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研究及其意義

　　　　　　　　　　　　　　　　　　　　　一　　「儒教」作為一個固定概念，晉代已經流行。皇帝的詔書，士大夫書信往來，私人的著述，都不斷用到儒教這個概念。南北朝時期，首先在佛教的著作中，出現了「三教」概念，並且認為儒佛道三教，雖教義不同，但殊途同歸。從此以後，三教學者，或爭高低，或論短長，或互相排斥，或相互吸收融合；各自發揮著自己的創造才能，推動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　　在道教方面看來，道教是「本」，儒教是「末」；道教是「夏」，佛教是「夷」。在佛教方面看來，則佛教為「內」，儒教為「外」；佛教不離宗本，道教則是偽教、邪教。在儒教方面看來，儒是「天下之公言」，道是「一人之私言」；儒是「先王之教」，佛是「夷狄之法」；儒是為公、為義，佛是為私，為利；儒教是「實學」，佛教是「虛學」；或者認為「吾儒本天，釋氏本心」。這些爭論，都是高低、優劣之爭，不是是教、非教之論。　　明朝末年，利瑪竇來華。他一面報告說，儒教不是宗教，只有基督教才是真宗教，一面說儒者們「的確相信有一位神在維護著和管理著世上的一切事物」，並且「也承認別的鬼神」。而且皇帝要祭天，官員們祭山川，儒者們要祭孔，「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階層」，都要祭祀祖宗的「亡靈」。在我們看來，利瑪竇描寫的這樣一個對象，就是宗教。　　清朝末年，康有為在上書皇帝要求變法的同時，也要求改教。改教的要點，就是以基督教為榜樣，允許人人祭天，人人祭孔；同時廢除一切「淫祀」。所謂「淫祀」，不僅包括龍王、土地以及牛鬼蛇神之類，也包括佛教和道教。　　同時，張之洞在他的《勸學篇》中，也深入討論了保國與保教問題。在他看來，只有保住了教所依賴的國，才能保住國所需要的教。假如國不能保，儒者將像婆羅門一樣，竄伏深山，抱殘守缺。在張之洞的心目中，儒教，和印度的婆羅門教，和基督教、回教，都是一類性質的宗教。　　戊戌變法失敗，湖南一批儒者立刻收集了當時批駁變法的論文，編成《翼教叢編》。所收除張之洞保國保教的言論之外，還有朱一新、洪良品、安維峻、許應揆、文悌、孫家鼐、王仁俊、屠仁守、梁鼎芬、王先謙等人的文章。這些人，雖職務不同，但都是當時重要的儒者。他們稱儒教為「聖教」，稱基督教等為「異教」。他們要扶「翼」的，就是被稱為「聖教」的儒教。他們反對康有為，是因為他們認為，康有為要把孔教變為「康教」；因為人人祭天、祭孔，違背了儒教的基本原則。　　幾年以後，廢除科舉。由張之洞、孫家鼐等主持制訂的《教務綱要》，一面要求學校教授科學，一面保留讀經科目，並且認為，讀經，就是外國的宗教教育。　　也就是說，從古到今，在儒者的觀念里，他們非常清楚：儒教，是和佛教、道教、基督教、婆羅門教、回教等等同樣的教。區別僅僅在於儒教是「聖教」，而其他不是。　　　　　　　　　　　　　　　　　　　　二　　戊戌變法之前，1896年，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後序》中論述：「一當知孔子之為教主……三當知孔子以前有舊教（如佛以前之婆羅門）」。他應邀到湖南時務學堂講學，也把孔子創教說帶到了湖南。經他制訂的《學約》，有「傳教」一條。其中慨嘆「受教者四萬萬」，憂慮「吾教」將亡。　　6年以後，即1902年2月22日，梁啟超作《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提出了「儒教非教說」。文中認為宗教是「專指迷信信仰而言」。宗教的特點是：「其權力範圍乃在軀殼界之外，以靈魂為根據，以禮拜為儀式，以脫離塵世為目的，以涅槃天國為究竟，以來世禍福為法門」。儒教沒有這些，所以儒教不是宗教。　　據筆者考察，這是儒教非教說的起始點。　　1907年，蔡元培在德國留學。所撰《中國倫理學史》一書，認為從漢武帝開始，「儒家具有宗教之形式」，「儒家言亦含有宗教之性質」，並且「具有國教之儀式及性質」。到宋明理學，又「確立為普及之宗教」，並且認為，這是宋明理學的功勞。　　辛亥革命，帝制垮台。蔡元培深知，要貫徹信教自由，就不能繼續尊孔。然而這時，他仍然認為，儒教是教，只是不能獨尊。後來，康有為一次次要求將孔教立為國教，於是蔡元培遂有孔子、宗教兩不相關之說。認為「孔教」二字不能成立，「國教」二字也不能成立。　　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之時，正是袁世凱、康有為、張勳等人圖謀復辟帝制之際。陳獨秀清楚地看到，尊孔勢必立君，立君勢必復辟。於是他快刀斬亂麻，宣稱儒教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如果承認儒教是宗教，復辟勢力就會利用信仰自由的法律，使「儒教」合法化，打著「儒教」旗號搞復辟活動），因而中國古代是「無宗教國」。此後的中國學術界，就普遍接受了儒教非教說。　　對歷史的簡要回顧當使我們明白，不是康有為要把儒家搞成一個教，而是梁啟超首先否認儒教是宗教，並且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使現代中國學術界普遍接受了儒教非教說。　　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現在不存在了。要創建我們新的文化，有必要重提儒教是教說，以便正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性質，正確利用這份豐厚的文化資源。　　　　　　　　　　　　　　　　　　　　三　　儒教是教說的理論意義，歸結到一點，首先就是它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恢復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本來面貌。　　比如現在不少權威性的文章和論斷都認為，基督教是信上帝的，上帝是基督教的。然而實際情形是，「上帝」是中國人的，是儒教的。而基督教把他們的God譯為「上帝」是否恰當，至今在基督教世界仍然是個爭論的問題。　　與此相關，現在討論甚多的「天人合一」問題，參與討論者幾乎都認為這是個「人與自然和諧」的命題。然而，《四庫全書》所載數百條「天人合一」資料，沒有一處是講人和自然關係的。因為天人合一中的「天」，並不是我們望文生義所理解的「自然」。　　儒教是教說的第二個意義，是為一般宗教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從原始宗教一直連續成長、成熟的宗教典型。　　宗教學誕生在歐洲，其背景完全是基督教。而基督教是一個在本土未能正常發展的宗教。它在本土以外的傳播，同時也消滅和替代了當地的宗教，因而也造成了這些民族和地區宗教文化的斷裂。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宗教，也往往經過了不同程度的斷裂。這就給我們完整地理解宗教，正確地理解相關的宗教文獻，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障礙。比如把所有的神祇都理解為精神性的存在，就是以基督教為背景的宗教學所產生的基本失誤。這個失誤，就像經濟學在價值問題上的失誤一樣，帶有根本的性質。而儒教，將為理解神祇觀念的歷史發展、完整正確地理解宗教，提供較為充分的依據。　　儒教是教說的第三個意義，是說明了人類的發展、包括社會制度和社會意識的發展，都具有不可避免的普遍法則。各民族之間，發展的快慢，發展的形式，可以千差萬別，基本的過程，必經的階段，都不可或缺。在古代，中國也不可能成為無宗教國。因而對於一般歷史學和社會學理論，也將提供一個舉足輕重的典型案例。　　　　　　　　　　　　　　　　　　　　　四　　有人認為，儒教是教說的提出是為了全盤否定傳統文化。這是對儒教是教說的最大誤解。假如不說儒教是教，是否就可以全盤肯定了呢？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其他國家和民族，他們的傳統文化，也都是在宗教觀念統治下的文化。在他們那裡，也同樣存在批判繼承問題。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延續他們的傳統文化，也不可能完全否定他們的傳統文化。　　無論是否承認儒教是教，面對傳統文化，都有一個批判繼承的問題，繼承優秀成果，批判封建主義。儒教是教說只是提醒人們，在批判繼承中，要認清對象，正確棄取。　　儒教之爭是關係中國傳統文化性質的重大學術問題，也是關係如何正確認識中國國情的重大問題。傳統文化是我們今天建設新文化的重要資源，要很好地利用這份資源，首先必須正確認識這份資源。「儒教是教說」為正確認識這份資源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並且從它的主張者看來，是一個正確的視角。　　從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開始，標誌著儒教的理論部分已經被它的掌門人拋棄了；1911年革命以後，新的共和國不祭天、不祭孔，標誌著儒教最重要的實踐部分隨著它所依附的政權的倒閉也退出了歷史舞台。如果把儒教稱為「孔家店」的話，則孔家店不是被別人打倒的，而首先是被自己的掌門人拋棄的。拋棄的原因，就是因為儒教不僅不能維護它所依附的政權、也就是它的掌門人的安全，更不能挽救中國面臨的危機，維護中國的安全，使中國走向富強。　　儒教曾經容納過中國古人的許多優秀文明成果，或者說，中國古代主要的優秀文明成果，是在儒教的形式中發展的。但是歷史到了這一時期，儒教已經不能再容納新的文明成果，甚至不能再保持中華民族的安全。為自保計，為發展計，中國拋棄了儒教，迎來了中國的新生。中國人從最新的思想成果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終於從混亂走向秩序，從貧弱走向富強。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從傳統文化中，當然主要是從儒教所留下的思想遺產中，吸收思想營養，為使我們的國家和社會變得更加美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企圖用儒教救國救世，那麼，對這種主張最好的評價，也只能說，那不過是近百年來許多人都曾經作過的或真誠或虛假的不能實現的幻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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