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民主，抑或「隱微」的筆法？

　　晚清以來,中國人一直在認知民主,嚮往民主,追求民主。我們所努力認知的民主不僅包括現代民主,也包括古希臘的民主。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並沒有對民主和自由加以足夠的區分,以為民主與自由總是肩並肩、手拉手,有民主必有自由,有自由必有民主。我們也曾以為,古希臘民主是現代民主的祖先,更對西方古人竟能如此現代——在生產力低下的條件下民主——羨慕不已。　　不妨想像一個言必稱希臘的中國書生到希臘一游。他發現希臘人雖實行民主,但這大體上只是原始的氏族民主;希臘公民的政治權力雖多於現代人,卻並不享有後者的種種權利。即便在情況最好的雅典,社會對個人的管轄權也太大,甚至可以說毫無節制。數千名群眾聚在一起制定法律,審查執政官的行為,宣召伯里克利解釋其行為,不僅處死蘇格拉底,更處死了在阿吉紐西海戰中打了大勝仗的六個將軍。他驚訝地發現,雅典民眾用充滿任意性的法律驅逐、監禁、迫害致死他們所不喜歡的任何人,包括立下了卓越軍功的大英雄——從地米斯托克里、客蒙到米爾提亞德和阿里斯提德,不一而足。　　此時,從前迷希臘戀希臘的中國書生意識到,即便在雅典這麼一個古代世界最開明的國度,個人隸屬於社會的程度也遠遠超過任何現代民主國家。於是他得出了一些結論:希臘人的自由不同於現代人的自由;除了在政治權利方面希臘人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外,在其他許多方面他們並不是那麼自由的;在是否享有個人權利或人權這一最重要的自由方面,希臘人與現代人甚至有極大的差距。中國書生意識到,希臘民主是一種不自由的民主。這時他開始閱讀法國古典學家庫朗熱的《古代城邦》,發現作者寫道:　　我經常聽人說到古代城邦的自由,但是我看到,雅典公民並不是自己財產的主人,當他拈鬮時被指定要造一艘船,或建立一支戲劇歌隊時,他必須毫無保留地貢獻自己的財富;他不是自己身體的主人,因為三十三年間他必須服役於國家;他不是自己言語和情感的主人,因為任何人都可以隨時審判他是不是合格的公民;他也不是自己意識的主人,因為他必須信仰國家的法定宗教,參與祭祀,他不能相信只有一個神……人們如此經常說起的這個自由,究竟在哪裡? 　　順著庫朗熱的思路,中國書生比較了一下古希臘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他發現,希臘人除了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在其他方面並不享有現代人視為天經地義的自由——現代公民在遵紀守法的前提下,擁有獨立於社會權力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利或自由、信仰自由(信仰或不信仰任何一種宗教,甚至可以信仰無神論)、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所有這些自由,對處於特權地位的希臘公民——更遑論奴隸、外邦人和婦女——來說都是聞所未聞的。中國書生甚至意識到,在相當大程度上正是因為缺乏自由,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的西方,「民主」是一個帶有否定意味的詞。　　至此,中國書生已完成了自我教育,不再言必稱希臘了。　　然而在《政治哲學史》一書中,列奧·施特勞斯論及前五世紀雅典民主時卻寫道:　　民主制的特徵之一就是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行為自由:人人都可以追求他最喜歡的生活方式,因此民主制是鼓勵最大程度多樣化的政體:每一種生活方式,每一種制度都可包容其中……他(蘇格拉底)以其「行為」表明了他對民主制的偏愛:他在民主的雅典度過了一生,在戰爭中為雅典而戰,至死服從雅典法律……他堅持認為,民主制的目的不是為了引導非哲學家儘可能行善,因為民主制的目的不是美德而是自由,亦即根據自己的愛好或高尚或卑賤地生活的自由。 　　如此肯定希臘人的自由,聽上去不像施特勞斯的話,給人以一種言不由衷的印象。他是不是假古代自由來肯定現代自由?不可能。正是他追隨卡爾·施米特,在美國率先向自由主義發難。正是他開啟了新保守主義思潮,追隨者甚眾,其中甚至有一大群中國人。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新保守主義大行其道——繞過聯合國決議發動伊拉克戰爭(如所周知,該國並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越來越巨大的貧富懸殊,其最新成果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是不是因為《政治哲學史》是美國大學生的入門讀物,對他們講一講「政治正確」很有必要,所以施特勞斯在這裡未能講出或者不願意講出真心話?或者說,該書只代表了作者早年的思想,與他成熟期(不妨以《自然權利與歷史》為標誌)的立場有所不同?可是《政治哲學史》在上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這時施特勞斯已然是新保守派的思想偶像——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如果與成熟期的立場相左,做一點修正也無妨。為什麼施特勞斯不做修正?無論原因為何,以上引文與施特勞斯反自由主義的鬥士形象是相矛盾的。　　蘇格拉底時代激進民主的目的真的是「自由」,而非「美德」?被超級陪審法庭判處死刑以後的蘇格拉底真的是「至死服從雅典法律」,還是一個七旬老人自願選擇不逃跑,而要以死抗爭?如何解釋在柏拉圖的《申辯篇》里,蘇格拉底被雅典人民判處死刑之後,對他們發出如此詛咒:「我死之後,你們將立即受到比強行處死我嚴重得多的懲罰,你們將受到宙斯的懲罰?」又如何解釋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對民主政體如此尖刻的嘲諷——「除非你親眼看見,你根本不會相信在民主政體中,家畜們享有多少自由!狗們看上去像它們的主子,馬們、驢們也如此;他們習慣於趾高氣揚,招搖過市,遇到人類,要是不給他們讓路,便一頭撞過去?」雅典人對同胞的瀆神行為(尤其是對赫爾墨斯神的褻瀆)竟「包容」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大搞訴訟,大開殺戒?這難道是「人人可以追求他最喜歡的生活方式」的美麗風景?　　我們知道,施特勞斯對現代性持反對立場。這種立場也包括反對自由理念在內,這是十分「顯白」的。可是在以上引文中,施特勞斯竟顯得如此乖巧,如此「政治正確」。這裡,施特勞斯的話毫無疑問出自柏拉圖的《國家篇》。在《國家篇》中(562B-D),蘇格拉底對一個朋友說,寡頭政體中的寡頭派視財富為「善」,而民主政體中的民主派卻視「自由」為「善」。但只需稍稍用心讀一讀這段話的上下文,便不難發現蘇格拉底的「自由」與通常意義上的自由大異其趣。這裡所謂的「自由」幾乎是隨心所欲、無法無天的代名詞。同樣在《國家篇》(557B)里,蘇格拉底說,實行民主制的城邦「充滿行動自由與言論自由」,「允許每個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既然允許隨心所欲,那麼顯然每個人都會有一套生活計劃,愛怎麼過就怎麼過。這應該是施特勞斯「人人都可以追求他最喜歡的生活方式」之語的出處。　　正是在這裡,被蘇格拉底否定的「民主」搖身一變,成為施特勞斯肯定的「民主」了。如所周知,挑起「古今之爭」的施特勞斯在細讀古典文本方面很有功夫,不至於讀不出《國家篇》對激進民主昭然若揭的嘲諷來。　　或許施特勞斯另有深意?他如今已被許多人視為新保守主義的始作俑者,正是在其成熟作品《自然權利與歷史》中,施特勞斯對西方當代自由主義發動了一場正面攻擊,指責他們:　　容忍各種關於善或者對的意見,把一切偏好和一切「文明」都視為旗鼓相當。唯有漫無限制的寬容才與理性相吻合……然而在對於多樣性和個性的尊重與對於自然權利的認可之間存在著緊張。當自由派們對於甚至是由最具自由主義色彩的自然權利論對多樣性和個性所施加的絕對限制感到不耐煩時,他們就得在自然權利論和絲毫不受束縛的對個性的培養之間做出選擇。他們選擇了後者……我們越是培植起理性,也就越多地培植起虛無主義,我們也就越難以成為社會忠誠的一員。　　這裡的話難道不與他所謂「民主制的目的不是美德而是自由」自相矛盾?施特勞斯一方面旗幟鮮明地反對自由主義,甚至給它扣上一頂虛無主義(及相對主義)的大帽子,另一方面自己卻儼然扮演起了自由派的角色來。這難免使人生疑。他是不是另有企圖,在玩一種據說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領會的「隱微」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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