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經典 ｜ 《商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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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書》是先秦時期代表法家學說的一部重要典籍。中國古籍歷經秦火及竹簡向紙版轉換過程，披沙揀金，《商君書》依然能夠流傳至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價值與文化意義，值得重視。該書今存二十六篇，其中兩篇只存目，內容已亡佚，實存二十四篇。《商君書》之得名，與商鞅有關。商鞅本名公孫鞅，衛國人，故又稱衛鞅，戰國初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鞅或商君，乃是公孫鞅因其封地「商」而得名。《商君書》至少在戰國末期便已成書，《韓非子·五蠹》曾謂：「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這表明，韓非子身處的戰國末期，《商君書》與《管子》便已成書，並廣泛流行開來。具體成書時間，則不得而知。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曾贊曰：「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他提及的《開塞》《耕戰》，即今本《開塞》《農戰》，首次斷定《商君書》作者應為商鞅本人。《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著錄「《商君》二十九篇。」至漢魏之際，才出現《商君書》的提法。《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松之注引《諸葛亮集》先主遺詔：「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其後目錄學著作沿襲了《商君書》的稱謂，有時亦稱《商子》。《隋書·經籍志》稱：「《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唐代《群書治要》引《商君書》有《六法篇》，為今本所無，可證唐代《商君書》篇目尚比較完整。時至宋代，《商君書》已亡佚了部分篇章。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皆謂：「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稱：「今亡其一。」他可能看到了二十八篇。

關於《商君書》的作者，《史記·商君列傳》《淮南子·泰族訓》及《隋書·經籍志》均斷定為商鞅。宋代黃震始疑其或為後人偽托，《四庫全書提要》更據《商君書》稱孝公之謚及「孝公卒後，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書？」質疑商鞅為《商君書》作者的觀點。其後，更多學者從《商君書》記載商鞅之後的史實角度進行深入考證，如胡適認為《商君書·徠民篇》稱魏襄王謚法及長平之役，斷定該書非出商鞅之手。齊思和、錢穆、郭沫若、高亨等著名學者均對商鞅著述《商君書》的觀點提出質疑。筆者以為，在此問題上，陳啟天的觀點是中肯的。他說：「凡認定《商君書》是假書的人，多以一二篇的疑點做證據，而忽視了其他尚未發見疑點的各篇，致有以偏概全的流弊，未能使人滿意。反之，凡認定《商君書》非假書的人，又多未能加以詳細的分析，舉出有力的證據，足使懷疑的人心服。其實，《商君書》只有大部分可視為真的，還有一小部分是假的；不能籠統的說是全真，也不能含渾的說是全假。」（《商鞅評傳》，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第96頁）《商君書》並非全部出自商鞅之手，但絕大部分篇章都體現了其治國思想。鄭良樹用「商鞅學派」來認識《商君書》的思想是很有道理的，如此既可詳細考證各篇章與商鞅之間有無關聯，又可在統一的學派立場上去研究《商君書》體現的法家思想特質。

《商君書》篇幅不算大，內容亦無甚深奧之處。但因時代久遠、脫誤較多的緣故，個別字句依然難讀。不過，這些閱讀困難藉助各種閱讀工具書及注本就能相對地克服，代表性的注本如陳啟天的《商君書校釋》、王心湛的《商君書集解》、朱師轍的《商君書解詁定本》、蔣禮鴻的《商君書錐指》及高亨的《商君書註譯》等。真正的閱讀困難在於，如何在整體理解《商君書》思想主旨的基礎上去理解書中提到的具體觀點。例如，《商君書·去強》提到「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亂民者，必治至強。」《商君書·說民》也提及：「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蒙文通認為《說民》《弱民》兩篇應為《去強》一篇之注，故文多重出）坊間某文化學者將此解讀為「流氓政治」，認定《商君書》主張以奸民去治理善民。如果單純從字面意思去理解，這樣的說法也勉強過得去，再加上法家自古以來就成為人們口誅筆伐的對象，「眾惡所歸」的效應也就順理成章了。然而，真正懂得法家學說的真髓，都應該反問一下：法家真的如此明目張胆宣揚邪惡嗎？《商君書》真的提倡以「奸民」來治「善民」嗎？《商君書·靳令》說：「國無奸民，則都無奸市。」這是明確反對「奸民」。《商君書·畫策》也說：「人之欲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奸民。」這同樣在表達對「奸民」的厭惡。既然如此，《商君書》怎麼可能主張以「奸民」治「善民」？稍具政治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休謨曾有著名的「無賴假定」，欲使制度或規則有效，必在理論前提層面預設所有人都是無賴。這在理論上真理，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可能是謬誤，因為並非所有人都是無賴。《商君書》的「國以善民治奸民」，即是說執政者以百姓皆為善民為理論前提，去面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奸民，必然使政治無效，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則將最壞情況考慮在內，預設治下之民皆為「奸民」，嚴格以規則去加以防範與約束，如此現實生活中就連奸民亦不得為奸，善民更不可能作姦犯科了。這是一個確保制度或規則普遍性與有效性的政治原理，如何能夠解讀出「流氓政治」的意味？

因此，欲準確理解《商君書》的思想內涵，在方法論上最好能自覺做到兩個區分：其一，區分先入為主的情緒化解讀與同情理解的公正解讀。毋庸諱言，法家具有諸多讓人難以接受甚至令人厭惡的觀點，比如「利出一孔」的思想，出於富國強兵的國家需求，強制限制了人們追求利益的途徑和方式，這與現代的自由觀念明顯衝突；再如，以「斬首」數量作為標準去考核士兵功過，也確實過於血腥與野蠻，所以法家自古以來招致太多批判，批判法家也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然而，如果先入為主地將《商君書》《韓非子》等法家著作視為傳播邪惡的經典文獻，甚至將讀者對現實的某種不滿情緒投射到法家批判那裡，勢必有損法家思想的公正理解，也難以準確把握法家其實亦有崇高的價值訴求。《商君書·修權》本著公私分明的立場，強調君主應該「為天下位天下」「為天下治天下」，《商君書·靳令》更提出聖君「述仁義於天下」的政治理想。唯有超越古代儒家的「暴政」批判與現代學者的「專制」批判，站在公允的學術立場，才能給予《商君書》恰當的理解與評價。其二，區分基本政治原理與具體措施。《商君書》最重要的政治原理，就是順應時代演變特徵，制定行之有效的政治措施，而不必拘泥於傳統。具體而言，就是確立「法治」的正當性，取代傳統的「禮治」，以強制性的規則體系或制度體系去治國。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政治原理，也是章太炎為商鞅正名的基本著眼點。《商君書·去強》與《商君書·弱民》還闡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治國道理：「主貴多變，國貴少變。」主貴多變，就是指治國過程中，執政者應該根據客觀的實際情況，及時調整治國方略；國貴少變，則是指為百姓排憂解難謀求福利的正當制度與基本原則，不能輕易說變就變，應該具有穩定性。當然，《商君書》成書列國紛爭的大爭之世，其思想因應於戰國時代富國強兵的現實需求，故帶有濃厚的戰時主義色彩，諸多具體措施亦難免烙上了戰時主義的時代印記，有時往往走向極端。如否定儒家的觀念，將其視為「六虱」（《靳令》），又如將民力視為富國強兵的工具，主張摶民力（《農戰》），再如過分強調懲罰性的「以刑去刑」措施而走向嚴酷（《去強》《靳令》《畫策》），從而對「為天下位天下」「為天下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強調不夠。今人在閱讀《商君書》時，既要關注其特定歷史語境下的具體措施，也要留意其基本政治原理及理想訴求，不能以偏概全，以其具體措施完全定性其思想特質。

《商君書》的主旨，在當時特定歷史語境之下，在於創建一套制度體系，以賞罰為手段，以功用為目的，排斥各種不切實際的學說，獎勵耕戰，從而有效聚集民力，最終實現富國強兵。極端甚至殘酷的政策措施裡面，實則蘊涵著深刻的基本政治原理與價值訴求。今人研讀《商君書》，既要給予其同情的理解，又要在批判的視角下深掘其基本政治原理的理論價值。同時，我們對於《商君書》過分強調國家本位、忽視民眾權益的思想，亦應保持足夠的理論警惕。

《商君書》的思想研究，尚有待深入，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麥孟華的《商君評傳》（梁啟超主編《中國六大政治家》第二編，廣智書局1910年版）、陳啟天的《商鞅評傳》（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楊寬的《商鞅變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楊鶴皋的《商鞅的法律思想》（群眾出版社1984年版）、鄭良樹的《商鞅及其學派》（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版）、《商鞅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等，均是研究商鞅及《商君書》的重要參考資料。

（「怎樣讀經典」由中華讀書報、杭州驫馬文化傳媒公司聯合推出。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