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從頭說（2）：日本侵華戰略的演化

日本覬覦中國由來已久，傳說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紘為宇」的狂想，「八紘」一詞原出中國典籍《列自·湯問》《淮南子·地形訓》，意指四方四隅。

成書於18世紀、用漢文寫作的古典《日本書記》借用此詞，編造神武天皇建都詔書，內稱:「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意欲將世間的四面八方，置諸一宇(屋頂)之下，而這個「屋頂」，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明治維新伊始，（1867年）即以天皇名義發布《哀翰》(御筆信)曰:「朕安撫爾等億兆，終欲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置天下於富岳(富士山—引者)之安。」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日本「國柱會」成員田中智學把神武天皇「掩八紘而為宇」概括為「八紘一宇」，字面意思似乎是「四海一家」，實則宣示日本為統一全世界的霸主。抗戰期間，「八紘一宇」成為日本帝國的國家格言，其軍政機構懸掛兩條幅，一為「武運長久」，一為「八紘一宇」。

自豐臣秀吉開始，日本的大陸政策逐步完善和發展，直到東方會議的召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侵華戰略，後期的發展基本都是按照這條路線進行發展。

「大陸政策的始作俑者是豐臣秀吉和佐藤信淵，明治維新時期吉田松陰、福澤諭吉進一步發展，至三縣有朋時期基本完成。成為明治維新"富國強兵",文明開化"和"殖產興業"的註腳。

一、豐臣秀吉（1537年3月17日－ 1598年9月18日）

1592年9月18日，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在《二十五條覺書》中稱：「準備恭請天皇於後年行幸唐(明)都，呈獻都城(北京)附近十國(州)予皇室，諸公卿將予采邑」，「天皇居北京，秀吉居日本，船來泊之寧波」 。覬覦中國之心昭然若揭。

二、佐藤信淵（1769 ~ 1850 )

文政六年(1823年)，佐藤信淵《宇內混同秘策》: 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乃世界萬國之本"。"皇大御國(指日本)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課為其郡縣，萬國之君皆可為其臣僕"。"

。"滿洲之地與我之山陰及北陸、奧羽、松前等隔海相對者凡八百餘里"，"順風舉帆，一日夜即可到達彼之南岸"。如得滿洲，則支那全國之衰敗必當從此始，"則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

日本宜在衣食充裕的東京、關西、中州、筑紫、陸奧等八地域實行"富國強兵"，得雄兵20萬人，然後由天皇渡海親征，先鋒至撲江南，取應天府，以南京為臨時皇宮之所在，錄用支那人中之人才，征服支那之後，再圖東南亞、印度。

佐藤信淵倡導以"海外雄飛"論為核心的"征服支那"論，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大陸擴張的思想，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提供了一副侵略大陸的藍圖。

三、吉田松陰(1830一 1859)

吉田松陰承襲佐藤信淵等人的擴張主義，並有應對時勢的具體謀劃。他提出「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的「海外補償論」，認為日本沒有與西方列強對抗的實力，只能通過侵略鄰國補償被列強掠奪的損失。吉田松陰的外交謀略由兩方面組成:對西方列強暫為隱忍，順從俄、美、英，對衰弱的鄰邦中國和朝鮮則取侵略攻勢，進而「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為將來「并吞五大洲」作準備。此種戰略構想，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的直接前導

四、 福澤諭吉(1835-1901)

福澤諭吉是闡發日本侵華戰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為啟蒙論者，福澤力倡「文明開化」，引進西方技術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歐美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亦為題中之義。他主張學習歐美，同時把中國、朝鮮等亞洲鄰邦視作「野蠻未開」的「惡友」，予以拋棄乃至侵凌，這便是福澤的「脫亞入歐論」

「國內無論朝野，一切都採用西洋近代文明，不僅要脫去日本的陳規舊習，而且還要在整個亞細亞洲中開創出一個新的格局。其關鍵所在，唯「脫亞」二字。「

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這裡的支那指中國――譯者注），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自古以來受亞細亞式的政教風俗所熏陶，這與我日本國並無不同。也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也許是儘管大家都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之中，但在遺傳教育方面卻有不盡相同之處。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這兩個國家一樣，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不思改進之道。

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福澤諭吉在1896 年8 月8 日，更赤裸裸地宣稱，將台灣當作「無人島」，他說：我敢保證，實際上的處置，沒有他們想像那麽麻煩。本來該島民企圖反抗，正是道地的螳臂當車。台灣人雖愚，應該自能量力察覺利害，惟因他們不詳悉日本人的力量，所謂初生犢不怕虎，而妄作抵抗，只要將實力顯示其眼前，儘管他們無知，當能悟之不可爭而自行屏　　息。以土匪的蜂起為例，據悉去年以來，經我軍掃蕩流血的地方大都平穩，而騷動的發生，限於我軍通過而未流血的地方。就是因為不知日本軍的力量。他們纔會蜂　　起，所以，凡是有反抗形跡的人，應該盡予誅殺，使其一人無存，以殲滅醜類。

三百萬島民當然不可能盡為不軌之徒，即使有異志之輩，如果目睹可怕的事實，也會改心變成順民。這是殺一儆百的辦法，土匪之類即使盡殺，為數並不多，而促使全島民翻然悔悟的功效卻很大。所以，我主張應該給予嚴重的處分。

五、山縣有朋(1838～1922)

《外交政略論》，認為:「國家獨立自衛之途有二:

（一）日防守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

（二）日保護利益線，不失形勝地位，可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土是也。」

具體說到日本的利益線，那就是指朝鮮、中國東北和台灣，他的這一理論是日本大陸政策的發展的新階段，山縣有朋認為，「僅僅防守主權線已經不能夠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護利益線，經常立足於形勝之地位。」直接推動了1894年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最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一一中日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是日本的侵略野心進一步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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