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父」——「審父」——「自省」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文化體系中，男性專制主義以「父」的形式無所不在地滲透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父權」成為男權統治的基本形式，男權對女性的壓迫、女性對男權的依從集中體現為對「父權」的屈從。因此，男權制與父權制這兩個概念相互重疊，構成一組同義詞。雖然男權或父權制是一種縱貫歷史和橫跨文化的社會現象，但隨著個性解放思潮的激蕩和中國女性群體力量的增長，「父」的權威地位的合法性也逐漸受到了動搖。

新時期女性文學寫作主題中，由「戀父」向「審父」的過渡成為一種突出的變化。新時期女性逐漸擺脫了對「父親」無條件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感情依賴與臣服，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隱藏於「父權」光圈背後的猥瑣與平庸。由戀父到審父的發展，既是中國女性主體意識增長和心理成熟的標誌；也是和女性主義思潮在中國的流布、女性主義觀念中對父權制的審視與批判分不開的。

進入新時期之後，在有關父/女、男/女關係的表現中最具代表性和象徵意義的，則是張潔的作品。她作品中折射出來的心路歷程，較為典型地反映了新時期女作家如何從「戀父」到「審父」再到「自省」的演變軌跡。

一、「戀父」——女性對理想男性的渴望

新時期伊始，張潔寫下了著名的短篇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作品以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對愛情、婚姻倫理的質詢激起了整個社會的強烈共鳴。中年女作家鍾雨與老幹部之間魂牽夢縈的生死愛情，引起了讀者對中國婚姻質量普遍低下現狀的反思，激發了人們對純凈美好愛情境界的無限嚮往。小說以女作家的女兒為敘述人，追憶了一段深刻的、感人而又無奈的愛情故事。塑造了一位使女主人公為之一往情深的滿頭銀髮、含蓄深沉、持重渾厚的長者形象。聯繫張潔少年時代即失去父愛、母女倆在漫長歲月里相依為命的生活事實，不少學者將作家筆下成為女主人公愛情對象的長者闡釋為作家潛意識中對缺失的父愛的呼喚。因而，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將大大年長於女主人公的男性主人公的出現，理解為是作家戀父情結的外部投射，確實是有道理的。張潔的戀父情結貫穿於她的創作中。她作品中不少女主人公愛戀的對象——男主人公不約而同地都具有理想父親的某些共性：即剛毅、智慧、穩健、可靠，有著驕人的業績和不凡的風度。除了《愛，是不能忘記的》中的老幹部外，其他較為典型的情人/父親形象還有《七巧板》中的袁家騮、《波西米亞花瓶》中的簡、《沉重的翅膀》中的廠長鄭子云、《無字》中的高幹胡秉辰，等等。女主人公們雖然都沉靜、優稚，有著豐富的精神生活和高潔的人生追求，但在她們在愛戀的對象面前，卻總會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女兒情態。在她們心目中，男主人公既是情愛對象，又有著溫暖的慈父的某種職能，是女兒們精神上的依託和避難的港灣。他們往往是道德的楷模，具有頑強的毅力、積極的進取精神和高度的自律特徵；他們還有著淵博的學識和高尚的情操，以及由於豐富的閱歷而獲得的深度和內涵。這類男主人公形象的文化意義是表達了新時期以來相當一部分優秀的知識女性對理想男性的渴望。不僅張潔是這樣書寫的，當代優秀的散文家韓小蕙也曾虔誠地書寫了她心目中的理想男性形象：「優秀的男人應該是沉穩的山嶽，挺起大山的胸膛，為女人擋住風，擋住雨，擋住虎，擋住狼，擋住一切艱難困苦、流血犧牲、崎嶇坎坷」，「哪個女人都希望她所愛的男人比她強大」(《說不盡的男人和女人》)，「每個女人其實都在企望一座長城，能夠安全地靠在上面」(《不喜歡做女人》)。同時，也流露出她們對自身的不夠自信，和對以「父」為象徵形式的男性權威者的出於歷史慣性的依賴和依附心理。這種依賴和依附心理的產生，主要是基於漫長的農業社會形態的宗法制文化背景，中國古代女性長期困守家庭和儒教，缺乏作為獨立人的主體意識和自我意識的覺醒。她們有限的生存空間使得她們不可能像男性那樣具有憂世之思、濟世之願，中國婦女群體作為人的主體身份被剝奪，從而表現出濃厚的非群體性和奴性意識，婦女命運只能取決於自身以外的因素或者說是取決於婦女個人生活里的男性，男性逐漸成為女性的「神話」、女性的依附。從中國宗法社會的古老典籍與文學中，我們可以知道這種男性神話的信念是怎樣被千方百計強化的：那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為天，為君，為父；坤為地，為母」(《說卦》)；是「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班昭：《女誡·敬慎》)。無論是在中國古典詩歌還是民間傳說中，女性總是在夢幻中期盼那個理想的男性——可以徹底改變她們的命運和賜予她們所有幸福的人出現。中國古代女性面對男性的身姿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望眼欲穿式地被動等待——矗立山頭幾千年巋然不動的望夫石，就是中國女性共同的期待理想男性的固化姿態。女性對男性依賴與依附的心理由來已久且根深蒂固。

西蒙·德·波伏瓦曾站在女性的立場這樣分析了弗洛伊德的戀父情結：「弗洛伊德的所謂戀父情結，並非像他猜想的那樣，是一種性的慾望，而是對主體的徹底放棄，在順從和崇拜中，心甘情願地變成客體。如果父親對女兒表示喜愛，她會覺得她的生存得到了極雄辯的證明；她會具有其他女孩子難以具有的所有種種優點；她會實現自我並受到崇拜。她可能一生都在努力尋求那失去的充實與寧靜狀態。」[1]

這一分析，對我們認識作家張潔無意識深層的性心理不無裨益。也正是由此意義上，戴錦華認為：「張潔的作品構成一個完整的歷史句段。一個時代的、被無限『豐富的痛苦』所縈繞的精神之旅的筆記。一份不斷地尋找神話庇護、又不斷地因神話世界坍塌而裸露的絕望。因此，張潔始終在書寫著一份豐饒的貧瘠，一次在返歸與投奔中固執、張惶、來而復去的疾行，一處在不斷懸浮與墜落中終於被玷污的『凈土』。」[2]

二、「審父」——女性對理想男性的失望

新時期女性寫作當中發生的最大的變化，就是在日常生活詩意的消解中，「男性神話」被逐漸肢解，「愛的對象」一個個被打碎。然而，現實世界中的男性和女性一樣有著喜怒哀樂，有著軟弱、自私甚至猥瑣的一面。而對這一切的發現，是與女性主體意識的成長和自身的逐步堅強同步的。新時期女性意識的覺醒與「現代性」在中國的發展有著天然的聯繫。哈貝馬斯指出：「人的現代性觀念隨著信念的不同而發生了變化。此信念由科學促成，它相信知識無限進步、社會和改良無限發展。」(《論現代性》)現代性正是以其追求自由精神的本質，以理性觀念的進步的信條，為女性的平等和覺悟提供了外在動機，並與她們萌動的內在要求相契合。中國現代性進程當中，女性開始了自我從非理性到理性的探求過程。徐坤指出：20世紀女性解放的歷史已經有效地楔入中國現代性進程的記事當中，進而成為一種文化上的經典場景和精神的寓言式表達。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人性自由、個性解放這些概念，正是從社會性別(gender)的注重到女性性別(female)的張揚之間逐步得到表現。正是在「現代性」這一前提下，女性命運得到真正的改寫，並在現代的理論緯度上開始了她們真正的女性自我主體意識的覺醒。在這過程中，勢必會伴隨著女性在精神斷乳時和斷乳後的失落、無助和彷徨。然而，不經過一個痛苦的蛻變過程，女兒難以成長為真正成熟的女性。於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張潔這位具有文學上的戀父情結的代表，又率先以犀利而透徹的《只有一個太陽》，對戀父心理和行為進行了反思。與作家的前述作品一樣，小說同樣建構了一個貫穿了女主人公青春記憶和人生歷程的「不朽」的愛的故事，塑造了一個年長的、不無氣質和素養的令人心儀的「表舅舅」。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旦「冀望」成為現實，「冀望」卻又已經不復是往日的「冀望」，「表舅舅」也不再是理想的、被崇拜的偶像了。他以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衰朽，結束了張潔筆下的女性主人公再行戀父的可能。

在長篇小說《祖母綠》中，女主人公曾令兒不僅代戀人左葳受過而被發配到大西北，而且還冒著流言蜚語生下並獨自養大了她和左葳的孩子。後來，孩子夭折了，她又克制著極度的痛苦，化解了一切恩怨，千里迢迢回來幫助那個曾經拋棄了她的、膽怯、自私、懦弱和無能的左葳。就連曾經成功地從曾令兒身邊奪走了左葳、後來成為他妻子的盧北河，最後也大徹大悟地對為了情人而無怨無悔地犧牲了一生的曾令兒說：「多少年來，我們爭奪著同一個男人的愛，英勇地為他做出一切犧牲，到頭來發現，那並不值得。」到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這部由張潔滴血泣淚完成的小說，母親形象、母女深情更是和丈夫形象以及夫妻之間那種格格不入的冷漠關係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張潔在小說中雖然對那位丈夫著墨不多，但其冷漠、自私、慣於索取而無能的形象卻已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三卷本的長篇小說力作《無字》中，兩性關係更加緊張冷漠，其中充滿了計較、欺騙和狡詐。張潔通過女性家族史的回憶，在我們面前呈現了一代女性被欺騙、傷害和背叛的歷史。而位於小說中心地位的，則是中年女作家吳為和她的那位革命老幹部丈夫胡秉宸之間曲折而複雜的關係中。在胡秉宸和他前妻聯手的戲弄和算計之下，痴心和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吳為最後終於精神失常。張潔感慨的寫道：「未來的世紀恐怕將不會再有這種愛了。吳為對待愛情的態度，可以說是20世紀的絕唱，也是所有古典情結的一曲輓歌。」應該說這部作品中，張潔對男性的「看透」乃至絕望達到了歷史的巔峰。《無字》帶給我們的是陷入黑暗的絕望和沉重的悲哀。吳為始終仰慕一個男性的神話成為悲劇的根源，她以理想為自己的生命常態，並為平庸的生活塗上理想的光輝。但這層光輝經不起情的打磨，吳為最終陷入一種夢醒來卻無路可走、極度焦慮的精神崩潰狀態。「在一個由父權統治的文化歷史裡，女性的處境永遠都是進退兩難。由此，最初開始尋找時的那一切詩意寄託和幻想的美妙篇章，漸漸都崩塌而成泡影。一曲曲『怨婦吟』，堆積而成『厭男調』。從最初的愛戴、期盼、幻想、守望，到後來的想像和心理行為上厭倦、輕蔑、敵視、憎惡……」(《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張潔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這個極端表現體現了作家最深入的情感體驗，而這種情感體驗能夠展開本身，證明女性主體的自覺和女性主體的人性探險，它為女性寫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自身性別囿限的經驗。

聯繫到張潔的成名作《愛，是不能忘記的》，我們發現，當年刻骨銘心的愛著卻無法走到一起的鐘雨和無名老幹部，在歷經苦難終成眷屬之後，卻成了今天的吳為和胡秉宸。歷史豈不是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經過人生的歷練，張潔終於以犀利無情的筆，告別了自己當年美麗但又幼稚的理想主義情懷，以女主人公被傷害後的瘋狂清算了可笑的戀父情結、消解了理想男性的幻象：這是一個永遠不可能癒合的、長在吳為生命上的傷口，直到她生命的終結才可能結束，也許還會帶到下一世也未可知。……可是吳為卻走出了男人的迷宮，她對這個人世的希望以及有關男人的一切神話，也一閃而滅。她還有一段傷心之後的自嘲之言：每個女人自出生起，就在等待一個白馬王子，那是女人與生俱來的本能，直到她們碰得頭破血流，才會明白什麼叫做痴心妄想。王安憶《叔叔的故事》對人心靈的震撼讓人無法忘記；缺少真情，逢場作戲，追逐名利則是徐坤的短篇小說《廚房》刻畫的具有代表性的某類男性形象；鐵凝的《大浴女》和張潔的三部曲《無字》，讀者也不難體會尹小跳和吳為的女性人生所潛在的對一個時代的男性神話的解構。

三、「自省」——女性對男性的理解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演進，女性主體意識也在不斷地覺醒和增長。女性開始不斷重新反思和認識男性世界。或許人們並沒有從對女性命運反思的角度思考過張潔的散文《揀麥穗》，作者滿懷深情地回憶童年時代的農村生活，農村的女孩們很早就開始準備嫁妝包裹。「不過，當她們把揀麥穗時所伴隨著的幻想，一同包進包裹里去的時候，她們會突然感到那些幻想全都變了味兒，覺得多少年來她們揀呀、縫呀、綉呀，實在是多麼傻啊!她們要嫁的那個男人，和她們在揀麥穗、扯花布、繡花鞋的時候所渴望的那個男人，有著多麼的不同，又有著多麼大的距離。」夢破滅了，可是又有誰會關心呢？「連她們自己也甚至不會感到過分地悲傷。」雖然這段話只是「綉荷包事件」出現的一個引子，但是它卻告訴我們：一代女性對理想男性/幸福生活的美麗夢幻悄然地破滅，卻沒有在歷史上留下任何嘆息的聲音，除了無奈接受被安排的命運，沒有其他選擇的可能性。

80年代初，舒婷的《致橡樹》表達的是對平等的兩性之愛的憧憬和幻想。張辛欣、葉夢、鐵凝、張抗抗、王安憶……女作家們無所顧忌地開啟了女性隱秘的內心世界，以純粹的女性視角和體驗向世人言說她們自己的故事。她們沒有以往慣常的掩飾、羞怯、自卑甚至懼怕，沒有為了改變社會角色的同時也隱去性別差異。80年代後期，王安憶的《關於家務》一文對心中的男性形象進行了反思：

以往，我是很崇拜高倉健這樣的男性的，高大、堅毅，從來不笑，似乎承擔著一世界的苦難與責任。可是漸漸地，我對男性的理想越來越平凡了，我希望他能多體驚女人，為女人負擔哪怕是洗一隻碗的渺小勞動。須男人到虎穴龍潭搶救女人的機會似乎很少，生活越來越被渺小的瑣事充滿。都市文明帶來了緊張的生活節奏，人越來越密集地存在了有限的空間里，只需擠汽車時背後有力的一推，便也可解決一點辛苦，自然這是不偉大、太不壯麗了。可是，事實上，佩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王安憶對男性要求從理想化到平淡無奇，她坦率陳述毫無遮掩，是一種完全從容而自由的心態。她沒有不平之氣，她只談對男人最為切實的要求。而80年代中後期「新寫實」小說中出現的「印家厚們」也被解除了一直籠罩在男性頭上的英雄光環，男性作為普通的人，他們同樣為生活中的瑣碎而煩惱、無奈、焦慮甚至束手無策。我們看到在這一階段，女性對男性形象的想像中包含了平等觀念支配下的理解和同情。池莉在200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冰與火的纏綿》中，寫了一個充滿浪漫幻想的女孩成長為一個獨立自強的成熟女人的故事，作者也想像了她心目中現時代理想的男性形象：平凡無奇的外表、豐富細膩的感情、具有同情心和事業心，樂於助人以及為人處世成熟理智。但他在作品中卻處於邊緣位置。我想總有一天他會處在中心位置的。

對覺醒中的女性來說，要爭取自身的獨立擺脫對男人的依附，就必須承擔起所有的後果。女性作為一種獨立的個體既嚮往著獨立，又難以承受獨立而帶來的嚴重後果。在打破整個男權社會秩序的過程中，女性也是與男性一樣丟失了以往種種責任、義務和某些角色內容，在男權社會中女人也享有一些既得利益，隨著推倒男權主義的壓迫，女人也不能再坐享其成地在物質和精神上要求男人的「關照」和「庇護」了。[3]

覺醒的女性應意識到自己的全部的女性的內容，不僅僅在於要做女人，而且要做和所有獨立的人一樣的女人，不需要藉助或者依靠反射男性的光芒來確證自己的存在，也不需要男性自以為是的救贖和冠以各種名目的施捨。不以放棄自己為代價，去屈就世俗和事實性存在的男性世界，也不以征服他者為武器，而落入「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窠臼。我們相信，女性和男性都生活在此岸，只有留在此岸。沒有另外一個伊甸園。男女本是「上帝」的一對雙生兒女，是左手和右手，是人類社會生活里的親和體，男女沒有根本利益的矛盾，男女有著一樣的人生極地；如果將二者置於對立對抗的境地，我們的地球村以至於每個家庭都不會再有太平。雖然，在我們的政治和權力中浸透了男權話語和性別歧視，但是「和諧」與「平等」正在成為人類社會的主流。男人和女人是永生永世無法分開的一對，男人和女人要發揮各自性別的優勢、取長補短攜手走向美好的未來。

注釋：

[1]西蒙·德·波伏瓦著，陶鐵柱譯：《第二性》，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頁。

[2]戴錦華：《「世紀」的終結：重讀張潔》，《文藝爭鳴》1994年第4期。

[3]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版，第118—119頁。

[作者簡介] 蔣曉麗，湖南女子大學。

原載：《理論與創作》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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