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八派分裂芻議（八）儒家學派的自我演進

四、儒家八派的演進與復一誠如上文所敘，在戰國初年，孔門弟子開始走向了思想分野，並先後建立了八個學派。至西漢武帝時代，董仲舒將儒家思想定位一尊，這是的儒家思想則早已復歸為一。換而言之，即儒家八派至少在西漢武帝之前走向了相對的滅亡與絕對的一統，儒家八派也各自完成了其獨特之演進。以下，請分而述之：1.曾氏之儒：儒家學派的自我演進在先秦儒家的傳播過程中，有一家派別是堅決不能不提起的，因為其在孔孟之間，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先期儒家賴其而傳，後期儒家賴其而發。這一派別的領袖就是曾子。因而我們仿照《韓非子·顯學》的模式，稱之曰曾氏之儒。張居正說：「聖人傳授心法，惟曾子獨得其宗也。」便可以知道曾氏之儒的重要意義。在《論語》之中，曾子共出現十七次，是出現頻率較高的孔門弟子之一。並且曾子還是孔門弟子中僅有的三位被稱為「子」的人。他的主旨思想在於忠恕和孝道。《里仁》篇第十五章：「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裡把曾子稱名，所以「子」字必指代孔子無疑。孔子向曾子說：「我的道是用一種東西貫穿始終的。」曾子就解釋成忠恕。但忠恕畢竟是二而不是一，所以有人就認為曾子的回答是有問題的。台灣大學傅佩榮教授甚至認為，曾子的回答中「而已矣」三個字是太不負責任的，完全是初中生說話的口吻。傅教授甚至批評說這是孔子教學失敗的案例。因為「忠恕，違道不遠」，語出《中庸》，可見忠恕並不是道。並進一步認為，孔子一以貫之的乃是「仁」的思想。這種說法乍聽起來很有道理，但仔細分析起來，卻依然是存在問題的。首先，「吾道一以貫之」，貫穿道的並不會是道本身，所以不能因忠恕不是道而否定其貫穿道的可能。其次，《衛靈公》篇第二章：「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可以見得孔子所寄託的一以貫之的力量不是知識，而是超脫知識以外的精神力量。《公冶長》第二十七章：「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這裡強調學習的重要，但同時也說明，學習的行為必然以忠信為基礎。兩者之間必有可以「一以貫之」的力量。前文引《衛靈公》第五章「子張問行」一則，孔子以忠信之道誨子張，子張書諸紳。也可以見出忠信之道的力量和其貫穿性。《衛靈公》第二十三章：「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見恕道也是一生的行為準則。所以孔子之道，能夠貫穿之一的精神正是學習、忠、信、恕。這也正是《述而》篇第二十四章說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就以「恕」行之終身；文，就是不斷的學習。而在曾子看來忠、信和學習是同一系統，而忠為最重。《學而》篇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三者同居於一系，而忠為之最先，可以說明這個道理。所以曾子把孔子「文行忠信」四教衍化成了忠恕二字，並用此二字貫穿曾氏一系的儒家道統的始終。曾氏一派的孔門後學也因而完成了儒家思想的第一次自我演進，便是化「文行忠信」為忠恕思想，而忠恕之間更突出於忠。其二，曾子還重視孝道。我們知道，二十四孝之中，便有一則是曾子的「嚙指心痛」。《孟子》中尤其盛讚他的孝道，《盡心下》記載：「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離婁上》記載：「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把曾子和曾元的孝行進行對比，強調奉養老人以養志為最孝。這裡還是將孝道以情感為主，養志一說也是在於強調孝的精神性。但是在曾子一派過分強調孝道以後，孝就成為了一種一味的順從，而這種順從有時連強調「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子路》18）的孔子都看不下去。有兩件事很能說明其中的道理，其一則載於《孔子家語·六本》：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向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孔子的「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可以看成是對孝的另一種理解，當然最主要的是對曾子這種「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的愚孝的一種反對。《論語·泰伯》篇第三章記載了另外一件事：「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這是把身體髮膚列為孝道的起源，自此以後孝道日漸變得具體與繁細。曾子對父親的毫無保留和一貫正確，徹底放棄了子女能夠直言父母之過的可能。從而使倫常更為機械，子女對待父母絕對服從，此風愈演愈烈，從而喪失獨立的人格，淪為父權的附庸。這也是曾子學派對儒家思想的第二次演進。而在曾子之道傳承過程中，此種思想更為強化，系統化和理論化。如前文所引《大戴禮》中曾子之徒樂正子春的言論則更加具體與過分，自己扭傷了腳，竟然也上升到「忘夫孝之道矣」的高度，並定下了君子孝的具體行為準則：「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把《孝經》上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精神貫穿到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所以言謹行慎，失去自由。關於《孝經》是否為曾子所作，說法亦為不一。《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有學者以《孝經》開篇「仲尼居，曾子侍」為由，認為「這裡直呼孔子之名『仲尼』，稱曾參為『曾子』。足見《孝經》的作者不可能是曾參自己。」其實這種論法也值得商榷，因為前文已探討過孟子與子思的師承關係，孟子便是在他的著作中自稱為「孟子」而稱自己的師祖為「子思」的。（見《離婁下》）何況孔子之弟子若子貢等，稱其字為「仲尼」已有先例（見《子張》諸章），並不足為怪。至若朱熹所謂「篡取《左傳》諸書之語為之」，則未嘗不可看做《左傳》諸書轉引《孝經》。依筆者之間，在沒有過硬的證據能夠證明《孝經》非曾子所作時，不可輕易推翻《史記》及《漢書·藝文志》等書的說法。據《孝經》，孔子之教曾子，「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雖然事君在孝道實踐的過程中不過是一個中間的環節，但由於曾子對忠道的重視，事君在孝道的實踐過程中於是變成了最重要的部分。《孝經》說：「以考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則中國人的君父意識和忠順思想首先出現。由於其過度地強調孝的順從性，並把這種一味的順從與忠的思想相結合，最終形成了中國人在政治上獨特的忠孝觀和孝治統治，同時用孝的溫情加強了統治者的中央集權。並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過程中，助力完成了儒法合流，使儒家完成了最後的演進——「內聖外王」的儒學體製得以實現，並統治了中國思想界兩千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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