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長江：黨內民主不改革，肯定是死路一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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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王長江：黨內民主不改革，肯定是死路一條

2012年12月10日 15:54

《財經》：十七大召開時，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曾對我們說，始於2004年的那一輪宏觀調控，在之後三年的時間裡，使中央和地方關係緊張到了極點，他甚至說是建國以來之最。時任財政部長到黨校給學員們上課時，底下的地方政府官員們頻頻遞條子，表達對中央政府收權的不滿。

王長江：這種不滿的情緒，在這幾年恐怕更為嚴重。有的地方幹部已開始在各種場合表達這種不滿。

《財經》：這一任政府上任伊始，就通過全國人大推出了《行政許可法》，當時的宣傳說，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限制審批權的法律，「十年建成法治政府」的口號也隨即提出。但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又出現了到2020年建成法治政府的字樣。學界普遍認為，《行政許可法》形同虛設。

王長江：《行政許可法》的初衷是好的，寄望於政府自我限權，這也是頂層設計的核心要義之一。通常我們說憲政，實際上就是限政。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行政體制改革，後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不從整體的角度去考慮權力授受、調整黨政關係、明確權責關係，只是每隔幾年搞一次類似大部制的「改革」，不會有太大的作用。

《財經》：如果鐵道部依舊政企不分，那麼，它併入交通部也好，獨立於交通部之外也罷，換湯不換藥而已。

王長江：確實如此。一台車有成千上萬個零件，你不能只修零件而不理會動力的傳輸。一台車想要良好運轉，發動機和傳輸機制不可或缺。

黨內民主應引領政治體制改革

《財經》：「十二五」規劃提出頂層設計一詞，顯然有發動機和傳輸機制之意。

王長江：首先我們要看到，發動機就是民眾的民主訴求。

一個國家的根本權力，屬於人民。但是，人民作為分散的股東，顯然無法事無巨細地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日常管理中來，那麼，委託代理關係應運而生。少數人組成的政府，代表民眾行使治理國家的權力。

於是，民眾自然會有選擇代言人的傾向和行為，「把自己人推舉到政府裡面去」。如何進去？選舉制度隨即被發明出來。

剛才已經談到，近些年來，民眾維權行為頻發。換個角度審視，維權意味著，對官員的選任，民眾實際上說了不算。那麼，改革的方向就很明確，坐實民眾的選舉權。

民眾有了選舉權，就會對官員的行為產生實質的制約。權力對上負責自然變為既對上負責，又對下負責。前述那些矛盾衝突自然化於無形。

《財經》：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到，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此前，權威學者在接受我們採訪時，也兩度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之一，在於發掘了協商民主制度。也就是說，選票並沒那麼重要？

王長江：這是極大的誤解。所謂民主，包含了授權、決策、執行和監督四個環節。所謂協商民主，只是集中於決策環節。

這四個環節中，授權——也就是選舉——是核心，沒有授權，後面三個無從談起。同時，光有授權也遠遠不夠。比如村委會主任選舉中，已經做到了授權。

但是，由於後三個環節沒有做好，導致賄選成風。一些村委會主任候選人已經看得很清楚，只要自己能選上，決策、執行都是自己說了算，而監督是可以被做空的。於是，賄選、家族勢力控制乃至黑惡勢力介入就成為必然。

當然，授權民主也有例外，比如在解決民族問題時，無法按照一人一票原則，否則少數民族無立錐之地。此時，協商民主會發揮極大的作用。

《財經》：那麼，政治體制改革頂層設計應如何排序？

王長江：第一是黨內民主。其中特別體現在授權民主的落實上。剛才已經談到改革的種種變形，根源就在於授權民主的這種權責關係沒有理順。

《財經》：這意味著競爭性的選舉必須破題。

王長江：必須破題。民眾給了你權力，民眾就沒權了。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讓民眾說了算，也就是民眾有一個挑選的餘地。

這是一個政黨完全可以控制的。民眾不是要挑選信得過的人嗎？政黨的責任就是培養各種各樣的精英，這樣的人，人品好、有能力，老百姓信得過。

當然政黨不是推出一個候選人，不是政黨推舉就代表了老百姓的選舉。政黨應當推出多個候選人，都拿出來讓老百姓選。無論選誰，都是黨培養的精英，黨的控制牢得很。

但是，這樣一來的話，老百姓和官員之間的權責關係就建立起來了，責任機制建立起來了，執政合法性也就增強了。

《財經》：民眾財富有落差，社會階層有別，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一黨是否能夠代表全民？

王長江：很多人以為競爭性選舉就一定是多黨制，這也是一種誤解。

日本自民黨從1955年開始，連續38年執政，首相輪替，只是黨內不同派別的人上台而已。而日本在二戰之後就已實施了現代民主制度，已為世界公認。類似的國家不止一個。

我不是說共產黨裡面可以有派，雖然毛澤東說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樣的話。但我認為，黨內可以有不同治國思路的競爭。

2002年十六大召開之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比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提法有了更廣更深的延展，實際上表明，共產黨要把整合更廣泛的利益作為自己的責任。

《財經》：近些年間，極少的地方黨組織在鄉鎮搞起了直選，但無論層級還是範圍都遠不盡如人意。

王長江：如果直選可以上升至縣一級，起碼可保執政黨地位10年到20年的平安。

縣級是行政事務最為繁重的一級，也是直接管理民眾的地方。在這裡解決授權環節的問題，就會產生「往上拱」的巨大動力。

道理很簡單，這裡的官員已經開始對下負責，那麼和上級政府的關係就亟須調整了。

《財經》：在黨內民主之後呢？

王長江：第二是黨政關係，兩者既要分開也要統一。黨政關係如果不梳理，就等於頂層設計的總原則無效。比如說司法要獨立、審判權要獨立，但如果政法委統籌管理大案要案，公安、檢察、法院「大三長」協調統一口徑，你還獨什麼立？

政法委怎麼管法律？不是直接辦案，而是黨的意志和主張通過法律滲透到法律的運行中去。同理，書記與縣長的關係也是如此。

在黨內民主解決了黨內授權之後，書記競爭競選縣長，二者合二為一。否則書記是太上皇，指揮縣長，而該指揮縣長的民眾卻無權影響和約束他，規則就亂套了。

《財經》：之前我們採訪安徽宣城政改，縣委書記和縣長「主官合一」，早在八九年前就已開始試點。

王長江：但我要強調，如果不首先解決授權環節的問題，那麼，「主官合一」等於集權，反而容易導致權力過大而失去約束的弊端。

《財經》：接下來的第三個環節呢？

王長江：第三才是機構改革。剛才已經談到，在前兩個關係沒有理順的情況下，大部制改革也好，強鎮擴權也罷，都是小打小鬧，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在授權機制和黨政關係理順以後，機構改革順勢而為，將會獲得更多的合法性和科學性。之前談到的侵害民眾權利的政府行為，有望得到根本糾正。

《財經》：接下來還需要做哪些工作？

王長江：最後一條是社會組織的培育。社會的自組織和自我管理能力，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基石。黨可以通過思想上的滲透來影響社會組織。

戰爭年代，當黨還是在野黨的時候，非常善於通過思想滲透、組織動員來擴展影響。取得執政地位之後，這些好的傳統削弱了很多，強權取而代之，這無疑需要正本清源。

《財經》：歐洲資產階級民主起步之前，思想啟蒙起到了關鍵作用，中國是否也要先經歷這一階段？

王長江：關鍵是時間已經不等人，只能邊改革邊啟蒙。同時也要看到，信息傳輸成本比數百年前降低了不知多少倍，在信息社會的今天，也許啟蒙已經開始或接近完成。

今年中國人均GDP有望達到6000美元，這是中等收入國家的水準，而「中等收入陷阱」不可不防。

回望歷史，無論是近代成功跨過這一陷阱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還是400年前的英國，根本原因都在於實行了「限政」的憲政。

殖民地時期，與英國可以一爭短長的西班牙最終潰敗，原因之一就是其依舊維繫了封建體系，未能與資產階級達成限權的妥協。

綜上所述，以黨內民主為突破口的限權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要義。這一改革業已刻不容緩，十八大勝利閉幕後的一兩年內，讓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