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倫理與倫理信念

「信念倫理」源於馬克思·韋伯的論述。在他看來，指導行為的準則可以是「信念倫理」，也可以是「責任倫理」。前者意味著行為者只考慮善的動機，導致的後果只是上帝的安排，即宗教意義上的「基督徒行公正，讓上帝管結果」；後者意味著行為者必須顧及自己行為的可能後果。韋伯則推崇兩者的結合，他說：「能夠深深打動人心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齡大小），他意識到了對自己行為後果的責任，真正發自內心地感受著這一責任。然後他遵照責任倫理採取行動，在做到一定的時候，他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韋伯，《學術與政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16頁。）可見，韋伯此處是在強調人行事時不應該無視自己行為的後果，縱使出於善的動機。換言之，儘管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在對行為後果的考慮上有一定的區分，但兩者都基於一個前提，即人們都意圖行善或追求道德價值。這個前提恰恰是本文想要強調的主要內容，即「倫理信念」。

與「信念倫理」不同，「倫理信念」是指人們對倫理文化的信奉與堅持，或相信倫理習俗與道德規範對於人類發展的積極作用。我國改革開放至今，倫理信念的缺失已經在不同層面上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具體而言，在個人層面，倫理信念的缺失體現在個人對物質財富的過度追求，以及為尋求自我利益而無視社會法律制約和倫理約束，甚至損害他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也體現為個體精神世界的空虛、煩躁、焦慮和不安等狀態，以及精神境界的不斷沉降和俗化。在社會層面，倫理信念的危機則直接導致包括人際信任、政府公信、法律威信等在內的社會普遍信任的下降，加上社會各方利益暫時無法得到公平分配和有效協調，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對社會秩序穩定和社會和諧發展造成較大的消極影響。從一定意義上說，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誠信缺失、公德失范、道德冷漠等突出現象和問題，正是倫理信念出現危機的現實癥候。因而，在社會改革與轉型期內，強調「倫理信念」對於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文化和核心價值體系建構有著重大且緊迫的意義。在此，筆者著重闡述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倫理信念強調在單一的社會發展之經濟目標以外還存在著更高的社會價值理想目標。倫理信念危機的根本問題主要表現在理想與現實，亦即文化理想與經濟現實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我國傳統儒家思想早已確立以「取義成仁」為最高價值理想的信念倫理觀念。在辨析義利關係時，孟子曾對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並坦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這種賦予倫理信念以優先價值地位的倫理學思維理路在古希臘哲人那裡有著同樣的呼應。亞里士多德認為，優良生活離不開外在的財富，但財富只是實現幸福的手段，而後者才是真正的目的。易而言之，財富與利益只有工具性的價值，是實現（個人的或全體的）美好生活的前提或基礎，而非最終之目的。因此，對個人而言，應當合理合法地追求財富與利益，並將其與更高的價值理想目標關聯起來，才有真正的道德價值意義。對於社會而言，公平正義具有「社會制度第一美德」（羅爾斯語）的意義，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先性。社會公共秩序的正義規範不但是維護社會良序運作的基本要求，更體現出人類追尋美德或更高善的價值理想。

其次，倫理信念強調公民道德意識與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倡導在追求個人合理權益的同時關愛他人、回報社會。近年來，「小悅悅事件」「老人跌倒無人扶」等現象的發生，對整個社會和人們的道德生活信心打擊甚大，影響廣泛而深遠，這提醒我們高度重視並探究道德冷漠現象的根源。對倫理信念的強調，意味著我們必須徹底摒棄「單子化」的個人主義，關注其所造成的人際交往中的自我中心主義，摒棄極端自私、缺乏對他者基本同情與關懷的行動方式。馬克思早就告誡我們：「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只有基於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視角，尋求個人利益、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有機統一，方能為「人」與「社會」之存在和發展提供最為根本的倫理基礎。事實上，即便是基於趨樂避苦的人性論假設，也不得不承認人的同情心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珍貴的道德情感，諸如，仁慈、善良、愛，等等。對這些道德情感、道德秩序與道德實踐規範的基本認同，已然成為人類社會得以有效運行的基本前提。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所有道德認同都必須以一定的倫理信念為基本前提。沒有基本的倫理信念支持，人們很難達成普遍而持久的道德共識，更難以共同遵循普遍合理的倫理規範。

最後，倫理信念強調以追求真善美為人類終極道德價值目標。在現代社會裡，文化的多樣性和人們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已然成為社會文化精神生長的正常狀態。然而，無論人們在具體價值行為取向上有多大的差異，也無論社會文化生態呈現多大的差別，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目標不應改變，求真、向善、愛美的價值目的終究是人類文明生活和幸福生活所共同追求的根本目標和理想，人類社會對這一根本價值目標或理想的信念和信心必須得到堅持，否則，就會要麼陷入道德相對主義而無以自拔；要麼落入道德懷疑主義而無所適從。目前，對這一根本價值目標體系形成強烈衝擊的主要原因或主要方面，乃是我們社會生活的快速世俗化和功利化，尤其是市場經濟盛行的所謂「經濟理性」或「利益算計理性」對人們日常生活行為的直接衝擊和影響。正是這種基於「成本投入——收益獲取」的市場經濟算計或功利化的思維模式，造成整個社會道德風尚的低俗化和功利化，同時也在相當程度上消解了人們對真善美之崇高價值意義的信念和追求動力。真與假、善與惡、美與丑的價值絕對不能僅僅根據其有用或無用、有利或無利的經驗標準來判定。

明乎於上述三個方面，我們就不難理解社會與個人對倫理信念的堅持是多麼重要。假若一個國家或民族不再相信價值理想與精神信仰，其文化必定是不健全的甚至是病態的，更不足以為其發展和強大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持；同樣，一個不相信夢想和精神價值追求的人，也不可能獲得真正的人生幸福，更不可能實現崇高偉大的人生價值。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重新找回人們的倫理信念可以糾正社會的倫理失范行為，也為我們每一個人重新確立、校正我們的人生理想和價值目標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

（作者單位：南京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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