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剛、秦軒、馮潔：地亂了，心卻不亂

　　對於災難，日本人的靈魂中有著坦然接受與堅持到底的精神。災難愈深重，這種意識愈凸顯。實際中的體現就是忍讓、節制、自我管理與相互協助。

　　日本人具有這樣的共識：個人對他所從屬的社會負有重大責任，事態越嚴峻，就越應該管好自己。

　　在公共危機到來時，日本人更多地選擇信任政府。國民與政府的良好互動與溝通正是這種信任的來源。

　　半個日本在下雪。大雪從3月15日夜裡落下來，死亡的氣息也被它徹底掩埋。「死亡就在我們腳邊。」川端康成，這個迷戀死亡敘述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曾如此概括生與死的關係。

　　3月11日，大地震突襲日本東北沿海，海嘯接踵而至，死亡來了。

　　3月15日，岩手縣大船渡——這裡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整座城市在這個雪夜屏住了呼吸。大雪在市役所外飄著，無家可歸的人們暫棲在這裡。擠滿近千人的市役所一片安靜，人們偶爾的低聲交談都不會蓋過屋外雪落的聲音。

　　晚上，強烈的餘震接二連三地襲擊著這座城市。人們無聲地承受著這一切，整個城市只有房屋在不斷來臨的地震波中掙扎的聲音。

　　每次地震前10秒，政府都會給國民的手機發來預警簡訊。可人們已經習慣了，已經不太理會地震的烈度，只是低聲念著一個個單調的數字。「剛才有7級，比昨天稍高。」

　　每一個人在提到餘震的時候都顯得輕描淡寫。他們甚至會告訴你，如果搖晃的感覺還能承受，那就在7級以下；如果覺得房子要倒了，那就是7級以上。

　　在空前的災難之後，日本人展現出的卻是令人驚奇的平靜與秩序。這是一個以怎樣的規則組織起來的人群，這是一個有著怎樣的性格特質的民族？

　　「日本人習慣於忍受自然災害，並能泰然處之。」在《日本人》一書中，美國歷史學家埃德溫·賴肖爾試圖分析日本人在自然災難前的心態，「災害助長了宿命論觀點……日本人有一種承認自然界可怕威力的宿命論思想。與此同時，也鍛鍊出了在這種災難以後重新開始奮發圖強的巨大能力。」

　　很少見到哭泣者

　　在避難所，唯一一個哭泣的女人用毛毯緊緊地蓋住臉，她不希望打擾別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在福島，一位從核電站周邊被轉移出來的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句話是採訪中的日本人說得最多的。

　　每個日本人在災難面前看上去無可奈何，在他們看來，「地震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海嘯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停水、停電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核泄漏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而在過去的6天里，大船渡的4萬人正是在這種「無可奈何」的說辭下，以一種讓人驚訝的剋制和冷靜，生活在這個劫後餘生的城市。

　　現在看來，恰是日本人口中的這些「沒有辦法」，造就了他們最初的鎮靜。陌生人互相問候，交換過往經歷的地震故事。東京地鐵車站廣播員儘可能傳遞他們所得到的信息。但多數時候，廣播里只是重複這句話：「東京地鐵為延誤了您的列車服務而致歉。這是因為一場很大的地震。」

　　地鐵都停了，每一條大街兩旁的人行道上，都是黑壓壓的人流在緩緩移動，不見頭尾的巨大隊伍，好像是全體國民開始一場悲壯的遠征，靜默的表情和步履，如《出埃及記》里的一幕。

　　街頭的電視前，許多回家的人停下了腳步，畫面上，是正被海水漸漸淹沒的仙台機場。寒風中，所有的人都凝視著屏幕，沒有人說話，好像都屏住了呼吸。

　　日本東海大學教授葉千榮回憶海嘯發生後的街道：一個小時里，雖然車輛幾乎完全停滯，但兩旁人行道的密集人流里，沒有一個人走到車道上來。東京街頭儘是步行回家的人群，彷彿數百萬人都一起走上了街頭，但都自動列隊默默前行，秩序井然，毫無喧嘩，眼前的一切，彷彿一部無聲電影。

　　日本人在地震前的淡定令外來者驚奇。在仙台，3月11日大地震開始的時刻，東北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們惶恐地在跑到街上，而他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淡定。有日本人在遛狗，有日本人在悠閑地騎自行車，地震對於日本人來說，或許只是一個趔趄。

　　旅華日本作家加藤嘉一回憶當天的情景：周圍全是戴著安全帽的上班族，排成一隊，像螞蟻一樣，有序地走路回家。無法坐上交通車，許多道路都被關閉的嚴峻情況下，沒有人抱怨，安安靜靜地走路，大家走得相當默契，沒有亂，只有完美的秩序。地亂了，心卻不亂。硬體失控了，軟體依然平靜。

　　截至16日晚，此次地震已造成4277人喪生，8194人失蹤。但即使是社會最纖細的血管也在冷靜流通。「日本郵局你們要不要這麼敬業！！現在這種時候還給我準時送包裹！」網友Special＿Yui＿Pan在微博上驚呼。

　　在地震後的日本，很少見到一個哭泣者。攝影記者幾乎無法抓到日本人悲痛的神情。他們去拍攝排隊，日本人臉上沒有一絲焦急的表情。他們去拍攝死者入殮，沒有儀式，也沒有入殮師，低著頭的日本人讓他們看不到一絲眼淚。

　　在仙台市縣廳，避難的人們擠滿了政府大樓的每個角落，人們排隊等候著一個充電插孔。那天夜裡，來自各國的記者們被一陣抽泣聲吵醒。他們以為找到了一個合適的採訪對象，循聲走去。那是一個女人極力被克制的抽泣聲，毛毯緊緊地蓋在自己臉上。記者們不知道該怎麼去打攪她，她的哭聲很小，很顯然她不希望打攪別人，更不希望被打攪。

　　「我們要觀察的是日本的人民，他們堅忍、淡定、堅守秩序，洋溢著高貴的氣質。」 震驚於日本人在災難面前隱忍、剋制表現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說，「日本人常常用一個詞『我慢』（忍）——英語里沒有一個嚴格意義上對應的詞——有點類似於toughing　it　out（勇於承受、堅持到底）。這正是日本民眾展現出的品質，他們同心同德、勇於擔當，令我敬畏。」

　　3月11日大地震後，整個仙台大停電，十字路口的紅綠燈陷入了癱瘓。從奧州開往仙台的路上汽車綿延數公里。

　　在沒有路口指示的情況下，多年的規則開始生效，沒有一輛車違規。沒有人維持秩序，他們是自覺排成隊的。

　　日本人在加油站前排隊，在超市前排隊，在電話亭前排隊。只要他們看見前面站著兩三個，都會自然而然地排在後面。地震後，整個日本的供油實行配給制，每座加油站前排隊的車輛都超過了一公里。

　　經歷了大地震之夜東京的大堵車，第二天的東京即恢復到了正常。來這裡採訪的記者們感觸最深的一點是，這裡哪裡是災區，這裡是一座座平靜的都市。人們看不見救援物資的行進，看不見志願者的身影，也看不見募捐箱。偶爾能夠看到海上自衛隊的飛機。

　　普通人並沒有改變步行的節奏

　　在直播災情的報道中，主持人沒有淚水，沒有事實以外的辭彙，一切事態都以動詞和名詞冷靜地進行著。

　　3月13日，宮城縣首府仙台市區的水電已經恢復，但還沒有通煤氣。全城幾乎所有的餐館、超市都關了門。記者在14日看到，有些便利店裡還擺著不少日常用品，但並沒有對市民開放。

　　城市裡沒有掛著抗震救災的標語，也沒有人遊行。縣政府外停著幾輛自衛隊的軍車，馬路上總是能聽見急救車或者消防車刺耳的鳴笛。有時也會有廣播新一波餘震到來的預報。但普通人並沒有因此改變步行的節奏。

　　11日的大地震導致一些核電站關閉後，電力供應出現緊張，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呼籲企業作出貢獻節省電力，東京中央商務區大手町13日晚間漆黑一片，許多公司關閉了照明設備。

　　3月14日，全日空航空公司宣布：從現在起到4月15日，免費為一切救援物資提供國際、國內航線的運輸，免費為救援人員提供座艙席位。

　　日本三大黑幫之一的「住吉會」亦以twitter為發布平台，在網路上發表緊急救援信息，並宣布旗下各區事務所均可作為「庇護收容所」，會供應食物並讓災民暫時棲身。有日本民眾指出，這些不良分子不只沒有趁火打劫，救援效率可能比政府更高。

　　媒體在災難報道中同樣維持著一貫的高效、冷靜和剋制。3月11日，NHK打破了正直播的議會會議，發布地震海嘯消息。在持續1分半的地震提示後畫面切回演播室，主持人倉促播報，伴隨地動山搖的畫面，解說員語速越來越急促。3分鐘後，NHK用日、中、英等語種正式發布：氣象廳發布了大海嘯警報。在隨後的實時報道中，攝像機很少對準失去親人的個體，去誘發他們內心的苦痛。電視里直播著災情的信息，主持人沒有淚水，沒有更多的辭彙。一切事態都以動詞和名詞進行著。

　　12日凌晨6時，菅直人的直升機從官邸起飛，為了讓國民放心，他特意前往福島縣的第一核電站，去那個被認為有放射泄漏危險的核電廠視察。菅直人走出機艙，並未穿戴任何防護具。地震發生時，菅直人正在開會，地震波到達時，他看了看天花板，然後靜坐在椅子上等待地震結束。

　　但日本媒體隨後批評菅直人「使現場作業被耽誤了一小時寶貴的時間」。

　　災難剛剛爆發，應日本央行和政府的請求，各銀行決定，受災地區遺失存摺者，只要能證明身份，一律可以辦理提款手續。在此影響下，各大證券、保險公司明天也將決定對遺失有價證券者提供同樣服務。

　　稍後，日本電信電話公司NTT則宣布受災的17個縣地的全部電話一律免費。

　　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教授崔新京認為，日本人常常處於憂患生存環境的惶恐不安之中，並在此背景中，生成了集團主義與和諧觀念。前者強調個體對集體的服從，強調團結，而後者推崇營造和諧融洽的縱型「家庭」，「可以說是促進日本實現經濟現代化的一種精神原動力。」

　　危機在加劇，秩序在恢復

　　「苦難的日子也許還會很長，但是我們不要放棄希望……」

　　3月14日下午的仙台市區，戴口罩的人數驟然增加。中午，福島第一核電站3號機組爆炸，緊接著2號機組又失去了冷卻能力。

　　仙台的汽車站排起了長隊，事實上，謠言在前一天就已開始流傳。「有人說核輻射在季風的影響下會向北吹，所以一些人選擇離開。」當地誌願者田中芳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不過更多的日本人保持了3天的鎮靜，並將繼續保持下去。3月15日上午11時，日本首相菅直人就核電站危機發表告國民書，稱受損核電站還有進一步放射性物質泄漏的可能。但住在山形的宮崎並不擔心。「政府讓我撤，我就撤。流言蜚語讓我撤，我不會撤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是絕大多數日本人的心態，在公共危機到來時，他們更多地選擇信任政府。二戰後，日本政府在一次次公共事件處理中逐步完善的信息公開與承諾兌現成就了這一點。國民與政府的良好互動與溝通正是這種信任的來源。

　　核危機的傳言無法動搖日本人。大部分仙台人並沒有因此改變他們平靜生活的節奏。急救車、消防車依然不時鳴笛而過，廣播持續預報著新一波的餘震，在仙台最大的超市之一DAIEI的門前，購買食物和生活用品的當地人依然排了一條1公里的隊伍，前後有10個左右穿著橘紅色服裝的工作人員維持秩序。

　　排到隊伍最前的是小姑娘彩加。她戴著寬大的黑色眼鏡，頭戴棒球帽，看上去很像漫畫家鳥山明筆下的人物阿拉蕾。彩加笑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在昨晚午夜已經來排隊，不過DAIEI店並沒有打算為排隊的人提早開業。超市門口貼的告示上說，本日開業時間是9時30分至22時。

　　「日本人受到很深的儒家思想的影響。」田中芳文說，「儒教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是平常心，第二是忍耐，第三是互助。」

　　不過傳言卻動搖了外來者。在仙台東北大學，日本的教師正在勸說留學生留下來。對於核輻射，他們希望一些學理工科的留學生能夠清醒一些。但留學生們早就有了一致的打算——回國。

　　有人在校園裡看到印尼學生拿著國旗排隊被一輛汽車拉走。立即就有傳言說是印尼大使館已經派了專機來接走身處核陰影中的學生。新加坡大使館給學生們送來了飲用水，隨即在學校的FACEBOOK主頁上有人留言，新加坡也派出了專機，打算接回在日留學生。

　　在這個魯迅曾經停駐的地方，各種群體依舊被各種傳言所包裹。

　　日本人依然沒有眼淚。3月15日上午10時，官司小野目博昭和另外四位神官低頭含胸，走進仙台第一守護神社大崎八幡宮。冒著細細的雨絲，台下近20名受眾，多是本地的中老年人。

　　五名神官和信徒沒有交流，一切如常，他們依次進入大殿，開始一月二度的「月次祭」典禮。這是地震後第4日，祭祀中，五個神官各司其職，說著只有他們才懂的古代日語，向供奉的主神表達了對死難亡靈和無家可歸者的祈禱。主神是當今日本天皇明仁的祖先，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

　　祭祀持續約半小時，眾人默默祈禱，並沒有人因災難而哽咽。一切或許都在心中。

　　時近中午，八幡宮外的正門外，接連有黑色的靈車通過。強冷空氣吹透了這個島國。在仙台大街上，老人們停下腳步，悄悄地舔舔食指，迎風舉起。還好，吹的是北風。核輻射中心在仙台以南200公里，北風南下。

　　16日，六十多年後，日本人重又聽到了「玉音放送」。這一次，明仁天皇號召國民，「苦難的日子也許還會很長，但是我們不要放棄希望……」

　　「人是可以恢復的」

　　他們實際上是在說：「最要緊的是管好自己」。

　　3月16日，震後第五天，沿海的村莊仍然浸泡在淤泥之中，城市則被加劇的核泄漏陰影所籠罩，但日本人似乎已經將自己的生活重新併入了既有的軌道。

　　在福島縣指揮部，日本記者們安靜地守候在指揮室外，沒有人貿然從敞開的大門闖進去。「有消息發布的時候，官員會主動走出來。」日本記者們如此解釋。

　　汽油極為緊缺，所有的加油站都排起了長隊，司機們一個車距一個車距在蜿蜒幾公里的長隊中向前挪動。但如果有媒體、工程或救護類車輛需要加油，所有人都願意讓出位置，還有人送上免費的飯糰。

　　在超市，食物與飲水的供應已顯緊張，沒有硬性規定，但每個日本人都只買3個麵包。

　　在重災區大船渡，通訊一直沒有恢復，人們就安穩地呆在避難所和家裡。甚至沒人去市政廳打聽救援進展——在大多數人看來，靜靜的等待，是現在最好的舉措。

　　在海邊的村莊，男人們自動組織起來清理每一棟倒塌的房屋，女人們則對廢墟中殘留的日用物資進行挑揀分類。

　　外來者在目睹這些場景時往往會感嘆日本人的高度自治能力——在各個城市的避難所，記者們問著災民同樣的問題：「你們覺得政府做得足夠好嗎？」答：「這不是我們考慮的事情。」「下一步救災該怎麼辦」？答：「那是政府的事情。」

　　並不是所有初抵災區的人都能聽出這種回答的潛台詞，如果習慣了日本人這種不動聲色的舉動和表達，並且聯繫其國家的歷史和民族的傳統文化，你會發現，他們實際上是在說：「最要緊的是管好自己」。

　　在《日本心魂》一書中，作者羅伯特·克里斯托弗分析說，由於「有史以來此起彼伏地蹂躪日本島嶼的颱風和地震」，日本人在心底里總有「一定會出亂子」的強迫性的危機感。與各種自然災難與坎坷的民族歷程相伴的經歷，給日本人帶來了先天的心理壓力，加強了日本人性格的重要方面：部族價值觀、儒家道德觀、重等級、講忠順等等。

　　所有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使日本人具有這樣的共識：個人對他所從屬的社會負有重大責任，個人對集體負擔的義務沒有止境。「那不關我的事」——這在日本是幾乎沒有道理的一句話。

　　正因為如此，救援隊會向清理過的廢墟鞠躬，不管他們盡了多大的努力，他們會因為沒有發現生還者而自責；在避難所內，即使有親人遇難的人在哭泣，也會用毯子蓋住頭，避免打擾到其他避難者；甚至電視台主持在插播緊急信息時會先說一句「對不起」作為習慣性開頭。而所有的日常秩序，在災難後不但沒有崩塌，反而得到了強化。

　　日本人同時將自然災難視為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傳統文化中，地震和海嘯與莊稼和果實被同樣視為「天賜」的一部分。災害已經成為日本民族的歷史和命運的一部分，日本人的靈魂中有著坦然接受與堅持到底的精神。愈是深重的災難，就越會讓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凸顯，而表現在實際當中，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所有人的忍讓、節制、嚴格的自我管理與積極的相互協助。

　　最終的傷亡數字可能超過所有人的想像，但在所有日本人聚集的地方，你可以感覺到重生的希望已像石頭下的野草一樣自然地生長出來。

　　這正像大江健三郎在2008年世界筆會「災害與文化」論壇上談及日本民族的災難觀時所說：「倘若被這場災害所襲擊，並且能夠倖存下來的話，我想學習薩義德那種作為意志行為的樂觀主義。尤其對我來說，那更是一個信念——人是可以恢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