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地方實力派歷史考察

【摘要】：在民國史上，地方實力派一直佔有極其重要的角色。它的形成有這深刻的歷史背景；它的存在，不論是北京政府統治時期，抑或是後來南京政府統治時期，均對當時及後續的歷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地方實力派對中央的影響對我們今天仍不失有一定的「資鑒」作用。本文便是在參考前人研究之基礎上，從地方實力派的視野下對民國史作一下考察，因才疏學淺，瑕疵、疏漏之處尙祈諸家批評指正。【關鍵詞】： 地方實力派民國史視野資鑒作用

關於地方實力派的界定，目前學術界尚未形成統一的看法，眾家各抒己見。[①]比較而言，我個人贊同此種看法即：「地方實力派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相當力量和社會影響的重要軍事政治集團。在軍事上，許多省區的地方實力派都統帥著幾萬、十幾萬大軍，擁有較大的軍事實力;在政治上，地方實力派多控制著一省、幾省或部分地區，處於獨立半獨立地位;在經濟上，地方實力派在其控制地區，具有自己獨立的地方財政、金融、貿易和實業，掌握著相當的經濟力量。」[②]就民國而言，在不同時段存在著不同的地方實力派。同時，「地方」是相對於「中央」而言的，由於民國史的特殊性，故而我們以一時期獲得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政府作為「中央」，餘下的變為「地方」，那麼，在北京政府統治時期的主要地方實力派有：山西的閻錫山、東北的張作霖、雲南的唐繼堯、廣西陸榮廷。到了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當時的地方實力派按照所在地域和隸屬關係至少可以劃分為十大派系，計有(1)滇系(2)桂系(3)粵系(4)湘系(5)川系(6)馮系(7)奉張系(8)晉閻系(9)新盛系(10)綏傅系等。他們淵遠流長，情況各異，各具特色。[③]下面，我們通過一些具體的數據來大致看一下民國時期各個時段的實力派兵力情況：下表是1919-1925年中國各地的軍隊兵力情況：

資料來源：China Yearbook,1924,1925. 《華字日報》，1912.2.12. 丁文江，《民國軍事近紀》，上，80—106.其它估計：辛亥革命——反袁之戰前500，000（China Yearbook，1913，1914）反袁之戰——直皖戰爭1，000，000——1，200.000（C.F.Remn,Foreign Trade, 172-173; China Yearbook,1923） 直皖戰後——第二次直奉戰前1，500，000 第二次直奉戰後——北伐2，000，000——3，000，000（資料來源於(加)陳志讓著《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86頁.由本人據書中數據整理）到了1929年，各實力派的大致情況變化如下：

（資料來源於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編：戰前的陸軍整編【1927-1937】（下）1985）抗戰前夕，1935年，各實力派的情況如下：

（資料來源於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編：戰前的陸軍整編【1927-1937】（下）1985）大致了解了關於「地方實力派」的界定和各時期的情況後，下面我們具體看一下它的歷史根源問題以及在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時期的一些情況。 二、歷史的根源——晚清地方勢力的崛起

咸豐以降，清王朝開始了其衰敗的旅程，真可謂是「內憂未休，外患迭起」，一方面清政府既遭受鴉片戰爭的沉重打擊,遇上了「亘古未有的奇變」,真如李鴻章所言「實乃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另一方面,又面臨著一場被某些封建統治者形容為「天崩地拆」的大風暴———太平天國及各地農民起義的衝擊,完全打亂了滿清政府原固有的統治秩序。中央政府的絕對權威日益遭到來自內外兩方面的嚴重挑戰而趨於削弱,尢其是後者:來源於內部的衝擊和破壞。這是一場真正的統治危機。它震撼了清王朝的一體化的中央集權體系,鬆動了僵硬的社會秩序,在古老的密閉的帝國內部撕開了深深的裂縫。正如馬克思指出:「與外界完全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④]當時，清王朝鼓勵地方辦團練，因而以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督撫為首的地方實力派,便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及各地農民起義過程中迅速崛起了。以地方督撫為首的實力派勢力坐大,嚴重削弱了滿清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造成外重內輕的政治格局。[⑤]地方實力派崛起並左右朝局最為典型的事例是: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劉坤一、張之洞發起聯絡東南諸省督撫同各國駐滬領事開展的「東南互保」活動。1900年夏季，正當中國北方義和團反帝鬥爭如火如茶地展開之際，在南方，由英帝國主義策劃並導演，大買辦盛宣懷穿針引線，經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聯絡東南諸省督撫，派員會同各國駐上海領事商定了《中西官議訂保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及《保護上海租界城廂內外章程》。這就是所謂的「東南互保」。[⑥]陳志讓曾言：「在義和團戰爭中，使保守政府最為心悸的一個新發展是「東南自保」。」[⑦]「東南互保」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中央權威一落千丈,對地方的控制力進一步削弱。中央對督撫們抗旨不遵的默認,明顯反映出皇權的衰弱。又因《辛丑條約》,國家背負了沉重賠款,甚至不得不以海關關稅為抵押向外國銀行借款,而守衛京城的禁軍也幾乎損失殆盡。軍力和財力的減弱,使得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不斷削弱。其次,地方督撫實力進一步膨脹。江南各省的督撫們掌管著中國最富裕的地區,握有雄厚的財力、作戰力強的軍隊,以及大部分中國最先進的工業。而且江南地區並未受到戰火波及,經濟得以保存。何況由於國家背負沉重外債,中央在財政收入上對江南各省更加倚重。加上中央的很多官員因為「庚子事變」或被處死或被罷黜,嚴重缺乏辦事官員,於是,朝廷只能對地方大員委以重任,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最後,加重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離趨勢。「東南互保」事件貌似以完美結局收場,但卻隱藏著危機:滿清朝廷認識到了地方大員,尤其是漢族官僚與自己的分歧,加深了對地方漢族官僚的猜忌;地方督撫們也發覺了這一點,於是牢牢握住手中的權力,以防朝廷對自己下手。雙方的猜忌加深,矛盾也越演越烈,分離趨勢更加明顯。[⑧]而其中最讓清最高統治者擔心的便是權力的喪失，因而在最後的十年里開始了一系列措施如「新政」和「預備立憲」來拯救「日薄西山」的王朝統治。然而這一切並沒有達到預期的願望。有人曾云：晚清最後的十年時期可以被稱之為「殘局與變法時期」。此時的大清社會彷彿成了一盤棋的殘局:殘破的山河、殘存的主權、殘喘的王朝,一派殘陽景色[⑨]。面對殘局,清政府在內部和外部的巨大壓力下作出了被動的選擇,即實施「新政」。清政府企圖效法英、德和日本,變君主專製為君主立憲,通過政治制度的變更來重建中央集權,實現王朝的自我挽救。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時期清政府對中央和地方關係的調整，清廷的主觀意圖是通過行政機構改革加強中央集權，但從實際後果看，這一努力並沒有收到預期效果，反而使中央與地方矛盾進一步擴大。或軍事、或財政、或司法，無一不以收督撫之權為目的，因而很快遭到地方督撫的反對。[⑩]縱觀晚清歷史，以督撫為主要力量的地方實力派在「內憂外患」的潮流中逐漸崛起了。而晚清最後一位也是最大的地方勢力——北洋軍頭目袁世凱，有在民國史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便是下面的內容了。

北京政府統治時期，前後包括袁世凱當政時期及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在各個時期地方實力派與所謂的中央政府的關係不盡相同。下面我選取幾個方面加以簡要闡述:首先，袁世凱與地方實力派。在這一時期的地方實力派主要有：山西的閻錫山、東北的張作霖、雲南的唐繼堯、廣西陸榮廷。他們與袁世凱的關係表現出兩面性特點。袁世凱利用地方實力派的依附與支持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同時又擔心地方實力派壯大而經常限制他們的發展。地方實力派則始終將袁世凱作為謀取權力和利益的工具,當袁勢力強大統治穩定時,他們竭力奉承與巴結袁,當袁之統治出現危機時,他們便紛紛反袁。[11]其次，軍閥混戰時期的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問題。袁世凱死後,民國進入所謂的「軍閥混戰」時期,這一時期「中國政治的實際是不統一,是分崩離析」[12]從1916年到1928年,皖、直、奉各系先後控制北京中央政府,軍閥首領像走馬燈一樣不停地變換,政府首腦更換了9次,內閣則平均一年改組兩回。12年間,共有26人擔任過總理,任期最長的17個月,而最短的僅兩天。國家的政治體制也不斷變動,先後有君主制、共和制、攝政制、軍政府制等變化。中央政權的式微及中央權威的不斷弱化,使非北洋系的各省與北京的聯繫也越來越疏遠,這直接導致與派系分裂相伴隨的地區分裂的產生,由此而使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進入到近代以來最為混亂的時期。當時,整個國家四分五裂,極度混亂,中央與地方關係完全處於一種無序狀態。另一方面,為謀求所謂的統一,所有控制過北京中央政府的軍事派系,均以各自集團利益得失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而選擇戰爭作為其解決中央與地方間衝突的主要手段。[13]再次，聯省自治問題。在1920-1925年間,中國出現了一股反對武力統一、主張實行省自治的運動。1920年7月湖南督軍譚延通電全國,表示要實行民治,「采民選省長制,以維湘局」。進步黨人熊希齡、梁啟超進一步主張仿照美國聯邦制,由各省自製省憲法,並號召召開聯省會議,成立聯省自製政府。1920年11月趙恆惕取代譚延主持湘政,繼續推行自治和制憲活動,並發表聯省自治通電。1922年1月公布了《湖南省憲法》。譚延、趙恆惕提出的省自治和聯省自治先後得到四川、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浙江和奉天等省地方軍閥的響應。在直系軍閥吳佩孚推行以武力統一的局勢下,西南各省軍閥都高唱「自治」,以圖割據自保。江西的直系軍隊首領陳光遠,也曾利用聯省自治口號以擺脫困境。盧永祥為鞏固皖系勢力控制浙江,用制定省憲等辦法,抵制直系的侵入。奉系軍閥張作霖在首次直奉戰爭失敗後,也曾宣布自治,並出任東北三省保安總司令。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團體,如各省區自治聯合會、自治運動同志會、旅滬各省區自治聯合會等。蘇浙皖人士曾利用聯省自治口號,於1924年推動浙江自治和蘇、浙、皖3省聯省自治,以抵制直系軍閥孫傳芳的殘暴統治。聯省自治運動成為五四運動後規模最大的、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要求實行地方自治與聯邦制度的社會政治運動。[14]這場「聯省自治」運動，實質上反映的還是地方實力派從自身集團利益出發而向中央權威發出的一次挑戰。最後，略論法、統之爭。法，統即憲法與傳統。中國的政治傳統是政治文化的傳統，一切政治勢力在政治生活中所採取的行動以「有道無道」作為判斷的標準。當然中國的傳統中也有「合法不合法」的觀念，但「國法」是「王道」的結晶。所謂的「道」主要是儒家的道，輔之以法家的法。[15]民國成立以後有1912年的臨時約法，1914年的袁世凱約法，1917年流產的安福憲法，1923年的曹錕憲法。而中國的憲法並非完整的憲法，其中沒有詳細規定的事，仍然而且不可避免地用「有道」與「無道」來判斷。因而，「法」與「統」之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幾部憲法中，與地方實力派有密切關係的是省制問題，中央地方權力劃分問題，一方面得歸之於當時地方分權，尤其是分軍權與財權，已經成為不可改變的事實，另一方面又不願意放棄中央集權的願望。猶疑於現實與願望之間的不是「合法」與「違法」的觀念，因為根本沒有行得通的法，而是「有道」「無道」的觀念，因為傳統的勢力仍然固執地存在著。省，無論是軍治或民治的省，不能代替北京而為最高的合法觀念的源泉；北京，在沒有憲法來處理省的問題的時候，只能用「道」來統治省或用武力來征服省。用武力的理由也還是「道」，那才是「征伐出自天子」的「義戰」。所以軍閥時期，發動內戰，通電交馳，陳述的理由全是以「有道」伐「無道」。[16]「法」與「道」在近代中國基本上是衝突的，不可調和的。衝突發生的時候，護法的人要護法，衛道的人要衛道。護法和衛道都考軍——紳集團的人，這幾乎等於派罪犯當警察。制定憲法不但不能如梁啟超在1902年所期望的那樣結束一治一亂的循環，反而造成不斷的混亂。[17]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主要有:馮玉祥為首的馮系，閻錫山為首的晉系，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先以李濟深後以陳濟棠為首的粵系，龍云為首的雲南實力派，劉湘、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為首的四川實力派，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楊虎城為首的陝西實力派，韓復集為首的山東實力派，馬鴻遭、馬步芳為首的青海、寧夏實力派(也稱馬氏家族)，盛世才為首的新疆實力派等。有學者認為，南京政權從建立那天起,就一直伴隨著內部各種勢力和派系的紛攘爭奪,其中既包括各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國民黨中央政權的矛盾和鬥爭,也包括國民黨內各種政治派別的爭奪,同時又包括基層政權與中央政權的抵制和抗衡。[18]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地方實力派與中央政府之關係應當分三個時段加以闡釋。第一階段：南京國民政府的前十年。1929年的兩次蔣馮戰爭及1930年4月至10月的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確立了其對中國的主宰權。一來，他要鎮壓紅軍，二來，亦要削弱地方實力派的力量以鞏固和加強中央集權。據李宗仁回憶:「民國十九年夏，北方閻、馮勢力瓦解，擴大會議無疾而終，蔣先生的聲勢因此可說是如日中天，因而他要以武力徹底解決本軍的心也愈堅。」[19]這就是說，蔣介石的「統一」，不僅要消滅敵對階級的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也要消滅屬同一階級的地方實力派的割據。在此過程中，發生了震驚中外的 「九一八」事變。事後，面臨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一民族危機的形勢，蔣介石提出違背人民願望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其實質在於集力量鎮壓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但同時也包括了削弱以至消滅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含義。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中大多數從其小集團的階級利益出發，感到抗日救國維護民族生存的大義和維護自身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他們採取秘密或公開的形式反對蔣介石的這一反動政策。而中日民族矛盾愈發展，蔣介石的牌外必先安內」政策就愈和地方實力派的利益相衝突，除極少數準備投降者外，大都反對蔣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在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中，舉世聞名的人物是張學良、楊虎城。1936年12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張學良聯合楊虎城發動了旨在逼蔣抗日的「西安事變」.另外，原西北軍將領馮玉祥在「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五天就發出通電，公開反對蔣介石的對內對外政策，並提出十三項抗日主張;兩廣實力派的抗日呼聲也十分強烈，以李宗仁、陳濟棠、白崇禧為首的「國民黨西南政務委員會」致電南京國民黨中央，「若猶執迷不悟，誤國殃民，則西南方面唯有聯合各省同志及全國民眾，共負抗日之責。」[20]在這一時期，地方實力派除了與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抗衡外，不得不提及的一個問題便是他們對共產黨的態度。關於這個問題，有學者曾做過專門研究，郭緒印認為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並非一成不變的，其變化的情況也並非一致的，可大致分為幾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東北軍領袖張學良、陝西地方實力派領袖楊虎城，他們是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潮的推動下，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剿共」政策，主張聯共撫日。第二種類型，馮系代表人物馮玉祥、早期粵系代表人物李濟深等.他們雖一度追隨蔣介石「清黨」反共，但不久即一與蔣介石矛盾尖銳化，以後長期走上反蔣聯共和聯共逼蔣抗日、聯共聯蔣抗日的道路，對實現和維護第二次國共合作」起了積極作用。抗戰勝利後又反對蔣的獨裁、內戰政策，加人了中國共產竟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統一戰線。第三種類型，川康地方實力派代表人物劉文輝。他在蔣介石大力推行「期共」內戰時，因為與蔣矛盾，為避免消耗自己的實力而對「剿共」採取消極態度。抗戰時期，蔣企圖消滅劉部，劉蔣矛盾尖銳化，於是劉聯合鄧錫侯、潘文華等四川地方實力派，共同簽訂了密約，秘密反蔣。劉多次抵觸了蔣介石的「中央軍」進入西康，從自己的利害關係出發，在抗戰時期就積極聯共。第四種類型，雲南實力派領袖龍雲、盧漢;四川實力派領袖鄧錫侯、劉湘、潘文華;廣東實力派領袖陳濟索等.這一類型的地方實力派代表人物的共同點是都有一個從擁蔣反共轉變為聯共反蔣的過程。他們的政治目的都在於保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們在抗日過程中既受到蔣介石排斥異己的反面教員的教育，又受到了中共統戰政策的正面教育，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進步。但具體情況不同，其中龍雲的情況較為典型。龍雲於1928年l月17日被蔣正式任命為雲南省政府主席，在雲南成立了「清共委員會」，大肆鎮壓中共雲南地下黨。1934年底，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西南，蔣介石推行「一箭雙鵰」陰謀，企圖借西南實力派之手消滅紅軍，同時使西南實力派在與紅軍作戰中受到削弱，最後由「中央軍」一舉「統一西南」。.龍雲及其幕僚識破了蔣的陰謀，對紅軍採取了避免正面打硬仗，「只追不堵」，擁兵自保的方針。到抗戰時期，蔣介石將政治、經濟、軍事實力滲入雲南，嚴重威脅到龍雲的統治，蔣龍關係惡化。於是龍雲由擁蔣反共向聯共反蔣方向轉化。他打通了與共產黨聯繫的渠道，希望藉助共產黨的力量牽制蔣介石.1937年起，龍雲即與中共中央交換了密電碼。.此後，龍雲寓所架設的秘密電台與延安的聯絡未曾中斷。中共南方局派遣華崗直接與龍雲聯絡。龍雲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團結抗日，限制國民黨特務活動等要求，抵制了國民黨特務在雲南的反共活動，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反對蔣介石專制獨裁。蔣介石早已決心除掉龍雲，只是條件不成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後，蔣經過周密布署，於10月間乘滇軍主力大部調離滇境之機，令杜幸明調動軍隊，策動了「倒龍事變」。龍雲下台後被蔣先後軟禁於重慶、南京.但龍雲仍設法與共產黨聯繫.1948年12月，龍雲逃離南京到達香港，積極策神、促進了雲南起義。1949年8月13日龍雲與黃紹垃等44人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的聲明，公開表示反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新民主主義道路。這一類型中的陳濟棠情況較為特殊。他本來是擁蔣反共的，後來為了對抗蔣介石企圖消滅廣東地方實力派的陰謀，而對江西紅軍由消極進攻到秘密聯絡。他接受了周恩來、朱德對他進行的統一戰線工作，派代表秘密接待紅軍的代表，通過雙方密談達成了協議.。這一秘密協議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後期的物質供應、突圍及長征初期都具有重要意義.「為中央紅軍長征初期突破蔣軍第一道封鎖線創造了有利條件。」。紅軍在廣東幾乎沒有遇到軍事抵杭，保存了有生力量.這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之前，利用國民黨派系矛盾進行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巨大成就之一。第五種類型，晉系領袖閻錫山、桂系領袖李宗仁、白崇禧，他們都是在大革命失敗時參與反共的，但在1936年至抗日戰爭初期，都能夠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一度積極聯共。桂系與中共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而晉系則實行「聯共圖存」方針，閻錫山邀請中共幹部薄一波到山西「共策保晉大業」。。這對第二次國共合作一度起了積極作用，但是到了1938年2月至1945年期間，閻錫山面對中共領導的抗日民主力量的壯大特別是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的蓬勃發展，惶恐不安，轉變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以至與日寇暗中匈結。桂系在抗日轉入相持階段後，也與蔣介石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相呼應，桂系將領李品仙在皖南事變中充當了蔣介石的幫凶。。抗戰勝利後閻錫山和桂系都協助蔣介石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他們又轉變為聯蔣反共，是其反動階級本性決定的。但在與蔣介石關係方面桂系與閻錫山大有區別，閻堅持了附蔣反共，而桂系在反共同時與蔣矛盾爭鬥，桂系三巨頭李宗仁、白崇禧，黃紹斌的政治歸宿並不相同，其中白崇禧與閻錫山的歸宿基本一致，追隨蔣反共到底，逃到台灣受蔣控制，形同軟禁。而黃紹竑於1949年國共「和談」破裂後，與南京政府分手赴香港，聯合44位國民黨人士發表聲明與國民黨反動派決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統一戰線，走向新中國。桂系的李宗仁也最後與蔣介石決裂，於1955年在美國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建議，1965年7月回到了新中國。作為桂系的領袖人物政治歸宿來說，與閻錫山大有區別，但作為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派系來說，閻、桂二系都是因堅持反共反人民的內戰，被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徹底消滅的，成了「蔣家王朝」的殉葬品。[21]第二階段：抗日戰爭時期。九一八事變後,中日之間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國家的主要矛盾,階級矛盾已經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國內的一切矛盾的發展變化均服從和服務於這個矛盾的發展變化。全國各地抗日形勢日趨高漲,在此情況下,地方實力派也逐漸產生了抗日的願望和要求,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積極配合，共御外辱。但是，蔣介石集團試圖在對日戰爭中來削弱地方實力派。採取一下手段，(一)削弱和消滅地方實力派的實力；(二)滲透和兼并地方實力派的地盤；(三)剝奪地方實力派的財權。面對蔣介石集團的兼并，地方實力派為謀生存，求發展，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抗爭。(一)反對蔣介石集團的損人利己，保存實力；(二)反對蔣介石集團的滲透、兼并，保存地盤；(三)抵制蔣介石集團的經濟「統制」。[22]第三階段解放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昔日的地方實力派在蔣介石的消滅下開始逐漸衰落，並最終推出了歷史的舞台。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推動下,地方實力派付出了重大犧牲,做出了重大貢獻。可是蔣介石卻假借抗日名義消滅地方實力派,實際上,他的這種願望甚至比消滅紅軍更為迫切,他曾說:「寧願紅軍少吃敗戰,而要西南將領多吃敗戰。」[23]地方實力派的勢力開始走向衰落。兩廣事變中的陳濟堂由於蔣大軍壓境,加之蔣介石分化瓦解之手段,迫使陳濟堂不戰而逃,避走香港,蔣系勢力控制了廣東。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蔣介石囚禁於南京,他的東北軍被調出西北,分置皖北、蘇北、南陽、保定各地,後被改編,縮小建制,直接受制於南京軍政部,東北地方軍事集團不復存在。在以後的抗日和國內戰爭中,蔣任東北軍各部在戰場上自然損耗,不予恢復補充,直至取消番號、全部消滅。西安事變後,楊虎城被迫出國考察,十七路軍部分投蔣,部分被編為一個軍(38軍)調出陝西,派往河北、山西,受到蔣軍的監視和包圍,再也沒有昔日的實力了。抗日戰爭中,蔣介石把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以宋為總司令,宋哲元率部血戰平津。1938年,蔣介石把第一集團軍主力抽空,使它成為一個空架子,後宋哲元病重辭職,1940年病死,這樣作為地方實力派的二十九軍也被蔣所瓦解。韓復榘是地方實力派中鬧獨立王國最典型的一個,蔣介石一直設法除掉這支實力派,一直沒有成功。抗日戰爭初期,蔣介石抓住機會以韓違抗軍令,丟失山東為名,將其槍決,消滅了這一地方實力派。川軍領袖劉湘在與韓復榘密謀倒蔣失敗之後,不久病死於武漢的萬國醫院,隨著國民政府向大西南轉移,蔣介石勢力乘機滲入了四川,加速四川中央化的進程,至此四川地方實力派消亡。抗戰勝利後,雲南的龍雲中蔣介石的圈套,派大軍出雲南赴越南受降。蔣介石乘機命杜聿明發動政變奪得雲南軍政大權,作為雲南省地方實力派的龍雲喪失了在雲南長達18年的統治權。抗戰後的閻錫山勢力也遭到很大削弱,晉系集團的傅作義、商震離閻投蔣的意向明顯,閻錫山對他們的駕馭能力大大不如以前。抗戰後,閻對山西的控制力遭到很大程度上的削弱,晉西北有共產黨,晉東南有蔣系勢力的滲透,閻的地盤損失3/4,閻的實力遠遠不如抗戰前。抗戰後,蔣介石還大大加強了對西北各軍閥的控制,青海馬步芳、寧夏馬鴻逵在蔣系勢力深入西北的情況下對蔣依附力大為增強,新疆盛世纔則完全倒向蔣介石的懷抱。只有桂系在抗戰後勢力得到保存並獲得了發展,1949年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居然把蔣逼下了台。

縱觀整個中華民國史，地方實力派與當時的中央之間的關係在不同時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袁世凱時期,軍民分治之法及巡按使管轄巡防營和警備隊的措施,既使地方軍隊的發展受到限制,又使中央與地方關係在形式上表現為規範化發展;軍閥混戰時期,由於中央政權穩定性的缺失,以及控制中央政府的各派系堅持軍事統一主義,結果導致地方軍系的不斷膨脹,以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無序發展;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中央政府積極調整其地方政策,中央與地方間的關係經歷了一個從協和一致到激烈衝突的過程。[24]這種地方實力派的存在，我個人認為它實質上反映了「地方主義」[25]這一歷史現象在民國時期的特殊形式。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認為,對於後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來說,「一個國家的行政管理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有助於力量的協調和資源的徵用以支持現代化進程。」[26]可是在中國,從19世紀中葉近現代化進程啟動開始,傳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便走向衰落,地方主義不斷壯大,中央權威日益淪喪。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不斷進行加強中央集權的努力和鬥爭,力圖強化中央權威和蔣介石的個人權威,但是收效不大。在國民黨政府統治的22年時間裡,中央權威不斷遭到地方主義的侵蝕和挑戰,地方主義成為國民黨政府不能真正統一中國和最後敗亡的重要原因。胡春惠也曾雲:「地方主義的反中央集權傾向,是一個國家在走向民主政治早期過程中的正常現象,這是因為中央政府常被視為傳統專制權威的象徵。」[27]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傳統專制權威不復存在,新的民主政體難以建立,中國政治的現代化遲遲不能實現,地方主義與中央權威便糾葛不清。而要實現政治現代化,最關鍵的方面包括三項內容:第一,權威合理化,並以單一的、世俗的、全國的政治權威來取代傳統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種族的等等五花八門的政治權威;它要求中央政府享有的對內主權不被地方或區域性權力所左右;它意味著國家要保持完整,並將國家的權力集中或積聚在舉國公認的全國性立法機關手裡。第二,劃分新的政治職能並創製專業化的機構來執行這些職能。第三,增加社會上所有的集團參政的程度。[28]很明顯,國民黨政府距這三點要求非常遙遠:中央權力集中於少數派系和個人,並被各地方集團分割和削弱,中央權威得不到一致的認同;國民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個「中央黨」,「以黨治國」只限於中央層面;沒有建立專業化的文官制度,軍事首領執掌中央和地方大權,「槍之所在,即權之所寄」;[29]地方實力派處於權力分配的邊緣,甚至存在生死存亡的威脅;等等。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有雲,「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因而，在通過從地方實力派的視野下審視整個民國史，並發現地方實力派對中央的一系列影響之後，我們應當從哪些不良後果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並發揮其「資鑒」作用，更好地為現實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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