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的中國人

「中華帝國是一個神權政治專制國家。家長制政體是其基礎；為首的是父親，他也控制著個人的思想。這個暴君通過許多等級領導著一個組織成系統的政府。……個人在精神上沒有個性。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黑格爾（1822年）

中國的歷史是帝王史，中國人是沒有歷史的。

導讀：二百多年前，大不列顛王國（英國）派馬戛爾尼出訪中國。此次出訪在歷史上最大的爭論是，馬戛爾尼究竟有沒有向乾隆皇帝磕頭？法國著名學者佩雷菲特從世界史的角度，將此次出訪看作「東方與西方的首次撞擊」。在作者眼中，這次英國人的出使實質意味著當時的「世界最強大的國家」面對「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是「現代社會」全面遭遇「農業社會」。下面是出訪多名參與者的回憶和作者點評：

中國皇帝

馬戛爾尼的表弟溫德寫道：「這儀式不像是臣民在御座下拜見君主，而像是在拜神。」「我想沒有任何大臣接近過皇帝，因為他們都是和我們一起離開的」

中國皇帝極少公開露面，僅保留崇高身影的做法，看來是建立在極不相同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上。統治者背後運用權力，讓遠近都感受到影響，比經常在群眾前現身，被眾所知，更能打動人心，更令人生畏。

乾隆的指示不斷在地苛求和寬容之間搖擺。苛求，因為夷人「待之愈厚，則心益驕」；寬容，因為應該讓外國人隨他們的「習俗」，粗俗的夷人無法理解天朝的禮。

在中國，皇帝的利益始終是頭等重要的事，違反他的指令，任何人的財產都是不安全的。

皇帝下旨、訓斥、說教。他猶如在對自己說話，勉勵自己，教訓自己。每個人都努力為天命唱讚歌，不使其變調。

皇上對於任何形式的變化都充滿了懷疑。

中國官員

當權者貪婪的唯一障礙是害怕被察覺而受影響，所以當官的都不要面子，不怕丟臉，沒有公道感。

甚至中國王公大臣也強奪百姓的財物作為己用，因為這樣做不受懲罰。

官僚主義產生如此荒謬的效果。處於等級制度低層的官員的主動性被高層官員扼殺，高層官員反過來又像失去冷靜的高雅人士那樣激烈地指責低層官員無所事事。

中國官員對這些禮品表示無限崇敬，不時磕頭。並非因為這些禮品是送給國王的，而因為這些都是皇帝的贈品。在中國，是送禮人的地位，而不是禮物本身的商品價值決定了禮品的價值。

他們毫無誠意，講究虛禮，僅注重禮儀形式而缺乏良好教育的高雅風度。下級假惺惺地在他的上司前跪拜，上司假惺惺地示意叫他起來。

和珅對馬戛爾尼就中國帝國表示的興趣並不領情。這種好奇心並不得體，了解中國就已經損害了中國。中國人也許有道理，一個國家失去了它的神秘感就會變得不堪一擊。

為使自己的意見與皇帝的旨意絕對一致，官員們不情願講他們不知道的事情，對他們已經發現的危險閉口不談。

到處都是狡詐不公正的人，所有的大人物和寵臣都貪婪地只想收禮和發財。

他們腦子裡沒有絲毫履行諾言的概念。因為，他們對一切要求都答應，但又根本不願兌現所做的承諾。

中國平民

中國商人一有機會就弄虛作假，因為據說靠誠信做不了買賣。

中國農民只要能不被發現就偷盜行竊。因為懲罰僅僅是他每天都挨到的竹板。

奴隸實際上也不能被侮辱。聽任別人擺布，沒有申訴的資格，這是人類的恥辱，以致不幸淪為奴隸的人再不知廉恥為何物。

底層的中國人一有機會就敢這麼隨便，做一些引起大家鬨笑的事情。

中國人個人與集體之間有一種反差：一個貪吃、撒謊、不講道德的個人使英國清教徒式的個人主義者反感；但英國人吃驚的是，組成集體的中國人則守紀律、有力量，一個極端有秩序的集體。

中國婦女無論其身份如何，總是被出賣的—出賣一小時或者是出賣終身。

「他們象小孩似的，很容易滿足，但同樣也容易厭倦。」他們之所以像孩子，難道不正是因為他們社會的指揮系統強迫他們停留在兒童狀態嗎？這同盆景的栽培者強迫樹木不長大，小女孩的肢被裹腳布纏得永遠嬌小不是一樣嗎？

中國社會

在中國，有關財富的法律不能給予足夠的保護，因此國內的創造才能極少用於最需要最缺乏的地方。確實，在那裡富有的人都知道政府官員會以合法方式向他勒索財物。

禁止自己做任何可能使祖先不快的事，這就等於拒絕新事物。

乾隆皇帝壽辰，在帝國所有的廟中，在大部分家裡都在「萬歲爺的祝壽牌」前放上了供品。馬戛爾尼越觀察這種虔誠行為，對這虔誠的民族的評價就越低。

馬戛爾尼（使團 領隊）：「我遇到的大多數中國人坦率、真誠，並隨時準備幫助我。下層階級渴望的只是發展貿易，並會以讚許的目光來看英國商人的到來」

安德遜（使團 待從）「我們整個故事只有三句話：我們進入北京時像乞丐；在那時居留時像囚犯；離開時則像小偷。」

約翰·巴羅（馬戛爾尼秘書，使團總管）：「一個國家婦女的社會地位可作為判斷該國達到文明程度的標準。婦女的風俗、習慣和豐富的感情，對所在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產生很大的影響，往往促使社會性質發生變化，因此我們看到重視女性道德和才智的國家，必定有良好的法制保護全民的福利。」

丁維提（傑出數學家，負責調試天文儀器）：「中國除了被一個文明的國家征服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能讓它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勒讓蒂伊（1731《環球記游》）：「他們體制的恆久不變並不證明他們的優越，因為這阻止了他們取得任何進步。」

阿半·佩雷菲特觀點

所有民族都有本民族中心主義的傾向，但中國是一種極致。對於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一種文明）來說，這種變態不僅表現為自視比他人優越，而且在生活中認為世上惟有他們才存在。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為「集體孤獨症」。他們的落後主要來自於他們的優越感。

這些例子清楚表明中國人吹噓的道德品行中巨大的缺陷。但如我在前面指出，這類缺失似亦由政治制度造成，不是人民的本性和品質。

一切以權力為核心，一切為權力服務。談道德與人格，對民眾過於奢侈。

中國人看不到世襲權力是抵禦國家至高無上權力的一道屏障，他們也看不到科舉唯才主義後面還隱藏有皇權專制官僚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

在一切都要安排得井井有條的體制里，臨時決定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事。

天朝官僚體制喜歡一再重複，重複是避免犯錯誤的最可靠方法。

對傳統習慣是否有效不經過認真研究而近乎迷信地盲目贊同，這就是中國的主要特徵。

在任何場合他們都表現出所謂民族優越的虛榮心、自視甚高的狂傲。他們不是沒有感覺到他人的優點，但假裝看不見。

總之，這個民族總的特點是自大和自卑，假正經和真淺薄，彬彬有禮和粗鄙下流的奇異結合。

對皇帝和祖輩的崇拜共同構成了一種盡善盡美的父權主義。毛幾乎沒有減弱人們對祖輩的孝道，但增強了對皇帝的忠誠。直到今天，這種雙重崇拜仍構成所有中國人共同信奉的宗教。毛使中國人都犯了一種與他們的排外主義以及拒絕新鮮事物混成一體的精神幼稚症。

修建長城後，更多是制止了出逃而不是制止了入侵。今天，從中國出來還是比進去更難。長城更多是一種精神狀態，而不是一種軍事防禦物。

心理學分析指出，學習愛好清潔對人格的形成起決定作用。喜歡整齊、清潔、嚴於律已以及對金錢的精打細算等均源於此。一些集體的缺點，諸如幼稚、群居、無紀律、浪費、骯髒等等和沒有按照要求嚴格渡過「肛門期」階段，是否存在某種聯繫？

西方人以為啟蒙時期的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他們沒有學會相對地看問題，他們低估了一種歷史悠久的文化所具有的不可動搖的力量。比如，毛時期有人聲稱「寧要社會主義火車的晚點，也不要資本主義火車的準點」

西方帶來的變革弄亂了中國人對生活的看法，把理性強加給中國人，它讓中國人放棄了造成幻覺的思想。但它又使他們在靈魂深處受到了傷害------就像一個小朋友想用拳頭告訴一個性格孤獨的孩子世界上並不只有他一個人那樣，中國人只有通過起義、仇外以及內戰才能治癒他們受到的創傷。

殖民者並沒有把貧困帶給殖民地的人民，他們帶來的是屈服，這從長遠來看是無法忍受和使人消沉的。

西方不是通過殖民才能傳播它的「文明」，而是通過建立這種文明的基礎：自由與貿易。

從經濟上看，殖民也幾乎沒有使西方得益。西班牙和葡萄牙這二個在15、16世紀最有活力的國家在以後的年代裡似乎被它們的殖民地消弱了國力。英國在征服殖民地之前已經相當繁榮，根據今日的計算，它在鼎盛時期的財富只有很小一部分來它的帝國。1945年後發生了最驚人經濟奇蹟的國家如德國、日本當時並沒有殖民地。那些失去了原來與之相依為命的帝國的國家如荷蘭、法國和比利時恰巧在他們卸掉殖民地包袱後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像瑞士、瑞典等最富有的歐洲國家從未有過殖民地。因為貿易能獲得巨大利益，而殖民最終卻要付出代價。

多少當今的中國知識分子，還如當年的乾隆、慈禧太后、毛一樣，有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自力更生，中國可以自給自足。他們忘了，中那麼多的聰明勤勞、那麼多的集體智慧！四千年的燦爛文化！世上永遠正確的領袖與學說！這一切彙集起來，才能達到上一世紀祖先還生活在新石器朝代的某個熱帶共和國居民的生活水平！

乾隆與馬戛爾尼尚未死去。他們生存在我們中間。他們又在我們身上轉世了。他們也許是不朽的。循環無窮的中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