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比軍費的交通罰款肇因於權力不受制約

中國物流成本的畸高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僅從2010年的統計上看，中國物流總費用已經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18%，比發達國家高出一倍。更不可思議的是，在交通運輸業的利潤空間已經被擠壓得幾乎不能騰挪的條件下，交通罰款卻達到了驚人地步，河南一個維權司機告訴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全國每年的公路罰款可能高達4000億元。（2011年5月12日《CCTV經濟半小時》）但弔詭的是，儘管交通罰款已經與軍費開支（6000億左右）有得一拼，可交通秩序卻沒有根本改觀，超載違章車輛依然如故，交警運管路政們的「活計」自然應接不暇。如此一來，這些管理部門的存在可否發揮懲戒作用倒讓人懷疑，它的運作更像一種商業行為。當然，沒有人會懷疑他們行使的是公權力，而問題的實質是，由於制度和體制使然，道路交通管理的這種公權力已經發生了異化，異化後的權力也就自然摻雜更多的匪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說權力匪化也就順理成章了。根據中央電視台的報道，我們就會知道涉路管理部門權力異化的原因。按規定，執法部門罰款是要上繳地方財政的，從道理上講，罰款的多寡似乎與單位和個人的利益無關。但這不過是一個表面現象，在各地都會有一個秘而不宣的規定，那就是執法部門的罰款要由當地財政按一定比例來返還，通過這樣一條隱秘的利益輸送通道，以達到激勵的目的，實現政府、執法部門、財政「三贏」的結果。政府甩掉了包袱、執法部門增加了收入、財政廣開了財源，這樣「一石三鳥」的戰術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這種利益輸送渠道的隱秘設計，就為公權私化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其實質是一種權力的「出租」，而執法部門也就成為了「權力公司」，它再通過向所屬的部門和個人進行「轉租」後，也就進入到了逐利的過程。事實上，「權力公司」並不創造價值，它唯一的作用是破壞秩序和令政府的公信力喪失，動搖政權的執政基礎，化公為私地掠奪社會財富。而最直接的惡劣後果是對秩序的破壞，他讓行政執法的目的走向反面，從秩序的維護者變成破壞者。今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在她的議案中提到：山西大同市的交管部門已經做過一次實驗，用紅岩牌16噸的載重汽車按照規定裝載，從大同運往天津，一路上那輛車沒有任何違規行為，但到達天津後，那輛車還是虧損了3200多元，因此，在權衡利弊之後，幾乎所有的大貨車都選擇超載。為什麼造成這樣一個結果呢？根據公安部印發的《交通警察道路執勤執法工作規範》以及其它多個法律法規的規定，對超載車輛必須要卸貨到不超載才能放行。但目前普遍的做法是罰款放行，其原因很簡單，逐利是資本的本性，而「權力公司」獲取利益的兩個要件是：車輛的違法行為和部門的權力工具，二者一個巴掌拍不響，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因此，涉路執法部門「權力公司化「的結果是對秩序的破壞而不是維護和建設，這也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既然權力已經實現了「公司化」，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成為其「經營」的最終目標，這表現在手段上，就是無所有用其極。在普遍奉行「養魚執法」的模式下，其花樣自然層出不窮。比較常見的是「釣魚執法」、私訂規則擴大違法發生率等方式，讓你無法防範。我們經常會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在一個寬闊且並不擁擠的公路上，經常會將速度限制在50碼以內。而在一些地方，更有一些神出鬼沒的流動和不流動的測速裝備在工作，真是無所不用其極，讓人有如「防賊」一樣提心弔膽，想必每個司機都有過真實的體驗。從本質上說，「權力公司化」是一種制度性的腐敗，也是一種有組織的腐敗。但這種行為最終還是需要個人去實施的，而當一個集體少有制衡且監督乏力時，罰款指標就成了考察個人績效的唯一指標，執法者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並上交了足夠的「租金」後，就會為自己夾帶私貨，但其前提是「雙贏」，這也就從集體腐敗逐步演化為個人腐敗。就這一現象，中央電視台的記者進行了暗訪，他們發現，修車占路12小時本該罰3600元，但只花了600元就擺平了，當然是沒有收據，儘管這種處罰不無道理。事實上，這種現象在很多地區的權力部門經常存在。在有些強勢部門，由於經費沒有保障，上級也默許他們去「化緣」，其結果是公私不明，無法弄清「化」來的東西究竟是用在了公事上還是流進了個人的腰包。在現有的這種體制下，這種情況也相當普遍，而其導致的結果就是化小集團之私為一已之私，是「二次腐敗」，但卻得到了制度的庇護。 「權力公司」與商業公司的運作方式大同小異，都以追逐利益為目的。而二者不同的是，「權力公司」具有「權力合謀」的屬性，它面對的又是弱勢的一方，自然會匪性十足，其結果是讓權力從私化演變為匪化，強盜味也就油然而生了。因此，權力匪化也就是權力私化的必然結果。這讓我們又一次聯想到了古代中國的胥吏之患。1886年9月28日《申報》上曾經有云：胥吏「偶遇鄉人涉訟，不論是非曲直，先揣其肥瘠，量其身家，自初詞以及完案，刻刻要錢，務厭其欲而後已，否則事難了結。」由此可見一斑了。按百度的解釋，一般認為，漢代以後「吏」專指小吏和差役，即沒有官位的官府工作人員。有清一朝，胥吏為禍猶烈，從這個意義上說，胥吏是為大清這個墓穴掘出第一鍬土的群體。有學者這樣認為，「帝制中國到處充斥的腐化情形，雖然是肇因於各階層官員的共謀，不過其主要禍首卻是基層的胥吏。他們比別人更有機會，而且更能夠大規模地為私人目的而改變、扭曲和破壞行政程序。」當然，這種觀點到今天也不過時，我們僅從中央電視台披露出來的部分事實就可以驗證這個觀點。事實上，對道路交通的違法行為是一種行政處罰，必須嚴格遵守《行政處罰法》這一程序法的要求來實施，否則就是違法行為。但通觀中央電視台記者披露的幾個處罰案例，根本就無程序而言，也就談不上程序合法了。孟郊有詩云：「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當出行變得人人自危，縱有那麼多的豪華鋪張的公路作何用？不僅如此，高昂的運輸成本最後終會轉嫁給納稅人和消費者，如果任由涉路執法部門的「權力公司」一如既往的開下去，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也會湮滅於無形，執政根基自然不在。而且不僅這個問題只存在涉路執法部門，其它的強勢部門難道沒有這種現象么？筆者認為，要解決涉路執法部門權力私化對財富的掠奪及對秩序的破壞，重樹政府的公信力，最根本的是在保障執法機關經費的同時，切斷行政執法的利益輸送渠道，以強化行政問責來代替物質激勵，這是一個根本的解決之道。在此基礎上，加強權力制衡並強化社會監督，不斷促進相關執法部門的職能歸位。而要做到這些方面，沒有制度和體制的根本性變革是無法辦到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目前應該做的就是遏制權力私化的漫延之勢，為改革贏得充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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