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作家都在思考這個時代

　　導語：

　　4月29日消息，今晨7點40左右，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陳忠實，因病在西京醫院去世，享年73歲。

　　可以大膽地說，正因為《白鹿原》，陳忠實的名字會永遠留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本小說就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當代作家像這樣的"一本書主義"（"一本書主義"是丁玲說的）例子確實還不多。有人把現代文學寫鄉村，歸納成魯迅和沈從文兩條不同的路線，《白鹿原》的意義是自魯迅一路以來，借用了尋根文學的筆法，重新建構從北伐到文革的中國農村歷史。把文學作為民族心靈的歷史，在陳忠實來說是有意為之。

　　簡而言之，以前的農村階級鬥爭，總是六種力量三對三。三種壞力量，農村的有錢人、地主和宗族祠堂、國民黨官員結合來對付三種好人陣線——窮苦農民，地下黨、鄉村教師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再加上共產黨、游擊隊。《白鹿原》加入了或說恢復了第七種力量——土匪，好壞已經不是三對三的陣線分明，小說裡邊的白、鹿兩大家族都有人參加國民黨或共產黨，陣線換來換去。在歷次革命抗戰以及土改文革當中，都各有對錯。

　　而，惟有一個力量在百年中國農村卻是精神支柱，那就是宗族祠堂的傳統文化的角色。是飽經風霜、堅持道義的關中名儒朱先生。

　　《白鹿原》長篇小說有挑戰性，當年獲矛盾文學獎時就充滿爭議。傳統左派理論家陳涌曾經站出來為小說辯護，顯示了真心的評論，不管是左是右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後來改編的電影，太突出張雨綺的性感，又將從北伐到文革的歷史長度砍掉一半，只寫到抗戰。

　　本文為搜狐文化外聘【江南】雜誌社編輯黎峰去年對他的一次深度訪談，後因沒有新作未刊發。陳忠實先生曾親自校對稿件。在訪談中，他願意講——自己不是大師。於是也很難具體面對記者說清楚那種普遍的論調——中國文學到底落後多少年？尤其中國社會長久政治運動下的文學生命是什麼？因為這是一個特別巨大的概念。至於未來，更是很難預測，因為文學不是天氣預報。

　　生活中，陳忠實依然堅持用筆寫作，提到當年短暫的"做官"經歷，他回憶——自己做了一些事，很難稱大，多為文學範圍的事，也有跑門子要錢的事，更免不了一些應酬場面的事。事已過，不足贅述。

　　如今，事已過，人已逝，搜狐文化謹以萬字長文緬懷，這場關於文學本身的"贅述"。

　　一、《白鹿原》每年都在印刷

　　搜狐文化：《白鹿原》剛剛出版時，洛陽紙貴，書店很難購得。據說當時西安街頭，汽車司機如果違章，只要送上一本《白鹿原》，交警便馬上放行。能給我們談談《白鹿原》當年熱賣的情況嗎？

　　陳忠實：要說當年《白鹿原》熱銷的事，在我既有恍若隔世又有如在昨天的感覺。應該感謝西安廣播電台和中央廣播電台，他們在1992年第6期《當代》上看到《白鹿原》書的前半部分時，便決定播出，於1993年春天一前一後播出，聽眾反響很大，無疑是最好的宣傳。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在《白鹿原》出版前，只在《陝西日報》發表不過兩百字的消息，告訴讀者關於《白鹿原》在《當代》發表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書的時間，再沒有任何的宣傳手段，更說不上炒作。到1993年8月初，《白鹿原》在西安上市時，新華書店約我為讀者簽名售書，正值西安酷暑時月。我趕到書店門口時，看到排著望不見尾的購書隊列。從早晨8時許簽到中午1時，簡單吃過午飯接著再簽，直到下午5時左右收場。這是我平生簽名時間最長、簽得最多的一次。我不僅不感覺疲勞，反倒感覺在鄉下祖屋從構思到完成這部小說的6年時間裡所聚集的期望，在這一天完全實現了。此後熱銷恕不一一敘說，倒是可以列舉印刷數字來看看當年的情景，初版初印不過14850冊，這是全國征訂數字，接著便5萬冊再10萬冊連續印刷，到年末大約連印七八次。盜版書是在《白鹿原》書面市不到半月出現的，隨之便擺滿了大街小巷的個體書店，包括街頭書攤，也包括公家開設的國營書店。那時候我常為找上門來的熱心讀者簽名，在我接待簽名的書中，各種盜版本約佔七成。起初我堅持不為盜版本簽名，後又想到讀者是無辜的，我便改變態度照簽不誤。我前後大約收集到20餘種《白鹿原》書盜版本，乃至我的所有中、短篇小說的盜版集子。令我更為欣慰的是《白鹿原》的長銷，進入新世紀的10年，幾家出版社出的幾種版本的《白鹿原》書，每年都在印刷，通常在五六萬冊。去年是印刷量較多的一年，大約10餘萬冊，起碼證明讀者尚未厭倦這部小說，這是我最為欣慰的事。

　　搜狐文化：《白鹿原》的成就不言而喻，今天連最邊遠的農村小鎮都能買到《白鹿原》。到現在為止《白鹿原》賣出了多少冊？大陸以外的版本有哪些，反響如何？

　　陳忠實：我一時難以累計各種版本的數字，正版書大約有200萬冊。大陸以外的版本，最早出版的是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的豎排繁體字版本，大約在《白鹿原》面市後兩三個月就出版了。我在1995年訪美國時，在兩家華人開的書店裡都看到這種港版本的《白鹿原》，同時也擺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白鹿原》。台灣先後有兩家出版社出版過《白鹿原》。外文版最早翻譯出版的是日本一家據說較大的出版社，日文版《白鹿原》分為上下兩冊，精裝本。隨後，韓國翻譯出版，竟分為五冊，厚厚一摞。越南一家出版社出了越文版，未與我打招呼，是我認識的一位在北京留學的越南學生給我帶來一本越南文本《白鹿原》。越南那時尚未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如同我們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樣，可以翻譯出版世界上任何作家的作品。法國一位華裔學者正在用法文翻譯《白鹿原》，前不久電話告知剩下最後三四章，翻譯完成還需再修改，樂觀估計年末出法文版《白鹿原》，可靠說來就明年了。英文版在美國翻譯出版很不順利，有兩三家出版社談過，曾有一家出版社想出，待看過前兩章翻譯文字後（一位美國女漢學家翻譯），便謝辭了。給我解釋的因由，是《白鹿原》書文字太長，翻譯成英文後文字至少增加一倍，出上下兩部會有較貴的售價，擔心虧本。我卻想到還有另外的因由，不便告訴我，用銷售市場的前景估計這個話推辭，大約是為作者我易於接受。

　　搜狐文化：《白鹿原》在中國當代文壇上，毫無疑問是小說叢林中的一棵大樹，是文壇上一座風光無限的高峰，至少能再傳一百年。對於這部作品廣泛的社會影響和它今天的地位，作為作家自己你怎麼看？

　　陳忠實：我不敢設想一百年後的事。依著近10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簡直不敢設想20年後的中國的城市和農村是怎樣一番景象。經濟的快速發展，直接影響的是人的物質生活質量，也影響更廣泛的人群文化教育的提升，人的審美和情趣必然會發生很難預料的變化。上世紀90年代我曾為自己買了一輛可心的自行車而興奮不已。現在即使一個鄉村青年也不會對任何名牌自行車感興趣了，買汽車已司空見慣，更要看牌子。我還是幸運的，《白鹿原》書出版十七年了，讀者還願意買它讀它，近10年仍以每年5萬到10餘萬冊的銷量繼續印刷發行，我已很欣慰了。起碼可以說明，現今的讀者還沒有捨棄《白鹿原》。再過許多年後，讀者還會不會問津《白鹿原》，在我真是不敢奢望的事。

　　二、為自己造一部死時可以墊棺作枕的書

　　搜狐文化：你在《白鹿原》的題記上寫了一句巴爾扎克的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出來後，評論家們說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變遷的雄奇史詩。你怎麼理解巴爾扎克說的「秘史」這兩個字？在《白鹿原》的創作里你如何實現了史詩的寫作？

　　陳忠實：在我理解，秘史是相對於正史而言。正史是一個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的確切而又可資信賴的歷史。秘史當為正史在這個民族的男女人群心靈上的投影，以及引發的各個不同的心理裂變，相對穩定的心理結構的破碎、顛覆，以及完成新的心理結構的平衡。這是一個痛苦的剝離過程，也是精神世界完成更新的過程。其中的痛苦和快樂，不是個別人的偶然事象，而是整個群體普遍發生的事。既然是精神和心理世界發生的裂變，就不會像正史考證史實那樣判別是或非，而是紛繁和多樣，不同階層乃至同一階層的人，都會有各個不同的心理徵象，更多地呈現著一種心靈的隱秘。小說大約就是揭示那種隱秘的。巴爾扎克把它稱為一個民族的秘史。「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這句話，我是在《白鹿原》書接近完成時，讀一篇論述巴爾扎克創作的文章里獲知的。許是這句話正好切中我正在寫作的《白鹿原》的意旨，許是又暗合我當時的寫作心態，所以竟然一遍成記，到寫完《白鹿原》書要送出書稿時，便把巴爾扎克這句話題在書前。由此可見，我在構思和整個寫作過程中，尚無明確的秘史這個概念，只是我對上世紀前50年的白鹿原地區的生活體驗和思考，暗合了秘史的意蘊。關於史詩，這是《白鹿原》出版後的一些評說。在我至今依舊不敢領受這樣的好話。我可以坦白地說，在《白鹿原》從構思到寫作完成的6年時間裡，從來沒有想過要寫史詩的事。我要把史詩一開始橫在腦袋裡，肯定壓得我就難以寫作了。我說過「想為自己造一部死時可以墊棺作枕的書」的話，完全是為著大半生不能捨棄的寫作興趣，自然是面對自己的。我那時的心思只集中到一點，把我已經發生的關於這個民族命運的體驗表達出來，以一種新獲得的藝術體驗去實現，不要因匆促非文學因素而留下遺憾。

　　搜狐文化：寫作《白鹿原》你回到了鄉下老家，我在一些你的訪談里看到你說你回到鄉下是要「遠離塵囂」、「耳根清凈」等詞，當時你要迴避的是什麼？

　　陳忠實：我想回到鄉下老家的決定，是獲得專業寫作條件的1982年冬天做出的，不是為了寫作《白鹿原》才回祖屋的老屋院。專業寫作條件的榮幸得到，我的第一反應是時間可以由我支配了，寫作從此將成為主業。我同時也意識到壓力，作為專業作家如果寫不出像樣的作品，且不說別人如何議論，自己的臉上也難以承受。我要抓緊這難得的專業寫作的機遇，爭取寫出較好的作品。我在新時期出現的一茬陝西的青年作家中，年齡偏大，就更浪費不起時間，便決定回鄉下祖屋的屋院讀書寫作。城市比之鄉村，既引領著最新的生活潮流，也雜拌著喧嘩；即使文藝圈內，也難免厚此薄彼的是是非非，七長八短的議論，聽了容易分心。我回到原下祖居的屋院，可以靜心讀書，更可以回嚼在鄉村工作20年的體驗，形成作品。卻不是清高。

　　搜狐文化：冒昧問一下，當《白鹿原》還沒有寫出來的時候，你在陝西文壇是否受重視？當時你的內心是否惶恐？

　　陳忠實：我一直受到前輩陝西作協領導和作家的關心，這不僅毋庸置疑，而且給我創作形成心理壓力，寫不出像樣的作品，會使他們失望，壓力很直接地轉化為探索創作的動力。「惶恐」的心理反應出現過,那是在讀過路遙的《人生》這部中篇小說之後發生的。我的直接感受是，這個比我小六七歲的同院朋友，已經把我拉開了很長一段距離。我那時正熱心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之後農民心理的演變，而路遙卻觸摸到鄉村青年更為普遍的人生追求。我由此而發生了對自己的創作思路的甚為嚴峻的反省。

　　搜狐文化：有個故事說你在創作《白鹿原》之前，對妻子說不弄個東西出來就回家餵雞，是這樣嗎？你在《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里》也寫到，李星曾經激你說，再寫不出長篇你就跳樓算了。

　　陳忠實：傳言難免走形。關於回不回家養雞的話，不是說在寫《白鹿原》之初，恰恰是在寫完之後。當時連我也有點六神無主，難以判斷審稿的結果如何，妻子問我，如果發表不了咋辦？我順口說，那就辦個養雞場。其實這是我早已揪著心的事，養雞也不是純粹開玩笑的話，而是此前想到過的事。我已想過，年屆50了，寫出的小說（長篇）如果發表不了，那就很為自己這個作家難為情了。我想辦個養雞場，不僅增加經濟收入改善生活，更重要的是對自己生活角色的調整，把寫作重新調整到業餘的位置，於臉面於心理會更平和。李星確實說過這句話，那是在一次會議上。那天早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公布了「茅盾文學獎」獲獎篇目，我尚未聽到這個消息。會場里，我和李星坐在路遙的左邊和右邊。李星從路遙（正在發言）背後告訴我《平凡的世界》獲獎的喜訊。隔過幾分鐘後，他又從路遙背後跟我說，你今年要是還把長篇(小說)寫不完，就從這樓上跳下去。我一時被噎住，卻也感動了我，他比我更著急。

　　搜狐文化：《白鹿原》應該是你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了，能請你談談在《白鹿原》里寫作的一些技巧嗎？你如何保持了那種大氣、順暢的感覺？

　　陳忠實：回想起來，在這部小說的構思和創作過程中，我幾乎沒有想到過「技巧」這個詞。我竭盡全力著意在作品人物，前面已涉及到這個問題，即每個人物的心理結構形態，能否準確把握不同的文化心理結構在白鹿原社會的重大事變中所發生的異變，才是外在性格的內在基礎，它不僅呈現人物性格的差異性和生動性，更註定某種性格的合理性和可信度，且不敢想典型性。我把絕大的用心花在這方面了。自然還有情節的安排，也是循著人物心理結構變化的動向，給每個人物展示心理動向的一個恰當的機會。恰當在於合乎情理，卻也可以偶然露出意料不及的橫空一現。我在寫作中常常斟酌，不同的心理結構的人物在其重大或者細微的情節里，寫到怎樣的程度才算恰到好處，什麼情境下要不惜筆墨充分展示，什麼情境下戛然而止不贅一詞一句才不留下畫蛇添足的蠢事，全在一種自我感覺中完成，很難用技巧的術語規範作量化的伸或縮。同樣出於著重在作品人物的文化心理結構形態的把握，我幾乎沒有明確給自己規範要寫得「大氣、順暢」。在我對小說創作的體驗而言，一部或一篇小說呈現的風貌，大氣或者秀氣，順暢或者晦澀，制約性因素是作者要寫的人物的精神品相所決定的，不是不管不顧人物而要獨出心裁追求某種表達形式。自然還有人物生存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環境，也是決定作品氣象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甚至決定作家對語言的選擇。我是從魯迅先生的作品中得到啟發的。魯迅小說的每一部，無論中篇小說還是短篇小說，其氣象風貌不僅不雷同，而且獨成一景。狂人日記的氣象和祥林嫂的生命氣場各自獨成風景，這是各個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結構所決定的。不同文化心理結構的人物，直接影響到作家的語言選擇，即必須找到一種最切合人物性情的語言。同樣是魯迅給我以啟發，不可設想用寫阿Q的語言再寫狂人，更不可能寫祥林嫂。魯迅的散文，同樣呈現著不同的語言景象，也是先生不同時期不同心境的語言形態。準確把握要寫的人物的文化心理結構形態，尋找一種適宜表達這種形態的方式，包括語言，才可能使作家把獨特的體驗充分展示。這大約就是創造。

　　搜狐文化：你覺得長篇小說的創作跟年齡有關係嗎？現在很多年輕人上來就寫長篇，你有什麼樣的忠告？

　　陳忠實：一般的也是普通的現象，作家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積累會更豐富，生活體驗和生命體驗會更深刻，藝術以至筆墨會更老到。然而卻不盡然，國外國內都有這樣的創作先例發生，即某個作家恰恰是20歲左右的時候完成了驚世之作，也造成了他一生的藝術創作高峰，不說別人，自己在隨後的許多年創作中也難得跨越，像肖洛霍夫和他的《靜靜的頓河》。年輕人寫長篇，著重在體驗的深淺和獨特發現，自然缺失不得藝術功力。這種事我不甚了解，還是作者自己把握自己較為恰切。我不僅不能隨便提意見，更不敢說忠告之類的話了。

　　搜狐文化：關於「陝軍東征」當時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外界也有一些說法，說這是我們省上的自娛自樂活動，當時其實沒有特別的影響。正是因為有了你的《白鹿原》，後來「陝軍東征」這個話題才被人常常拿來說事。

　　陳忠實：就我所聞，1993年初在北京召開了一個陝西作家的作品研討會，一位與會的評論家獲悉有幾位陝西作家的長篇小說相繼在北京幾家出版社出版，隨口玩笑一句，這簡直是「陝軍東征」嘛。到會的《光明日報》記者也兼作家的韓小蕙女士，隨之寫的通訊文章的標題里就用了「陝軍東征」這個提法，在《光明日報》發表後引起關注，也引起議論。我是從《陝西日報》轉載的韓小蕙的文章得知這條消息的。我讀後自然很高興，為陝西文學創作的新收穫慶祝。我對評論家說出「陝軍東征」的口頭表述完全理解，作為文學傳播，我敏感到可能會有負作用，就在於那個「軍」字，尤其是那個「征」字，可能會使人讀來撐眼。無論陝西作家，無論南方北方的作家，大家都是文朋詩友，各自展示自己的作品，不存在誰征誰的事，我當即找到本單位（作協）幾位有話語能力的人交換意見，並統一看法，我們自己不用「軍」和「征」這兩個字，用陝西文學繁榮或別的辭彙表示。然而幾乎無濟於事，媒體和個人都在用「陝軍東征」，我也只能徒嘆奈何。我約略聽到一些負面消息，也只能繼續徒嘆奈何，又不便釋疑。

　　三、行政級別的升遷對我誘惑甚微

　　搜狐文化：曾經看到一個書上說你的生活習慣是朝茶晚酒。能請你談談現在的日程安排和生活習慣嗎？

　　陳忠實：茶還在喝。還是喝陝西綠茶。20多年前火旺，某些器官常發炎症，牙疼，大夫建議喝綠茶調節，並點名陝西綠茶。一試果然有效。一喝便喝到現在。酒在十年前戒掉了，改喝啤酒，習慣百威牌的味道。現在是早上7點時起床，冬天晚半小時。起床後第一口煙，第二口是茶。緩解過來後便到工作點上，寫稿或讀書，讀的多是要寫序或召開研討會的書。晚上12時睡覺，睡眠很好。參加一些社會公益活動，還有文學活動，力避以文化包裝的商業活動，難免被多種因素脅裹，卻還算迫不得已的少量。

　　搜狐文化：我現在還住在東郊的空工院，離陳老師老家西蔣村就六七華里，那裡山清水秀，但離城市太遠，常常也讓人覺得是被城市隔絕了。陳老師少年時代那裡是什麼樣的景象？

　　陳忠實：我家緊依偎著白鹿原的北坡坡根。上世紀五十年代全村不足40戶人家。村莊背後的原坡上，是一台一台的梯田，只種一料麥子。春天無疑是最富詩意的季節，麥苗的綠色呈現著起伏的波浪，荒坡上也是綠草。到6月收割過麥子，直到9月末再種麥子，長時間都是赤裸的土地。因為缺水源，收麥後種不得秧苗。山坡上是我的開心之地，給牛割草的後晌，常常陶醉在逮螞蚱的快活之中。家門前是灞河和不大寬闊的河川。這是養育生命的寶地，收罷麥子又種苞谷，一年兩料基本保收，有灞河水的引灌作保證。灞河在平時清澈見底，游泳洗澡再好不過，可惜我沒學會浮水。

　　搜狐文化：農村生活給你寫作提供了什麼？那時候生活和精神狀態是個什麼樣子？

　　陳忠實：農村生活首先提供給我的是生存依託，依靠收穫土地上的麥谷生存。傳統文化、傳統道德、傳統習慣和風俗，完全在不知不覺，又不留任何痕迹的無意識狀態下完成對我的影響和傳承。我在少年時期沒有任何自覺的反叛行為。我在進入高中讀書以後，尤其是接觸了國內外的文學作品後，往往會引發對我生活的鄉村的人和事的反觀。我和鄉村人一樣生活著，承受著生活的艱難，也有鄉情友誼的歡欣。我後來進入社會，環境也是鄉村。尤其是在最基層的公社（鄉鎮）工作了10年，還是在家鄉的地盤上。我是一個最底層的幹部，走出公社（鄉鎮）大門，看見的就是男女老少的鄉村人的面孔。我那時候是完完全全的專職鄉村幹部，接觸多種性格的鄉村幹部和群眾，對家鄉農村的了解和理解逐漸豐富。那個時候正是「文革」期間，我早已斷了文學創作的愛好。這樣反而因禍得福，我在鄉村專心致志做事，做事的過程也就加深了對鄉村生活的積累，倒是避免了以作家的角色深入生活、體驗生活的局外人之弊端。新時期文藝復興伊始，我預感到寫作可以作為人生追求的事業來乾的時候，便調離到相對比較輕鬆的文化館工作，致力於寫作這個人生興趣。這時候和這之後，我越來越感覺到20年基層工作尤其是10年公社（鄉鎮）工作經歷的寶貴。我甚至感到，如果沒有那10年公社（鄉鎮）工作的經歷，很難設想我後來的文學創作是怎樣一種景象，也很難設想會不會有《白鹿原》的創作。

　　搜狐文化：你是一個很謙和、很親切的人，你保持著說關中話，比如你經常說「鄉黨」這個詞，鄉黨是個什麼樣的意思？你覺得陝西方言有些什麼韻味？

　　陳忠實：鄉黨就是鄉親，泛指老鄉，一個村子的人稱為鄉黨，出了省界整個陝西人都可以稱鄉黨。陝西方言太過寬泛，陝西因差異甚大的地理環境分為三大塊，陝北有游牧乃至匈奴的較為奔放的生活習性，秦嶺南邊的漢中和安康又類近於南方的風情了，渭河流域的關中是我的家鄉。三大板塊的人群生活習慣差異明顯，說話的口音也相去甚遠，方言也自成一體。我說的是關中話。我原以為關中話很土，後來卻漸次發現許多方言的無可替代的韻味。文學寫作的表述語言中摻進方言，有如混凝土裡添加石子，會強化語言的硬度和韌性。我後來漸次明確，從字面上讓外地讀者猜不出七成意思的方言，堅決捨棄不用，用了反倒成了閱讀障礙。近年間，我收到幾種關中方言的考證文本，許多看似土得掉渣的方言俚語，竟然被語言學者在古籍文章中一一考證出來。我便感知到關中方言土語，當屬中國語言的活化石，還存放在這方地域當代人的口語中。

　　搜狐文化：您的人生豐富多彩，早年高考的失敗，後來當上了教師，後來又當上了國家幹部。作為我們從農村出來的人來講，這些都很不錯了。那麼你是怎樣走上了文學創作這條道路？

　　陳忠實：我在初中二年級喜歡上了文學，並在作文本上寫下平生的第一篇小說《桃園風波》，直到現在對文學創作都沒有厭倦，依舊興趣十足。1962年高考名落孫山，痛定思痛後決定，自修文學。人獲得知識，最理想也最便捷的途徑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缺失了這個條件的我，只能選擇自修，同樣可以獲得自己想要的知識，只是比正規的高等教育的途徑更艱難許多。我那時給自己訂下一個目標，自修四年發表文學作品，我發表的處女作就是大學畢業結業證。我的努力沒有白費，到1965年春天發表了散文處女作《夜過流沙溝》，提前一年多實現目標。我在「文革」中間放棄了文學創作，迫於無奈。新時期文藝復興的1978年冬，我發表了短篇小說《南北寨》，1979年大約寫了10餘篇小說，其中《信任》獲得年度全國短篇小說獎。我在1982年冬獲得專業作家的稱號，並調入陝西省作家協會專業創作組。自此時起，文學創作成為我的專業，也成為我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的主業。

　　搜狐文化：那麼當時你就想到了自己一定會成為很有威望的大作家嗎？上次魏心宏來西安，說一直想約請你寫自傳，你有過這樣的想法嗎？

　　陳忠實：我在上世紀60年代初，看到當地報刊上經常出現幾位工人和農民業餘作家的名字，很羨慕，想著自己如果能夠像他們一樣發表短詩小散文或者小小說就好了。那時候，我讀著《創業史》、《風雪之夜》、《保衛延安》等幾部陝西作家的作品，連想也不敢想我會成為作家，能成為一個發表作品的業餘作家就很好了。新時期文藝復興，連續發表了許多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且獲得了不少好評，我的信心也鼓舞起來了，直到進入《白鹿原》的寫作並完成。我是一個偏於保守的人，向來不敢說大話，更不敢吹牛。寫作的事，是走過一步，再選擇下一步；在下一步尚未踩踏穩當之前，我不敢宣言說一定會踏上下一步的那個台階。

　　搜狐文化：你在基層公社幹了十年黨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差不多是經歷了一個完整的文革時代，你現在回想起這段經歷，能告訴我們一些你的看法嗎？

　　陳忠實：我是1968年末臨時抽調到公社。此前中央文件指示剛剛成立的各級革命委員會搞一個中心運動，清理階級隊伍。我所在的那個不過萬人的公社，竟然清理出來幾百個「階級敵人」。年末又有中央文件指示，要對被清理出來的「階級敵人」落實政策，便抽調出七八個社屬中、小學教師組成專案組，公社領導做組長。經過近一年逐村逐單位一個一個落實定案，過程且不贅言，結果是沒有定性一個「階級敵人」。原因很簡單，取消了造反隊的多個村子，潛存的派性更難消除，那些被當作「階級敵人」拉出來的人，多是派性的受害者。緊接著一個中心工作，是恢復各個村子裡被「文革」造反搞癱瘓了的黨支部，難度也很大，主要障礙還是派性。費時近一年，把多個生產大隊的黨支部建立起來，最後是公社黨委的建立。這項工作結束，我和另一位中學團委書記留下來在公社工作。我之所以被選在公社協助工作，我想主要原因是文字能力，為領導寫講話稿，寫年度或階段工作總結等。領導留我時有一次簡短的談話，很斟酌地肯定留我的原因，把握政策較穩當，人還可靠。直到1973年，我才正式調入公社，解決了公職。因為我在公社裡是最年輕的幹部，也因為有了四年多的農村工作實踐，此時「學大寨」運動已成為公社持久性的工作，我總是被安排到重點工程去完成任務，我也樂於干實事。我曾協助一位主管農業的公社領導，在原坡缺水地區建設小型蓄水庫塘，使每個生產隊都有了多少不同的水澆地，曾經被上級推廣過經驗。我獨立搞過兩次農田基本建設大會戰，一次是在麥收後和種麥子之間的兩個月時間裡，完成800畝跑水跑肥的山坡地改造為平整梯田。這些被改造的平整梯田，至今也是一勞永逸地發揮著效益。又一次是為家鄉灞河修築了8華里河堤，得到上級撥款資助，臨水面有水泥板護貼。從先一年入冬動工，到第二年發生漲水之前完工，這條可以對開汽車的河堤修成了，30多年來再未發生過灞河漲水沖毀農田的災害。這兩項較大的工程，都發生過平均攤派任務的問題，然而那個時候卻不犯政策之忌，後來不久被糾正了。現在在個體生產的鄉村，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我在這裡有自我表彰之嫌。我在鄉村工作中接觸多種人，也了解了鄉村，為後來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方便，卻是當時沒有想到的事。

　　搜狐文化：文革期間，當你在西安看到柳青、杜鵬程被遊街批鬥時，你是什麼心情？這些影響到了你的文學理想嗎？

　　陳忠實：我在「文革」初期被劃為保皇派，懲罰措施是養豬（農業中學種地也養豬）。我拉架子車到西安一家麵粉廠買分配給學校的飼料麩皮時，恰好遇見文藝界的遊街隊伍，看到被游的柳青等我崇拜的作家。我的直接感覺是，中國連柳青這樣的作家都不要了，我還想幹什麼。我基本不再想文學創作的事，後來到公社工作，就專心於鄉村與農民打交道的事了。到「文革」後期，一些文化藝術單位恢復工作，偏重於鼓勵「工農兵業餘作者」寫作，我是被激發起來的一個，我才發現文學創作的喜好沒有消亡。然而很清醒，文學創作當不得正事干。我只是在十分閑而又相對有一段清閑的時間，便寫一篇，4年寫過4篇短篇小說。我把這種寫作自我定義為「過癮」，過一迴文字表達的癮。

　　搜狐文化：2008年省上開青年作家創作會，賈平凹老師提到你們當年曾經組織了一個「群木」文學社，我還在一個資料上看到，當年包括你在內的陝西8名知名作家曾經成立了一個影視創作的工作室，能否請你談談你跟陝西幾代作家，包括柳青他們老一輩的，跟你同時代的，以及後來的這幾代作家的交往。

　　陳忠實：這個話題太寬泛了，待有機會時專門說這個話題。僅說你提到的二三事。1980年初，我在家鄉灞橋區文化館做群眾文化工作，業餘搞創作。文化館的業務上級是西安市群眾藝術館。市群藝館專事輔導文學創作的幹部，很關注本市幾位寫作的青年作者，便有意把這幾個人組合到一起，互相切磋，交流心得，互相促進，再得提高。他先找到賈平凹再找到我，大家都贊成，而且賈平凹已提出一個「群木」作為文學社的名字，並有解釋，一群幼樹互相擁擠，競爭競長，志在天空。我當即表態贊成，善哉！並尤為欣賞「群木」的社名和意蘊，樹木成片成林便會競長，前途在廣闊的天空，互不傷害。文學社成立後，我大約參加了兩三回聚會。問題發生在我住在灞橋古鎮，離城較遠，公交車下午六時就停運，安排在晚上的活動就沒有機會參加了。那時候沒有經費，沒有會場也沒有餐費，更沒有交通工具，我損失了不少交流機會。影視工作室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成立的，以著名編劇張子良和楊爭光牽頭，我是一個不會編劇的成員，充數而已。柳青生前我見過兩三面，第一回是他在遊街時。第二回是他剛獲得「解放」，被邀請到一個出版會議上向業餘作者講創作，我在聽講者之列，看到一個慘不忍睹的動作，正講到某個問題的關鍵處，柳青停止說話，順手從衣袋裡掏出一個球狀噴霧器，把尖頭塞進嘴裡，一捏一放球狀物體，便往喉嚨里噴進一股一股白色氣體，發出哧啦哧啦的聲音。聽說柳青是在喘不上氣時，便用醫生配給的這種器具緩解呼吸之難。我幾乎不忍心看那慘象。第三次是在省文化廳舉辦的一次創作會議上，大約是在1974年6月，請柳青來給業餘作者輔導創作，仍然離不得那隻噴霧器。那時候正學習一條「反潮流」的最新指示，柳青借題發揮:「能不能識別潮流錯誤，是認識水平問題；能識別錯誤潮流，反或不反，是個品質問題。」我至今記得這句話。我很想拜訪柳青，卻缺乏勇氣，這是我的弱點。同代作家接觸太多，待有機會時說，不然，篇幅太大了。

　　搜狐文化：你當了十餘年作協主席，這與你一向低調不想為官是否相悖？體會如何？作家做官有何利弊？我們知道，你在任期幹了很多大事，干這些事是否影響了你的創作？

　　陳忠實：其實也不相悖，人在一種意料不及的環境下，是會從一種別的角度選擇取捨的，我即一例。早在陝西作協換屆前兩年就已經內定路遙為作協主席人選，我當時還在原下老家寫《白鹿原》的書稿。我完全贊成路遙作為未來的主席。我曾在此間兩次給領導寫信，堅決推卸將我安排到另一個文藝團體做黨組書記的意向。我那時傾心於寫作，《白鹿原》尚未完稿，行政級別的升遷對我確鑿誘惑甚微。不是我清高。我向來未曾表白過自己清高的話。自1982年末成為專業作家，我就意識到已經進入人生的最理想境地，同時也意識到，能否寫出較好的小說，全在自己的本事了。不然，連怨天尤人的理由也沒有了。我因此而回到原下老屋，就是為了能專心於寫作的探索，致志於從少年時期發生的至今不能捨棄的文學愛好。專心致志與寫作愛好，有別於一般的清高。正在籌備陝西作協換屆的時候，路遙卻病倒了，竟不治而謝世了。陝西文學界及至社會各界，都深為這位富有才華的中年作家惋惜不已，同時也把作家普遍存在的生活窘困的事象暴露出來。陝西作協辦公院里的房子，牆傾屋漏，人們開玩笑說這是拍《聊齋》鬼狐影視最好的外景地。希望改善作家生活和辦公環境的呼聲高漲。大半年後換屆，我被推上主席這個位置，沒有拒絕，確實也是被那種希望改善生活和辦公環境的熱切議論所感染……至於做了什麼事，已成過去，恕不一一列舉。至於體會，一言以蔽之，我盡我有限的能力做了一些事，也有當做而未做成或未做完滿之事。我向來不說是否影響了我的創作的話，儘管這是經常被問到的話，我都不敢說是，連默認也沒有。確實的事實是，我的寫作興趣由小說轉向散文，竟許久都難以再轉回小說創作。作家當官，肯定有利有弊，而且個人的利與弊又各不相同，難能一概而論。我對此事缺乏用心，難以判斷。我做了一些事，很難稱大，多為文學範圍的事，也有跑門子要錢的事，更免不了一些應酬場面的事。事已過，不足贅述。向來不說影響創作的話，如前面所答。

　　四、每個作家都在思考這個時代

　　搜狐文化：這些年來我們每年長篇小說大概在1200部左右。在數量上我們已經很強了，但好像我們並沒有在國外很有影響力的作品。像一位美籍阿富汗作家寫的《追風箏的人》，據說全球熱銷600萬冊，創下出版奇蹟。我們中國作家的作品在國外沒有市場，你覺得主要原因是什麼？

　　陳忠實：我也從媒體上看到過這樣的信息，也見到過分析不能暢銷的原因，想必你也看到過，不贅。我難以判斷外國人為什麼不買不讀中國作家作品的原因。我想到過歐美人的閱讀興趣是否和我們有差異；也想到過我們的小說作品所寫的內容，尤其是寫當代生活變遷的作品，是不是與歐美人的生活習俗相差太遠，不好理解，且不說幾十年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所造成的災難，單是那些政治運動的口號和特殊用語，在歐美人恐怕都難以領會其含義。因為這樣的運動和術語，只有在中國發生過使用過，中國人耳熟能詳，洋人們大約會陷入莫名其妙的迷糊莫辨，也就減弱了閱讀的興趣，這不過是我的猜測而已。

　　搜狐文化：有人說，國內小說比國外落後將近50年，作為中國的文學大師，你覺得當代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陳忠實：先糾正你的「大師」的誤傳。我不是大師，不是謙虛，是遠遠不及大師的格。我只認我是個作家，這是一個職業符號。無論說中國文學落後世界文學多少年，都是很難具體計算的，說落後30年或落後50年，都很難做出確切的論證，更難做出具體數字的量化比較。文學作品比不得某項科學技術，後者完全可以得出具體的量化對比，文學作品就難了。依我從媒體上獲知的信息形成的印象，近年間中國作家的文學作品翻譯到國外的數量已有起色，然而與我們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的數量，幾乎構不成一個比例；有幸翻譯成外文出版的小說很難暢銷歐美國家的圖書市場，不能成為這些地方讀者爭相閱讀的讀物，也和我們國內不斷形成的某個外國作家某部小說暢銷且熱讀的現象形成鮮明的對照。可見，在世界文壇上，我們仍然是一個「輸入國」，一個很大的「輸入國」，「輸出」和「輸入」幾乎難以構成比例。你說的「位置」，我難以做出具體的排位，「輸出」和「輸入」的文學作品的不成比例，大體上就可以看出其格局了。

　　搜狐文化：你對當代中國文學，包括陝西文學的現狀有何憂慮？對前景有什麼期待？

　　陳忠實：沒有憂慮。沒有發生過任何憂慮。不是我天性樂觀，也不是無所用心，是出於我對文學創作現象的理解，也許褊狹。一部優秀作品的出現，總是讓世人意料不及，這部作品的作者也就從無名到著名了。人們通常的想法是他會越來越成熟，體驗會越來越深刻，筆法會越來越老辣，這樣發展的作家不少見，然而，似乎逆反這種通常現象的作家也不在少數。肖洛霍夫很年輕時寫成了史詩《靜靜的頓河》，後來又寫成了《被開墾的處女地》，當年也算得佳作，但似乎與頓河難以比肩，現在幾乎銷聲匿跡。之後幾乎再沒有稍大規模的作品問世。出人意料的是，在他的晚年，一部大短篇或小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卻震撼了當年的蘇聯文壇，也傳播到世界很多國家。類似的作家的創作現象起碼不屬個別。我就能理解，一個作家的出現，創作的發展，是很難預料的事，遠遠比不得今天的天氣預報的準確度，甚至連作家自己都難以自主操控……我憂慮有何用？沒有必要。同樣的道理，一個地區一方地域在一個時期文學創作的發展，也是很難實現主觀操控以期如願的。某個時期，突然湧現幾位令人矚目的作家，難以預料；某個時期，相對比較平淡，沒有引起廣泛關注的作品出現，也難以預料，更難以採取立竿見影的措施扭轉局面。在我理解，一部作品的品相完全決定於作家體驗的深或淺，這是很難以外在因素促成的事……我即使有憂慮發生，也沒有任何積極意義。我相信會有驚世佳作出現。

　　搜狐文化：現在是個經濟社會。寫作是很多年輕人的夢想，但因為不能養家糊口，也就只能是一個夢想。特別是現在一般人的作品在刊物發表很難，就是發表了，一個中篇小說也就2000元左右的稿費。就是一個長篇小說，三年五年寫下來，正常出版了也就十多萬的版稅，養活自己很成問題。不知道陳老師們當年寫作的時候有沒有碰到不能養活自己的問題。

　　陳忠實：我在《白鹿原》書寫到一半的時候，經濟壓力突顯出來，三個孩子讀書相繼進入中學和大學，學費也較猛地漲起來；再加之集中寫作《白鹿原》，沒有寫中短篇小說，基本斷止了稿酬收入，僅憑當時的一百多元工資收入，就發生了難以支撐的困境。給我以榜樣力量的是傑克·倫敦。我此前讀過一本寫他傳記的書《馬背上的水手》，其中寫到一個細節，傑克·倫敦傾心致志創作小說，作品卻難以出版。美國沒有政府出資供養的專業作家，似乎也沒有誰願意資助他的小說創作，常常鬧到連一塊麵包都沒有的斷頓兒困境。他的唯一財產是一輛半舊的自行車，便送入當鋪，換幾個買麵包的錢繼續伏案寫作。他的一部小說好不容易被一家出版社看中，但僅出價十美元買斷版權，傑克·倫敦儘管明知被坑，仍然接受了。他要的是作品不再積壓這種結果，終於有了面市的機會。他拿著十美元贖回自行車，把剩下的錢全部買成麵包，繼續寫作。一個只能吃乾麵包的傑克·倫敦，是不敢想營養成分的，更遑論其餘物質需要了。他再發生斷頓兒時，又把自行車送入當鋪，換幾個買麵包的錢。直到他的作品發生暢銷，出版商以十倍百倍的版權費爭購他的新作的景觀出現，一個傑出的作家傑克·倫敦在美國出現了，自然不會只啃乾麵包了。當時我儘管發生經濟困難，但比傑克·倫敦好到天上了。我不愁飯吃，是比單一的乾麵包好得多的麵條，一月可以吃兩次肉，改善生活。直到《白鹿原》書出版，初版領到一萬元版費，一下子成了萬元戶了。我說的傑克·倫敦的事，以及我的困窘，都是陳年老話了。當今世界，多方競爭日見激烈，環境和人心也是今不如昔了，喜歡寫作和掙錢過日子的矛盾卻依然困擾著尚未發達起來的作家，相信他們各自都會找到較為適宜自己生存，而又兼及創作愛好的途徑，至少不至於弄到傑克·倫敦當自行車買麵包的困境。

　　搜狐文化：寫小說的人還因為寫故事而擁有多一些的讀者，擁有多一些的出版，被閱讀以及被改編成影視劇機會的話，詩歌相對於小說就艱難得多。對於現在的詩歌困境，您怎麼看？詩歌作者有什麼更好的出路么？對於現在孤獨的寫作者們來說，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在經濟社會如何去求得生存和寫作的自由？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就很難去指責媚俗，也難以挽回許多優秀寫作者的流失。

　　陳忠實：我較少接觸詩人，但聽說過詩人的困境。詩歌在近年間很難形成熱誦的現象，當年霍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被整個社會誦讀的動人情景再沒有發生過。我聽說詩歌集出版甚難，也能想到單憑寫詩的稿酬很難過日子。艱難可能在年輕詩人群體里比較突出，因為年齡稍長的詩人大多都有職業，也就有一份穩定收入，起碼生活不成為問題。據說不少年輕詩人沒有固定工作，收入也難保證，收入就發生時緊時松的情狀。我能想到的辦法是，先兼一份工作，有保證基本生活的收入，把寫詩排在業餘。其實小說作家也多是這樣，靠寫作不能養家糊口的時候，就得先找到能養家糊口的途徑。寫作——無論小說或詩歌——暫且先放在業餘操練。發展到靠寫作不僅可以養家，而且收入甚豐的時候，自然就以寫作為專業了，且不需誰批准。聽說歐美的作家大都如此。僅供參考。在經濟社會如何去求得生存和寫作的自由，主要是中國的寫作者面臨的一個新問題，這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實施和運行日漸突顯出來的。西方國家一直運行的是市場經濟，作家們從來面對的就是靠寫作能否過日子的問題，靠寫作的收入不能養家糊口，自己就會找到可以掙錢過日子的各種社會職業，把寫作的愛好擺到業餘，這是無需誰教誰的本質性選擇。我在美國乘火車時看到一種景觀，火車站有小小的售書台，許多乘客扔幾枚硬幣便選一本便於口袋裝進的很小的書，上車後便坐下讀，到站後就順手扔到車門旁的一隻桶里。據說那裡有不少專寫這類供乘客解悶的隨讀隨扔的書的作家。然而，並不擔心傑克·倫敦為了不吃乾麵包而選擇這類書的寫作。經濟利益肯定會驅使一些人進入「媚俗」寫作，但不會是全部，也不會是大部。在我理解，作家對社會人生的體驗決定著作家寫作筆頭的指向，不完全是經濟利益的驅使所能決定。我相信對歷史或現實生活有獨特的深刻的體驗的作家，肯定不會放棄此而改轍追彼。自然，有許多寫作娛樂性讀物的作家，也無可厚非，既是這些作家的興趣和特長，社會也需要這樣讀來輕鬆的讀物。

　　搜狐文化：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不能脫離時代，但是又要有普遍性、共通性。西方提出文學作品要有「永恆的人性」。在當今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學恐怕也不能脫離時代自行存在。那麼今天的作家該如何反映這個時代的真實情況？

　　陳忠實：我遇到一個回答不了的問題。每個作家都在思考這個時代。每個作家對這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體驗。每個作家都在尋找反映這個時代的真實的而又只屬於自己的句子。每個作家的大腦里都有一方獨立的秘而不宣的藝術天地。只有在展示出某部作品的時候，我們才能獲得答案，哦，這個傢伙竟然如此獨出心裁。如果有一個大家都可以適用的「反映這個時代真實」的途徑，那麼一百個作家寫出的作品就會是一副面孔。況且，同一個作家在不同時段，也會發生新的體驗和另一種表達方式。

　　搜狐文化：講故事是文學的一項特殊功能，在這個快餐文化盛行的時代，如何能講好一個故事？真實的、有責任心的故事？讓讀者能看下去，並引起思考、感慨、共鳴、震動。

　　陳忠實：這又是一個讓我回答不出的問題。依我的閱讀感受，富於創造意義的小說，不同的作家各有自己的敘事策略和敘述方式，敘述的故事都發生了「引人思考、感慨、共鳴、震動」的藝術效果。譬如《悲慘的世界》、《無名的裘德》、《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等等。不會存在一個大家都能適用的「講好一個故事」的辦法。如何把自己業已成型的故事講出來，能夠讓讀者發生「思考、感慨、共鳴、震動」的閱讀效果，每個作家都得費盡智慧，不惜險招和奇招，力求達到那樣的藝術效果，這就是創作。也就是創作的意義。

　　搜狐文化：現在我們傳統作家出版的圖書賣得很少。書印上兩三萬本出版社就冒汗了，但另一方面，像盜墓小說「鬼吹燈系列」、職場小說《杜拉拉升職記》、純愛小說《山楂樹之戀》等網路小說在網上卻有很高的點擊率，讓作者一夜成名，甚至暴富。網路文學無疑是良莠不齊的，準確地說，是「草盛豆苗稀」。但經過數十年的磨礪，也出現了閃光的金子。對於傳統作家來說，「無視」網路顯然不是個很好的辦法，您認為傳統作家會逐漸向網路寫作靠近么？

　　陳忠實：首先需向你致遺憾並致歉意，我至今沒有機會接觸網路文學。不是我無視網路小說的存在，在於我不會使用電腦。我至今仍舊用鋼筆寫字，依賴報紙刊物和電視獲取新聞，閱讀依舊是書刊。我聽說網路文學五彩繽紛，徒嘆奈何。你所列舉的幾部很受歡迎的網路小說，我在報紙上看到過宣傳文章，遺憾的是沒有讀到。我向這幾部書的作者遙致祝福，能寫出萬眾「點擊」熱議不減的小說，我的基本的判斷，便是作者有獨特的體驗，能引發眾多的讀者點擊，證明了讀者的閱讀興趣，也證明了讀者閱讀引發的共鳴。沒有獨特的體驗和獨特的藝術表達形式，是很難引發閱讀興趣的，更談不到共鳴的效應了。小說的生命力本就在這裡，傳統的文本小說是這樣，網路小說也是這樣。我剛剛給一位朋友打電話得知《杜拉拉升職記》和《山楂樹之戀》已經有文字圖書出版，我會買來閱讀，那麼多人喜歡的小說，我不讀將會覺得遺憾。你說的網路文學是「草盛豆苗稀」的現象，也不奇怪，傳統文學的出版物，雜誌或者書籍，都有一套甚為嚴格的審稿程序，不要說「草」，即使是「豆苗」，不大旺勢的也會被淘汰。這樣就使難以估計的大批來稿浮不上水面。網路小說似乎沒有審稿機構，寫下就上，自然難免良莠不齊的局面了。我又設想，報紙、刊物和出版社審閱後放棄的那些書稿數量之大，大約不比網路小說中你說的「草」少太多。網路給那麼多喜歡寫作的人提供了一個不須審稿就可以發表作品的廣闊而又自由的平台，相信會有很多作者經過演練而成長起來。今天種「草」的作者，明年或明天也許會孕育出奇葩來。你所說的網路媒體和網路寫作的優勢，我都能接受，不無羨慕之情。傳統作家是否會向網路寫作靠攏，我難以判斷，這是個人興趣所做出的選擇。只是可以肯定地告訴你，我無法靠攏網路寫作的方式，儘管羨慕，卻難以接近——我不會打電腦。

　　搜狐文化：從前曾經有過青銅時代、鐵器時代，那麼現在毫無疑問是信息時代。從大的方向來說，信息時代對於文學作品的創作和傳播，應該是大有裨益的。但信息時代的弊端也在於信息太多了，人們沒有耐心來聽你講一個故事，作家也似乎沒有耐心來講一個故事。在這樣的時代，創作者們應該堅守什麼？應該放棄什麼？如果需要放棄的話。

　　陳忠實：你說的「人們沒有耐心來聽你講一個故事」的話，你可能有讀者調查依據，我沒有這方面的稍微可靠的資料，所以不敢判斷。你又說的「作家似乎也沒有耐心來講一個故事」的話，我卻要分辯幾句。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每年都有2000多部長篇小說出版的繁榮景象，已經持續了多年，去年竟然已經發展到了3000餘部，且不說數以萬計的中短篇小說的發表。就我的印象而言，中國現時的長篇小說，都在敘述著當代和古老的故事。上世紀80年代曾經有過一些無故事無情節甚至無人物的號稱「三無」的小說，領一時風騷，卻不是缺乏耐心講故事，而是尋求一種新的表述方式的探索，近年間幾乎不見「三無」作品了。從中國傳說中的皇帝到封建帝制的瓦解，許多歷史人物和大的歷史事件，幾乎被當代作家都寫了，僅以陝西而言，我看到名氣不大的一位黃陵縣的作家出版了寫黃帝的小說，孫皓暉先生出版了十一大本五百萬字的《大秦帝國》。辛亥革命到共和國成立，解放後的新中國到時下，各個大的歷史變遷的時段和平民生活，數不清被多少作家寫過了，現在依然興趣不減，繼續在寫。這些小說大都有動人的故事，許多歷史小說的故事驚心動魄。我便覺得當代作家不僅更有耐心講故事，而且在歷史和現實的故事中，努力開掘不同風格的意蘊，常常給人啟迪。同樣，我說不了應該堅守什麼又放棄什麼。這是作家個人思想探索、藝術求變的個性化選擇。我只是毫不含糊地相信，每個作家都在努力探索，以求藝術創造的新境界，必然會堅持自己信奉的東西，捨棄不再感興趣的東西，追尋自己需要的東西。

　　搜狐文化：目前，年輕一代的寫作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一些90年代出生的也開始寫長篇了。您能結合自己的寫作經歷談談想法嗎？您對這些後起之秀有何建議？

　　陳忠實：90年代出生的小孩寫小說寫詩歌，我覺得很正常。就我所知，絕大多數作家的文學愛好和寫作興趣都是從少年時代就發生的。我對這種現象有自己的一個小小發現，作家和其他專業人群的差別，就是與生俱來一根對文字尤為敏感的神經，這是父母給的。在有機會接觸文字，尤其是文學作品的文字時，這根神經便會興奮起來，便會發生人生喜好的興趣性傾向，就會喜歡讀文學作品，就會動手寫詩或者小說，是很自然的現象。有些具備對文字敏感的神經的人，卻沒有機會接觸文字，幾乎是文盲，然而那根敏感的文字神經也不僅不閑置，也不萎縮，而是發生著一些純自然的釋放，我對那些生動傳神的民間詩人就是這樣解讀的。如果他們起碼能接受高中教育，完全可能成為一位卓有建樹的詩人。這樣的人在我生活的地區幾乎每個村子都有一個，可惜大都是文盲，他們見事就順口而出有韻律的民歌民謠來，傳誦一時。人和人的個性差異，就在於具有一根對什麼物事敏感的神經。有一根對色彩敏感神經的人，很自然地傾向於繪畫；有一根對著音響敏感的人，也就從少小年紀傾向於音樂；有一根對於數字敏感的神經的人，不僅數學課學得輕鬆，且有樂趣，而且有可能成為數學家，如此等等。人群中那些生有一根對於文字敏感的神經的人，多是從少年時代便發生興趣性傾向，不僅喜歡讀文學作品，讀著讀著便動手寫作了，時下湧現的不少的少年作家就源於此因。即如中國當代作家，人皆共知已故的劉紹棠，上世紀50年代上中學時就發表小說作品了，被譽為神童。那個時候，和劉紹棠同代的少年文學愛好者寫作者到處都有，不過不及劉紹棠傑出罷了。所以可以說，90年代出生的少年作家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有勇氣寫長篇也很好，即使失敗，也是一種磨鍊。具有對文字敏感的神經的人中，未來創作的前景和成就很難做出估計，各個喜愛文學創作的人，生活閱歷的差異，閱讀的差異，接受社會和家庭影響的差異，更有個性的差異，等等因素，都影響著各個少年寫作者創作的發展。可以說，那根對文字敏感的神經能發揮到怎樣的狀態，全在個人後天的努力。我向來很畏怯對青年作者「建議」一類的事。以我的體驗，任由多人去摸索，去闖蕩，即使某些導致失敗的彎路，體驗一下也不無好處。我所說的那根對文字敏感的神經，是我對「天才」這個太多神秘色彩的辭彙的物質化解讀。

　　搜狐文化：寫作者們通常都是在不斷地閱讀，好的創作一定離不開豐富的閱讀，在這方面，您有什麼特殊的閱讀喜好么？能給讀者推薦一下您認為優秀的作品么？

　　陳忠實：你說得很對，截止到今天，我還沒遇到也沒有聽過不讀書的作家。閱讀開闊視野，閱讀啟迪智慧（即開啟那根對於文字敏感的神經），閱讀也豐富藝術天地，閱讀更深化思維……說不盡的好處。所以人說開卷有益，以創作為樂事的人更如此。我不好向人推薦作品，因為各人的意趣差異很大。由各人去選擇，即使買了讀不出興趣的書，放下不讀，再換一種，總會找到愛不釋手的書的。我往往就是這樣選擇讀書的。

　　搜狐文化：如果請您對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做一個前瞻的話，比如說20—30年後，我們的文學、文化將會怎樣？

　　陳忠實：這完全是一個難以想像的問題。我之所以覺得難以想像，是今天文學繁榮的景觀，在30年前的我來說，就是根本沒有想像到的。況且，如今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所引起的社會每個領域的快速變化，未來的經濟和其他社會事業的發展國家都有戰略計劃，唯有文學創作難以指定可供實施性的計劃。我們的文學將會是怎樣繁榮的景象，難以想像，卻可以肯定繁榮，也當有進入世界多個地區並被廣泛的讀者喜歡閱讀的一批中國小說。文化範疇太寬太大，不敢妄說。

　　搜狐文化：最後，我知道，您是准球迷，聽說你在當年創作《白鹿原》時，還經常到空工院看球。前段時間的「足壇掃黑風暴」，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對此您怎麼看？

　　陳忠實：80年代沒有衛星傳遞電視信息技術，靠發射塔傳輸，我住在白鹿原北坡下，正好處於電視信號傳遞的陰影里，電視機只相當於半導體收音機的功能。平時看不到電視也就罷了，每逢有中國隊的國際比賽便坐卧不寧。我常在夜間騎自行車趕到七八里外的接收信號好的村子，到親戚和朋友家看足球轉播，有兩次趕到你工作的空工院熟人家裡去看。如果當年認識你就好了，多一個看電視的好地方。「足壇掃黑風暴」在我的最初直感里，是大快我心。但這種感覺很短暫，隨之便說不出話來，無話可說，抑或是話太多反而倒不想再說一句。豈止是我，從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有多少球迷傾心中國足球走出亞洲走向世界，結果30年過去了，現在連南亞那些國家的足球隊都難對付。黑幕撕開了，卻是一夥利用足球給自己謀財的人把球迷涮了……真實讓人傷心到不想說一句話。中國足球從頭開始，但願能儘早給中國球迷帶來欣喜，撫慰被傷的太過不堪的心。

　　特別感謝江南雜誌社獨家授權，以及特約對話人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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