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林：「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狀況研究述評

「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狀況研究述評陳東林 一、一般研究狀況　　對「文化大革命」時期（以下簡稱「文革」時期）經濟狀況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粉碎「四人幫」後的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　　這一時期，主要是發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集團和「四人幫」在經濟領域製造的錯誤理論，撥亂反正，揭露「四人幫」給國民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的文章。這些文章一般由專門機構組織撰寫，帶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政策性，不完全等同於學術研究，有些政治性評論語言如「『四人幫』代表黨內資產階級」等，以後不再延用。　 （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　　這一時期，主要是在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導和徹底否定「文革」宣傳教育運動的推動，以及１９８３年《中國統計年鑒》首次公布「文革」時期經濟數據的帶動下，發表了一批研究「文革」時期經濟的學術論著。　　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李成瑞在這一時期發表的文章《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兼論這一期間統計數字的可靠性》，資料豐富翔實，分析全面，具有專業深度，是本課題研究中至今最具代表性的成果。針對有人提出為什麼十年內亂時期破壞那麼嚴重，而從統計數字來看國民經濟還有一定增長速度的問題，文章回答說：「文革」時期的經濟增長比「文革」前１４年和其後６年的速度要低，之所以還有增長，是因為能源工業上得快。文章認為，「文革」時期經濟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嚴重失調；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調；經濟效益大大降低，國家財政發生赤字。文章最後還總結了「文革」時期給我們留下的經驗教訓。　　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論文還有：陳雪薇的《關於１９６６年的工交座談會》，閻放鳴的《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編製及完成》，程中原的《毛澤東的三項指示和鄧小平主持的１９７５年整頓》等。　　這一時期的研究專著較少，只有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一部。該書實際是他們所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中的一部分，雖然篇幅不長，但史實清晰，敘述中肯，資料比較豐富準確，利用了剛剛出版的１９８３年《中國統計年鑒》首次公布的「文革」時期經濟數據，填補了這一時期沒有總括性研究的空白。針對「文革」時期經濟的主要問題和教訓，該書指出：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係嚴重失調；經濟管理體制趨於僵化；經濟效益全面下降；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同時，該書也指出了「文革」時期取得的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建設了一批技術先進的大型工業企業；建成了一些內地鐵路幹線和長江大橋；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這個從正反兩方面看問題的結論，與此前許多論著相比更為實事求是，為以後研究「文革」經濟的學者們所普遍接受。　　其他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在相關的經濟行業史中，尤其是《當代中國》叢書的相關卷，如經濟、財政、工業、農業、商業、外貿、金融等專題卷和各地方卷中，專章分析了該行業、地區「文革」時期的狀況，雖然根據「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一般都比較抽象概括，但畢竟使「文革」時期經濟狀況的研究進一步具體化了。比較有深度的是《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卷，該書對１９６９～１９７２年以下放權力為中心的經濟體制進行了評述，認為後果是：盲目下放，加劇了生產經營管理的混亂狀況；實行財政收支、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投資的大包干，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簡化稅收、信貸和勞動工資制度，削弱了經濟槓桿作用。結論是這一時期的經濟體制變動，不僅沒有克服原有弊病，反而加劇了經濟的無政府狀態。　　這一時期通史體裁的黨史、國史、「文革」史中，也相應介紹了「文革」的經濟狀況，如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等。但這些書主要是從政治史角度審視「文革」，經濟方面只附帶涉及。　 （三）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至今　　以「文革」發動３０周年與結束２０周年的１９９６年為起點，以迎接建國５０年的１９９９年為高潮，對「文革」經濟狀況的研究開始向縱深發展，出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學術論著，開始了觀點爭鳴。　　在這一時期，出版了較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著作，但相當一部分屬於高校教材性質。它們對「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或者沿襲成說，或者抽象論述，互相雷同，沒有多少創新。也有一部分著作建立在較紮實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一些獨到性的見解。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劉仲藜編著《奠基：新中國經濟五十年》、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等。　　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研究「文革」經濟的專題性著作較少，僅有馬泉山著《新中國工業經濟史：１９６６～１９７８》、陳東林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等幾部。其中，馬泉山的著作是近年來不可多得的一部精品，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嚴謹結論。書中對貫穿「文革」時期的三線建設的評價是：三線工業建設即使從經濟學觀點看，其效率與效益的損失也類似於馬克思所說的為預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災害而設置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不妨把一定歷史背景下的三線建設帶來的因資源配置不經濟而產生的效率與效益損失，計入工業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必要社會成本中；這一部分成本屬於國家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種必要的扣除，何況從經濟發展的後續性看，落後地區的開發一旦進入收穫期，原來的投入將會在或長或短的時間裡得到補償。　　關於「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發展的階段劃分，目前學術界大體接受「三落兩起」的說法：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國民經濟受到「全面內戰」破壞而急劇惡化，出現倒退；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國民經濟在戰備需要和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下，有所恢復和發展；１９７４年因「批林批孔」運動的嚴重衝擊，國民經濟再度出現困難局面；１９７５年鄧小平主持整頓工作，使「四五」計劃得以完成；１９７６年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相繼去世，唐山大地震等的影響下，經濟再次陷入低谷。也有觀點認為：「文革」時期的國民經濟，前５年從急劇惡化到緩慢恢復，後５年從畸形發展和調整到起伏動蕩。　　對於「文革」時期國民經濟遭受的嚴重損失，各方面論著都有共識。有論者指出，「文革」十年經濟上的每一次起伏，都同政治上的干擾和反干擾、破壞和反破壞密切相關。這表明，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沒有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陳東林從四個方面對這些損失進行了具體分析：（１）武鬥、造反、打砸搶、停工停產等政治動亂衝擊和破壞生產建設，造成了直接的有形的巨大物質損失，雖然無法計算總量，卻是有目共睹的。（２）經濟發展速度緩慢，沒有在應有發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同「文革」之前的１４年（１９５３～１９６６年）和之後的６年（１９７７～１９８２年）平均速度相比，都是比較緩慢的。「三五」計劃和「四五」計劃雖然得以完成，但「三五」計劃本來可以提前兩年完成，「四五」計劃的較高指標則被大大壓縮。（３）經濟效益大幅度下降，許多重大項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資、「大會戰」和多消耗取得的，時間也大為延長。（４）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相應提高。人均年消費糧食１９７６年低於１９５２年水平；到１９７８年，全國農村還有２．５億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全國職工平均工資下降，其間只提高過一次工資；住宅、教育、文化、衛生保健等方面造成了嚴重欠賬；配給票證比「文革」前又有增加。　　但對這種損失達到的程度，即對「文革」時期國民經濟整體狀況的評價，各方面論著的看法存在分歧。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比較通行的觀點認為「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以下簡稱「崩潰邊緣論」）；另一種觀點認為，「文革」時期的國民經濟雖然遭受了嚴重損失，但仍然有所發展（以下簡稱「有所發展論」）。除此之外，境內外還有一些輿論認為「文革」時期的國民經濟不是「瀕臨崩潰邊緣」，而是「已經崩潰」。另外網路上也有觀點認為「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成就偉大，沒有什麼損失。後兩種觀點在國內學術界沒有得到認同，本文不予評述。　　二、分歧與討論　　「崩潰邊緣論」最早見於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於『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全國大約損失工業總產值一千億元，鋼產量二千八百萬噸，財政收入四百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在一些地區和部門，由於『四人幫』的支持、包庇和縱容，壞人當權，工廠停工停產，農村分田單幹，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盛行，階級敵人活動猖獗，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局面。」　　報告為什麼要把「崩潰的邊緣」界定為１９７４～１９７６年？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毛澤東提出「四人幫」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８年在「兩個凡是」思想的影響下，對整個「文革」還是肯定的，能否定的只是毛澤東批評「四人幫」以後的那段歷史。這種說法顯然不合乎實際，因為不僅「分田單幹」、「資本主義復辟」　等被作為「崩潰邊緣」的內容，就連鄧小平主持１９７５年整頓而取得重要經濟成就時期也被包括在「崩潰邊緣」了。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詞中說：「『四人幫』胡說什麼『四個現代化實現之日，就是資本主義復辟之時』，瘋狂進行破壞，使我國國民經濟一度瀕於崩潰的邊緣，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１９７９年１月６日，胡喬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全院大會上做報告說：「到了１９７６　年又受到『四人幫』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名義下進行的一次更加瘋狂的破壞。這次破壞超過了歷史上歷次的破壞，使國民經濟達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些說法，明顯的是五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說法的延續。　　以後，「崩潰邊緣論」開始發展為對整個「文革」時期的評價。有論者說：「從總體上看，整個國民經濟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革」時期「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後，學術界也開始出現了「有所發展論」。　　１９９３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指出：「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只是指動亂最嚴重的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縱觀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０年這五年乃至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５年這１０年的情況，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　　１９９０年，胡繩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時期區別開來，從而為正確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段歷史提出了一個新的基本準則。按照這一評價準則，「文革」和「文革」時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場嚴重錯誤的政治運動，「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文革」時期，是這場運動發生的時間和空間，這一時期既發生了種種嚴重錯誤，也存在抵制和糾正這些錯誤的鬥爭，包括廣大人民群眾在困難條件下努力進行的經濟建設。因此，徹底否定「文革」並不等於要否定這一時期所發生的全部歷史。同樣，肯定「文革」時期經濟、外交方面的發展，也不等於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錯誤。　　學術界的爭論始於１９９６年中共黨史出版社舉辦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出版座談會。會上，陳東林在高度評價該書的前提下，針對該書　「文革」十年「從總體上看，整個國民經濟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從經濟統計數字上看，「文革」時期的國民經濟無論以當時的工農業總產值計算還是換算為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都有一定的發展速度，總量上與１９６５年相比也有較大提高，因而「瀕臨崩潰邊緣」這一評價是不準確的。陳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的熱烈反響，但由於時間所限，會上未能展開討論。　　１９９７年２月，王海光在《「文化大革命」學術討論會觀點綜述》中說：「近來有論者通過對『文革』中國民經濟的發展數字的分析，對國民經濟達到了『崩潰的邊緣』的說法提出了質疑。認為『文革』初期的經濟可以說是達到了崩潰的邊緣，但縱觀十年的情況，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在看待「文革」中的經濟情況時，大部分學者不贊同孤立地用數字說明「文革」經濟發展的觀點。持此論者指出，「文革」造成了三大危機：即單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軍事化的經濟體制危機；教育水平繼續下滑和輕視知識分子的人力資源危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物資短缺和人口逆向流動的貧困化危機。所謂「文革」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是指國民經濟不能正常運轉、宏觀管理混亂、微觀發展動力不足的僵化狀態而言。這是比具體數字更具根本性的問題。　　同年底，陳東林發表《研究「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的幾點思考》一文，從三個方面對「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狀況進行了公開評述。由於發表的刊物專業性較強，並未引起較多關注。１９９９年５月，陳文經過壓縮修改，以《實事求是地評價「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為題發表在《真理的追求》上，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反響。不僅許多雜誌、網站予以轉載、摘登，中宣部《社科動態》（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予以摘報，香港《星島日報》（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６日）甚至德國《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ＣＨＩＮＡ—ＨＥＦＴＥ》也予以轉載。陳文的主要觀點是：從總體上看，「文革」時期國民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民經濟統計數字，在年均增長率上，１９６７～１９７６年，工農業總產值為７。１％，社會總產值為６．８％，國民收入為４．９％；在階段發展指標上，１９７６年與１９６６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了９９％，翻了一倍，工農業總產值增長７９％，社會總產值增長７７．４％，國民收入總額增長５３％；從生產水平看，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６６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３３．５％，原煤增長９１．７％，原油增長４９９％，發電量增長１４６％，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１１７．７％，塑料增長１４８．２％，棉布增長２０．９％，糧食增長３３．８％，油料增長６１．６％。工業交通方面，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三線建設建立起一大批鋼鐵、機器製造、能源、飛機、汽車、航天、電子工業基地以及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鐵路幹線，初步改變了我國內地工業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和布局不合理等狀況，形成有較大規模、門類齊全、有較高科研和生產能力的戰略後方體系，促進了內地的經濟繁榮和文化進步；１９７２年起毛澤東、周恩來批准「四三方案」，動用幾十億美元和２００億人民幣，從西方和日本引進２６個大型先進成套技術設備，建成了幾十個冶金、化肥、紡織大型企業，為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石油工業原油產量年遞增１８．６％，１９７８年突破１億噸，使中國由「貧油國」躍居世界第八產油大國。農業方面，１９７６年與　１９６５年相比，在全國耕地面積下降４．１％、人口總數增加２９．２％的情況下，糧食產量由１９４５．３萬噸增加到２８６３．１萬噸，增長４７．２％，人均佔有量增加１４．２％。科學技術方面，第一枚核導彈、第一枚氫彈、第一次地下核試驗、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第一艘核潛艇、第一台每秒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第一次回收發射人造地球衛星，均在這一時期研製成功，袁隆平等培育的雜交水稻優良品種的推廣、秦山核電站的興建，也都是從這一時期開始。　　陳文上述觀點雖未見商榷文章，但據郭德宏２００２年的一篇綜述講，也有學者對之提出不同意見。有的認為「文革」時期的經濟雖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長速度，但這種速度是靠多投資、多用人和單位產品的高消耗取得的；有的指出這個時期經濟的發展並不是「文革」的功勞，而是廣大幹部和群眾反對「文革」的動亂，堅持生產的結果；有的認為「文革」時期經濟的發展呈現出政治對經濟的嚴重干擾和破壞，存在巨大的波動性和曲折性，發展很不正常；有的認為雖然不一定再說「文革」時期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但也不宜過分肯定它的成就，因為如果不搞「文革」，經濟的發展肯定會更快、更好。　　這一時期，朱佳木的兩篇文章《中國工業化與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探求與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也涉及對「文革」時期經濟建設的評價。文章認為，中國工業化建設在「文革」時期「儘管遇到了干擾，但並沒有停滯，而是在繼續發展」。例如，大批鐵路、油田等工業基礎設施的建成，三線建設對內地工業不合理布局的改變，航天、核工業等國防科技和工業的長足發展，地方五小工業的興起，等等。「文革」中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在於那時我們黨把工作重點雖然放到了階級鬥爭上，經濟建設受到干擾，但並沒有放棄工業化的目標。例如，毛澤東提出「抓革命，促生產，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代表黨和國家重申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包括第一步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鄧小平主持１９７５年經濟整頓及制定國家「十年遠景規劃」等等，都說明了這一點。文章還指出，「文革」的經濟建設受到的干擾來自兩方面，除了要求生產為「革命」讓路外，還片面追求高指標、高速度，造成重大比例失調。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本來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績」。這兩篇文章雖然不是專門研究「文革」時期經濟狀況的，但卻為這一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在２００６年８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文革」史研究座談會上，學者們對「文革」時期經濟狀況的評價問題再次進行了討論。　　贊同「瀕臨崩潰邊緣論」的學者的主要觀點是：（１）「瀕臨崩潰邊緣」不能單純從統計數字看，主要是指經濟結構比例嚴重失調、各種經濟關係嚴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極度降低等等。有人舉例說：希特勒統治時期的德國，由於軍事工業畸形發展，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也很快，實際是到了崩潰的邊緣。（２）「文革」時期的經濟統計數字不準確。有人提出，如果按照美國學者的統計數據，將會得出另一個結論。（３）「文革」結束後各地經濟形勢特別是農村確實出現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狀況，全國有２．５億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４）鄧小平在１９７８年也曾用過「瀕臨崩潰邊緣」的說法。　　不贊同「瀕臨崩潰邊緣論」的學者的主要觀點是：（１）研究國民經濟狀況要根據統計數據下結論。「瀕臨崩潰邊緣」究竟應當如何量化，可以研究，但不應是發展速度增長和總量提高。（２）「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確實很低，除了動亂影響外，也含有為工業化付出的代價。（３）１９６５年周恩來宣布國家戰略目標第一步要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１９７９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葉劍英國慶講話宣布我國已經實現了這一目標，２００１年江澤民在紀念建黨８０周年講話中又回顧了這一歷史成就。如果說這是在「瀕臨崩潰邊緣」中完成的，無法解釋。（４）鄧小平曾用「瀕臨崩潰邊緣」並不代表他的評價。有資料證明，１９８１年在起草《歷史決議》過程中，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胡喬木否定了第四稿寫進「瀕臨崩潰邊緣」的說法。　　中國境外的說法，也有不同。１９９２年，美國學者麥克法誇爾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文版出版。該書沒有用「經濟崩潰」而是用「經濟破壞」來評述「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書中還把「文革」期間與「大躍進」期間的經濟做了對比，認為「大躍進」是「一場代價高昂的災難」，而「文革」雖然在其高峰時期　（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造成了嚴重損失，但實質上「只是一次嚴重的暫時干擾」，大多數國家都曾在某個時期經歷過這種干擾。書中專門介紹了「文革」期間農村的小型工業發展，並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當代中國研究所舉辦了季度研討會，主題為如何評價「文革」時期的國民經濟狀況。會上李成瑞詳細介紹了「文革」時期經濟統計數字的由來，說雖然國家綜合統計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中斷了三年，但部門和地方的統計工作沒有中斷。財政、稅收、銀行、鐵道、交通、郵電、商業、糧食、外貿系統一直在堅持或基本堅持統計，保存了重要資料。國家計委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４日通知，要求從１９７０年５月起恢復工業、農業、基本建設、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工業財務成本、物資庫存等定期統計報表制度，並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和部委收集、整理、補報過去三年的統計資料。經過一年半的努力，核對了材料，糾正了某些誇大的產量數字，對數字的可靠性進行了分析和鑒別。到１９７１年底，這三年數字基本補全。國家統計局將編出的《國民經濟統計提要（１９４９～１９６９）》報送周恩來。周總理看後非常高興，要求立即印３００本發送中央委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家統計局通知各地區各部門對十年內亂期間的數據再次進行核對改正。１９８０年內部編印《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時，又重新進行了一次核對。到１９８３年出版《中國統計年鑒》，才第一次公開列入了「文革」十年的統計數字。因此，李成瑞認為：「現在公布的十年內亂期間的數字，儘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覆核對，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　　關於「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李成瑞指出，當時的社會總產值年增長率是６．８％，國民收入增長率是４．９％，這樣的增長率和以前的正常發展時期如「一五」計劃時期相比是低的，但就整個世界的發展中國家看，並不算低。「文革」十年既有欠賬、有嚴重的損失，也有積累的財富，為後來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礎。我們既要看到教訓，也要對確實增長的方面加以肯定。比如，「四三方案」的大規模對外引進就非常成功，對國內需要的項目選得准，達到了第二次世紀大戰以後最高的水平。改革開放後的農業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連續五年增產，與「四三方案」的大規模引進、大幅度增加化肥產量是分不開的。這也可以看作是「文革」期間經濟上的一個貢獻。　　胡鞍鋼在新著《中國政治經濟史論》中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總體上應屬於「有所發展論」的觀點。他指出：「從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這一時期，中國基本實現了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制定的國家工業化的初期目標，迅速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工業發展的基礎。」　　具體到「文革」時期，他指出：「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毛澤東的個人分力與中國現代化合力作用方向幾乎相反，他的負面作用起主導作用，中國社會出現了１０年動亂，經濟增長率僅為６．１％。」但是，兩者相比較，他認為，「毛澤東個人對經濟增長率影響作用為３％～４％，相當於這一時期（指１９５７～１９７６）經濟增長率的１／３～１／４」。因此，他沒有使用「瀕臨崩潰」的說法，認為：「毛澤東的個人分力並沒有改變毛澤東時代所出現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代化發展歷史趨勢，只是深刻地影響這一歷史的發展進程和發展速度。」　　２００７年２月，經中共中央審查批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出版。該書在第九章第三節「建設的成就，探索的成果」中指出了中國自「一五」時期到１９７６年的二十多年，「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打基礎的重要時期」。「儘管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挫折，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仍然是比較快的。」書中還指出：「這一時期最大的建設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業化中『從無到有』的問題。」書中以１９７６年為坐標，從國內生產總值、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鐵路交通運輸、主要農產品產量、人均糧食佔有量、人均消費水平、中小學校及在校生總數、醫院床位、全國人口死亡率、打破體育世界記錄次數等方面，與１９４９年進行了比較。據了解，這一寫法在徵求意見時，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見，經該書編寫組報中央申明理由後，保持了這一寫法。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在回顧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時說：「我國經濟從一度瀕於崩潰的邊緣發展到總量躍至世界第四……」這個提法和過去相比，是增加了「一度」兩個字，和薄一波著作中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經濟瀕臨崩潰邊緣」說法比較一致。　　以上可以被看成是研究「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狀況方面十分重要的指導性意見。　　三、對分歧的幾點評論　　目前，在這一問題上仍然沒有形成共識，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黨史、國史、經濟史學界存在著各說各話的情況　　有些歷史學家限於對經濟學不夠了解的弱點，只從政治角度下結論。而某些經濟史學者又限於對政治大環境的把握和研究不夠，比較片面地強調數據和量化分析，缺少對決策、戰略的理性分析。　　不少學者特別是經濟史學者，雖然表示「瀕臨崩潰邊緣」應當有量化的標準，不贊成離開經濟數據去使用這一說法，但是尚未與黨史、國史學者用互補的方式進行共同研究，對「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沒有使用統一的統計口徑進行量化評估。比如「文革」到底造成了多少數量的經濟損失，就眾說紛紜。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文革」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５０００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３０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８０％，超過了建國３０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引用了這一數據。席宣、金春明著作據此認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文革」期間國民收入損失達５０００億元，相當於敗掉了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全部國營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同等的一份家當。　　也有人指出，這裡講的「損失」實際是指少增長的數量，不等於沒有增長，與實際「敗掉了」「一份家當」畢竟不是一回事。從整體上來說，這種損失主要是指應當達到的經濟指標未能達到，即我們常說的如果沒有「文革」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顯然，這是在正值基礎上增長與應該增長更多的比較，而不是在「經濟瀕臨崩潰」負值基礎上與正值的比較。用不同模式推算得出的「少增長」數字，差異也是頗大的。即使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也要考慮各種因素，不可機械地比較。如上世紀９０年代某些年全國國有企業的效益即低於「文革」時期。　　在定量分析方面，胡鞍鋼的著作很有特點，專門用一節「對經濟損失的定量評估」進行了分析，採用的方法是將估計的中國經濟長期潛在產出率與實際增長率相比較。結論是：「由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和影響，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年期間實際ＧＤＰ增長率為５．４％，低於７．５％～９％的模擬結果。」　 （二）由於「文革」時期是一個特殊歷史時期，對經濟狀況的分析不能完全機械、靜態地用正常時期的經濟數據來定論，必須動態地看到結構、效益上帶來的危害。同時。也要把「文革」，時期一些經濟決策與建國以來的長遠經濟戰略聯繫起來考察。而不應通通歸咎於「文革」運動　　有人認為，有些長期和宏觀因素是我們評價「文革」時期經濟狀況時應該考慮進去的。　　１．為實現工業化目標而預付的代價　　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個五年計劃時間，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初步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此，投資必須優先集中在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然後才考慮農業輕工業；處理積累和消費，必須保證提高積累率來發展生產資料，然後才能適當提高人民生活。這個原則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工業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時期經濟建設投資積累率高、消費率低，重工業投資大、農業輕工業投資少，生產性項目多、生活性項目少，投資效益低、見效慢，有一部分屬於為以後發展預付的代價，和單純的損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說，１９７６年我國人均年消費糧食只有３８１斤，反而低於１９５２年的３９５斤，這主要是當時糧食出口和「備戰備荒」的需要，和經濟增長無直接關係。實際上，「文革」時期，全國人均糧食佔有量已從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６斤提高到了１９７６年的６１２斤。　　２．在特殊國際環境下為保證自身安全而必付的代價　　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６９年，美國和蘇聯都曾向中國發出核打擊威脅。在這樣的形勢下，決不能用大規模戰爭沒有爆發的事後估計，來判斷當時的戰備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況下的價值準則來判斷「三線」和國防建設是否「合算」。同樣，這一時期的外援，也帶有改善自身環境、遏止霸權主義擴張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戰爭，中國付出了２００億美元，大多數是在「文革」時期提供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也含有為維護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作出的犧牲。　　３．為調整經濟不合理狀況付出的代價　　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以「文革」時期為主進行的三線建設改善了內地的工業交通和科技狀況，改革開放時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經濟水平，將面臨更加艱巨的任務。上世紀７０年代初期進行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建國以來取得成就最大的時期，使農村的生產條件和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有了較大提高，為改革開放以後農村家庭承包制下的個體經營方式抗禦自然災害的侵襲提供了保證。那一時期蓬勃興起的對外引進和農村社隊工業，實際上也是８０年代對外開放和鄉鎮企業大發展的先聲。　　可見，對「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狀況的研究是一個需要黨史、國史、經濟史學者共同協作，以調查分析得出的可靠經濟數據，結合時代背景、歷史條件、戰略目標、認識局限等動態來進行分析的課題。筆者期望經過這種研究，能獲得一個比較客觀、為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結論。 《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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