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蘇聯共產黨敗亡的軌跡

進入專題： 蘇共 蘇聯模式 斯大林 赫魯曉夫 勃列日涅夫 戈爾巴喬夫

　　 〔摘要〕政黨適應性改革是任何政黨必須遵循的規律。斯大林領導的蘇共沒有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拒絕改革，赫魯曉夫時期蘇共的改革走了很大的彎路，勃列日涅夫又將蘇共拖回了斯大林時期的老路，戈爾巴喬夫拋棄蘇共則使蘇聯走上了亡黨亡國的邪路和絕路。

　　 〔關鍵詞〕蘇聯共產黨；蘇聯模式；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

　　 〔作者簡介〕郭春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872。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新科技革命時代到來、和平與發展日益成為世界主題的時候，蘇聯共產黨未能作出符合時代要求的適應性變革，走了一條從彎路到老路再到邪路的軌跡，終至黨的敗亡。

　　 一、 蘇聯的一黨政治是一種特殊的政黨政治，但作為唯一政黨的蘇聯共產黨也必須遵循政黨發展的一般規律，不斷進行政黨適應性改革，以獲得執政合法性資源。戰後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共產黨未能及時進行這種改革。

　　 政黨是近代社會發展的產物，政黨政治是現代各民族國家政治發展的重要特徵。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不成熟的多黨制國家，十月革命後的蘇聯並沒有脫離當代政黨政治的主流，即它也是一個政黨政治的國家，不過蘇聯的政黨政治具有兩個非常顯著的特徵：第一，只存在一個政黨--蘇聯共產黨。蘇聯共產黨是蘇聯唯一的合法政黨，這也就決定了蘇聯政黨政治中並不存在多個政黨間的政治博弈，亦即蘇聯不具備一般政黨政治下政黨競爭的特徵。第二，黨與國家的同一，即黨國體制。因為政黨本來就是圍繞政治權力運行的組織，獲取政治權力是政黨的目標，所以，在蘇聯這樣只存在一個政黨的國家，該政黨必然主導著國家的政治權力，並且政黨和政府一定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在政黨和政府之間不可能進行嚴格的權力劃分，這樣的體制一般稱之為黨國體制。很明顯，在蘇聯這樣的黨國體制下，一般政治理論所說的黨政分開問題根本就是毫無意義的假問題。

　　 既然與一般的政黨政治有明顯的區別，就需要蘇聯共產黨必須自覺做到兩點：一是密切聯繫群眾，持續得到群眾的支持。不能因為沒有其他政黨的競爭就把自己放在特殊的位置，自以為自己天然地代表群眾。二是作為現代政黨，必須遵循現代政黨發展的一般規律，即不斷進行政黨適應性改革。所謂政黨適應性，也就是政黨不斷適應社會環境變化的屬性。現代社會政治環境持續變化，並且經常出現急速的變化。為適應這些變化，政黨也必須及時地做出適當的變革和調整，也可以說要不斷追求政黨的現代化；政黨現代化的目標應該是不斷獲得新的執政合法性資源，合法性資源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發生變化；無論是何種屬性的政黨，都必須不斷推進政黨適應性改革，無視環境變化而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政黨必將為時代所淘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社會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新科技革命時代的到來及其導致的變化速度持續地加快。戰後，隨著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的不斷湧現，現代新科技革命時代迅速到來。為了適應新科技革命的形勢，世界各主要執政黨都千方百計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著重於提高自己國家的科技水平，以期在新科技革命時代佔據領先地位。戰後新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也引導社會發生持續而快速的變革，政黨既是社會變革的適應者，也是社會變革的引領者，但首先是適應者，政黨必須做出及時的適應性改革，以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

　　 戰後國際社會發展變化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和平與發展時代的逐漸到來。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長期的世界性的戰爭嚴重擾亂了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更不要說戰爭造成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損失。當戰爭終於結束後，厭戰、反戰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維護和平與穩定、追求豐裕的物質文化生活成為世界人民的普遍願望。第二，遏止大規模戰爭成為長期的趨勢，更重要的是科技發展也提供了遏制戰爭的手段和方法。戰後現代科技的發展不僅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時也提供了毀滅人類自身的能力，這時，戰爭已經不再是非輸即贏的零和遊戲，而成為沒有贏家的"雙輸"甚至"雙亡"乃至人類"全亡"的危險遊戲，這也就從根本上抑制了大規模的世界性戰爭的發生。在"戰爭"與"和平"的天平之間，"和平"的分量顯然是越來越重。

　　 在和平與發展時代到來時，國際競爭的形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雖然國家間競爭依然激烈，但這種競爭的內涵已非同以往，國家的強弱不僅僅表現在軍事實力上，更主要地表現在科技實力引領的以經濟實力為中心的綜合國力上。所以，以經濟實力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的提高是國家間競爭的關鍵，各國紛紛將提高科技和經濟實力確定為長期的發展戰略。蘇聯共產黨領導蘇聯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它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更應該遵循現代政治社會發展的規律，及時察覺科技和社會發展的趨勢，並為適應和引領這種趨勢而不斷進行自我革新。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建立與和平與發展環境及蘇聯經濟政治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不斷促進蘇聯社會的發展。

　　 但是，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共產黨，在30年代形成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概括地說，蘇聯模式是以鬥爭哲學為思想基礎，以備戰為核心，以快速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為主要實踐活動的黨國體制。蘇聯模式的最主要特徵通常被概括為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因為它形成於斯大林主政時期，所以也稱之為斯大林體制。在國際鬥爭異常激烈、黨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時期，以鬥爭哲學為基礎的斯大林體制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實現了國家工業化，鎮壓和壓制了國內的不同意見，保證了蘇維埃國家的獨立主權並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這時，斯大林體制具有其合理性，蘇聯共產黨也擁有最重要合法性資源，即保衛國家獨立主權和共產黨政權。但是，如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形勢使對和平與發展的追求成為世界人民的普遍追求，誰適應了人民的這種追求，誰就掌握了最重要的合法性資源；對於蘇聯共產黨而言，則面對著重大的模式轉換的任務，即由原來的鬥爭模式向和平建設模式轉換的任務。

　　 二戰結束後，從1945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政近8年的實踐表明，他不能領導蘇聯共產黨帶領蘇聯走上改革之路。主要表現在：第一，從蘇共的指導思想上看，戰後與戰前沒有任何改變。早在1928年7月，斯大林就提出"隨著我們的進展，資本主義分子的反抗將加強起來，階級鬥爭將更加尖銳"，"向社會主義的前進不能不引起剝削分子對這種前進的反抗，而剝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必然的尖銳化。"〔1〕這種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理論不僅是戰前蘇共的重要指導思想，戰後也沒有任何真正的改變。第二，從主要實踐活動來看，戰後也沒有進行任何體制上的改革，反而是在不斷強化過度集中的體制。第三，在"過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下，①作為蘇共最高領導人的斯大林既然缺少改革家的素質，改革也就不可能出現。因為在這樣的體制下，黨和國家的發展方向決定於極少數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斯大林執政的相當長時間裡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斯大林個人。當斯大林認為不需要改革時，蘇共和蘇維埃國家也就不可能走上改革之路。由此，戰後8年的時間裡，蘇共的政黨適應性改革已然被延誤，蘇共執政的合法性資源已經開始悄然流失，改革也只能寄希望於斯大林之後的蘇共領導人。

　　 二、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領導的蘇共最難能可貴之處就是認識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進行了諸多改革嘗試，並獲得了不小的改革成效。但是，從1953年到1964年十餘年的時間，蘇聯共產黨的革新走了不少彎路，特別是未能從體制改革出發，協調好各種政治和社會矛盾，這也是赫魯曉夫最終被趕下台的重要原因。

　　 ①在學術界，對蘇聯體制的一般描述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社會主義的歷史證明，"高度集中"的體制在一定環境和一定時期具有積極意義和作用，而斯大林時期的體制問題不在於"高度集中"，而在於"過度集中"，甚至在多數時間裡是"個人獨裁"。所以，以"過度集中"和"過度集權"來表達斯大林時期的政治經濟體制更為合適。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共黨內形成以赫魯曉夫、馬林科夫和貝利亞為代表的三股力量，三股力量雖有很大不同，但他們有進行改革的共同意願，這也從一個方面顯示出改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在斯大林時期過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下，哪怕是只有極少數甚至是斯大林一個人不願意進行改革，就不可能開始社會主義革新。而這就是蘇聯模式過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最大弊端。

　　 斯大林去世之後確立的赫魯曉夫的執政期也實際上是"變革的十年"，它所變革的對象就是斯大林執政30年確定的一整套體制，即蘇聯模式的過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

　　 總體而言，赫魯曉夫時期的蘇聯共產黨對形勢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並根據這種認識做出了符合時代發展潮流的相應變革。這些變革可以歸納為思想和實踐方面，一個是指導思想上的變化，即逐步改變以鬥爭哲學為基礎的指導思想，將蘇共的指導方針建立在和平建設的基礎之上；另一個方面是領導蘇共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主義改革。

　　 先看基本指導思想。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報告上概括了蘇共工作的指導思想，這時的蘇共認為，"社會主義、民主、和平力量以及民族解放運動力量的不斷加強，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蘇共二十大報告還指出一個事實，即資本主義國家的著名人士越來越經常地坦白承認，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戰爭中"將沒有勝利者"。由此，赫魯曉夫提出了對外政策的"三和路線"，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這樣的對外政策是與國內和平建設的方針相配合的，在整個赫魯曉夫執政期，除了1957年針對赫魯曉夫的未遂"政變"，蘇共黨內已經沒有了像斯大林時期經常的嚴酷政治鬥爭，蘇共的工作重心也確實像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報告中所說的："黨勇敢地揭露了經濟活動、政府活動和黨的活動中各方面所存在的缺點，打破了陳腐的觀念，堅決掃除一切過時的、阻礙著我們前進的東西。"即蘇共在持續地進行改革，推動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儘管我國人民的物質福利有了很大的增長，共產黨和蘇稚埃政府還必須進行很多工作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它同社會主義制度的潛力和蘇聯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相適應。"〔2〕

　　 之後看蘇共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赫魯曉夫時期的蘇聯共產党進行了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革，概括起來可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破除個人崇拜，打破思想藩籬；二是進行若干體制改革的探索；第三是嘗試進行調動個人和社會積極性的改革。〔3〕蘇共進行的這些改革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但是，囿於時代的和個人的局限，赫魯曉夫領導蘇共進行的改革走了許多彎路。

　　 在經濟上，將計劃經濟視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形式，排斥了市場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赫魯曉夫時期經濟改革的最大彎路。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是高舉著列寧的旗幟進行的，蘇共二十大時赫魯曉夫就多次引用列寧的經典著作。不過，赫魯曉夫卻沒有理解列寧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重要舉措，即適時地實行新經濟政策，恢復市場在經濟恢復和發展中的地位，並且蘇聯經濟由此呈現出巨大的活力。而只是在斯大林時期才中止了新經濟政策，使蘇聯經濟成為完全的計劃經濟。赫魯曉夫執政時期進行了許多經濟改革，特別是後期進行企業改革嘗試，即後來發展為"新經濟體制"的改革，其中包含了若干市場因素，雖然還遠不是市場經濟。赫魯曉夫時期的蘇共還進行了諸多農業革新，包括擴大宅旁園地、廢除義務交售制等等，也不乏"義務交售制的廢除是把市場和商業關係引進蘇聯農業經濟的發展中來了"。〔4〕但是，這時蘇共的經濟改革始終沒有確立市場經濟的理念。既然內有列寧時期的歷史經驗，外有眾多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的榜樣，並且在改革中又已經看到市場要素的重要作用（如宅旁園地的高產出），但在改革中就是達不到市場經濟的高度，由此不能不說，赫魯曉夫時期蘇共在經濟改革中走了一條大大的彎路。

　　 在政治上，赫魯曉夫時期蘇共進行了許多有意義的改革嘗試，在克服個人崇拜、建立權力監督機制、幹部任期制、限制官僚特權等方面都卓有成效，但是縱觀這些政治改革，幾乎每一項措施的實施和制度的建立，在產生積極意義的同時，又呈現出負的一面，要麼虎頭蛇尾，要麼朝秦暮楚，還有的出爾反爾。從赫魯曉夫被"宮廷政變"趕下台的結果來看，改革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支持，特別是沒有得到蘇共黨內大多數高級幹部的支持。所以，赫魯曉夫時期政治改革最明顯的彎路應該是沒有建立起民主的、制度性的領導人任期和更替制度，如果這種制度得以建立，黨的領導人就不會被以"宮廷政變"的形式趕下台，而密謀的"宮廷政變"通常是專制制度下經常出現的政治現象。那麼赫魯曉夫時期有沒有可能避免這條彎路呢？事實上，此前列寧和斯大林在最高領導人位置上去世，特別是斯大林的去世，已經為蘇共提供了足夠多的有關領導人更替的教訓，世界歷史和多國政治現實中許多國家領導人的良性更替制度也提供了很好的範例。眾所周知，赫魯曉夫時期蘇共曾進行幹部任期制改革，這說明赫魯曉夫還是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不過，非常明顯的是，赫魯曉夫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遠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所以，這項改革的高度和力度都十分欠缺，更沒有相應的配套性改革。由此看來，赫魯曉夫時期蘇共的政治改革方向是正確的，但走向目標的道路卻是彎曲的，即是說改革走了很多彎路。

　　 當然，赫魯曉夫時期蘇共政治改革走的彎路還很多，在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上留下了許多教訓，需要進行詳細的分析總結。

　　 之所以赫魯曉夫時期蘇共改革走了彎路，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思想解放不夠。在斯大林時期形成的社會主義模式的長期束縛下，從理論到制度，蘇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均處在教條約束之中，表面上，赫魯曉夫時期蘇共的改革轟轟烈烈，實際上，對原有社會主義模式的真正突破卻少之又少，即便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一系列批判，也是在斯大林體制的框架內進行的。其二，權力之爭仍是核心。在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下，如果不以民主化來解決權力的來源和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問題，權力之爭永遠是這種制度下政治運行的主題。赫魯曉夫時期因為幹部任期制及權力監督機制等改革的不徹底，使得權力鬥爭始終貫穿其間。在權力鬥爭的困擾下，蘇共的社會主義改革肯定要走許多彎路，靈光一現的某些改革最終還是陷入歧途。

　　 三、勃列日涅夫領導的蘇共重陷權力鬥爭的老路，作為蘇共最高領導人的勃列日涅夫置黨和國家的前途於不顧，一味鞏固和加強自身權力，這使蘇共重新回到了高度集權體制的老路，在黨內形成了官僚特權階層，蘇共也淪落為一個特權的黨。這些特權官僚警惕地看管著自己的權力，拒絕民眾的改革要求，從而使蘇聯喪失了改革的最佳時機，黨和國家陷入了"停滯"的泥沼。　　因為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共放棄了改革，重新回到並固守斯大林時期確立的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所以說，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共是重走了"老路"。

　　 高度集權是這條老路的核心，勃列日涅夫為追求集權不惜一切。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蘇共建立了"三駕馬車"的集體領導機制：勃列日涅夫與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波德戈爾內（1965年12月前為米高揚）並列，黨的領導人、國務總理、國家元首分工合作，各負其責。這時勃列日涅夫小心翼翼地維持著集體領導的體制。但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後，勃列日涅夫迅速走向集權，他剝奪其他高級領導人的權力，以"幫派政治"的形式將權力集於一身，即重用自己曾經的同學、同事、朋友、親屬等，形成圍繞自己的政治幫派，控制政治權力。70年代初，圍繞勃列日涅夫的"第涅伯羅幫"已經形成，1976年，勃列日涅夫兼任國防會議主席，並領蘇聯元帥的軍銜；1977年，他又取代波德戈爾內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早已圖有其名的"三駕馬車"體制至此瓦解。這樣，勃列日涅夫新的個人集權形成了。

　　 勃列日涅夫領導的幫派政治下的個人集權影響極其惡劣。一是造成政治上的因循保守，不思改革。由於勃列日涅夫本人對改革的反對態度，其他人也隨聲附和；二是導致貪污腐化和營私舞弊現象的盛行，促成了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第三是促成了個人崇拜之風。〔5〕以上三點都表明勃列日涅夫時期回到了斯大林時期的老路，第一點不思改革在二戰之後的斯大林時期尤其如此，第三點個人崇拜整個斯大林時期非常明顯，只有第二點需要補充說明，在斯大林時期由於貪污腐化和享受特權而出現了官僚特權者，而到勃列日涅夫時期由於體制的缺陷和現實中的包庇與縱容，官僚特權者已經壯大為官僚特權階層。這只是一個量的變化，沒有質的區別。蘇共黨內官僚特權階層的成長和壯大表明蘇共越來越脫離了民眾。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重回老路還表現在經濟上嚴格的計劃經濟和思想文化上的壓制政策。本來，在赫魯曉夫下台後，蘇共黨內還是贊同由列別爾曼討論而開始的經濟改革的，由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主持推行"新經濟體制"，減少國家計劃，激發企業和個人的生產積極性。但是，出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卻被勃列日涅夫視為洪水猛獸，"當捷克斯洛伐克更新社會的群眾運動賦予社會主義以"第二種氣息"--利用商品關係的嘗試，當勃列日涅夫領導集團因此而十分驚懼時，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蘇聯的改革就被大大壓制了。"〔6〕60年代末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逐步消弱柯西金的權力，干涉經濟改革，展開對改革思潮的批評。70年代的官方文件中，連"改革"一詞也成了忌諱，列別爾曼、利西奇金和列昂節夫等經濟學家的觀點被當作"市場社會主義"理論觀點的代表，受到嚴厲批評。在對市場社會主義的批判浪潮下，蘇共的經濟工作方針發生重大變化，從強調改革傳統體制到強調計劃經濟的優越性，由擴大企業自主權到加強對企業的控制，改革重心由調整國家與企業的關係轉移到合併企業，建立聯合公司。市場的作用被一步步壓縮，國家對計劃和物資的控制在不斷加強。1971年的蘇共二十四大體現出勃列日涅夫為代表的反改革力量在蘇共高層中佔了優勢，柯西金的改革路線被勃列日涅夫的"完善"路線替代，在這次大會之後，"改革"完全被"完善""改善"取代了，蘇共又完全回到了計劃經濟的老路。

　　 在思想文化等其他領域，蘇共也陸續回到了斯大林模式的老路。作為總書記的勃列日涅夫致力於恢復斯大林時期的個人崇拜。一方面，逐漸增加了對斯大林的正面評價，1969年，克里姆林宮牆下的斯大林紀念雕像正式揭幕；蘇共中央幾位意識形態領導人在《共產黨人》雜誌發表文章，批評一批歷史學家背離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原理；12月21日《真理報》編輯部文章稱讚斯大林是理論家和組織者。另一方面，對勃列日涅夫個人的宣傳越來越帶有個人崇拜的味道，直至在蘇共二十六大上勃列日涅夫的報告被"78次掌聲、40次長時間的掌聲和8次暴風雨般的掌聲"打斷。

　　 蘇共向"老路"的迴轉引起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首先，這是違背歷史潮流的行為。政黨的適應性要求一切政黨必須根據實踐的變化而審時度勢地進行變革，而勃列日涅夫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卻無視迅速變化的現代社會，恢復舊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這就必然導致蘇共落在時代發展的後面。其次，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導致社會活力的消失。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就是一切從社會的要求出發，充分發揮社會的積極主動性。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的行為實際上是持續加強中央集權而削弱社會的權利，它壓制了社會活力，使人民大眾失去了積極主動性，社會創造力也無以發揮。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蘇維埃社會死氣沉沉，到處瀰漫著消極失望的情緒。再次， 向"老路"的迴轉使蘇共內部官僚特權集團的力量不斷膨脹，直至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為代表的蘇共官僚特權階層，從而嚴重損害了蘇聯共產黨的聲譽，降低了蘇聯共產黨的威信。早在斯大林時期，蘇共黨內在斯大林周圍就形成了一個官僚特權集團，這個集團在赫魯曉夫時期被削弱，但勃列日涅夫時期的一系列政策使蘇共幹部有了更大的權力和更多的利益，加之蘇共監督和制約機制的缺失和無效，使越來越多的黨員幹部追求並利用權力牟取個人私利，從而形成了一個官僚特權階層。這個特殊的社會政治階層有著龐大的數量，約佔蘇聯總人口的1.5%左右。〔7〕蘇共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使蘇共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威信大大降低，人民群眾和特權階層之間形成了深深的鴻溝；這也同時意味著蘇聯社會的分裂，廣大群眾稱特權階層為"他們"，與"我們"有巨大的差異。最後，蘇共向"老路"迴轉的綜合後果就是經濟社會的"停滯"狀態。進入70年代後，蘇聯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速度由8.5%降到5.9%，農業總產值從4.3%降到1.1%，社會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從6.8%降到3.2%；1982年，蘇聯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進一步降到2.8%。考慮到蘇聯經濟長期的高投入低產出狀況，這樣的增長速度實際上是以耗費大量資源為代價的，因此實際上總體財富增長比數字顯示的更少，經濟停滯狀態非常明顯。社會其他方面的停滯則突出表現在社會各階層的消極懈怠情緒，除了"活躍"的官僚特權階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蘇聯各階層均缺乏工作熱情，整個社會死氣沉沉。

　　 四、戈爾巴喬夫上台意味著蘇共進入新的改革時期。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的問題在於只看到了改革的緊迫性，卻忽視了改革的複雜性，草率而雜亂的改革措施導致局勢的混亂；戈爾巴喬夫屬於改革者和特權者的"雙重角色"，其重要特徵就是在關鍵時刻首先顧及的不是黨和國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得失。由此，導致蘇聯社會主義走向亡黨亡國，轉向資本主義的"邪路"。　　勃列日涅夫去世後，蘇聯經歷了安德羅伯夫和契爾年科的短暫執政期，二人均因年老體衰而病死於任上，再加上勃列日涅夫在任上老病而亡，蘇聯政治也因此在國際政治中被嘲諷為"老人政治"和"病夫治國"，這在無形之中形成了蘇共改革的壓力和動力。

　　 1985年戈爾巴喬夫只有54歲，他以年輕、健康的形象成為蘇共最高領導人，這無疑是對此前"老人政治"和"病夫治國"的一種"反動"。而更為重要的是，戈爾巴喬夫是高舉"改革"的旗幟開始其執政期的，這也是對70年代以來"停滯"的一種"反動"。單憑這兩個"反動"，戈爾巴喬夫執政伊始就贏得了廣泛的讚譽和支持，廣大民眾對蘇共的這位新領導人寄予厚望。

　　 戈爾巴喬夫也確實配得上"改革者"的稱號。這是因為：一方面，他沒有因循守舊，而是把"改革"作為自己的執政指導方針。並且，戈爾巴喬夫也確實帶領蘇共進行了一系列旨在破除陳規陋習、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改革，改革的核心被稱為"加速發展戰略"。另一方面，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最初目標是激發社會活力、推動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戈爾巴喬夫在提交蘇共二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認識到，"應當保證我們成功的主要一點是，群眾生機勃勃的創造活動，最大限度地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可能性和優越性。"由此，蘇聯共產黨布置工作："黨和全體人民頭等重要的任務，是堅持扭轉經濟發展中的不利傾向，使經濟獲得應有的活力，為群眾的主動精神和創造性以及真正的革命變革開創廣闊的天地。"〔8〕由此看來，這一時期，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本質認識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戈爾巴喬夫改革逐漸改變了方向，朝著放棄蘇維埃國家、拋棄蘇聯共產黨和轉變蘇聯社會主義方向演變，從而使改革之路走向了亡黨亡國的"邪路"。在蘇聯的國家體制下，蘇聯共產黨在國家政治中一直處在中心位置，因此，蘇聯共產黨的興衰榮辱同時也代表著蘇維埃國家的興衰榮辱，或者更進一步，蘇聯共產黨的存亡甚至決定著蘇維埃國家的存亡，這是因為，蘇聯是一個聯邦（盟）制國家，按照蘇聯憲法規定，每一個加盟共和國都有退出蘇聯的權利。自1922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以後，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由最初成立時的4個增加到後來的15個，卻從來沒有一個加盟共和國從聯盟中退出，究其原因，除了蘇維埃國家的凝聚力外，蘇聯共產黨在國家統一中起著非常重要的紐帶作用，蘇共利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實施黨的統一領導，這種統一領導也是蘇維埃國家統一的重要基礎。所以，一旦蘇聯共產黨受到損害，蘇維埃國家也必然受損，即二者是一損俱損的關係。所以，蘇聯的這種國家體制也是典型的黨國體制。

　　 可是，從實際發展變化的情況來看，戈爾巴喬夫對蘇聯黨國體制的認識非常膚淺。作為銳意改革的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自然應該把加強黨的建設和促進國家發展作為改革的方向，首先，不能膚淺地認為戈爾巴喬夫是哪個國家派來的或者是被哪些人收買的特務，專門來搞垮蘇聯和蘇共，要知道他一直是在蘇聯接受蘇共的教育而成長起來的。其次，他是蘇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他不可能將解散或消滅這個黨作為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果真這樣的話，他上台前也不可能不露出蛛絲馬跡，蘇共高層領導集體也不可能推舉他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所以，無論是於情於理，還是從主觀和客觀來看，戈爾巴喬夫都不可能上台後就立足於搞垮蘇聯和蘇共。但是，戈爾巴喬夫又確實在上台不久就出現了兩個極端錯誤的行為，這也是他走上"邪路"的開端：第一，在"公開性"的旗幟下放任對蘇共歷史負面信息的傳播，大大損害了蘇共在群眾中的威信。戈爾巴喬夫將公開性視為無原則無禁區的完全公開，並進一步提出了"不留歷史空白"的公開性倡導。這種公開性迎合了一般人的求知心理和一些人的獵奇心理，加之蘇聯共產黨歷史上也確實客觀存在著諸多問題，致使一時之間關於蘇聯共產黨的負面信息鋪天蓋地而來，蘇聯共產黨的威信遭受嚴重損害。第二，重提"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將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對立起來。1987年起，"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個類似在1917年二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為了孤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曾經使用的口號在蘇聯流行開來，在1988年6-7月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的決議中，這一口號的原則被貫徹，決定把分清黨和國家機關的職能及恢復甦維埃的全權作為改革的方向，會後即開始籌備召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這實際上就人為製造了蘇聯政治體制的混亂，因為無論是在蘇聯法律規定中還是在蘇聯政治生活中，蘇聯共產黨都處於領導地位，現在卻又要"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自然造成了嚴重的矛盾，蘇聯共產黨的統一和領導也從此開始受到嚴峻的挑戰。

　　 以上兩個發展趨勢決定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逐漸使蘇聯和蘇共走上了"邪路"。變化的核心在於蘇聯共產黨，表現在：第一，黨的威信喪失殆盡。自公開性之後蘇共的威信一路下滑，先是入黨人數減少，蘇共二十七大後，在三年的時間裡，蘇共黨員人數只增加了48.3萬人，平均每年增長0.8%；而在二十七大前，平均每年增長1.7%。後來是大批人退黨，1990年頭六個月，退黨人數是37萬人，七、八兩個月有31萬多人退黨。〔9〕根據1989和1990年的民意調查，認為蘇共領導層代表勞動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代表蘇共黨員的只有11%，而認為他們代表黨政官僚和機關工作人員的高達85%。〔10〕雖然後一組數字只說的是蘇共領導層，但仍然說明蘇共威信的急速下降。十分明顯，並非是這幾年蘇共及其領導人極速墮落，主要是公開性及其他因素造成了蘇共威信的下降。第二，蘇聯共產黨的聯邦化。1989年，蘇共中央九月全會通過《黨的當前條件下的民族政策》，實際上放棄了蘇共中央對加盟共和國黨組織在組織上的領導，從而使統一的蘇聯共產黨開始向"聯邦化"方向轉變，三個月後的12月，立陶宛共產黨就發布了黨的獨立宣言，宣布成為獨立的立陶宛共產黨，1990年6月俄聯邦共產黨的成立標誌著黨的"聯邦化"的完成；同時，在黨國體制下，黨的分裂實際上也意味著國家的分裂，各加盟共和國向獨立的方向大踏步邁進。第三，蘇聯共產黨的社會民主黨化。從1988年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戈爾巴喬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起，蘇共在理論上和組織上一步步社會民主黨化，直至1990年3月蘇共失去了法定領導地位。這就意味著，蘇共已經成為選舉黨，蘇聯的領導核心失去了，隨時可能出現聯盟的分裂。

　　 以上三個後果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走上"邪路"的集中體現，黨被徹底敗壞了，又被分裂了，國家也因此不可阻止地同時被分裂了，蘇聯和蘇共走向了絕路。

　　 戈爾巴喬夫時期的一個有爭議的核心問題是，到底蘇聯共產黨還能不能被解救。前有所言，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共產黨就已經特權化官僚化，失去了群眾的支持。那麼到戈爾巴喬夫時期還能不能拯救這樣的黨呢？回答是肯定的。關鍵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嚴懲黨內腐敗，消滅黨內官僚特權階層，由此使黨的幹部真正成為人民公僕，恢復黨的聲譽；二是按部就班地建立黨內民主制度，因為對共產主義政黨而言，"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11〕必須建立和實行黨內民主，包括監督制約機制、任期制、民主選舉制等等，執政黨的民主建立起來了，自然會得到廣大黨員的支持，贏得廣大民眾的擁戴，從而使人民民主也會得到有效帶動。令人遺憾的是，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共未能做到這兩點，只能任由蘇共腐爛下去，其亡黨亡國的結局也就不可避免了。

　　 總而言之，戰後蘇聯共產黨經歷了斯大林時期的固守僵化模式，到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彎路"，再到勃列日涅夫時期的重走"老路"，又到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走上"邪路"，世界上第一個掌權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由此敗亡，走上絕路，其教訓極其深刻。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時指出："堅持獨立自主，就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12〕這其中從蘇共的敗亡中吸取了許多教訓。

　　 〔參考文獻〕

　　 〔1〕 斯大林全集：第11卷〔M〕.人民出版社,1955.149-150.

　　 〔2〕赫魯曉夫言論：第五集（1956）〔M〕.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23、10、78.

　　 〔3〕 郭春生.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有益探索--再談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J〕.探索與爭鳴,2012,(11);郭春生.在改革與停滯之間：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蘇共黨建工作的退步〔J〕.社會科學研究,2013,(2).

　　 〔4〕 陳之驊主編.蘇聯史綱（1953-1964）〔M〕.人民出版社,1996.125.

　　 〔5〕 郭春生.論勃列日涅夫主政蘇聯18年的歷史特徵〔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2,(5).

　　 〔6〕 〔俄〕茹拉夫廖夫.俄國政治史〔M〕.莫斯科,1998.604.（Журавлев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Юристь1998. ）

　　 〔7〕 〔俄〕薩哈羅夫.20世紀俄國史〔M〕.莫斯科,1996.571.（А.Н.Сахар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ⅩⅩвек. Москва АСТ 1996.）

　　 〔8〕 辛華編譯.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彙編〔G〕.人民出版社,1987.31、33.

　　 〔9〕 檀雪菲.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蘇共領導權的喪失〔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3,(3).

　　 〔10〕 奚廣慶.也談蘇聯解體的一個原因〔J〕.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1,(2).

　　 〔11〕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A〕.人民日報重要報道彙編〔C〕.人民出版社,2012.54.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G〕.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699.

《黨政研究》2016年第6期

進入專題： 蘇共 蘇聯模式 斯大林 赫魯曉夫 勃列日涅夫 戈爾巴喬夫

本文責編：川先生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欄目：天益學術 > 歷史學 > 世界史 本文鏈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446.html 文章來源：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轉載請註明出處（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