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髮問 | 老賬本里的曾國藩

老賬本里的曾國藩

《給曾國藩算算賬（京官時期）》

張宏傑：201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歷史學博士,師從葛劍雄教授。現為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後,合作導師為秦暉教授。目前已出版《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等專著11部。

問：市場上關於曾國藩的書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絕不過分，你為什麼還要選擇這樣一個題目呢？不擔心寫不出新意嗎？

張宏傑：其實從許多角度來講，曾國藩幾乎是一個沒有被書寫和挖掘過的人物。市面上寫曾國藩的書雖然鋪天蓋地，百分之九十卻是「成功學」一類。 「成功」雖然沒有什麼不好，但未免太單調了。剩下那百分之十大部分也只從政治、軍事或者思想這類宏大的角度去「提煉」曾國藩，一樣枯燥乏味。

而我想做的，是通過收支這個角度復原一個真實的曾國藩。

問：曾國藩做京官，賺了多少錢，他基本工資多少？補助和津帖多少？他這些收入都花到哪去了？他的衣食住行，水平如何？他住多大面積的房子，坐什麼級別的車？他如何面對官場的潛規則？給沒給別人送過禮？

張宏傑：要講清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就要來看看曾國藩的出身。今天的年輕讀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出身了。在我上學的時候，填表時要填「出身」一項，填你家出身是貧農，還是富農，還是地主。那麼曾國藩如果需要填表的話，他應該會填「小地主」。為什麼說曾國藩出身小地主呢？公元1811年（嘉慶十六年）曾國藩出生的時候，家裡頭是八口人，一共有田地「百餘畝」（據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人均十二畝半，按後來土改的標準，正好是小地主。其實曾家一開始只是一戶普通中農，是在他祖父曾玉屏手上發達起來，勉強進入小地主階層。不過和我們想像中的大魚大肉的地主生活不同，晚清的小地主，其實也只不過是能吃飽糙米飯，頂多說家裡的大家長晚飯的時候啊，可以拿半個鹹鴨蛋來下酒而已。我們知道曾國藩參加過兩次會試，第二次去北京，家裡就已經拿不出幾十兩銀子的路費，是親戚們東拼西湊才把他送上路。所以曾國藩也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鳳凰男，一家人從小拚命供他讀書，希望他通過考學，改變整個家族的命運，起碼把自己的四個弟弟都帶出去。找份好工作。

曾國藩讀書成功，被朝廷授以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七品縣令，從七品，就是副縣級，副處級。翰林院檢討成天與皇帝和高級大臣打交道，面子上十分風光。好比說今天誰博士一畢業，就分配到國務院參與起草十八大報告，那肯定是春風得意馬蹄疾，大家都非常羨慕。

那麼曾國藩是否馬上從一個鳳凰男變成高富帥，家裡人是不是都沾光了呢？那倒沒有。曾國藩在北京做了十三年京官，十三年當中，他的經濟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一個字，窮。

有兩個證據可以很好地說明他的窮狀。一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就是他做京官的第三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跟他的一個僕人，叫陳升的發生了一場衝突。按理說過去主人和僕人拌個嘴什麼的也是常事，但是衝突完了之後，陳升捲鋪蓋另尋高枝去了。為什麼呢？因為曾國藩已經欠了人家好幾個月工資。這件事使曾國藩頗受刺激，還寫下了一道《傲奴》詩：「……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就是說，我又窮，脾氣又大，人家早就看不起我了。另一件證據更有說服力。曾國藩為人重於感情，對親戚朋友都很關照，稍有餘力，必加周濟。道光十八年曾國藩中了進士之後呢，曾經衣錦還鄉，在家裡呆了一段時間。臨走的時候，他曾專門去看望幾位母舅，跟他們告別。當時他的大舅已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曾國藩不覺「為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比大舅強一點，也好不到哪去，三間茅草房，東倒西歪。二舅送他走時，向他預約工作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 外甥你將來如果做外官，我一定給你做燒火夫，就是你讓我跟你享幾天福吧。曾國藩到北京整整當了五年的官，沒有給兩個舅舅寄過一文錢。這個二舅最後沒有等到享外甥的福，到第五年貧病而死。曾國藩聽到這個消息也非常難過，嚎啕大哭了一場。

您會問作為一個從七品的翰林，一個副處級幹部，為什麼這麼窮呢？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在清朝的俸祿體系中，曾國藩這樣的七品文官，年俸是一百二十五兩白銀。清代一兩白銀的購買力，如果對歷史有所了解的人大致心裡有一個數，我們用購買力換算的方法，清代的一兩白銀能夠買今天多少大米來進行換算的話，大概一兩白銀相當於今天的200元人民幣。所以今天電影電影劇中有一些常見的場景，是不合理的，比如一個大俠，到一個酒樓上吃飯，吃完了，扔下一錠白銀，二十兩或者五十兩，就走了。這說明什麼，說明編劇對白銀購買力不太了解。其實普通人吃飯，兩三個人，吃一頓，幾錢銀子就夠了。

那當時曾國藩一年的工資又是多少錢呢？125乘以200，兩萬五千塊錢，一個月兩千零八十塊錢。有人說，一共才這麼多啊？那有沒有什麼津帖補助什麼的？有津貼啊，我是把全部收入都算到一起，才是這個數字（註：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兩，乾隆皇帝體恤京官不容易，規定從乾隆元年起，京員例支雙俸，也就是開雙份工資。那麼加上四十五兩「雙俸」，不過為九十兩。此外還有一筆實物津帖，什麼實物津貼呢？「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就是說一個還有四十五斛即二十二點五石「祿米」。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來源。以一石糧食值一兩五錢四分銀子計算，數項相加，不過一百二十五兩）。所以曾國藩沒錢的第一個原因是收入低。第二個呢，也很簡單，花費大。中國古代官員的個人經濟收支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空白地帶，所以我才想研究這個題目。那麼很巧，台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湘鄉曾氏文獻》當中，有一個曾國藩道光二十年的賬本，因為曾國藩經濟上很拮据，所以他每天都要記賬，從買了一顆大白菜、剃了一次頭、雇了一次車到收了別人十兩「炭敬」、給某大學士送了三兩「節禮」和一兩「門包」，河南來了一個官員，送了我十兩銀子的冰敬，事無巨細，悉數記載，記得絕對真實。那麼我們依據這個賬本，可以具體觀察到曾國藩的日常生活狀態。我對道光20年曾國藩的衣食住行全部的經濟開支，一筆一筆地加起來算帳，最後這一年他的支出是620兩，也就是說他這一年的財政赤字是495兩白銀，九萬九千元。做一年官，賠了這麼多錢。

曾國藩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呢？我們說你收入雖然少，但是你艱苦樸素一下，一個月兩千元雖然不夠，但是三四千元總能勉強糊口吧？一個月花四千塊錢，你的赤字也不至於這麼多啊，一百多兩就夠了啊？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曾國藩不是普通京漂。他畢竟是朝廷命官。在傳統時代，等級觀念很嚴重，一個官員必須要保持他的尊嚴和體面。不管朝廷給他開資開的多麼低，他要維持一個官員的體統。比如說住房的話，作為一個京官，他就不可能採取合租的方式，和那些拉洋車的、賣白菜的、賣煤的擠在一個大雜院里，他必須是租一個像樣的四合院，獨門獨院，門口還得掛塊牌子，某某官宅。那麼一個像樣的四合院那個時候在北京租金就不低，在道光21年，曾國藩就搬到了繩匠衚衕，租了一個有18間房的四合院。這個四合院很漂亮，不過租金也不低，160兩白銀。那時候不但是沒有住房分配製度，沒什麼集資房，甚至也沒什麼住房津貼，所有住房支出，都要官員自己負擔。所以僅房租一項，就比他全年的工資還要高了。曾國藩的第二大支出是社交應酬，換句話說就是今天的隨份子的錢、請客吃飯的錢。今天我們生活中，一個巨大的壓力是隨份子。有人算過，中國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花到隨份子上了。其實清代這個壓力更大。清代禮儀繁瑣，隨份子比今天多。親戚朋友生日節慶娶媳婦生小孩子，樣樣你都得隨。除此之外，請客吃飯也是一個重要支出。京官生活很清閑，很多人只需要初一十五去兩次衙門就可以了，剩下大量的時間是彼此交往，彼此唱和、請客吃飯。我們說了，京官生活很苦，是賠錢的買賣，那麼大家為什麼還要呆在北京當京官呢？當京官有兩大好處，一個是陞官快。因為京官經常和皇帝，和各部尚書直接打交道，容易被賞識，容易被發現。比如曾國藩，就是因為有機會和道光皇帝打交道，道光覺得他是個人才，十年七遷，很快做到了副部級。你在地方上，絕對沒有這個可能。第二個優勢呢，就是結交方便，可以編織起自己的人際關係網路，認識很多有用的人。清代有一本筆記叫《平圃遺稿》，其中說，京官劇院，習以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入人數。就是說，別人請客你不能不去，別人請了之後，你也不能不回請，要不然時間長了，你就會被大家排除在圈子之外，沒有自己的人際關係網路。曾國藩很愛交往，人很熱心，朋友非常多，社交開支也不少。我算了一下，在道光21年，曾國藩給朋友的婚喪嫁娶、朋友父母的生日送的壽禮，加起來是70多兩白銀。他自己請客吃飯用了40多兩。這兩項加一起就是110多兩。

第三項開支大的就是買衣服。很多人對曾國藩的感覺是一個比較簡樸的人，由此引出後世的種種渲染，比如說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緞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慶典時才拿出來用，平素便放在衣櫥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猶如新衣云云。但任京官期間不是這樣，這期間，曾國藩有很多很好的衣服。僅帽子這一項，在道光21年的他就買了什麼大尼冬帽、小尼小帽、大毛冬帽、小毛冬帽、皮縫帽，大概有11頂，這些帽子便宜的七八兩，貴的大概有一二十兩。曾國藩為什麼要買這麼多的帽子、衣服呢？這和清代的官場體制也有關係。因為清代對官服的要求非常嚴格、又非常瑣碎。春夏秋冬，一個官員的帽子、衣服、鞋都有嚴格的要求。然而清代，又沒有公款採購制度，你進京當官，這一套都置辦齊了，至少得五百兩到八百兩。所以很多官員買不起官服，怎麼辦呢？租，向官服店租官服穿。比如晚清另一位京官，也是大名士李慈銘，就租了十多年官服，到後來當上了御史才有錢自己買官服穿。作為一個翰林，我們前面講到他經常要出席一些重大的場合，有的時候還要見皇帝。曾國藩為人固然節儉，但是在官派威儀上卻絕不含糊。曾國藩這個人是一個非常守規矩的人，所以他在買衣服方面花了很多的錢。連曾國藩的夫人和孩子們，基於社交需要，也都衣著相當體面。道光二十九年，曾國藩在寫給弟弟們的信中說：「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妻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 確實，入都為官後，曾國藩的個人財物中最值錢者就是衣服了。

除此之外，交通費壓力也十分沉重。當時北京的高級大臣交通費支出是非常昂貴的，何剛德在《春明夢錄》中說，高級大臣一年坐轎，就要費銀八百兩。但是，那時不但不配公車，連交通補助都沒有，這些你都得自己掏錢。初入官場的曾國藩自然買不起轎子，但有些場合總不能徒步參加。北京那時道路狀況很差，平時暴土揚塵，一下雨到處都是泥濘，你去見皇上，見部長，到了，衣上都是黃泥點子，那也不行，所以隔三差五就要租一回馬車，這也是一筆相當巨大的開銷。我算了一下，道光二十一年，他在這方面花了三十多兩白銀。除此之外，曾國藩還需要在生活日用，買米買面，文化生活，買書買紙等方面花錢。因此他一共花了620兩白銀，赤字是495兩。

這麼大的赤字是如何彌補的呢？在清代京官彌補赤字的途徑大概有以下幾種：第一，很多人到北京當官的時候就知道京官是賠錢的買賣，很多人都要從家裡帶一大筆銀子到北京去當官。在戊戌變法的時候，戊戌變法中的六君子劉光第中了進士之後，被授予京官，他曾經一度不想到北京當官，因為他家裡比較窮，他自己也拿不出做官的資本，後來還因為他遠方的一個族叔叫劉舉成，他覺得我們家族多年好不容易出了一個進士，還做不了官，實在是太可惜了，答應每年資助他200兩白銀。這樣劉光第才勉強做了十年京官，這是第一個來源，就是家裡的資助。曾國藩出身是一個小地主，家裡沒多少錢，但是在他中了進士之後，湖南各個州縣幾乎都走遍了，四處去拜訪各地的官員、富戶，去打秋風，向別人索取賀禮，攢了1500兩白銀帶到北京，作為他當官的資本，這個在《湘鄉曾氏文獻》當中有非常大的篇幅原始資料的記載，大家感興趣的可以到圖書館查一下這個資料，圖書館裡肯定有這一套書；第二，冰敬和炭敬，就是地方官到北京辦事的時候，都要給他自己認識的這些京官每個人送上10兩、8兩的銀子，數目不多，冬天就讓你拿這點兒錢買點兒炭，夏天就買點兒冰，消消暑，就叫冰敬、炭敬，這個嚴格來講也是一筆灰色收入，但是在清代這幾乎是一個公開的規則。在道光21年的時候，曾國藩剛剛到北京當官，這一年他收了9次這方面的饋贈，加在一起是97兩白銀；京官彌補赤字的第三個渠道就是借錢，北京的商人比較願意借錢給京官，因為大家知道京官一旦發達了，還錢很容易。所以曾國藩在道光21年底，家裡帶來的銀子就花光了，借了50兩勉強過了這個年，在以後我們看曾國藩的日記、帳本上借銀的數量逐年增長，最後達到了1000多兩。除了以上的三個途徑，還有一些京官有一個比較大的來源渠道，就是給地方官在北京辦事，謀取一些灰色收入。因為京官雖然收入不多，但很多部門手裡有權，可以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所以很多地方官願意結交京官，讓他們在北京為地方官探路。很多京官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巨額的灰色收入。但在曾國藩的資料中，我們找不到任何一筆這樣的記載。

說到這裡讀者朋友或許會問「為什麼當時別人很多少收灰色收入，曾國藩卻不這樣做呢？」——因為曾國藩的這種人格修養，體現在經濟生活上，就是不謀求任何經濟收入。在京官時期，曾國藩立下了「不靠做官發財」的錚錚誓言。但是，做一個清官，其實是很痛苦的。由於經濟壓力如此之大，所以在曾國藩的日記中我發現了一條很有意思的記載，那是在道光22年二月初十的一段日記，他說「昨間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 ，就是說白天跟人出去吃飯，一個朋友在酒桌上聊起來，昨天有人送了我一筆別敬，數目很大。曾國藩當時就很羨慕。又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做夢，夢見有一個朋友發財，發了幾十兩銀子的財，他在夢中就羨慕的不得了。他反省起這兩點，覺得自己實在是太下流了，好利之心在夢中都不能忘，可見我已經卑鄙、下流到了什麼程度。還有一條日記也很有意思，在這一年的十月十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說「兩日應酬，分資較周到。蓋余將為祖父慶壽筵，已有中府外廄之意，污鄙以至於此！」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回想起來這段時間隨朋友的分資都很周到，誰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隨的錢都很多。我為什麼這麼做呢？今天我想明白了，過幾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準備在北京擺幾桌，通過祖父的生日收一點兒賀禮，渡過目前的財政危機。想想自己是一個堂堂的京官，一個要發誓學做聖人的人，居然打這麼一點兒小算盤，實在是太要不得，在日記當中痛罵自己。通過這兩則日記的記載，我認為並不能說明曾國藩這個人本性是多麼的卑污、多麼的貪財，只能說明清代的財政制度是多麼的不合理。在這種財政制度下，懲罰的是清廉之員，鼓勵的是貪官。做初級低級京官時是這樣，做了副部級高官，不主動伸手撈錢的曾國藩的收入仍然不高。清代侍郎級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兩。加以恩俸和祿米等補貼，年收入一共可達六百二十兩，此外還有一些公開的灰色收入。但是隨著交往等級的提高，開支也隨之增加。比如交通費一年就要四百兩，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窮京官。

曾國藩任職京官後，從未回過家鄉。他在「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對弟弟說：「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則弟書信與我，我概將家眷留在京師，我立即回家。」雖然說了幾次，但一直沒有行動，可見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籌不起路費，不能回家。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曾國藩在家書中說：「余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帳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做了堂堂副部長，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費，不知今日讀者讀了這段資料，會有何感想。

問：關於曾國藩，都有哪些細節讓你印象深刻呢？通過這些細節，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呢？

張宏傑：清代到北京作官，成本高昂，需要準備高額的路費以及到京後租房的費用，所以很多人進京為官前，都要想方設法籌集資本。曾國藩是通過一家一家「長途拜客」來獲得「賀禮」的方式來籌資。他在老家湖南省花了近一年時間，奔走了近三千公里，拜了一千二百多家，其中不光有親戚朋友家，還有大量無親無故的商鋪和官員，一共收到了將近1500兩「賀禮金」。這種「籌資」方式，以前還沒有人提及。

還有，曾國藩到四川擔任鄉試主考時，為了保持翰林體統，他到四川出差帶了整整七大箱官服，但是因為無力負擔過高的購置費用，他戴的蜜蠟朝珠居然是假貨。同時，他在出京前，交待要僕人買一個「小戥子」，用於稱量路上地方官員所送銀子的重量。

他老人家在做窮京官時，成天為錢發愁。為了在即將到來的祖父生日宴會時多收一點「份子」，他未雨綢繆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隨別人的份子隨得很多。可是事後想起自己還要做「聖人」，又對自己的小算盤「批判」不止。書中有一節就叫「回不起家的侍郎」，可見窮到何種程度。

細節中的曾國藩，遠比那個「永遠正確」的「聖人」可愛。這些細節是很有趣，我覺得通過這些細節，我完成了兩個「穿越」：一是對曾國藩內心的「穿越」，另一個是對晚清社會的「穿越」。

曾國藩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家或者軍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個人。是一個生活在柴米油鹽中的人，是一個終生掙扎、糾結、衝突和矛盾的人，是一個既有靈魂又有體溫的人。通過觀察他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如何俯仰揖讓，我們可以切身感受到曾國藩在種種艱難面前的猶豫與堅定、拘執與圓通、笨拙與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與「人慾」，更真切地領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另外，通過曾國藩，我們更可以直觀地了解晚清的政治與社會。台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湘鄉曾氏文獻》里有一個賬本，從買了一棵大白菜、剃了一次頭、雇了一次車，到收了別人十兩「炭敬」、給某大學士送了三兩「節禮」和一兩「門包」，事無巨細，悉數記載。我們從中可以讀到一個京官的日常生活狀態，可以窺見這個傳統社會「最後一個聖人」在隱秘的角落呈現出的「真誠」與「虛偽」，更可以直接體察到清代京官薪酬體系對官員行為的多方面影響。

通過觀察曾國藩如何建立和使用「小金庫」，如何拒絕和處理下屬送來的禮品，我們可以觀察晚清官場種種微妙而複雜的「潛規則」的具體運作。這種觀察常常可以澄清許多流傳甚廣的誤解。比如所謂「陋規」，它的產生是迫不得已，它的流向也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盡入私囊。事實上，它是晚清財政制度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否則，以清廉著稱的林則徐也不會在遭遇大災，軍糧都緩徵的情況下，堅持收自己那份「陋規」。可以說，通過曾國藩這一個例，我們獲得了觀察清代財政制度以及地方行政機構運作過程的一個特殊斷面。因此，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也可以說是學習和研究晚清政治社會史的過程。

對許多人來說，曾國藩的主要意義證明了一個資質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動下，可以達到什麼樣的高度。對於中國這個文化體來說，曾國藩的更大意義是他展現的「中國式力量」。曾國藩全面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正麵價值，證明了中國文化有活力、有彈性、有容納力的一面。在清代重臣中，他是第一個主張對洋人「以誠相待」的人。這一高度，今天許多中國人仍然沒有達到。當然，另一方面，他也證明了傳統文化無法突破的極限，這一證明意義也十分重大。總而言之，他讓我們對祖先五千年來積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認識。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於對文化傳統中負面因素的批判。這本書，卻是致力於了解和認識傳統文化中溫暖的一面。柴靜的話說得很好：「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任何建設都需要尋找堅實的地基，我們無法和傳統一刀兩斷，我們必須尋找介面。

（統籌：啟正；責編：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