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盛宴與莫言的新裝

2012-11-23 12:41:00|分類： 文化街壘 |標籤： |字型大小大中小訂閱

諾貝爾盛宴與莫言的新裝

莫言獲諾貝爾獎，公眾為他操碎了心。現在，他即將赴斯德哥爾摩領獎，公眾更是放心不下。北歐那邊天寒地凍，要多穿幾件衣服哦！

可是，穿什麼衣服呢？這是一個問題。

按照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慣例，須得穿上西式禮服，也就是所謂「燕尾服」。燕尾服名稱雖然好聽，但穿出來的實際效果並不理想。倘若一位身材頎長的年輕人穿，確有風度翩翩之效果，但或諾獎的人士，要麼是七老八十的學究，要麼是因缺少運動而體態臃腫的中年人。像加繆那種年輕而又外表俊朗、氣質非凡的，可謂鳳毛麟角。所以，從實際效果上看，身穿燕尾服，大多不僅毫無燕子一般的輕盈瀟洒，相反，看上去更像是一隻笨手笨腳的企鵝。而像薩特這種外表令人難以恭維的得主，乾脆就拒絕去領獎。莫言老兄雖然年齡不大，但此時恐怕正在很後悔自己從小太愛吃肉，而且又疏於運動和減肥。據稱，頒獎儀式之後，還有晚宴和舞會，莫言還得會來一段華爾茲、恰恰恰什麼的。倘若臨時學上幾招「騎馬舞」，這倒不難，但還得自己帶上伴奏帶，而且，北歐人民還未必會跳。

又有人獻計稱，應穿上漢服，以尊重民族傳統，凸顯本土身份，而不必迎合西方人的習慣和口味，而且可以昭彰華夏民族文化之風光，揚我國威，云云。聽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什麼才是「漢服」呢？現代中式服裝根本就沒有正式的統一禮服。長衫馬褂？（那是辜鴻銘。）明式的儒生長袍？（那是許仙。）土布背心外加白羊肚手巾？（那是民歌手阿寶或陳永貴同志。）或者乾脆藍色花達呢中山裝。穿成企鵝固然不好看，但穿成土財主或鄉鎮幹部似的，也好看不到哪裡去。

可是，這一切又有什麼關係呢？威廉·福克納是194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這位美國南部農民出身作家，對從大老遠去瑞典參加頒獎典禮興趣缺缺。在眾親友和政府官員的規勸下，他終於決定前往，但他覺得沒有必要專門為此定製一套禮服，於是，他委託他人代為租借了一套禮服。確實，對於福克納來說，家裡一頭母牛產子比跑到老遠去聚會更重要。他需要的平靜如常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慶典。禮服是節慶儀式的服裝，平常的日子裡，它毫無用處，簡直就是一個累贅。

毫無疑問，諾貝爾頒獎儀式是一個盛大的典禮，一個吸引全球矚目的儀式。人們習慣於圍觀諸如女王生日、王子婚禮的慶典的隆重，習慣於好萊塢奧斯卡頒獎的典禮的輝煌。娛樂明星一個個像花孔雀似的競相開屏，爭奇鬥豔。明星們炫耀自己花里胡哨、光彩奪目的服飾，是奧斯卡獎頒獎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往往成為接下來流行時尚的風向標。身體現象展示和視覺消費，是娛樂化文化的本質性的內容。但無論是文學還是社交儀式，都不是文藝演出，不是娛樂表演，不是為了扮相好看而舉行的。好看不好看，不是問題的根本。

文學寫作是一樁極其個人化的事情，文學獎所獎勵的是這種孤獨的個人的創造性的精神活動。一個華人獲獎，固然可以視為一種集體性的榮耀，但從根本上說，諾貝爾文學獎是對作家個人的獎勵，跟他所屬的族群之間並沒有直接的聯繫。我們這些跟他操持同一種語言的人群，無非是因為作家獲獎而沾點光而已。

服裝也是一樁極其個人化的事情，這一點，跟文學一樣。正如作家與自己特定的修辭風格來顯示其寫作個性一樣，一個人往往也已自己的著裝風格來顯示其個性。服裝的語法雖然沒有文學的語法複雜，但更為直觀。不過，服裝的社會性更強，在公共領域裡，更要求符合公共習俗。尤其是在社交場合，更注重禮儀性。這些外在的程序，僅僅是一種社交禮儀而言，其盛大和隆重，是對獲獎者的一種尊重，跟文學（還有其他諸如化學、生物學等科學）本身沒有直接的關係。

另一方面，禮儀文化跟語言和其他文化習俗一樣，有一種約定俗成的特徵。或者說，它是一種遊戲規則，而不是一種強制性的規定。但無論選擇哪一種服裝，首要的是尊崇禮儀性的要求。尊重這種普遍性的遊戲規則，是一種教養的表現。當然，我相信莫言還是會嚴肅對待這件事情。以他為人處世的原則，從來不願意得罪任何一個人，不願意讓旁人感到難堪的人，何況是邀請他領獎的遙遠的東道主。莫言本人的故鄉又是一個極為尊崇世俗禮儀的地方。即使在傳統禮儀幾乎蕩然無存的現代，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儒家文化傳統依然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那裡的鄉民熱情好客，尊重傳統禮儀，包括那些看上去是繁文縟節的禮儀。

今天，在一個過度娛樂化的消費時代，莫言已經被公眾納入消費的對象。此前，人們已經將他家裡的胡蘿菜和樹葉「消費」一空了，現在，則想著將其身體現象轉化為娛樂化的消費品。說實在的，在這個方面，莫言的「可消費性」實在有限。非但比不上奧斯卡慶典上的影視明星，連跟本土的諸如「超級女聲」或「中國好聲音」等草根娛樂達人都無法相提並論。愛看熱鬧的公眾恐怕要大大地掃興了。

無論如何，莫言選擇穿何種服裝赴會，完全是他個人的事情。他既可以選擇穿西式燕尾服，以表示對東道主的習俗的尊重。這跟所謂「迎合西方人口味」的文化順從問題毫不相干。他也可以選擇穿中式服裝，以強調自己的種族身份和文化身份。但也跟所謂後殖民「文化抵抗」姿態毫不相干，否則，不如乾脆拒絕這個獎項。倘若將一種禮儀場合下的服飾選擇過分意識形態化，在我看來，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表演而已。這種刻意的表演，未免過於矯情和虛偽。這跟莫言一貫的作風不相符，也跟文學的本意背道而馳。如果要迎合各個方面的意見，刻意討好各色人群，那麼，莫言將無衣可穿。他只能變成他筆下的「黑孩」，被剝得精光，「像一條魚兒游進了大海」，游到斯德哥爾摩去。

【原載《東方早報》，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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