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蘭：文革是一場反社會運動

　　杜蘭教授是法國當代最著名的社會學家之一。在社會學理論上，他創立了「行動社會學」，並將之運用於南美、法國、東歐社會運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大力推動「社會學介入法」之運用，80年代中期其研究重點集中於社會運動「主體」，尤有建樹。

　　作為一個在社會學理論和方法上都頗有建樹的學者，杜蘭教授怎樣看待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呢？這無疑是本刊及讀者都很感興趣的問題。為此，我們委託旅居法國的陳彥博士代表本雜誌採訪杜蘭教授，在此謹表謝意。以下為本刊編輯室提問（▲）和杜蘭的回答（□）。

　　▲　杜蘭先生，您是著名的社會學家，能否用您提出的社會運動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能不能將之看作是一場社會運動？

　　□　我先對這個問題作一個較為直接但尚欠明確的回答。對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我將其界定為「反社會運動」，即它與社會運動背道而馳。

　　社會運動是由社會角色、社會群體為爭奪利用各種社會資源的主導權，而參與並引發的衝突，是一個社會集團同另一社會集團、一個階級同另一個階級的衝突，但衝突的參與者對同一件事會作出自己獨特的闡釋。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化革命這一名稱本身就既非運動也非社會，而是文化和革命，這完全是另外一極的現實。某類運動自身可能包含一種戰爭因素而不是衝突：如淘汰異己，尋找一種絕對的勻質，反對外國人、反新教徒、反叛徒、反資產階級、反猶太人等等。如果一個運動以追求絕對的勻質、追求整合──即使是以人民之名進行的整合──等為名，企圖排除少數，無論這個少數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這個運動便同社會運動相反。

　　所謂社會運動，它首先至少有兩個參與角色，這是一種社會關係。舉例來說，工人運動中有工人與老闆，資本主義社會裡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有工薪階層和僱主階層，他們之間在為利用社會的資源文化而爭鬥。如果一個運動不是一個集團反對另一個社會集團，只是發動所有的人起來，如向所有好的中國人、所有好的法國人發出某種號召；另一方面，如果這個運動是同政府而不是同民間社會相連的（這一點十分重要），那麼這個運動就不能叫做社會運動。這就是說：第一，文化革命不是從基層發起的運動，它主要是由毛髮動的；第二，文革模式不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鬥爭，而是所謂「炮打司令部」，即是說號召全體人民起來剷除那些需要被剷除的人，那麼這就只是戰爭模式、矛盾對抗模式，而不是社會衝突的模式；第三，文革運動已經沒有共同的認同，因為它是文化價值層面的運動。我再重複一句，社會運動預設一個共同的價值命題，如對進步、對技術等這些十八、十九世紀的信仰。所以我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十分完美的「反社會運動」的樣板。有意思的是，這種「反社會運動」完全可以甚至特別經常地激發起熱情。讓我們拿遠離共產主義世界的納粹運動為例，它在德國曾激起巨大的熱情。紐倫堡的反猶法，青年們就曾經熱情響應。1933年，希特勒通過民主選舉取得了領導地位；然後在1935、1936、1937年，我相信如果當時舉行自由公民投票，希特勒仍會獲得多數支持；又如斯大林去世時，蘇聯人在大街上痛哭，等等，都說明了這種有人民支持、激情的「反社會運動」或者摧毀社會角色的運動，可以很容易地在各社會群體中引起一種要求純潔、要求勻質的衝動，就像今天大多數的塞爾維亞人大概都同意將克羅埃西亞人、波斯尼亞穆斯林人殺掉。對勻質的追求、對少數派的鬥爭、對叛逆的檢舉、尋找替罪羊等等，都是這種運動的特點。另一方面，這類運動還有民粹主義傾向──反知識分子、反精英階層，文革的紅衛兵就有著十分明顯的反智、反精英的民粹特點。

　　▲　您曾經寫過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的著作，你怎樣看它與文革的異同呢？

　　□　有意思的是法國確實有過毛主義份子，他們在1968年的「戰爭」里起了很大、甚至是最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使用暴力，搞暗殺等行動主要是毛份子乾的，相對來說托洛斯基份子要溫和一些。我在我的那本有關1968年五月風暴的書中強調，法國五月運動的特點是那些有組織的少數派的行動同當時運動的意義完全相反（《五月運動或烏托邦共產主義》，1968）。如果以歷史家的眼光去研究五月學生運動的意義，我會稱之為「文化解放」，即是說它將由社會、經濟問題引起的政治動員領域移向文化問題、種族問題、性問題、婦女問題、地區問題等等。但如果你從意識層面看這一運動的表達、它的話語和意識形態、它的領袖人物，你就會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種面貌。毛主義份子、托洛斯基份子等對運動有完全不同的認識。換句話說，這一運動的實踐是創新的，但其運動的話語則是工團主義的、威權主義的、甚至是准軍事的。法國毛主義份子等以毛的名義發動了一場同毛主義運動、同文化革命完全相反的運動，當然他們對文革運動也是一無所知的。他們在文革中看到了某種無政府主義的東西，以為是人民起來反抗寡頭政權，這種情況在法國和中國都是不存在的。

　　法國1968年五月運動就是這樣的運動：它以舊的辭彙表達出新的東西，正如聖經所說的舊瓶裝新酒。當時，學生說將革命旗幟從弱小的學生手中移交到強大的無產階級手中去，他們去工廠，然而五月運動的意義並非是工人罷工。當時的工人罷工時間很長，規模也很大，但並沒有甚麼意義。二十五年後，當人們談到1968年5月的時候，大家都會想到學生運動，誰也不會想到工人罷工。實際上，學生運動才是有創造力的。五月運動中存在著一個誤區，這個字太輕，用社會學術語說，是一種意識形態滯後的現象。其實這一現象是常有的。我以為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論述就十分精彩。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和1848年六月革命的新意，是工人運動的誕生（1877年工人國際在倫敦誕生）。但巴黎公社的話語完全不是工人運動的，相反卻是法國大革命的話語。馬克思對此嘲諷道：歷史事件往往重複兩次，第一次以悲劇形式出現，第二次以喜劇形式出現。巴黎公社裡的激進革命小資產階級講的是法國大革命的話語，而他們首先做的事就是開除巴黎公社中的工人代表。

　　我很想說相同的話，1968年五月運動中的那些毛主義份子、托洛斯基份子、知識分子、革命者或不革命者等等，其實他們對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呼籲」如性自由等十分鄙視，他們是那種軍事的、工人的、清教徒式的、先行者等模式的人。所以說，五月運動的誤區不僅僅是由於對文化革命的無知，還由於該運動的實踐與意識形態的分離。

　　另一個有趣但並不十分重要的現象是，一些法國知識分子去過中國回來後，就對毛大唱讚歌，有的因而成名。如在法國就有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索勒爾斯（Philippe Sollers）及馬基雅基（Macciocchi），這種現象同法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分不開。法國知識分子是理性主義的，他們比較不相信社會運動，更多地相信革命的矛盾、革命的辯證法，即是說相信歷史規律，相信歷史有客觀邏輯可循，而只有知識分子掌握這些歷史的規律。革命之所以對法國知識分子有吸引力，是因為革命可以用理性的權力來替換金錢的權力，從而可能創造出一個哲學家國王。從某種意義上講，列寧就是一個哲學家國王，他也用歷史規律的名義排除東正教和鎮壓異己。當然，毛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哲學家國王，但他是最壞的（笑），寧願要一個腐敗的國王，而不要一個哲學家國王。

　　從這個角度可以解釋法國當時所出的關於中國的書，現在看起來簡直是對知識的玩弄。他們提供錯誤的東西，原因是他們所知的就是別人告訴他們的，作為知識分子他們起碼應該尋求事情的真相，但他們沒有這樣做。這種情況可以用知識分子被意識形態「賄賂」來解釋，但重要的還在於怎樣理解法國五月運動中的實踐與理論的差別。

　　▲　這種社會運動中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現象，是否有更為深層的社會與歷史的原因？

　　□　我剛才已經部分地解釋了這種現象，這就是法國知識分子對啟蒙思想傳遞下來的思想或意識形態模式的依戀。那麼多人從信仰理性、啟蒙哲學而後成為斯大林主義者並非偶然。一個十分著名的例子是本達（Julien Benda），他曾經高呼《文人的背叛》（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要求知識分子起來捍衛真理，他後來卻成為斯大林份子。另一個例子是羅曼羅蘭，現在有材料表明他訪問蘇聯時，曾看到過文件，目睹過事實，但他卻為了斯大林主義而撒謊。這些例子說明，知識分子本能地不相信社會運動，知識分子相信政權，他反對某個政權但擁護另一個政權，他想抓住政府。社會運動是民間社會的運動，是底層的運動，知識分子在底層沒有力量、沒有實踐、沒有經驗、沒有影響，他們總是將自己定位於上層，反對政權或者擁護政權。他們很少同下層民眾在一起，因為他們自認為是真理的持有者，應該靠近政權。

　　第二個方面的原因，歷史地看，法國一直是一個比較相信政府而不相信社會角色的國家，今天仍然如此。法國的政治力量一直很強大，而社會力量則是弱小的。政治上的右翼如拿破崙、波拿巴黨人是強大的，但老闆公會則一直是弱小的；左翼的共產黨或共和黨等等一直是強大的，但工會都是弱小的。這就是說，社會角色一直十分弱小。現在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密特朗（Fran&ccedil；ois Mitterand）。儘管密特朗有半生具有右翼傾向，但他仍然是典型的左派政治家。他對社會問題毫無興趣，他感興趣的是權力、是法學、是文學、是國際政治，似乎社會是骯髒的。只有那些糟糕的社會民主黨人才會對經濟、社會有興趣，而社會民主黨人在法國總被視為社會的叛徒。由於歷史的原因，法國人特別熱衷於法國革命的模式，即是說奪取政權。所以當人們告訴他們「炮打司令部」時，對他們來說就是「佔領巴士底獄」的意思，他們很喜歡。

　　▲　您剛才提到納粹主義，您是否想將它與文革相比？

　　□　這是一個十分龐大的問題，我無意將文革同納粹相比。不過實際上都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極權主義（Totalitarisme）這個概念到底有無意義？我的朋友傅瑞（F. Furet）最近在他的書中很多地談到這個問題（《幻象的歷程》（Le passe-d「une illusion ），1995）。有意思的是，如果說法國思想界拒斥極權主義概念，這絕非偶然。為甚麼？第一，法國革命知識分子的傳統不願人們混淆革命與反革命；第二，猶太人一直堅決強調納粹對猶太人的毀滅是獨一無二的，是沒有可望其項背的，所以大多數的猶太裔思想家認為不能將納粹主義同其它的甚至法西斯主義混為一談，因為在墨索里尼那裡就完全沒有這種絕滅慘劇和絕滅人的思想。同樣，即使在俄國和中國有很多人死亡，我們也不能說裡面有納粹屠殺的影子。

　　我本人當然絕不否認，在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米羅舍維奇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霍梅尼或阿爾及利亞伊斯蘭救世陣線的原教旨主義等等之間有著極大差別，但我堅信運用極權主義這一概念有著重大和基本的意義。極權主義不是專制主義，不是中央集權，也不是專政，極權主義是國家權力吞噬社會，是政府以社會的名義發話。我們可以在1932到1934年納粹創立時期的文件中找到很好的解釋。同在毛主義體制中一樣，重要的甚至不是政府而是政黨，政黨本身就是運動，就是人民。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統帥（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希特勒語）。極權主義是國家權力與社會的聚合，不是聚合於政府，而是聚合於黨、領袖、統帥的手中，這就是說既無社會又無國家。有關納粹主義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萊曼（Franz Neumann）於1942年出版的《巨獸》（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5-1944， 1963）。作者在該書中曾提出一個被後來的研究都證實的觀點，即在納粹時代的德國，國家機器完全解體，集團紛爭，社會混亂到了極點。戈林（Hermann Goering）做一件事，戈貝爾（Joseph Goebbels）干另一件事，人們無所適從。十分明顯，文革時的中國國家機器也完全癱瘓。摧毀國家權力，摧毀社會，摧毀文化、科學，摧毀輿論以成就一種純意志論的東西，至使這種唯意志論無所不包。

　　▲　時至今日，中國和法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法國知識界對中國文化革命的看法也應該發生了變化，能否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　當時寫過有關文革的書籍的人一部分已經消失了，因為他們所寫的東西從專業角度說實在是可恥；另一些人則完全變了立場，如索勒爾斯等人，他們現在進入文學、新聞、商界，其觀點的改變並未遇到大的困難。應該指出的是，當時的毛主義者對毛的思想一無所知，他們僅僅是借用毛的旗幟去同當時既存的秩序決裂，他們達到了目的，也就可以放下這面旗幟了。整體說來，對當時這些毛主義者的評價應該是否定的，他們犯了分析的錯誤。作為知識分子犯分析的錯誤是嚴重的，他們沒有弄懂社會上發生了甚麼事。法國的毛派儘管出現分裂，但仍然決定不採取恐怖行動，判斷還是溫和的，結果也不致造成大災難。有些知識分子如在義大利及德國一樣，鼓動暴力行為，較為突出的是薩特（Jean Paul Sartre）。另外一些人在政治上成熟一些，如吉斯瑪（A. Geismar），1968年五月運動時，他是教師領袖，後來成為社會黨中的社會民主派領導人。這些人接受了托洛茨基式的思路，一種不斷革命的思路。正是因為這種思路才有了後來共同綱領的簽署，才有了社會黨與共產黨的結盟，才避免了法國滑入恐怖主義的泥坑。這些人後來都成為這次「小資產階級革命」的功臣，而沒有再發動任何「革命」。

　　▲　按照您的解釋，1968年五月運動中的人對中國文化革命並沒有具體的了解。但能否說，由於他們借用中國的語言，從而引發了他們對中國的興趣？

　　□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怎麼會沒有興趣？但真正激起人們對中國的關心，還是1989年TAM事件，這一事件激起了法國左翼知識界對中國的普遍關注，而不局限於革命的知識分子了。***映像出的形象是十分西方式的，那位隻身堵***的形象對於西方來說是西方個體意象的象徵、是自由的象徵、是個體用生命爭取自由的象徵。***告訴人們，中國知識分子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我們感到中國知識分子是社會轉型的重要力量。

　　現在還想說一點純是我個人的看法。我以為，現在確實存在著相當相當大的危險，即中國成為一個權威性的民族主義國家，可能在二十一世紀佔據主導而對整個世界構成危險。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成為抗擊這種可能趨勢的主要力量。

　　近年來，中國由於經濟開放、政權失控、農村解體、社會貧富不均等因素而有分裂的危險，這一演變的趨勢就可能導向極權主義的方向發展。同一般看法不一樣，我以為新型工業國家有重走本世紀初德、日權威政治老路的趨勢，當然這種趨勢並非不可避免。世界的前途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內部的反威權民族主義的力量，這個力量既包括知識分子又包括現代工業中的職員。未來二三十年中，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是非常重大的。中國如此龐大，非外力所能左右，天安門運動之所以在西方難以被人們忘卻，原因是中國的變化只能依靠中國人自己，而非美國人、日本人、歐洲人。

　　杜蘭 （Alain Touraine）　1925年8月生於法國埃芒維勒市（Hermanville-sur-mer），1945年就讀於國立高等師範學院，並在50年代初先後在美國哈佛、哥倫比亞、芝加哥等大學深造。60年代之前任職於法國科學研究中心（C.N.R.S.）等研究機構。1965年獲國家博士學位。1966-1969年執教於巴黎第十大學（Paris-Nanterre）；1958年創辦工業社會學研究室，1970年擴大為社會運動研究中心；1981年創辦社會學介入與分析中心並任該中心負責人至1993年。他目前同時兼任整合委員會、世界銀行持久發展委員會、拉美學會、國立高等師範學院理事會成員。他亦是美國藝術學院及波蘭科學院外籍榮譽院士和歐洲科學院院士，並擁有日內瓦、蒙特利爾等多所歐美大學的榮譽博士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