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經濟學的奠基人——記2001年的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錢穎一原載《財經》2001年10月20日刊，感謝錢穎一教授授權中評網發表[《財經》雜誌編輯的話「知道多少」：什麼叫作「劣幣驅逐良幣」？錢穎一教授在介紹阿克爾洛夫、史賓斯、斯蒂格利茨三位經濟學家――他們分享了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於信息經濟學上的開創性貢獻時做了明快的闡述。錢穎一教授說，阿克爾洛夫發現，在舊車市場上，由於賣方往往比買方更清楚車子的質量，好車車主只願意以較高價成交，而次車車主卻願意以較低價出手。買主知道有一定的概率會買到次車但卻難以識別次車，因此願意出的價格就要打折扣。如果市場上的次車比例大到一定程度，這種折扣就足夠大，使得好車車主不再願意把車投入市場。結果，市場上好車退出，而次車橫行。 錢的闡述至此告一段落，但可以推知，最後，這個市場上賣的全是壞車，到這個市場上來買車的人，基於長期博弈後所形成的預期，實際上也只準備買壞車；而無論是賣車的還是買車的，都會假裝是在買賣好車。每一步都充滿理性，但結果極度荒謬。同樣的荒謬也可以發生在證券市場上。由於信息高度不對稱，投資者跟買舊車主分不清好車次車一樣，難於辨別公司業績的真假。所以，如果投資者預期上市公司造假的比例大到一定程度，舊車市場上發生的故事亦將重演。結果，市場上不做假的好公司退出，而造假公司橫行。這個市場最後留下來的參與者不是騙子就是賭徒――讀者想必已經知道我想說的到底是什麼了。正因存在這種風險，對於證券市場信息透明化的要求才會如此之嚴，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消除上市公司（賣方）與投資者（買方）在公司真實情況上的信息不對稱；也正是因為存在這種風險，一旦發現騙子則須嚴刑峻法。證券市場的兩大柱石――信息透明及嚴厲監管――於是從信息經濟學那裡獲得論證。錢穎一教授1990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經濟系，在斯坦福大學、馬里蘭大學及伯克利加州大學任教多年，是最知名的海外中國經濟學家之一。更巧的是，他與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均有過交往，由他來撰寫本期介紹三位獲獎者學術成就的文章，的確不作第二人想。]10月10日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將2001年的經濟學獎授予三位美國經濟學家：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系的喬治·阿克爾洛夫(George Akerlof)，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的邁克爾·史賓斯(Michael Spence)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商學院和國際關係學院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以表彰他們為現代信息經濟學作出的奠基性貢獻。這幾位經濟學家得獎，在經濟學界早已在預料之中，因此無人感到驚訝。作為研究信息經濟學的學生，我感到由衷地興奮。又因為阿克爾洛夫是我現在的同事，斯蒂格利茨是我過去在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的同事，而史賓斯是當年哈佛大學經濟系的博士項目錄取我時的系主任，我覺得更增加了一層親切。具體地說，他們三人的貢獻是提出了當買方和賣方具有非對稱信息時市場運作的理論，這一理論的應用非常廣泛，從傳統的農業市場到現代的金融市場。雖然過去經濟學家對不完全信息早有研究，但他們研究的是更為複雜的不對稱信息。市場中的買方和賣方所擁有的信息不對稱是生活中常見的現象。比如，賣舊車的人比要買車的人更清楚車的質量，上市公司的經理比公司的一般股民更知道公司的實際業績。他們的研究發現，這種信息不對稱會對市場的運行帶來很大的影響，而人們平時觀察到的許多不好理解的現象都可用不對稱信息來解釋。他們的研究使經濟學家對實際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理解有了根本上的改進，這表現在兩個層次上。首先，經濟學的傳統理論認為，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通過價格的調整使得供給等於需求，這在通常情況下可以達到有效率的資源配置。但是，三位獲獎人的研究發現，在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時，僅僅是通過價格的調整有時無法達到有效率的資源配置。第二，他們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在這種情況下，買方和賣方會作出各種經濟決策的調整，以增進市場效率，從而使雙方收益。然而這些調整是有成本的。經濟學界早就認為他們三人會一起獲獎，因為他們的研究緊密相連，相互補充。阿克爾洛夫在1970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現在被公認為是信息經濟學文獻中最重要的開創性論文。然而文章的題目看上去很不起眼，直譯「檸檬市場」,意譯「次品市場」。在英文中，「次品」俗稱「檸檬」，與優品「李子」相對應。阿克爾洛夫在完成該文後向經濟學期刊投稿，連續被四、五家雜誌拒絕，包括美國經濟學會的《美國經濟評論》、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期刊》、歐洲的《經濟研究評論》等一流經濟學雜誌。最後，幾經周折後終於在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季刊》上發表，立刻引起巨大反響。此事後，《美國經濟評論》的編輯部專門指定一名編輯評審那些看上去平凡或奇異、但有可能是開創性的論文。阿克爾洛夫的論文通過對一個簡單模型的分析，表達了一個有普遍意義的、深刻的想法。在舊車市場上，賣方往往比買方更清楚車子的質量（新車的質量比較劃一，因此不是合適的例子）。假如買方無法通過其它辦法檢查舊車的質量，那麼市場的運行就會出現如下問題。設想有兩種車：好車和次車，賣主知其質量而買主只知市場上有一定比例的好車和次車。好車車主只願意以較高價成交，而次車車主卻願意以較低價出手。買主知道有一定的概率會買到次車，因此願意出的價格就要打折扣。如果市場上的次車比例大到一定程度，這種折扣就足夠大，使得好車車主不再願意把車投入市場。結果，市場上只剩下了次車。這一簡單模型揭示了兩層道理。第一，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市場的運行可能是無效率的，因為在上述模型中，有買主願出高價購買好車，但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並沒有把好車從賣主手裡轉移到買主手中。而按照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市場調節下供給和需求是總能在一定價位上滿足買賣雙方的意願的。第二，這種「市場失靈」具有「不利選擇」或「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的特徵，即市場上只剩下次品，這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劣幣驅良幣」。阿克爾洛夫的理論讓我們理解這一結果的根源是信息不對稱。這一結果很重要，因為按照我們通常的思路，市場的競爭機制應導出相反的結論，即「良幣驅劣幣」。可見，引入信息不對稱會深刻地改變了我們分析問題的角度並改變很多「常識性」的結論。由於信息不對稱在市場中是普遍存在的，阿克爾洛夫的以上分析具有普遍意義。他講的故事雖然是舊車市場，但也可以換成煙、酒市場，也能解釋為什麼假冒偽劣產品充斥這些市場。他的分析還可以用在其它領域。比如，用他的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發展中國家的一些民間信貸市場上利率奇高無比，原因也是「劣幣驅良幣」，即風險大的借款人驅除了風險小的借款人，同時使得利率調到高位，以抵消高風險帶來的成本。史賓斯的主要貢獻基於他1972年在哈佛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他的論文是關於工作市場中的信息問題，而他的創新之處是研究了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具備信息的一方會採取某種行動以克服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困惑。在找工作時，應聘人往往對自己的能力比僱主知道得更清楚。設想市場上有兩種應聘者，高能者和低能者。假定能力高低是天生的，與後天的教育無關。面對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能力高的人有比能力低的人更強的動機把有關自己能力的信息傳遞給僱主，而這一信息對僱主來說是有價值的。但問題在於，能力低的人也同樣會宣稱自己屬於高能群。因此高能者為傳遞信息所要採取的行動必須是低能人很難模仿的。史賓斯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投資的程度作為一種可信的傳遞信息的工具。在他的模型里，教育本身並不提高一個人的能力，它純粹是為了向僱主「示意」或「發出信號」（signaling)表明自己是能力高的人。史賓斯確定了一個條件，在此條件下，能力低的人不願意模仿能力高的人，即作同樣程度的教育投資以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這一條件就是，做同樣程度的教育投資對能力低的人來說邊際成本更高，比如，能力低的人學習起來比能力高的人要更費勁。史賓斯證明了，在這種情況下，雖有信息不對稱，市場交易中具備信息的應聘者可通過教育投資程度來示意自己的能力，而僱主根據這一示意信號便可區別開不同能力的人。根據這一理論，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一些人願意花重資上名牌大學或念高學位，其成本遠遠超出教育本身所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原因是名牌大學和高學位都是應聘者向僱主發出的信號，表明他們聰明而勤奮。顯然，這種示意方法可以幫助克服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困惑。但是，這種示意方法是有成本的，這裡的成本就是相對於社會最優的過度的教育投入。有趣的是，史賓斯推倒出的這一數學條件同默利斯（James Mirrlees，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有關在不對稱信息情況下的最優稅收中的條件是類似的，後來這一條件被稱為「史賓斯－默利斯條件」。這也說明，深刻的經濟學理論是可以用少數簡明的假定推出的，而很多看似不相關的理論在深層次上是相互連接的。史賓斯的這一分析框架後來被應用到許多領域，其中之一是被用來解釋上市公司的過度分紅行為。在很多國家，政府對紅利徵稅的稅率比資本增值的稅率要高（通常政府對紅利徵收兩次稅：一次對公司，一次對個人，而對資本增值只對個人徵收一次稅）。如果沒有信息問題，利潤再投資比分紅更符合股東利益，但很多公司仍然熱衷於分紅。根據史賓斯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公司的管理層當然比股民更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真實業績。在這種情況下，業績好的公司就採取多發紅利的辦法來向股民發出信號，以區別於業績不好的公司，後者發不出紅利。證券市場對分紅這一信號的回應是股價上升，從而補償了股民因為分紅交納較高的稅而蒙受的損失。斯蒂格利茨研究的是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中，不具備信息的一方如何調整合同的形式從而來「篩選」（screening)有信息的一方。他在研究中發現，用信息不對稱以及人們對此作出的合同形式的調整，可以幫助理解許多長期以來不好解釋的市場現象。他的研究從保險市場和農業土地租賃市場開始。在保險市場中，保險公司不清楚投保人的風險狀況。在這種情況下，保險公司提供一系列的保險合同（即不同的保險費率和免賠額的組合）讓投保人選擇，從而達到區分不同風險類別的投保人的目的。在農業土地租賃市場上，農民與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又稱佃農制）是普遍流行但又費解的一種合同形式。之所以費解是因為地主通常比農民富裕，所以似乎在合同中應由地主承擔全部風險而付農民固定工資。但是，如果考慮到實際中農民比地主有更多的有關生產的信息，包括自己的努力狀況，那麼比例分成制就有優勢了。斯蒂格利茨對信息不對稱下市場的研究後來又擴展到信貸市場和勞動就業市場。人們觀察到，即使在沒有政府干預的自由的信貸市場中，市場貸款利率總是低於使供需平衡的利率。結果，許多願意以市場利率借貸的人貸不到款，也就是說，信貸市場是配給的。這非常令人費解，因為這裡並沒有政府計劃。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合作者在一個信貸市場的模型中引入了信息不對稱，即借款人有高風險和低風險之區別，但這一信息只有借款人自己知道而信貸人並不知。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可能的結果是，當利率升高時，低風險的借款人不願意借貸了，而高風險的借款人卻積極依舊。原因是後者在好景時贏利很高，因此付得起較高的利息；若時運不濟虧損，就宣告破產。這種利率高低的變化對吸引不同風險類別的借款人的不同的效應，意味著利率在信息不對稱時起到了篩選不同類型的借款人的作用。這樣一來，降低利率讓需求大於供給反而有可能使信貸人的利潤上升，因為借款人群中低風險類型的比例會上升，從而緩解了信貸人面臨的逆向選擇。非自願性失業是市場經濟中常見的現象，但也是頗為費解。市場調節的基本原理是說，如果勞動力的供給大於需求而產生失業的話，工資就會自動下降，直到供給等於需求、失業消失。這一理論顯然與現實不符，斯蒂格利茨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有助於理解這一問題。他們假定僱主不能完全清楚地知道僱員工作的努力狀況，這也是一種信息不對稱。設想僱主只能偶爾抽查僱員的工作，若沒有發現僱員「偷懶」的話，就發工資；一但發現僱員「偷懶」，僱主對他最大的懲罰就是開除他，將他投入失業大軍。如果市場工資使得供求平衡，沒有失業，僱員就會缺乏努力工作的動機，因為即使被發現偷懶而遭開除，他也可以立即找到新工作。如果市場工資上升到並非所有失業者都能在短時期內找到類似的工作，僱員就會有激勵努力工作，以保飯碗。這種高於使供給和需求平衡的工資被稱為「效率工資」，意思是提升工資可以提高效率。在這一模型中，市場價格（即工資）是可以根據市場狀況調整的，僱主追求利潤，僱員追求效用，這些都與傳統理論的假定一致。與傳統理論不同的假定是信息不對稱，以及有限的懲罰。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模型中，當信息對稱時，即當僱主完全清楚地知道僱員工作的努力狀況時，市場工資沒有必要保持在這樣高的水平上，因此也就不會有失業的情況發生。這三位獲獎者年齡相近，現在都是六十歲左右。他們的主要研究成果多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即他們三十歲左右時完成的。他們以後的職業生涯有所不同。阿克爾洛夫一直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的經濟系任教，偶爾在華盛頓的政府中兼職。史賓斯則一直留駐象牙塔，但是在相當多的時間內從事行政工作。1984年至1990年他擔任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是該院歷年來最年輕的院長之一。1990年至1999年他擔任斯坦福大學商學院院長，是該院歷年來任期最長的院長之一。而斯蒂格利茨在九十年代的多數時間內在美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任職。1993年至1997年間他在柯林頓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任職，先為成員，後任主席。1997年至1999年間他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據說由於他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意見向左，提前卸任世界銀行的職務。有趣的是這三位經濟學家都有一些「中國情結」。1984年初在我申請哈佛大學經濟系的過程中，曾去哈佛與當時的系主任史賓斯面談。記得他當時告訴我，他的妻子有四分之一的中國血統，而且是出身名門，原來她的外曾祖父是梁啟超。阿克爾洛夫和他的妻子、兒子今年五月曾訪問中國。他的妻子珍妮特·雅倫(Janet Yellen)是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系和商學院的教授，繼斯蒂格利茨後出任柯林頓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還擔任過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董事會董事，並多次訪華。斯蒂格利茨的中國情結就更深了。他的教科書《經濟學》在中國成為暢銷書，銷量達十萬冊以上。他近年來頻繁訪問中國，盛讚中國的改革和開放取得的成績，同時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獻技獻策。最近一次是去年十二月，他到北京參加勞動人事部和體改辦共同舉辦的關於社會保障改革試點方案的研討會，在會上對試點方案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發表評論中評網：www.china-revi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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