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本,終於賣光——莫言在瑞典的三部小說
2012年10月12日,諾貝爾文學獎開獎第二天,近千本《西門鬧和他的七世生活》(Ximen Nao och hans sju liv)在瑞典全部賣光。
同一天被搶空的,還有分別出版於1997年的《紅土地》(Det r?da f?ltet)和2001年的《大蒜民謠》(Vitl?ksballaderna)。十幾年前,這兩本書的起印數也是一千多本,但直到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宣布以前,都還沒賣完。
它們是陳安娜翻譯的三本莫言小說。在中國,它們的名字分別是《生死疲勞》、《紅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
《生死疲勞》直譯成瑞典語是一個很長的句子,而且索然無味。陳安娜最後不得不用書中的故事為它命名:主人公西門鬧經歷六道輪迴,分別轉世成驢、牛、豬、狗、猴和大頭嬰兒藍千歲,用動物的眼睛看盡1950年至2000年的五十年鄉村史,這是所謂的「七世生活」。
陳安娜是瑞典人,她曾是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的學生。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她翻譯過十多位中國作家的二十多部作品。「陳」是隨夫姓——她的丈夫陳邁平,是比莫言更早時期的中國作家,1986年出國留學後定居瑞典。
安娜是將莫言小說介紹到瑞典的人。她對莫言作品的感觀是:「像一個老農民在給鄉下的孩子講故事。」 (安娜 供圖)
菜市場、紅高粱和蒜薹
十多年前,安娜翻譯《紅高粱》的決定,是在菜市場做出的。
一天她出門買菜,遇到了鄰居羅得保。羅得保也是個漢學家,他曾經研究過魯迅,經營著一家名叫「鶴」的小出版社,專門出版中文書籍。安娜幫他翻譯過蘇童的兩篇小說,其中一篇是《妻妾成群》。
羅得保和她閑聊:最近看了什麼小說?
她向羅得保推薦了《紅高粱》。安娜那時候剛看完《紅高粱》,先是葛浩文的英文譯本,然後是原著。看小說之前,安娜看的是電影《紅高粱》,讀完小說,她才發現,電影「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羅得保恰好也看了莫言,他推薦給她的是《天堂蒜薹之歌》——「蒜薹」在瑞典的菜場有賣,「高粱」這種東西瑞典人不種——這也是為什麼《紅高粱》翻譯成瑞典語時,變成了《紅土地》。
回到家,安娜開始翻譯這兩部用植物做書名的小說。
「他像一個老農民在給鄉下的孩子,或者其他的農民講故事。」安娜用「又漂亮又可怕」來形容這部小說。那些殘酷的故事:打仗、殺人、宰割動物,讓她感到有點噁心;但文字和畫面又讓她覺得很美。
安娜對「死馬」的描寫記憶猶新:「墨水河裡,去年曾經泡脹漚爛了幾十具騾馬的屍體,它們就停泊在河邊的生滿雜草的淺水裡,肚子著了陽光,脹到極點,便迸然炸裂,華麗的腸子,像花朵一樣溢出來,一道道暗綠色的汁液,慢慢地流進墨水河裡。」
「馬死得很可怕,但莫言把它寫成很漂亮的東西。」安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因為在斯德哥爾摩國際圖書館有一份全職工作,安娜只能在晚上和周末翻譯,所以工作進行得比較緩慢。
緩慢還有一個原因,她常常會遇到那些典型的中國北方農民用語——有些或許連中國的南方人都看不懂;還有一些令人窒息的中文長句,「一句話就是一整頁」。這時候她總得冥思苦想上好久。
然而最難的還不是句子,是那種「感情和氣氛」,安娜說:「莫言的特點不是語言難,而是太會講故事。」
安娜也記不清究竟翻譯了多久。多年後,《紅土地》出版,「鶴」出版社請莫言和王安憶到瑞典旅行——由瑞典作家協會埋單。那是陳邁平和妻子第一次見到莫言。
他們在家裡吃飯,莫言提起陳邁平的舊作,陳邁平則發現莫言「喜歡吃餃子」——莫言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說,年輕時他之所以立志要當個作家,就是為了能「一天吃三頓餃子」。
安娜對莫言的印象是,「很適合他的名字」。這個印象多年來沒有變過——2012年8月中國作協請安娜來北京參加翻譯大會。晚宴上,安娜看到莫言一直坐在那裡不怎麼說話,等到莫言起身發言的時候,那種老農民講故事的感覺又回來了:「他很幽默,很有意思。不說話的時候,他都一直想著呢。該說的時候,他就已經想好了。」
那次見面之後,莫言一旦有新作,便會寄給陳邁平夫婦一本。2006年陳邁平讀到《生死疲勞》時,告訴安娜:「你可以放下別的,先譯這一本。」
如果按照日後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詞,《生死疲勞》應該是一本典型的「虛幻現實主義作品」。安娜斷斷續續譯了六年,因為「實在太厚了」。
那些「虛幻」的部分並沒有讓安娜感到困擾。她用中文向南方周末記者提到東方的「輪迴」:「大部分瑞典讀者都聽說過『輪迴』是怎麼回事。文化差異雖然有,但他們可能根本感覺不到那種障礙。你知道,有時候你其實沒看明白,可你以為自己明白了。」
問題出在「現實」的細節上:那些生長在中國北方的花花草草,還有各式各樣的中國菜名——比如莫言最愛吃的餃子,這些詞語她只能音譯,然後做出簡短的注釋。
安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也許那些神話里和現實里的東方元素,最後恰恰成了瑞典人最喜歡的地方:「莫言把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章回體的敘述方式、還有當地的毛腔『歌劇』結合在一起,寫成一部當代小說。這讓他們覺得很有意思。」
小說翻譯出來是2012年,「鶴」出版社的主人早換了。那些羅得保喜歡的中國小說根本賣不出去。圖書館是他們為數不多的買家。但有時候圖書館處理舊書,也會毫不客氣地以一兩塊瑞典克朗的價格,把莫言的書處理掉。
羅得保欠了一大筆債,只好一分錢不要把出版社轉給了別人。新老闆也做外國文學,出版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作品,但總擔心像羅得保一樣賠錢,拿著熱乎的譯稿遲遲不敢開印。情急之下,安娜答應他可以不要翻譯費,《西門鬧和他的七世生活》這才艱難印刷了一千本。
好在莫言不是在說教
出版社並非多慮。
陳邁平曾和一位漢學家一起翻譯過王安憶。出版社先預付了他一千美元稿費,說好這筆錢從每年的圖書銷售額里扣回。現在已經過去十年了,一千美元還是沒能扣清——書賣得實在太少了。
「王安憶的語言風格就像工筆畫,很難翻譯。」陳邁平把莫言的書比作「水墨大寫意」:「大寫意可能很容易展現,西方人也更容易接受。他們有『虛幻現實主義』這樣的參照物。可精雕細琢的花鳥工筆畫,他們還真不一定喜歡。」
陳邁平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是同事。這使得他有機會「參加過瑞典學院組織的研討會,穿過燕尾服出席諾貝爾獎晚宴,吃過一頓諾貝爾大菜」。
曾經有一段時間,陳邁平覺得余華可能會是第一個得諾貝爾獎的人。那時候瑞典政府編了一套面向高中生的「世界文庫」,收了一百本書,其中就有餘華的《活著》。
「余華的書在瑞典很受歡迎。」陳邁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即便如此,余華的第三本小說要在瑞典出版的時候,還是遇到了麻煩:原定的出版社沒錢了,只好換了另外一家。陳邁平很理解:「那些小出版社的年輕人,都是文學愛好者,他們幾乎完全就是義務工作。」
瑞典文的《許三觀賣血記》和《活著》都是安娜翻譯的。「他是一個很會寫人的人。」安娜說,「他把人生中那些很苦的東西,溫暖、幽默地組合在一起。他的語言不是很複雜,但能寫出人的感情。」安娜知道中國國內對《兄弟》的一些負面評價,但她還沒看過:「也許他已經有了一些變化。但他早期的短篇小說,和《活著》也不一樣。」
安娜也翻譯過韓少功。她喜歡《馬橋詞典》,覺得韓少功是一個「比較仔細地去考慮語言的作家」。女作家裡她喜歡遲子建——雖然遲子建的書還沒能被翻譯成瑞典語。她費力地向南方周末記者提起遲子建那本拗口的書《額爾古納河右岸》:「書里描寫了北方的少數民族。我們也同樣有那樣的少數民族。所以我覺得它在瑞典會受歡迎。」
因為曾經在圖書館負責中文書籍的採購工作,安娜還會關注到那些中國市面上最火的暢銷書——《狼圖騰》、《藏地密碼》之類。安娜最近關注到的作家是陳楸帆,這個年輕科幻小說家剛剛獲得一個國際性的獎項。而這些作者,連她的丈夫陳邁平都不知道。
莫言在諾獎賭盤上位列第一的時候,安娜在微博上說「中國人好像被諾獎弄瘋了」,她相信莫言會獲獎,但沒想到這麼快:「比如去年獲獎的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大概有15年時間我們都覺得他應該獲獎,但是一直沒有。我以為,也許有的作家,瑞典文學院需要研究很長的時間才能決定。我有點樂觀,也有點不太樂觀。」
瑞典文學院寫給莫言的授獎詞,陳邁平覺得已經足夠精鍊。「不過有一點需要強調。」陳邁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莫言語言色彩、情感的強烈也是瑞典人喜歡他的原因。比如伏爾泰的小說,就很理性;而莫言的小說,在瑞典人看來是生動有趣的。莫言不是在說教,他也從不說教。」事實上,「思辨不夠」曾經是漢學家顧彬批評莫言的理由之一。莫言也曾對此供認不諱:「思辨確實是我們中國作家的弱項,我們應該在這方面補補課。」
莫言得獎後,很多人覺得沒靠莫言賺多少錢的陳安娜居功至偉:「750萬獎金,至少有三分之一該給陳安娜」——他們認為,是陳安娜讓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了解了中國文學。
這讓安娜惶恐不已:「院士們也要看英文、德文、法文譯本。他們會做比較。如果只看一個譯本,比如我的譯本,如果我翻譯壞了,那對莫言是很不公平的。」安娜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院士們提到了《檀香刑》,這本書我就沒翻譯過,他們看的是德文版。」
「這個世界上好作家多的是。」安娜說,「而瑞典文學院每年只能給一個人頒獎。」
安娜現在正在翻譯的,是閻連科的小說《丁庄夢》。莫言獲獎,陳邁平和安娜覺得,也許這會讓華語小說在國外的出版情況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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