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產婆」趙鳳昌-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辛亥革命爆發，趙鳳昌欲挽亂局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首義的當晚，趙鳳昌正在參加一商務宴請，席間有人低聲附耳，告知武昌突起戰事，趙隨之起身與主人打招呼：「另有約會，先行告退。」趙鳳昌退席之後，焦急地徑直走到電報局，以密電致漢口電報局長朱文學，詢問武昌方面情況究竟如何。

　　第二天，趙鳳昌得武昌複電，知鄂督瑞澂兵敗宵遁，首義獲得成功。

　　多年來在張之洞幕府策劃重大國務的經驗告訴他，由於首義的突然爆發，事實上天下已經開始大亂，而如何穩定局面乃是當務之急。在此情況下，「不需揚鞭自奮蹄」，趙鳳昌完全是自覺地進入到了策劃拯救天下的重大政治活動中。「亂世出英傑，報國有丹心。」趙鳳昌首先抓住的是涉及國家存亡的外交、軍事兩大命脈。

　　趙鳳昌於當天迅速邀約在滬工商巨子、社會名流來惜陰堂徹夜商談有關外交的狀況，權衡預判形式發展，統一認識，並在第一時間旗幟鮮明地站在起義軍一邊，表明「上海據長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為武漢之聲援也」。

　　趙鳳昌又找到上海商會負責人蘇寶森強調，速告知外商，通知外交使團，革命軍一定會保護外商在滬利益，洋人絕不能干涉革命軍，免生衝突引致大亂。如果為清廷張目，資以餉械，或借租界之力扼製革命軍，則地方必定致糜。大家在商言商，無論彼此中外，但求局面儘快平靜，蘇寶森也認為此法甚為妥當。

　　不久傳來信息，各國外方沒有不同意見，領事們紛紛將此意告之各國公使，最後由公使團集體決議，「認為清廷已病入膏肓，不會有所作為，各國不會主動幫助清廷」，同時宣布「起義革命軍為交戰團體，各國嚴守中立」。至此，外交方面，局勢粗定稍安。

　　與此同時，趙鳳昌還緊急致電兩江總督張仁駿，要其「固圪自保，萬勿輕預上游之事」，勸阻江督不可發兵援鄂救清。

　　清末中國有兩支最強大的隊伍，一支是袁世凱的北洋新軍，一支是張之洞的湖北新軍。其時清朝已急令袁世凱兵發武漢鎮壓起義軍。

　　趙鳳昌一代名幕，其政治智慧在當時無人能出其右者。他清楚地知道，此刻最大的問題，重中之重，要中之要，第一需解決的就是穩定住袁世凱的北洋新軍，第二需解決的就是控制保護好湖北新軍。只要南北戰爭不繼續惡化，就能迅速使其休兵罷戰，合為一體。各省無論起義或觀望的軍隊，力量有限，至少不會異動生變，擾亂蒼生，禍延人民。

　　趙鳳昌在此歷史大變局的緊要關頭，想起了兩個人，一位是江蘇南通張謇，一位是江蘇常州庄蘊寬(思緘)。

　　內中原由很簡單，張謇有狀元功名在身，素來望眾於士林，又曾是袁世凱的老師，可以由他出面和北軍方面對話。

　　庄蘊寬則因其姐夫吳稚英之父吳殿英早年創建湖北新軍時乃黎元洪的上司，他本人又是廣西新軍老帥，跟南軍方面可以溝通。由此二人調停南北軍方，當屬最佳人選。

　　趙鳳昌與這二人早是秘友，即速電請張、庄二人來滬，赴「惜陰堂」，共商大計。

　　行文至此，有必要介紹1900年險些令大清朝亡國的那場庚子之亂了。

　　庚子年(1900)5月，河北良鄉義和團群起發難，燒教堂，殺洋人，轉瞬間波及全國。6月10日，西摩爾率英、德、美、法、日、意、奧八國聯軍，自天津打入北京，義和團與之發生戰鬥，燒了各國大使館，京津地區陷入戰火之中。

　　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被迫倉皇逃出北京德勝門，如喪家之犬往西安而去。

　　趙鳳昌對此甚為憂慮，便去找常州同鄉老友何嗣焜，與之商量。

　　這位何嗣焜也非等閑人物，是官至清朝三品銜的又一位常州名幕。曾在李鴻章及兩廣總督張樹聲幕府任職，與張謇也是好友。張樹聲曾向皇上奏稱何嗣焜能勝任「一切吏治、軍謀、理財，柔運諸大政」，張謇亦曾撰文贊何嗣焜「謇益窺(何)君臨大事決策發謀之智」，張樹聲病故後，張之洞曾力邀何入幕府，被何婉拒，回鄉後曾受同鄉盛宣懷之請合作創辦南洋公學，即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學，為第一任總理。

　　趙鳳昌找到何嗣焜，十分迫切地說道：「事態發展堪慮，如為一己身家考慮，再無地方逃避。我等應為國家貢獻良策，不可坐聽局勢糜爛。現各省無一人出來為大局考慮。我想應有人挺身而出，去與西摩將軍商量，請各國兵艦不要深入長江內地。各國在內地各省各埠的僑商和傳教士，要由各省的督撫聯合訂約，負責保護。至於上海租界的保護，要由外國人擔任，中國地方的保護，要由中國官員擔保。總之要使租界內沒有中國兵，租界外沒有外國軍隊，力求避免衝突。雙方相互保護，東南各省也一律簽訂中外互保條約。」這便是發起東南互保的源頭。

　　何嗣焜聽罷，極為贊同，說：「如果這一建議付諸實行，必須有一位從中斡旋的關鍵人士，這樣的人選，盛宣懷的地位最為恰當，我來遊說盛宣懷。」並說：「盛宣懷必須有外國人先向他建言，這樣更容易取信，我應該約一位外國人一同前去。」

　　不久之後，盛宣懷果然主動約趙鳳昌見面，說：「現皇上避禍西安，朝廷已無人主持政務，我若出面與外國人簽訂互保條約，應怎樣進行?」

　　趙鳳昌說道：「可以請各省督撫派候補道，代表各省來上海，跟隨上海道台直接與各國駐滬領事訂約簽字，你不過暫時擔任樞紐，並非最後負責人物，處境超脫。以後可避免責任。」

　　盛宣懷認為可行，立即決定分別向沿江海各督撫發電報。

　　何嗣焜又向盛宣懷建議：「現在事情鬧得很大，你的權力尚無法解決問題，只有把劉坤一、張之洞二人拉在一起方可行事。」

　　盛宣懷深以為然，就問怎樣說服各方，何嗣焜說：「可請張謇說服劉坤一，趙鳳昌說服張之洞。」

　　趙鳳昌「瞞天子令諸侯」

　　其中最富戲劇性的是趙鳳昌假造聖旨一節。

　　趙鳳昌見形勢緊急，張之洞不見皇上旨意，焉敢領銜派人和外國簽訂互保條約。他竟然急中生智，發了一個電報給張之洞，電文是：「洋電，兩宮西幸，有旨飭各督撫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慶邸留京與各國會議雲。」

　　張之洞是細心之人，馬上複電：「詢電從何來。即確復。」

　　趙鳳昌難辦了，但他見招拆招，自有妙法，馬上去找盛宣懷，提出由盛把他發給張之洞的同一電文分發給各省督撫，表示確有其事。盛宣懷初時不敢，認為「聖旨豈敢捏造」，不要命啦，意頗遲遲。

　　趙鳳昌又建言道：「捏旨亡國則不可，捏旨救國則何礙?況且即稱洋電，即西人之電，吾輩得聞，即為傳達而已。」

　　趙鳳昌堪為諸葛再世，「洋電」兩字早已留好退路，用心可謂甚深。如洋電不實，聖上日後追究，最多不過傳播謠言而已，和假造聖旨的罪名無法相比，何況即為洋電，也無法查實。

　　待盛宣懷的通電發出後，趙鳳昌方才複電張之洞，謂「盛亦得洋電，已通電各省，望即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

　　這些事都在庚子年(1900)7月22日一天辦妥。趙鳳昌行事之速，神仙無以過之。

　　7月26日，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駐滬領事在北浙江路會審公廨舉行會議。會議前，盛宣懷就致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謂必須在正式奉到宣戰上諭之前，與各國領事訂約，「上海租界准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為主」。

　　在各省派代表來上海會商前，盛宣懷先擬就草約八條，趙鳳昌斟酌修改後，添加了漢口租界和各口岸兩條，共十條。

　　趙鳳昌又對盛宣懷建議道：「此次與駐滬各國領事協商，你不在簽約人員中，自然不必講話。但主要召集者上海道余聯沅，向來拙於應對，不善折衝樽俎，你應以太常寺卿的地方紳士身份，從旁協助。倘使外國駐滬領事有難以置答的問題，余聯沅可以與你私下商量後再作答覆，這樣就可以有轉圜之地。」

　　會議中，定中外座次，外國駐滬領事團領袖在前面，隨後坐各國駐滬領事;中國方面則依趙鳳昌事先建議，上海道余聯沅坐在首席，盛宣懷坐在余聯沅的邊上，以下是各省派來的道員代表。場面十分肅穆，雙方各有心思，人人面容冷峻，東南危局繫於此議。

　　各國駐滬領事團領袖、美國領事古納果然因數日前清廷命令與外國人宣戰上諭而開口發問：「今天各省督撫派你們與各國簽訂互保條約，如果貴國皇帝又有旨令要求殺洋人，你們是否遵旨?」

　　這一問題點中死穴，大家都知道數日前朝廷已有宣戰上諭，聖命如天，只是東南各省由督撫觀望時機，遮掩不發表而已。現在在會議席上回答說「不遵旨」，顯然是「逆命」，「逆命」則不具備合法性，且有殺頭之罪。如果回答說「遵旨」，則戰事即起，又何必再坐下來談中外互保條約!余聯沅當下滿面僵滯，瞠目結舌無言以對。

　　此刻，坐在一旁的盛宣懷輕聲向余聯沅建議，余回答道：「我們今天坐在這裡協商訂約，就是已經『奏明辦理』」。

　　「奏明辦理」這四個字本是公文往來中的常用語言，而美國領事古納卻能夠理解為「已經得到上級的批准同意」!這樣，中外雙方就沒有異議，同意簽約。

　　東南互保成功，清朝免去一場大劫難。

　　當年三國演義時，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如今，趙鳳昌以布衣之身「瞞天子而令諸侯」。

　　事後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欣然嘉獎了盛宣懷，還加封了太子太保的官銜。盛宣懷見到趙鳳昌之後自覺奪人之美，很不好意思，向趙解釋。趙鳳昌淡然一笑道：「我本來也沒有邀功的想法。」

　　「兩袖清風，一肩明月。」趙鳳昌「縱橫舌上鼓風雷，談笑胸中換星斗」，冒殺頭之禍，有智有膽，等於行了次皇帝職，也為他日後在辛亥革命南北議和時能策劃全局，再次挽狂瀾於既倒，避免一場涉及國內外的戰亂，拯救崩潰的中國，做了一次重要的熱身。

　　張、趙、庄三英齊聚惜陰堂

　　張謇、趙鳳昌、庄蘊寬首先齊聚惜陰堂。

　　有鑒於清廷雖在，實虛有其名，全國已無政府可言，張謇時任江蘇省咨議局長，在全國諸省人望甚高，為公認的士林領袖，雖屬清室舊臣，礙於聖上情面，此刻亦已看出時局之走向，必然要推翻清朝而趨於共和。

　　在趙鳳昌的極力勸說之下，張謇不再猶豫，毅然以咨議局長名義及自身威望，向全國各省發出通電，呼籲各省督撫起義徹底推翻清朝，擁護共和。

　　張謇並正式打電報給已經奉清廷諭旨之命，親自南下進攻鎮壓湖北義軍的袁世凱，勸他認清國內各省已紛紛起義反清，趨於共和的嚴酷現實，望他停止進攻，應即速返回北京，防止皇室逃亡，儘快與南方勢力達成協議，避免內戰，以確定共和政體，穩定全國局勢。

　　張謇同時還分別給江寧守將鐵良，兩江總督張仁駿二人寫信，勸他們斷然放棄武裝反抗，棄暗投明。

　　平心而論，張謇的功名與地位及社會影響力，對趙鳳昌的助益是顯而易見的。客觀地說，趙鳳昌若沒有張謇的鼎力支持，也不可能達到他一系列的政治目的。因此，張謇在辛亥革命走向共和這一進程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對於平定清廷崩塌之後，諸省各自為王，司令、督軍多如牛毛，土匪強盜蜂擁而起的瘋狂亂象，起到了極其關鍵，甚至可以說是無人可及的作用，堪謂居功至偉。

　　由於張謇早年棄官從事洋務，有龐大的實業公司廠家需要打理，因此，在此南北議和期間頻繁往返於南通老家與上海之間。而庄蘊寬就此長住惜陰堂，與趙鳳昌聯袂操縱策劃有關大局諸項事宜。

　　如此這般，由張謇「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短期內一個接一個省收張謇通電後紛紛獨立，諸侯立即響應，並派代表來到上海惜陰堂議事。在此期間，各省出現的種種亂象衝突亦十分複雜激烈。

　　惜陰堂轉瞬間已成為當時中國事實上的政治謀略策動中心。全國各省強力集團精英代表紛紛到此雲集。

　　庄蘊寬還特向趙鳳昌推薦了舊部黨人鈕永建、王孝縝、趙正平等同來商洽國事。

　　不久，上海光復，江浙相繼宣告脫離清廷。時南京仍為鐵良、張勳所控，湖北方面清廷派出北洋軍猛烈反撲，鎮壓起義革命軍，形勢頗為緊張嚴酷。

　　然而上海商人之力，畢竟與全國之力不可相比，那麼就要通過各省咨議局與旅滬人士的公私交往，轉約各省籍友好，無論其讚許共和與否，均來惜陰堂商洽。

　　其時在惜陰堂中，據趙尊岳文中記載，奔走最得力者，有江蘇人黃炎培、沈恩孚、孟森、劉垣、冷遹、雷奮，浙江人諸輔成等。

　　於是先後來到的有十餘省代表，早晚相見於惜陰堂。最後以十七位代表之力(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貴州、上海、蘇州、鎮江、南京、浙江、廣西、安徽、福建、廣東、重慶、成都)奠定了南京臨時國會的基礎，一切宏圖大略都是共商於惜陰堂的斗室之中。

　　不久長沙黃興、番禺汪精衛、餘杭章太炎、桃源宋教仁、長沙章士釗、三原于右任先後來到惜陰堂，由於時局緊張，所以「籌事縝密，服勞勤摯」，為南北議和而積極奔走。山西景耀月、直隸張繼、山東丁世鐸、雲南張耀曾等，也先後來滬陳述當地情況，諮詢下一步的對策，惜陰堂內謀士雲集，氣氛凝重。從那時起，天天商議，日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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