颈刮片细胞的检查，能够发现细胞刚刚发生的形态改变，及时地阻截癌变过程。如果能够在疾病的萌芽状态发现，并及时治疗，身体回复健康的可能性就很高。一个月一次的乳房自检，一年一次的宫颈刮片检查……这些看上去都非常简单，但真正形成习惯，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在一个聪明病人管理健康的理念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疾病的演变过程链中，在尽可能早的时间节点防病治病！这种管理健康的理念，其实我们古老的中医里早就存在，只不过它的声音已经被淹没在如今诸多庞杂热闹的细节中。　　在中医看来，治病的最好方法是—治未病，预防，养生。治未病具体说来包括，防病于未病，得病之后防其转变。但“防强于治，养生于未病之先，防病于未生之端，治世于未乱之先”的道理，古今又有多少聪明病人知道并坚持实施呢？在了解自己身体的同时，那些聪明的病人也知道一条主线，那就是，如何有章有法地管理自己的健康，最起码要做到防微杜渐，防病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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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疾病的诸种智慧***************

　　一位擅长资本运作的医药行业的企业家，50多岁，曾在聊天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人到50，深知应该把健康比做一，物质、名利、家庭是后面的一连串零。没了最前面的一，后面的零再多，也失去了意义。

---------------健康是1，其他是0(1)---------------

　　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已近深夜，出站还要坐摆渡车。车里空调不灵，行李凌乱地放在地上。对面是两个中年男人，他们在谈论一个人。　　“他干活太玩命了，成天都在工作。学术文章一年发十几篇。”中年人A鼻梁上架着眼镜，单肩背一只写着“2004年全国××年会”的书包，对B说。　　B看着没那么科研味，脸上挂着听书人常有的惊讶表情，应和道：“是吗？据说博士毕业没几年，就被评成十大优秀青年？”　　A说：“确实有这事。但他后来玩命干，据说血压也高了，视网膜也脱落了，很惨！”　　A又着重说：“很惨！”B啧啧，表示惋惜。　　有好几位同事都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曾在公司叱咤风云后来又单干创业的人，能力很强，属于天生的指挥作战的人才，放在几百名销售大军中立刻能显山露水。给我讲故事的都评论这人的勤奋能干，给我讲故事的也不忘描述，突然有一天他被诊断患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给我讲故事的还不忘描绘其时他的生活背景—40出头，家庭美满，自己单干的生意如日中天。　　但肺癌的降临，似乎就足以消解他从前的奋斗和风光。给我讲故事的都这么说：“是的，他确实很能干。那又怎么样呢？结果很惨。”　　一位擅长资本运作的医药行业的企业家，50多岁，曾在聊天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人到50，深知应该把健康比做一，物质、名利、家庭是后面的一连串零。没了最前面的一，后面的零再多，也失去了意义。　　我们在两种时候会停下来，回头看看健康的重要：一种是在达到了物质、名利这些所谓“身外之物”的胜利时，我们希望自己还拥有健康；另一种时候可能就是混得一无所有，这时，长出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还有健康—也就是说，起码保有了一。　　人为什么会在这两种时候停下来，打量一眼“健康”？大家似乎都有个相同的前提，我们活着首先就是为了能把生命活成正数。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大家在评论一个起先有所作为后来得了重病的人时，总是把疾病和他之前的拼命联系起来，大家都在感叹“很惨”。　　疾病在这个时候，被赋予了透支的含义，成了减法。这些被疾病消解的人，数字一下子回到了零，甚至负数。疾病不管是暂时还是永远，都属于“不值”、“很惨”。从字面上看，“玩命”或者“拼命”用在这些人身上，似乎再确切不过了。　　据说，鲁迅曾戏谑“吐半口血，扶两个丫鬟到阶前看秋海棠”，算是雅事。梁实秋一语道破我们大多数人的心态，评价说：“其实天下雅事尽多，唯有生病不能算雅。没有福分扶丫鬟看秋海棠的人，当然觉得那是可羡的，但如加上‘吐半口血’，那就不怎样可羡了，似乎还不如独自一个硬硬朗朗到菜圃看一畦白菜！”　　为什么“有病”这个词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恶？梁实秋的答案是：病是生理变态，由活人变成死人的一条必经之路。当他评价“因为病是变态，所以病是丑的”时，疾病已经具有了寓意。　　2004年，一位叫苏珊·桑塔格的女人的逝世，让我们更加关注一本叫做《疾病的隐喻》的书。作者身份复杂，人称美国前卫女作家、新知识分子、文化批评家。当然，她还有一重身份是乳腺癌患者，最后她也是死于乳腺癌复发。　　在患上癌症之后，她亲身经历了许多疾病的隐喻，这些促使她萌生揭露这些隐喻的想法。“我想为患者和照料他们的人提供一种方法，来消除这些隐喻、这些障碍。我希望劝说那些心怀恐惧的患者去看医生，用称职的医生替换那些不称职的医生，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患者适当的照料。要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　　作为一位被称为“新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把矛头指向了曾经的结核病、曾经的癌症以及现在的艾滋病，揭示社会及人们赋予这些疾病之外的意义。她致力于掀起一场思想战争，将这些隐喻揭示、批评、细究和终结。她有个响亮的口号，一如她照片里总是坚定而革命的表情—“在一个充斥着假象的世界里，在真理被扭曲的时代中，致力于维护自由思想的尊严”。事实上，能追随她的脚步的人，毕竟是少数。　　大家早晚难逃“疾病”这重麻烦的公民身份，这是每个人必须普遍面对的现实。人们如何多点自尊、多点自由地面对它？如何用让我们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面对它？如何锻造自己成为一个聪明病人？疾病对于人隐藏的含义，似乎在生活里已经无处不在，它贯穿在每个人生活的场景中。它常常被我们看成是对疾病之前“那个人”的一种价值否定，或者顷刻间，疾病给人生做了个减法，让这些价值失去了意义。因为“那个人”没能保住健康，也就是没能保住一，其余的零在数学意义上都成了一堆废物。然后一阵唏嘘。　　疾病的出现，让我们每个人对生存的判断成了数字势利眼，不重过程，只重结果。　　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篇有趣的小说，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某一天开始，他的腹股沟（也就是大腿根部）长了个肿块。肿块越来越大，酸、胀、疼。他挂号去看了普通外科。医生看完之后，在他的门诊病历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诊断。这位病人拿到手一看，五雷轰顶。从字迹看，医生的诊断是“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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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1，其他是0(2)---------------

　　走出医院大门，他被巨大的恐惧所包围。因为在他看来，癌症就是不治之症的代名词。他心灰意冷，守着自己的秘密，以临终的心态去看身边的世界，对事待人……直到他鼓起勇气再次去看医生时，医生告诉他，那个字不是“癌”，是“疝”。而疝，用医学的话说，不过是体内组织经先天或后天形成的孔道或薄弱之处，向身体表面长出的突出物。　　不知道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本来用意是什么。如果是针砭时弊，我们平时抱怨最多的，莫过于医生的手迹龙飞凤舞，似乎根本不想让人看懂。不过，日渐风行的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终有一天会消灭龙飞凤舞。除此之外，可能作者更想借医生的龙飞凤舞造成的误会，让一个小人物承受着面对疾病时的心理折磨、心理转变和瞬间的重生。　　主人公的大腿根部长了个包，他起先希望这个肿块是场误会，过几天它最好自行萎缩、消失。但是这肿块开始让他岔着腿走路，走路时觉得坠胀难受，腰都直不起来，他就不再心存侥幸了，不能无视肿块的存在。更让他害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长越大。在不得不承认肿块的存在时，他退而求其次，希望它是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这基本可以算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哪天突然出现的肿块的共同心理，只是，在小说里，借着医生龙飞凤舞的字迹，急转直下的故事情节和中年男人开了个玩笑。　　《韩非子》中描述的讳疾忌医的故事实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第一次，扁鹊看到蔡桓公，说：“您有病，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蔡桓公脸色一沉：“瞎说，我没病！”　　第二次，扁鹊再见蔡桓公，说：“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齐桓公置若罔闻。　　第三次，扁鹊又见蔡桓公，说：“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齐桓公仍旧不理。　　第四次，扁鹊又见蔡桓公。这回他什么都没说，扭头就走。齐桓公觉得奇怪，派人把扁鹊追回，扁鹊说：“病在皮肤，可用热敷。病至血脉，可用针灸。病入肠胃，可用汤药。现病达骨髓，无计可施。”　　不久，蔡桓公果然浑身不适，病入膏肓。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往秦国。　　当时韩非子讲这个故事存着他的微言大义，他拐弯抹角地讲述“讳疾忌医”这个故事，是希望能借故事规劝统治者，治国理政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力求在萌芽状态解决问题。　　等后来成为医学生后，回头来看这个故事，我有了新的想法。如果历史上确有扁鹊见蔡桓公这事，为什么蔡桓公就那么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呢？除了他性格上是一个听不进意见的人之外，恐怕也是因为“生病”这个词让他心生厌恶。事实上，“生病”这个词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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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1)---------------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开篇里说，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健康和疾病的双重身份，只不过，我们乐于承认自己是健康王国的公民，而被迫去面对疾病王国那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被迫”和“麻烦”，正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为什么我们讨厌生病？因为疾病的出现，让我们对眼前的生活失去了可控性。　　在一个人没能弄明白，或者不愿意面对“人为什么会生病”的问题之前，他生活在美丽世界中。这个世界不缺那些足以指引人们一路向前追寻的欲望和目标，也充满了一些人类制造的良好感觉。比如，人是万物之主，是物竞天择的胜利者，人的身体构造充满着神奇机关，而人类前景会越来越和美、越来越健康……我们喜欢接受这些让我们感觉良好的情节，而把其他关在门外。我们想当然地希望生活是自然的、愉快的、健康的。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心生骄傲。　　在关于一生的规划中，有几个人会把生病写进其中？在每年的年初计划中，列出的多半是买房、买车、工作晋升、旅游、夫妻更和美、生活更开心这样的条目。公司会把可能的突发事件列在风险管理的计划中，可又有谁会把可能的生病排在自己人生风险管理的头条？但一旦疾病出现，无论它是感冒、头疼、胃痛、摔断腿，或者是腹股沟长了个包、乳房长了个肿块……这些都会突然地、粗暴地打乱人们已有的安排。　　本来约好要去和客户谈判—一笔大单子，但因为嗓子生疼，甚至喉咙失声，不得不推迟计划，免不了一通电话，道歉，再约时间，可能还付出了失去诚信的代价。　　本来计划好要接手一个新的项目，老板也在拿这个项目来试探下属的火候，如果成功就会升职。但下属突然查出来肺里有个肿块，不得不放下工作住院，把肿块切出来看看是不是良性的。而新项目肯定是让给了另一个弄潮儿，因为公司从来不等人。公司的计划安排里，也没有雇员可能会生病住院这一项。　　疾病为什么不受欢迎？因为它是无理闯入生活的不速之客，打乱了人们本来有条不紊往前行进的规划。作为人，我们把对生活的掌控感看得头等重要。即使有时可能无能为力，掌控不了，我们也希望落入视野的是整个图画，所有细节尽收眼底。而疾病，是首先和我们这种控制感的理想作对的敌人。它不请自来，生硬插入，我们整盘计划都得“被迫”为它重作修改，重新调整。这种感觉真不好，充满了“麻烦”。　　更糟的是，疾病的到来，还迫使我们必须应对眼前的疾病，而我们对疾病却基本上一无所知。　　每个经历过SARS的人再回想起那段时间，可能都会发现我们特别希望能早日回到那个可控的世界里，不要再去面对每天新公布的感染数字，不要再去面对可能无止境的等待。　　眼前的这个时代，是科学占着绝对上风的时代，而科学强调的就是可控性。只是，在面对疾病时，我们手里掌握的武器寥寥无几。我们需要面对疾病的不可知，而医生手里攥着医学武器，陡然间具有了无上的权威。病人似乎处在了弱势的位置、被动的位置，但那有了毛病的身体却又是于己息息相关的大事。　　这种不能左右的局面，让我们感觉太糟糕了。在不能明确知道疾病发展的方向时，像那篇关于疝气的小说里写的，如果真长了个包，作为凡人，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能治愈还是不能治愈。给个说法吧，医生—这可能是人能争取到的最后一点可控性。　　似乎没有必要说起那些突然会改变人生轨迹的大病，哪怕头疼脑热之类都会让我们不堪其烦。拿发热来说，在一定范围内的发热是身体的防御机制，当超过了“一定范围”，发热则是在消耗能量，这时，我们身体的物质基础受到了侵袭，遭到了破坏。　　在高烧时，疾病把人从生活的不管是具体还是抽象中，统统拉回到零点。你必须躺着，为了保证身体的最少消耗；你必须眼望天花板，什么都不干，因为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做任何多余的活动。　　平日在意气风发地谈论各种精神话题的时候，人可能忘记了身体的存在，这时的身体默默无闻，配合工作。一旦哪天它出了错，物质基础受到了破坏，我们就不得不回到物质，回到实际。　　这“物质”，可能是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正常的功能，也可能是身体里某个器官暂时不能使用，或者最简单的，就是浑身乏力。当身体不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转而被疾病消耗能量时，疾病好比在日常习惯的精神大釜下面，釜底抽薪。　　人被迫回到一个现实。如果没有下面的柴火，那么上面的锅无论如何也不会像往日那样沸腾了。疾病就是这样让人感到懊恼和麻烦。　　当病痛发生的时候，强大的思想和权势是帮不上忙的，相反，病痛在很多时候会在交手中占上风。“病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成了敌人，身体占上风。”　　拿破仑的皮肤病和痔疮，也在某个时刻占了上风。这个平时看上去浑身是劲的领袖，为什么手总是插在夹克里，据说只是因为他是一名皮肤“恶性神经性瘙痒症”患者。这种恼人的皮肤病几乎困扰了拿破仑一生，他经常奇痒难耐，抓到疮口出血，甚至无奈地说：“我只在皮肤上感觉到自己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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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2)---------------

　　不仅如此，在滑铁卢战争期间，他的痔疮经常恶性发作，使他无法骑马出去查看战况和军队，特别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后两天。这个被痔疮折磨得坐立不安的患者，只能躲在帐篷里抽止痛用的鸦片，云里雾里，根本没有精力去管外面的战况，结果滑铁卢战争惨败。或许拿破仑占尽天时地利，但在那个关键时刻，痔疮击倒了他。这么看来，似乎是拿破仑疼痛的屁股改变了某段历史。　　除了皮肤病和痔疮，在拿破仑的战争生涯里，疾病曾不止一次出现，也不止一次地占了上风，影响着结局。拿破仑曾为建立统一欧洲率60万大军进攻俄国，结果流行于俄国的斑疹伤寒却造成了他手下军队的大幅度减员，最后惨败而归，回国的士兵不到4000人。　　除了破坏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疾病最终的杀伤力是把人们带入一个失去和谐、失去平衡的精神状态。疾病像只蛀虫，侵蚀着我们在健康时原本积极轻松的状态，侵蚀着我们的精神面貌。　　一位内科专家出完门诊感慨道：“那些慢性病患者，在疾病的折磨下，估计大概一半的人多多少少有点抑郁症。”对一个患病多年的人来说，疾病会不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改变着他的精神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简直是一定的，疾病改变的绝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体，一台机器上的零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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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人死观(1)---------------

　　四世纪时，一位厌世的希腊诗人巴拉达思有首诗：　　你太饶舌了，人啊，不久将睡在地下；　　住口罢，你生存时且思索那死。　　搞笑的伍迪·艾伦曾说过一句话：“我不怕死，只是当死降临时，我不想在场。”人人都怕病，还因为人人都怕死。但总得有人在生命的尽头、死亡临近时，去谈谈关于死亡这件事。　　1973年底，《拒斥死亡》的作者，躺在肿瘤科的病床上，等待死亡降临，他的癌症已到了晚期。当编辑萨姆·基恩找到他时，他开口说：“你在我生命的尽头逮到我了。我关于死亡所写下的一切，眼下正在经受检验。我有了一次机会去表明：一个人怎样死，怎么面对死；他是否死得尊严、勇敢；围绕死亡他有什么思想；他如何接受自己的死亡。”　　两人面对垂死谈论死亡，面对癌症谈论罪恶。几天后，《拒斥死亡》的作者离开了人世，起身和他真的说“再见”的萨姆·基恩在前言里说：“他开出的苦药—凝视我们无可回避的死亡之恐怖—其实是良方，给我们必死的命运增添了一丝甜意。”　　在《拒斥死亡》这本书里，作者一直在谈论存在于每个人心底的死亡恐惧。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深藏着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小时候可能是不加掩饰的噩梦，长大以后可能是在危险处境的本能闪躲。　　这种恐惧，在精神分析学家齐尔伯格（G.Zilboorg）看来，是在自然界里的人自我保护本能的表现。它提供持续的驱动力来维系人的生命，并用来对付威胁人生命的危险。它藏在我们所有正常活动的背后，把我们武装起来，进入自我保护的状态。　　但是，人又不能时时拧着死亡恐惧这根发条。对死亡的恐惧，不可能持续地存在于人的精神活动中，否则机体将不能够正常行使功能。对死亡的恐惧，必须受到适当的压抑，以使我们的生活中多少保留一点舒适。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四处奔忙，从未相信过自己的死，一如我们对自己肉体的不朽深信不疑。人们会说知道自己终有一死，但实际上并未在意。人们活得正愉快，既不需要去考虑死亡，也不会为之感到苦恼—但是，这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口头上的认识。而其实，这种对死亡恐惧的压抑，“不等于搁置，不等于忘记，也不等于忘记搁置的地方。为了这搁置，我们付出了心理努力—抑制住，并在内心绝不放松警惕”。　　对于有限生命，死亡是终点。关于死亡的知识永远是抽象的，永远是非亲身尝试不得而知的，于是人们发挥想象，给死亡很多比喻。例如，死亡是人在寻求幸福这只果子中深藏的蛀虫，或者，人的一生是只洋葱，最里边那个不能再剥下去的就是死亡，或者，死亡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必须在“我们怎么去接受生命的终结”这个问题上表态，然后才能往下细谈，才能获得信徒。　　生命的对立面死亡究竟是什么，人也许永远也不清楚，但死亡肯定是一生的终点。躯体是物质的、血肉的壳，它会疼，会流脓，会出血，难逃腐烂和死亡。人活着就是这么的分裂：他知道自己天生丽质，在自然界出类拔萃，然而迟早要回归地下几尺黄土，默默地腐烂，永远消失。处在尴尬的困境中，人是怎么想出办法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的呢？　　在《拒斥死亡》的作者看来，针对我们这种天生的无能、尴尬，人们创造了一种英雄体系。它能让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参与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事情，我们就超越了死亡。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呢？具体说来，如：在一场战争中英勇献身、写本发人深省的书、建立幸福的家庭、积累大笔财富、捍卫某种精神……甚至像杜拉斯说的，“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也算是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　　有人认为，人对死亡的恐惧，是因为人缺乏对生命的安全感。而英雄主义就是试图把对死亡的恐惧，改变成自我永生的安全感。它让人去欢乐地面对死亡，甚至在观念的武装下，去游戏死亡。按照这种英雄体系，如果做了一件“英雄”事情，人似乎就能取得人造不朽。虽然死亡依然存在，但起码可以在另外的意义上获得永生，而它也许可以抵消必死的现实，甚至超越必死的现实。　　然而，在《拒斥死亡》的作者看来，这种企图获得人造“不朽”的英雄主义，其实并不是人能得到的对生命最深刻的认识，也不一定是面对死亡恐惧的最合适的态度。　　“人生观这把戏，我们玩得可厌了，换个花头吧，我们来建设个好好的人死观。”27岁离世的梁遇春，在《人死观》中这么建议。　　建设一个好好的人死观，而非仅仅是人生观。如果英雄主义并非是面对死亡最合适的解决办法，人怎么超越死亡恐惧？《拒斥死亡》的作者提到一句看起来似乎矛盾的话—害怕生活的人也特别畏惧死亡。他是这么解释的：当一个人对自身命运的超越最成问题的时候，当他怀疑自己的不朽，怀疑自己生命的持续价值的时候，人就受到自尊问题的最大折磨。在这种时候他不会相信，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真有什么独特的意义。而衰弱的自尊，正是几乎所有精神病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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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人死观(2)---------------

　　冯至在国外读书时，曾经买过一本《死者面型集》，里面是几十位死者的面型，大都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诗人。在他们死后，从他们的脸上用蜡或者石膏脱制下来，这些面型保留着每个死者在临死最后一刻的表情。有两幅让他常常想起，因为它们融容自得，仿佛与死和解了。其中一幅是巴斯卡尔，17世纪法国哲学家，在生前，他的思想透明得像结晶体，死后的面型也十分明隽，让人觉得他不但深刻理解了生，且也聪颖地支配了死。　　冯至感叹：“人之可贵，不在于任情地哭笑，而在于怎样加深自己的快乐，担当自己的痛苦，那些临死时还能保持优越姿态的人，有如嵇叔夜最后一曲的《广陵散》，我们只有景仰赞叹。”　　有许多人在讨论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些人认为没有肉体压抑的生活，活在当下，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呼吁把肉体复活为基本快感的根基，来消除耻辱和罪过感，人完全投身于肉体生命，不让任何不愉快、无生气的生活来毒化生存，腐蚀快感。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充分生活于眼下的经验，而成圣于永恒，才有可能超越死亡恐惧。　　还有一些人的建议是，和“害怕生活的人也特别畏惧死亡”对应的是，“设想这样一位不受压抑的人，他强大得足以去生，因而强大得足以去死”。因为“人的自尊最需要的是安全感”，所以就像克里希那穆提描述的：真正的自由是种精神状态，其中没有恐惧或勉强，没有求取安全感的冲动。　　虽然众说纷纭，但起码有一点类似，一个有着“衰弱”自尊的人，会特别畏惧死亡，而他也有可能就是害怕生活的人。而人们那些借助疾病来消解之前价值的举动，可能还是在寻找一种自尊，寻找一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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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别开生面的游历(1)---------------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每三天透析一回的作家史铁生这么看生病，后来他写了本《病隙碎笔》。　　和蔡桓公一样，我们不可避免地有着讳疾忌医的倾向。但我们有没有停下来，哪怕花一分钟去思考，这些疾病伴随的感受，是不是人给自己画下的牢狱，或者是一直在沿用别人的感受，自己放弃了面对的权利？从面对疾病，到和疾病对峙，到战胜疾病，一个普通人是不是也有可能经过最难得的洗礼，获得健康生活里难以获得的更宝贵的体验？　　“为什么是我？”这样的问题，不少病人会问。在生病时，不可避免地，总会有种倒霉感。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如果弓箭射中了旁人而不是自己，那就叫幸运。反过来说就是，如果疾病光顾了自己而不是旁人，那就叫倒霉。　　除了宗教，似乎还没有人能回答“为什么是我？”这个包含着“不公平”的问题—一些宗教曾经把疾病看成上帝降罪的工具。在科学层面上，一些医生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使用着模糊的统计学概念，比如说“你吸烟吗，吸烟很容易患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病的发病率就是10%”。只有生物学家会用自然选择来回答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2004年底，在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节目里，人们可能听到了最豁达的关于倒霉感的回答，它来自人生态度，来自自己选择的“面对”。主持人问演员傅彪：“当你诊断为肝癌时，你怎么想？”傅彪答：“肝癌在人群的发生率是一定的，为什么就偏偏是别人应该得，落在他们身上是应该的，落到我头上就不应该呢？为什么我们老是问‘为什么是我’而不问‘为什么就不是我’呢？”　　作家史铁生在他21岁时面对突然而至的残疾、突然而至的倒霉，他意识到：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他庆幸自己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地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磨擦。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自指）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怎么生活在有病的日子里，也是个问题。在那篇写疝气的小说里，中年男人误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自感时日不多，好多该办的事情得抓紧时间办了，一些该原谅的事情也示以宽容。他开始重新去看单位里的生活、家里的妻子儿女，还有自己曾经未遂的理想……他回顾了前半生，部署着接下来不多的日子里怎么对那些与自己有关联的人一一给个交代，有的需要补过，有的需要感恩，有的需要重新和好。因为知道自己生了病，他看周围的眼光发生了变化，生活观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以一种新眼光看世界。　　只是，这种变化并没能持续多久。在医生告诉他“癌症”是个误会，其实是“疝气”之后，他躺上手术台，做了手术。之后，又回到了当初那个中年人的生活眼光，一切如常。　　在医院里，常常还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堆人围着病人，有时反而是病人镇定自若，显得更坦然，安慰周围的那些健康人，而那些健康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像所有的极端处境一样，疾病能把人的好和坏、强和弱全部暴露出来，或者，因为这种极端处境，唤醒了人心底沉睡的那一部分。　　在健康时，人看生活的眼光是在墙这边，有时会偏激、苛求、迷失，会流于表面。而在生病的日子里，人开始躺在病床上，六根被迫清净，欲望开始沉淀，沉淀到生活最本质的部分，沉淀到对人来说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这时看生活的眼光，是在墙的另一边，健康在人看来，更加珍贵，人的目光开始变得通透。而人在那些曾经带着健康身体到处奔忙的日子里，显得多么自负。就像有人说“思考死亡，会让人变得豁达、善良”，疾病赋予人的也是一种思考，即使有时这种思考可能是被动的。　　电影《生之欲》，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继《罗生门》后的又一佳作。在电影一开始，黑泽明用画外音尖锐地告诉我们，这个60多岁的公务员在25年前就已经死了。这里的“死”是比喻，是指主人公行同“木乃伊”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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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别开生面的游历(2)---------------

　　这个被同事称为“木乃伊”的渡边，是市政机关的小官僚，长年的一潭死水的工作已经销蚀了他。他有两片厚厚的嘴唇，木讷、懦弱、沉默寡言、厚道。在打工30年后，他得知自己的胃癌已经到了晚期。死亡跟在渡边身后，身体的死亡和身体中另一种活力的死亡遭遇后，这具“木乃伊”猛然间被激活了，醒了过来。他决定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为市民争取建造一座公园。他不管风霜雨雪，也不顾上司阻挠，甚至不惜动用黑社会的势力，去为市民争取一座公园。　　只有一年可活了，他想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想摆脱平庸的生活。这时他的生活密度反而比之前任何一刻都高。一种死亡激发了另一种死亡的复活。　　我采访过一位曾患有绒癌的女作家，她在30来岁的某一天，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生活也在那一刻发生了变化：　　从小到大，我都是优等生，总得一等奖学金；毕业后在报社我是好职员，然后是好领导。一直以来，生活和社会设置的可能达到的高标准就在那里，我朝着它们的方向去努力，然后我就达到了。除此之外，我还有点小才华，文风犀利，谙于情感交锋，把它们写在小说里，然后，就出版了，有人读着它们感动了。这么多年来，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工作勤奋。一年半前，东直门的一个老中医给我号完了脉，说“赶紧去医院”。从这天起，我才遭遇了生活中叫“疾病”的那部分。　　我患上了一种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在得知确切诊断的那一刻，我对眼前的现实强烈地抗拒，巨大的倒霉感笼罩了我，除了这些抽象感觉和放声大哭之外，我并不能确切地预料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有多少更具体的痛苦在等着我。　　我的生活从办公室换到了医院病房，穿上了蓝白相间的病号服。每天，在我周围呼吸走动的是有病的人，她们在接受化疗和手术，因为化疗反应，她们整日饭食不香，头发所剩无几，而我也马上和她们没什么两样。可就在几天前，我还是新闻版的干将、情感小说的高手，每天电话不断，至少十几个人约稿，请我吃饭。生活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从进病房起，我以泪洗面，哭累了睡，睡醒了哭。除了亲人之外，我拒绝任何人来看我，除非他们答应能治好我的病，显然这是很过分的要求。　　化疗药物的副作用在我身上尤其明显，恶心、呕吐、脱发、口腔溃疡……每天我最关心的是接下来还有几个疗程，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但是从医生那里，我好像永远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的枕头边放的不是励志书，而是教人如何防备医生的《别让医生杀了你》。如果要让医生评选“年度最讨厌病人”，非我莫属。在化疗药物杀死我身上的癌细胞的同时，我也几乎被摧垮，万念俱灰。后来有人问我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回忆说可能是人贪生怕死的本能，周围那些和你本不相干的人给予的温暖，让我一开始就柔弱的生命火苗能撑到化疗结束也没熄灭。　　我绝对算不上微笑面对疾病那一类的强者，甚至可以说是一路哭过来的不合作典型。但是，疾病让我知道了在健康时感受不到的角度和体验，比如对朋友的感恩和不苛求，比如知道了什么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浮华，什么又是真诚。我把这些说给一个在外企正玩命苦干爬高位的小女孩听时，她反问我，是不是因为你是有病的人，所以思维也带着病态？人们好像都认为，只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灵魂，才能对这个世界有正确的认识。但人是有机体，疾病或早或晚会光顾，生命虽以死亡为终点，疾病也会穿插其中，我感觉它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愿我们这些凡人能读得懂疾病背后的隐语。　　在经历了一年痛苦的化疗和半年的心理恢复之后，她终于不再以一个“女秃子”（她自己的原话）的形象出现。疾病是生活的一部分，疾病带给她新的生活观。谁都难说此生稳操健康胜券，即使不是死于名目明确的疾病，也会死于衰老本身。在走向最后的死亡过程中，疾病的穿插，能让人从与健康不同的角度去看生活，看生命，这样的感悟可能才是真正的360度，没有盲点，也没有想当然。　　从自然选择的意图来看，人会生病和最终面对死亡是必然的事，但似乎很少有人会在生病时想一想疾病会带给我们什么。　　有人称赞过苍蝇的眼睛。苍蝇的复眼是由4000只可独立成像的单眼组成，它们的眼睛观察物体远比我们仔细和全面。蝇眼的功能可不是摆设，它们能看清几乎360度范围内的物体。生病也许提供给我们的就是成为蝇眼的可能。我们也许一直健康，但也一直糊涂茫然，直到有天生病了，疾病给了我们另一双眼睛。我们在病中看这个世界，会更加珍惜从前健康的时日，疾病在这时提供给我们新鲜的视角。疾病痊愈了，我们获得了某种新生，这种新生，也许是宗教、艺术、爱情都无法给予我们的。我们平日在180度的健康视野里待得太久，形成了许多自以为是的看法。等进入那另外180度的视野，转到那边去看时，将两边一对接，似乎才获得了最完整的关于生命的拼图。　　每个人看待疾病的视角，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不假思索，一上来就选择那种让自己被动、失去尊严的视角，或者一上来就放弃选择的权利，沿用别人的看法。这种最偷懒的方法，也是使得自己拱手让出自由、交出自尊的做法。在这种选择之下，人难免会成为疾病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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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病不愈，也并非残花败柳---------------

　　著有《草堂随笔》的乔治·吉辛在书里说，生之停止不能够使他恐怖，但在床上久病却令他想起会害怕。　　凯撒大帝被暗杀前一刻，有人问哪种死法最好，他说“要最仓猝迅速的”！　　萧乾在《三过鬼门关》里写道：“我希望我千万别脑软化，别成为植物人。最希望的是一旦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就突然死去—更好的是悠然而死，比如在睡眠中，或伏案工作时。”　　“小品铁三角”演员之一高秀敏因突发心梗猝死，在一篇报道中，记者描写道，高秀敏“安详地睡去”。在她离去之后，人们驻足回顾这些年来这位小品演员带给大众的笑声。同是死亡，高秀敏的心肌梗死比起那些“慢性心力衰竭”的病人来说，是一种有尊严的死亡。生命在此戛然而止，人们的印象中永远是她最饱满的笑容和最精彩的表演。形象没有一点枯萎凋零，只有感叹天妒英才。才华横溢、正当年的徐志摩死于空难，也是类似的情况。　　相比之下，一些如“慢性心力衰竭”、“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久病不愈，就显得非常痛苦。这种痛苦，除了他们需要忍受疾病本身的折磨之外，也有他渐渐萎缩凋零的自尊。　　据说在患肝癌之前，香港歌星罗文是位非常注意形象的艺人。得了肝癌之后，罗文为不让外界看到他渐渐变得干瘪的病容，只能成天缩在家里足不出户。偶尔熬不住出门，还被娱乐记者拍到，上了报纸，称生病的罗文和以前的美男形象相比，实在难以相信是同一个人。在得知患有肝癌的早期，罗文也曾对人们说希望自己能做抗癌勇士，但后来，他一步步放弃，也许是因为疾病的长时间折磨一边销蚀了面容，也一边销蚀了自由、信心和尊严。　　还有一类疾病，因为其性质和进展，用以描述枯萎凋零，似乎更适合。这类疾病就是渐进性、进行性的退变疾病。比如，一种叫做“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病，属于儿科的慢性消耗性疾病，肌肉会渐渐失去功能。而一种叫做“进行性脊髓性肌萎缩”的遗传病，是支配肌肉活动的脊髓里的神经细胞变性、坏死，肌肉也会逐渐变得萎缩。一旦人进入老年后，还会有一些像老年黄斑变性、老年性痴呆这样的疾病，其基本原理也都是进行性的功能衰退。在这类疾病中，功能逐渐退化，就像人们曾经描述的结核一样，属于“慢性的消耗性疾病”。在这样的疾病中生活，如果没有史铁生那样“以生病为职业”的调侃，是很难维持精神上基本的体面的。　　同样是结核，鲁迅笔下的小栓痛苦、无助，而狄更斯却把慢性消耗性的结核病，描述成一种使死亡变得“优雅”的疾病。他说：“心灵与肉体的这种搏斗一步步展开，如此平静，如此庄雅，而其结局又是如此确定无疑，以致肉体部分一天天一点点耗费、凋零，而精神却因身体负担的变轻而越发变得轻盈、欣悦。”身为结核病患者的梭罗也很欣赏痨病的热晕，他说：“死亡与疾病常常是美丽的，比如痨病的热晕。”　　史铁生也是一个精神强大的病人，他从疾病中得到的智慧可能比我们从健康中得到的要多得多。史铁生的48年，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他甚至调侃自己的身体成了“病”的乐园，“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而死亡对他来说，“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并非所有的慢性病人，精神上都是残花败柳。这些精神强大的病人用自己独立的方式和思维，获得了自尊—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疾病，用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去看待疾病，而非屈从别人的角度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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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艳阳下(1)---------------

　　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的这句强劲口号和他的《命运交响曲》，构成了疾病斗争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歌词和曲调。它们一唱一和，对于面对疾病的人们来说，就像一针强心剂，让他们形象地领会了英雄主义。　　在面对死亡这种极端环境时，并非人人都能成为抗病战士，只有那些出自本性、有着天然的坚强神经的人，才能自如地演好这部战争片。　　2005年4月，奥普拉（Oprah）的脱口秀节目里，出现了一个外形俊朗的小伙子—蓝斯·阿姆斯特朗（LanceArmstrong）。确切地说，我对这个抗癌战士的兴趣一半是因为他俊朗敏捷的外形，一半是因为他的女友是美国摇滚女歌星雪儿·克劳（SherylCrow）。　　之前，我曾经听说过一次蓝斯·阿姆斯特朗这位环法自行车冠军的名字，是从老板胖子的嘴里。胖子是个自行车爱好者，为了给自己的中年危机增添些许乐趣，他特地买了辆可折叠自行车。这样他出去旅游、开会时，可以随时方便地折叠起来，放在旅行箱里。特别到了春和日丽的时节，他会在下班前换上一身红色的自行车手专业服装，扔掉汽车钥匙，骑单车哼小曲回家。他的专业骑车紧身衣裹着他中年人的身体，看着像只发胖了的蝙蝠侠。他说：“不过，蓝斯·阿姆斯特朗穿着专业骑车衣可非常帅！跟我年轻时一样。”我曾经开玩笑问过胖子，为什么专业自行车的车座上有个洞。他轻声说：“嘘，男人的秘密，知道为什么蓝斯·阿姆斯特朗会得那种癌症吗？开个玩笑。”　　蓝斯·阿姆斯特朗得的那种癌症，就是睾丸癌。在美国，睾丸癌是18~34岁之间年轻男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蓝斯·阿姆斯特朗这个在美国德州一个小镇上长大的男孩，为摆脱被继父殴打的不幸童年，反抗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压力，跳上了自行车，驰骋在一马平川的德州大地上。在自行车的世界里，他获得了解脱、快乐和幸福，13岁就崭露头角，成为最年轻的世界级自行车好手。但在25岁，1996年，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被诊断患上了晚期睾丸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大脑和肺。那时候的他，已经疼得无法坐在自行车座上。　　作为病人的他，经历了对身体、对疾病的一无所知和眼前横亘的癌症现实，也经历了手术和化疗。他走过不幸的童年，初尝胜利滋味，在事业的巅峰期遭遇疾病，治疗后再度回到自行车的世界……这些跌宕的经历，让蓝斯蜕变成为一个更富悲悯情怀、视野更辽阔的人。　　2005年，他第七次获得自行车环法赛冠军，成为这一长达23天、赛程2125英里的竞赛的七连冠。在他冲向终点的时候，手里挥着美国国旗，然而比这更耀眼的是他右手腕的一根黄丝带—由他发起的“坚强地活着”癌症认知活动的标志。这根黄丝带促使蓝斯投入改变世界看待癌症的竞技中。在获得第七个冠军之后，他将退出运动界，开始他下一个可能更艰难的斗争—成为抗癌大使。他还记得当他的癌症治愈之后，医生说，治好病的人的责任是帮助那些没那么幸运的病人。在蓝斯看来，所有事情里活着是第一位的：“如果你问我是愿意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还是抗癌胜利，我会选择做一个癌症生还者。听起来可能比较奇怪，但这正赋予了我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一个儿子的意义。虽然我一次夺冠、两次、三次、四次……但都比不上一个癌症生存者的胜利。”　　现在的他，把拿到诊断的1996年10月的那一天，定为自己的生日。“医生会告诉病人，你有90%的机会、50%的机会，或者1%的机会。但是只有你抓住那个机会，相信你自己，做个勇敢的人，希望活着，希望活得比你以前还好……我现在活着就证明了我们可以得到第二次机会，而这第二次比第一次还要好。”　　在奥普拉的节目里，观众被他从容平静的表情感染了，他俊朗的脸庞上不时露出灿烂的笑容。在美国连锁书店里，他的传记《重返艳阳下》摆在显眼的位置。这本书不只关于自行车，不只关于疾病，还有它传达的更震撼人的意义—你有选择面对疾病的权利。　　“我一页一页地翻，整夜未眠，”一位癌症病人说，“当你是个癌症患者时，最好的莫过于知道还有一些人能够战胜癌症，你会感觉到你也能。读到他的故事，再想到自己多么的被动消沉，就会给自己增添许多动力和希望。真是难以想象的作用。”　　当让他对那些癌症病人说些什么的时候，蓝斯说：“我希望我能帮助人们有个积极的心态，让他们意识到现实是脆弱的，我们有这么多机会去做些有劲的事情。不是每个得睾丸癌的都病恹恹的，但可能大部分人是，曾经是，而我只想试着积极一点。也有一些时候，我想，上帝，这可能没什么用，我将会死掉，但是我尽可能快地打消这些想法，而想着去赢，战胜癌症。我所做的都是和癌症抗争，从精神上去除坏影响，而让自己变得强大。”　　从采访蓝斯的札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话中有三个词出现频率非常高，这三个词从他嘴里脱口而出，极其自然：积极（positive）、赢（win）、坚强（strong）。因为这三个词就是蓝斯觉得可以让自己舒服地面对疾病的方式，他觉得如果他能选择做到这三个词，他便能获得更多的自尊和自由，并帮助别人改变对疾病的看法。蓝斯的女友雪儿·克劳，有首歌就叫《你足够强大得做我的男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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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艳阳下(2)---------------

　　但是，蓝斯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坚强的，在得知自己患了睾丸癌之后他也曾经有过惊惶失措，雪上加霜的是，他还得面对势利的代理人要修改合约的企图。但是，他几经生命蜕变，终于获得超越。　　蓝斯持续的奇迹，不仅仅是作为一名自行车赛手七获环法冠军，而且是一个男人改变了整个世界看待癌症的角度，给千百万病人带来了希望和触动。他的书也成了癌症治疗的另一种良药—态度的良药。他的书告诉人们：面对疾病，选择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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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地坐以待毙(1)---------------

　　在面对疾病时，有一些人给我们展现了如何“采用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各种各样，有的是像贝多芬一样强硬，人们把这叫做“肉体的勇气”；有的尊严地选择自己面对死亡的科学方式，人们把这叫做“智力的勇气”。蓝斯·阿姆斯特朗在面对睾丸癌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意志的顽强”。　　自己去选择，而非别人教你怎么去选择，暗示你怎么去选择，这是一个智慧的病人。即使是坐以待毙，也是自己选择的坐以待毙。　　和疾病作斗争这件事，在英国著名播音员约翰·戴蒙德看来，并非人人都要做抗癌勇士，他写的书《因为胆小鬼也会得癌症》，也同样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这位英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和播音员，是伦敦传媒界的大腕。他曾是《伦敦时代》的专栏作家，话题无所不涉：旅游、雪茄、车、传真机在现代生活里的角色、一瓶好威士忌在男人生活里有多重要……直到有一天，他在专栏里写到，他脖子上的一个肿块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在直面疾病的时候，有一种肉体的顽强，那是在和一种特别凶恶的癌症进行英勇搏斗时，表现出来的坚忍勇气。而戴蒙德否认他自己拥有这种勇气。　　在书中，他没把自己描述成那种勇敢的英雄人物，但也绝非一个倒霉蛋、“可怜的我”。在书中，他坦白了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不太正面的细节，比如他在宴会上用自己的病作为武器，他经常暴发愤怒，同时又掩饰不住内心的虚弱。书中的字里行间还贯穿着他尖锐的思维。比如，大家习惯的抗癌模式化思维是，似乎只有“在癌症中求生存才是唯一正确之选”，而那些死了的人，只是没有尽自己所能去努力而已，对此他做出了尖刻的批评。　　“我很蔑视许多人给癌症强加的战争比喻。我的憎恶、我的反感，其实与和平主义没什么关系，而是憎恶它背后的道德意义：只有那些和癌症英勇斗争的人能够生存下来，或者说，理应生存下来，而那些不能和癌症英勇斗争的，则活该失败。”　　在他47岁死于癌症时，甚至有一些人评价说：“他没有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在面对死亡时也不够勇敢。”“在得了癌症之后，他没有积极地治疗，所以死于癌症。”在传统的意义上，在我们大家赋予对抗癌症的战争意义上，他不是一个“抗癌勇士”，他没去参加这场和疾病的战争。但是，他一直坚持着一种“智力的勇气”。在读过他临终前还在写作的书《万灵油和其他成见》之后，我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就像书的序言里介绍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勇气，而约翰·戴蒙德毫无疑问是最具有这种勇气的人之一。这就是智力的勇气：坚守你的智力原则的勇气，甚至是在濒临死亡，强烈地被廉价的安慰所诱惑、似乎就要背弃的时候”。　　约翰·戴蒙德给人们展现的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坚守自己的智力原则，选择自己面对疾病的态度。面对疾病，做回自己。他没有怒斥光明的消逝，没有怒斥凶险的癌症，没有怒斥残酷的命运。他只是在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　　对于约翰·戴蒙德来说，他要揭穿这样一种貌似安慰的可怕炮弹：“当西医几乎要失败，甚至可能要放弃我们的时候，‘另类’奇迹治疗正以非理性的安慰面貌出现。”　　就像他在书里写的，这种以“轶事”或者“神奇个例”出现的另类医学治疗的安慰，正如以下的例子：“你试过鱿鱼软骨吗？当然，医院的医生瞧不起它，我的姑妈两年前被肿瘤学家诊断只能活6个月，但是靠鱿鱼软骨她活到今天（啊，是的，既然你问到了，她同时也接受放疗）。还有一个奇妙的信仰疗法医生，他通过把脚放在病人身上来治疗（注：把手按在人身上以治疗疾病，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效果很神奇。显然，这完全是一个把你的整体（或者叫做全息？）能量调整到有机（是叫有机吗？）宇宙振动的自然频率的问题。你不会损失什么，你最好试试它，一个疗程500英镑。听上去好像不少，但是当你生命垂危的时候又要花多少钱？”　　约翰·戴蒙德想要告诉人们的是：对于那些病急乱投医、迫切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病人来说，当病理学家宣读了他的咒语，当病人听到了X光、CT扫描和活组织检查的神谕，希望变得非常渺茫的时候，当医生两手一摊双肩一耸时，以上这些神奇的传说就开始盛行了，而它们多半是乘虚而入的骗局。　　病人越绝望，它们骗到的人就越多。许多最不诚实疗法的推动者，是被“想帮助别人”这种最诚实的愿望激励的。他们固执地缠着那些重病患者，他们冒昧而急切地拿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药丸和药剂，这种行为表现出的真诚，掩盖了他们所推销的骗子对金钱的贪婪。他们说着：“试试吧，说不定有效呢！”　　约翰·戴蒙德在患上癌症之后，听到了大量这种善意的奇迹疗法的建议，这些非理性的医学迷信，或者叫安慰，几乎淹没了他。　　而这个以坚守自己的判断力为原则的人，自己用智慧去检查这些主张，寻找支持它们的证据，但没找到。不仅如此，他更看到了它们所唤起的虚假希望，可能具有更大的破坏意义—他至死都抱着这种诚实和清晰的洞察力，去捍卫真正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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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地坐以待毙(2)---------------

　　也许有人会问，他为什么至死都要捍卫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实证？因为他希望能保卫医学，与它的伪劣对手作斗争。这些伪劣对手唯一的武器就是被人们传来传去的“医学轶事”和“医学奇迹”。尽管他很清楚，虽然医学作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要死去。他坚持的是一种“智力的勇气。”　　约翰·戴蒙德不希望自己以一个类似于抗癌战士的英雄人物出现，但作为一个凡人，他还是描述了疾病给他的感悟：在割去大部分舌头、味蕾也被破坏之后，有天他坐在车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后来才反应过来，那是他自己在一年前录制的节目。眼前的他和一年前那个在声波中传扬的他，已经判若两人。广播里健康的他，那时根本不知道没有损伤的声音是多大的恩惠，那时他品尝美食也不用停下来想它们美妙的味道，那时他言辞犀利得像刀一样，那时他认为妻子、孩子、朋友就是应该有的，熟视无睹—一句话，就是虽然那时的他健康，但是不知道他真切地活着。而当他患上喉癌后，感慨道：“只有当你了解了生命的脆弱之后，你才能更深刻地感激一天又一天的生存是多么神奇和美妙。”　　身为老师的桑德森（F.W.Sanderson）曾对他的学生说：“人为了成长和幸福，而用安全和幸福去冒险。”这种“安全、幸福”是我们原先对温暖而舒适的生活的一厢情愿。　　疾病就是这一厢情愿中的一次冒险。在冒险中，人失去了原先令人舒服的错觉，对不朽的信仰再也不能让他得到安慰，他要面对自己、面对身体、面对医生、面对疾病、面对生死、面对环境……在冒险中，得到了“成长和幸福”。在面对疾病时，他开始真正面对存在的意义、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存在是暂时的，而面对眼前的处境则使存在变得更加珍贵。　　威廉·黑兹利特临终前说：“好吧，我有过快乐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