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雨天里，那些沉鬱的瑣屑

□劉東黎北京這座城市對於魯迅來說，具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在他年青的時候，「莫須有的流言」刺痛著他的心，使他決意離開死氣沉沉的家庭，「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北京就是他在國內居留時間最長的一座城市。魯迅在這裡發出他的第一聲「吶喊」，也曾長久地陷入「彷徨」；他在這裡與不同陣營的學者展開激烈論戰，也在這裡結識日後的愛侶許廣平。所以北京對於魯迅來說，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最早的時候，魯迅這個外鄉人寄住在紹興會館。他是一個很注重家庭親情的人，過不慣這樣煢獨的生活。他在《〈吶喊〉自序》中寫道：「Ｓ會館裡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裡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裡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客居北京七年，魯迅也實在想有一處自己的房子。1919年，他回到紹興，變賣了紹興老家的舊宅。回京後，他看過了十多處房址，最後用3500塊大洋買下了八道灣11號一套三進四合院。他還特意接入了當年還十分罕見的自來水系統。這樣，他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魯迅對這個新家很是看重，親自設計督修，忙了整整十個月。周作人倒是很輕鬆，他帶著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一路遊玩著從日本來到北京。此時八道灣的新家尚未完工，魯迅只好安排他們住在相識的一戶人家裡。到了年底，為了接母親、朱安和三弟建人一家，魯迅在嚴寒中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故鄉。他看到了凋敝頹敗的鄉村，滿面悲苦的農民，還有兒時的夥伴章閏土。閏土剛剛年過三十，卻滿臉皺紋，形容麻木。魯迅百感交集，一年後，他在八道灣寫下了名篇《故鄉》。就這樣，這一家老小打破「越人安越」的習俗，舉家北移，搬入了北京八道灣寬綽而豁亮的新宅，十二口人的大家庭倒也其樂融融。魯迅這個長子實現了自己的誓言，使中道敗落的家庭有了中興的氣象。可以推想，在八道灣，1920年的新年鐘聲敲響的時候，那裡的氣氛一定是團圓祥和的。當年的八道灣，可是個非常安適的去處。那裡「頗富野趣，特別是夏天，地處偏僻，遠離市廛，庭院寂靜，高樹蟬鳴，天氣雖熱，感覺清爽」（謝興堯《回憶知堂》）；而八道灣11號院是一個大宅門的格局，分正院、後院和西跨院三進，魯迅還在屋前栽植了松樹、棗樹、丁香和青楊，院內安詳寧靜，花影扶疏。進門可見影壁，裡面「紙窗敞院，靜謐簾櫳」。當時魯迅與母親、朱夫人住在前院的大北房，周作人的「苦雨齋」在後院，從北房左側可進。院內還有一塊寬敞的空地，地勢低洼，一下雨，屋頂的元寶脊和花草磚就不停地向下淌水，沙沙地一片聲響，不久就會汪成一個小池塘。那裡是魯迅的侄兒們嬉戲的樂園。魯迅當時沒有孩子，他對幾個侄兒尤其疼愛。當初相中了八道灣，一是看上了這裡的古樸安靜；還有就是院中有池塘有空地，可以作為侄兒們玩耍的地方。年將不惑的他很是渴望家庭的溫暖，儘管夫人朱安的到來讓他的內心百味雜陳。1906年，魯迅奉母親之命與朱安成婚，卻一直與她分居；「這是母親送給我的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她。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當夕陽在池塘中浮動的時候，魯迅喜歡沿著衚衕里的灰牆漫步。那時候，衚衕西口的趙登禹路還是一條明河；而八道灣也還是一條名副其實蜿蜒曲折的小河汊子。漂泊多年後，一家人終得團聚，魯迅也可以把精力全部用於工作了。當時的他已經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堅人物，北大、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六七所學校相繼聘他為講師和教授。沈雁冰、鄭振鐸等人倡導的「文學研究會」，以及後來的「淺草社」和「春光社」，都將他看作是引路人。他自己也創辦《語絲》周刊，發起了「未名社」和「莽原社」。住在八道灣的日子裡，魯迅著譯的成果也頗為豐盈：時任《晨報副鐫》主筆的孫伏園，那時經常笑嘻嘻地跑到魯迅家裡，不屈不撓地向魯迅「催稿」，一不小心便催出個《阿Q正傳》。除此之外，魯迅還在這裡完成了小說集《吶喊》、《中國小說史略》（上卷），譯文《桃色的雲》、《工人綏惠略夫》、《愛羅先珂童話集》……在周氏兄弟共處一院時，八道灣11號儼然是京城文化人聚集的重鎮，周氏兄弟先後邀請過蔡元培、胡適、沈士遠、沈尹默、張鳳舉、徐耀辰、孫伏園、郁達夫、鄭振鐸、耿濟之、許地山、錢玄同、許壽裳、章廷謙、馬幼漁、齊壽山、蕭友梅、劉半農、俄國詩人愛羅先珂……據沈尹默回憶，「五四」前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每逢元旦，八道灣周宅必定邀請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仁。俞平伯曾寫過一首《憶錄京師坊巷詩——八道灣》：「轉角龍頭井，朱門半里長。南枝霜外減，西廟佛前荒。曲巷經過熟，微言引興狂。流塵緇衣，幾日未登堂。」此詩點出了八道灣附近的幾個地標：「龍頭井」在什剎海西邊；「朱門」指的是慶王府；「西廟」則是護國寺。魯迅對弟弟周作人感情很深。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曾經一起在牆角捉蟋蟀的兄弟二人看到了人世的真面目，只好去上被當時人看不起的「將靈魂賣給鬼子」的洋務，同到日本留學。在日本，兩人同居一室，還同去聽魯迅極為仰慕的章太炎先生的中文課；二人一起籌辦《新生》，合譯《域外小說集》，兄弟間連寫作、翻譯的署名都是不分彼此。「謀生無奈日賓士，有弟偏教各別離」；「夜半倚床憶諸弟，殘燈如豆月明時」（魯迅《別諸弟》）——魯迅在教育部任職，周作人住在紹興老家，四年間相互通信數百封，往返極繁，可見兄弟情深；兄弟見面時，常「翻書談說至夜分方睡」。當他們天各一方時，便以詩唱和，彼此牽掛不已，用魯迅唱和周作人詩跋中的話說，「蓋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長兄如父」，魯迅從少年時就處處呵護、關心周作人。1909年3月，周作人與比他小三歲的羽太信子在日本結婚。婚後開支大了，為了國內的老母和弟弟，魯迅犧牲了自己的事業，放棄了去德國深造的念頭，提前回國謀職，來供養尚在日本留學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屬。1917年周作人回國後，魯迅向蔡元培力薦，周作人才有機緣到北大講授歐洲文學史。自1919年11月21日遷入八道灣後，周氏兄弟經常一起出遊、購書、飲茗、赴宴。三兄弟各有家小，卻共財共餐，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總管家政。那位自視為「名教授的太太」的羽太信子，雖然也是窮苦出身，然而到中國後，她出門必坐汽車，買來的東西必須是日貨，家裡僱用的管家和工仆就有八人之多，這個大家庭逐漸入不敷出。有一次，周作人對魯迅說，信子要把自己的父母從日本接來，魯迅感到很是不可思議，自己多年以來辛苦養家，已是盡了全力，而信子在日本還有別的兄弟姐妹，為什麼一定要千里迢迢地接到中國？周作人性格很懦弱，沒有說服兄長，他在太太那裡就沒有好日子過。不過，儘管那位控制了兄弟倆大部分薪水的日本管家婆花錢如流水，但周氏兄弟在八道灣還是度過了一段平安喜樂的日子。即使是在失和的當月上旬，他們還一同去過東安市場和東交民巷，足見他們感情之深。安泰舒心的日子總是很短暫。1923年7月，魯迅與周作人的關係一下子破裂了。7月14日，魯迅在他的日記中這樣記載：「是夜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7月19日，周作人拿著一封信走到魯迅房中，一言不發放在桌上，轉身就走。看周作人的文章，會覺得他胸懷淡泊、見識卓超，然而在日常俗事的處理上，他總會顯得出人意表。這封信里寫道：「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這封絕交信是不是寫得很漂亮？周作人文字很克制，也保持著他一貫澹然淡雅的風格，內里卻有著一種刻骨的傷痛和恨意，足以給自己最親的人以致命一擊。周氏兄弟的失和與周作人的夫人信子與魯迅之間的矛盾有關。細察之下，彷彿又與家庭經濟開支過大有很大的關係。魯老太太曾對人說：「大先生對二太太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而魯迅也曾對許廣平說過：「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裡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那時大學教授的工資很是可觀，周家一門有兩個教授，他們的錢加在一起都不敷家用，還要去借，可見周家在八道灣的生活的確是過於奢侈了。半個月後，魯迅從八道灣搬走了，在磚塔衚衕61號暫住，與周建人的學生比鄰而居。家事原本不足為外人道，也不好明確說出個誰是誰非，但兄弟失和，終是人生的傷痛。事發後的一個多月里，一向勤勉的魯迅竟連一篇文章也沒寫出，還因此生了一場大病，幾個月緩不過神來。他時常吐血，嚴重時只能以稀飯為食，不能正經吃飯。這時，魯迅的母親也生病了，想去醫院，信子不答應，傷心的母親哭著來找魯迅。為了不讓母親受苦，魯迅在阜成門內買下一套四合院。次年5月，魯迅和母親遷入阜成門內西三條21號新居。八道灣的實際主人就已經是羽太信子了。魯迅搬走以後，周建人又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後也去了上海。魯迅當時說過一句話，八道灣就剩下一個中國人了。這年6月，魯迅回八道灣欲取出自己的東西，不料周作人夫婦「突出詈罵毆打」；從那以後，魯迅再沒有回到過八道灣。周氏兄弟徹底撕破了臉皮，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兩條路。「東有啟明，西有長庚」，他們從此互為參商，永不相見。與弟弟反目，使魯迅原本沉鬱孤寂的內心受到了一次重創。後來他取了一個筆名：「宴之敖者」，又簡稱為「宴敖」。「宴」字裡面有一個「寶蓋頭」即代表「家」字，又有一個「日」字，還有一個「女」字，合起來是指「家裡的日本女人」；「敖」字里有一個「出」字（按古字形），一個「放」字，合起來是「驅逐出來」的意思。他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趕出來的——雖然魯迅很少談及此事，但這件事對他的刺激是刻骨銘心的。而自己最親的弟弟，不加辨別地羞辱他，而且拒絕對話、拒絕溝通，這種絕情表現令魯迅一生都難以釋懷。但生活總是要繼續。魯迅在阜成門內西三條21號的新居，是一座典型的小四合院，也是由魯迅自己設計改建的。三間南房曾是客廳，西廂房為廚房，東廂房是傭工宿舍。三間北房，魯迅的母親住在東屋，中間是餐廳，西邊屋是妻子朱安的卧室，魯迅則住在北房屋後接出的那間被稱為「老虎尾巴」的小屋裡。就是在這裡，魯迅遇到了許廣平真摯、熱烈的愛情。魯迅說：「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怕辱沒了對方。」許廣平則簡潔明了地回復道：「神未必這樣想！」許廣平後來在詩篇《為了愛》中寫道：「在深切了解之下，你說：『我可以愛』。你就愛我一人。我們無愧於心，對得起人人。」沒過多久，魯迅離開了北京的「家」，與許廣平一起南下。而朱安一直住在這裡，直到終老。1925年10月，周作人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他翻譯的古希臘詩人喀都路斯的一首詩，題目就是《傷逝》，並附有一幅原書插圖，畫著一位男子伸出右臂揮手道別，畫面上寫著「致聲珍重」。這是詩人悼其兄弟之作：「我走盡迢遞的長途，渡過蒼茫的灰土，作徒然的話別……我照了古舊的遺風，將這些悲哀的祭品，來陳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這些東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淚，從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囑咐你一聲珍重。」借古羅馬詩人的悼亡詩，周作人向兄長發出了各自珍重的信息，傳遞的是他與魯迅兄弟鬩牆、割袍斷義、永不相見的傷痛。這時《京報副刊》的編者是孫伏園，魯迅是他經常的撰稿人和每天的讀者。僅僅過了二十天後，魯迅寫了同名小說《傷逝》，完成後並未發表，而是收在1926年8月出版的《彷徨》集中。1963年，晚年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傷逝》不是普通的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這樣說，或者世人都要以我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覺，深信這是不大會錯的。」的確，這部作品流露著悲哀、傷痛、苦悶的情調，很像是打著痛失兄弟的烙印。最能體現周作人「閑適」風格的散文集《雨天的書》，也是在兄弟失和後寫出來的。在《自序》里，周作人寫道：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灑下來。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卻非常陰沉，使人十分氣悶。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裡，靠玻璃窗，烘著白炭火缽，喝清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是頗愉快的事。不過這些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願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沉。兄弟決裂後，從此知音難覓，那種孤獨苦悶之心境躍然紙上。那綿綿苦雨，是現實中的冬雨，也在周作人的餘生里不盡地飄灑著：「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後不晴也將變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時候，人們的心裡也會有雨天，而且陰沉的期間更長久些。」在魯迅病逝後的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地走進教室。在長達一小時的時間裡，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他的思緒始終飄浮在一個遙遠的地方。下課鈴響了，周作人挾起書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裡去。」學生們注意到，周作人的臉色是那樣的悲痛和幽暗。八道灣里的舊夢五味雜陳，那些錯落疊加的故事，至今思之仍讓人有風流過眼之感，直到今天仍餘音不絕。在北京每一次路過八道灣，都想順便去那一帶找一找曾經的11號院；雖然明知那裡早已面目全非了。北京的夏天槐花開得正旺，時值小雨，有綿綿的涼意。雨落風吹，槐花輒散漫一地，若有人問：究竟是想找魯迅故居呢，還是周作人的苦茶庵？一時竟也難以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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