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和春秋早期的東方大國紀國

《西周和春秋早期的東方大國紀國》之二

————齊、魯、紀及與周王室的錯綜複雜關係

東夷人士李灃

西周和春秋早期的諸侯國，還不具有完全的政治獨立性。《詩經·小雅·北山篇》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土地和屬民，為周王所有，諸侯只是代管。所以天子授土授民於諸侯，是封建諸侯的重要儀式。另外，諸侯的卿大夫，諸侯自己不能決定，而必須由周王派遣、任命，即《禮記·王制》說的：「大國之卿皆命於天子」。因此判斷這個時期諸侯的強大與否？或者說他的政治地位如何？除去看他的土地和人口多少這些要素外，還要看他與周王室的關係如何。對西周和春秋早期的齊國，史書籠統地、正面地肯定和敘述較多，對其一些反面的、細節性的內容，基本上忽略了。本文就這類內容，做一些考證和概述，用以說明西周和春秋早期，齊國在政治上被王室邊緣化。

在伐紂滅商的政治變革中，姜太公功勛卓著，就如司馬遷在《史記》里說的：「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周成王少時，「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這樣籠統地概述齊國歷史，給人的印象就是齊國從齊太公開始，就是周朝的元勛和頂樑柱，是有周一代的最主要封國，最得力的屏障。歷史的真實不完全是這樣，下面從四個方面考辯：

一、周公攝政時的齊太公

按照司馬遷的說法,周的強大和周滅商，「太公之謀計居多」。太公之謀，多為陰謀，如《史記》說的：「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太公是陰謀論的鼻祖，太公的陰謀論是把雙刃劍，在滅商立周時，它是文王、武王的利器；在武王崩成王幼時的權力紛爭中，太公的陰謀論很可能就是禍亂之源。因為太公不僅是位「謀士」，而且還有極強的政治參預和操縱慾望，是個不安於現狀的人。商時，太公事紂（殷王）「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周文王）。」（《史記·齊太公世家》）「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亡。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楚辭·正問》王逸注）說明太公有強烈的政治偏好，千方百計參預政治。

1、太公、召公的「繆卜」與周公的「金縢」之書

滅亡商紂的第二年，武王得了大病，在這緊要的政治關頭，太公、召公的思慮和表現，與周公截然不同。

《尚書·金縢》載：「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弗豫。二公（太公、召公）曰：『我其為王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克商後的第二年，天下還處在混亂動蕩中，這時武王有疾，群臣恐懼，在這緊要關頭，武王的三公（周公、太公、召公）應該共同商討對策。但二公曰：「我其為王繆卜」，而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並設壇祝告先王，把請求先王讓自身替代武王死的祝冊放在「金縢之匱」中。這明顯表明周公與「二公」在對待武王疾的問題上出現了裂痕。

2、對周公攝政的質疑和反對

《史記·封禪書》載：「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史記·魯周公世家》載：「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叛，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但很多資料顯示，周公不僅是攝政，而且是「攝政君天下」、「攝天子之位」，即「攝政稱王」。因為在這王權變故、動蕩險惡的政治形勢下，只有用王權、王威，才能駕馭左右全局，如楊寬先生說的：「這時周公出來攝政，而且稱王，是十分必要的。不稱王，不足以號令諸侯以及周的所有貴族。」①但對周公攝政，或攝政稱王，首先公開出面質疑反對的是燕召公。如《史記·燕召公世家》載：「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悅)周公。」《列子·楊朱篇》：「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其實最不滿周公攝政稱王的應是齊太公，齊太公和燕召公這時是站在一條戰線上。因為齊太公不僅是成王師，而且還是成王的親舅舅。前面已論及到齊太公不僅是陰謀論的鼻祖，而且還有強烈地參預、干預政治的慾望。武王崩，成王繼位，做為成王師、成王舅的齊太公當然力主成王主政，成王主政實際上就是齊太公主政。而周公攝政，就必然影響他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抱負。但做為姜姓的齊太公，在姬姓王位的繼承問題上，似乎沒有更多的發言權，所以姬姓的燕召公就公開站了出來。實際上這時的齊太公和燕召公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所以「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認為對他攝政最不滿意者是太公望和召公奭，太公望在幕後，召公奭在前台。

3、周公對「二公」分化瓦解

賢德智慧，具有聖人之道和德的周公對此形勢明察秋毫。他深謀遠慮，作《君奭》對召公動之一情，言之一理。說：我的兄長太保奭啊！現在惟您能誠敬於事地和我一道吸取殷人喪亡之教訓，長我有周之天威。只有您和我同心同德，共輔王室，天的休美才會降臨。君奭啊！我說這些只是因憂念關懷天命和我們的人民。②

在《君奭》中周公還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於大命於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德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尚書大傳》載：「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為四友。」而周公在《君奭》中隻字不提太公望，這絕不是疏忽，也不是像有些經史學家說的因姜姓太公望的地位比這些異姓大臣高的多，所以不提。而是周公看透了太公望的陰謀，在周公的心目中，已把他排除在周的功臣集團之外。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行政七年」，或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在這七年中「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逸周書·作雒解》）成王時「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史記·周本記》）本來成王師為太公，如《新書》載：昔者成王幼「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但《史記》載這時「周公為師」。也就是說周公東征時，成王師已經不是太公而是周公。東征是周初鞏固政權的最重要的軍事行動，封地在東的齊太公已被完全排除在這一行動之外。文獻的這些記載表明，西周初，齊太公在政治上已被邊遠化，已被排除在西周政治權力中心之外。

二、周烹齊哀公

在周初的歷史上，曾發生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既烹齊國君主哀公。《竹書紀年》載：「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於鼎。」就是周夷王當著眾諸侯的面，將活活的齊哀公扔到鼎里煮了。周烹齊哀公是周夷王慘無人道，還是齊哀公罪有應得，《竹書》沒有答案。但齊國史官寫的《公羊傳》給出了答案，即：「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史記》也如是說：「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周夷王為什麼烹齊哀公？因為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放到後面專文論述，這裡暫不涉及。但就齊國人《公羊傳》的觀點來看，起碼說明了周夷王時，紀國與王室的關係比齊國親近、融洽，互信程度高；齊國與王室的矛盾已經尖銳到敵對和無法容忍的地步。

齊哀公是齊太公的五世孫，周烹齊哀公，還屬西周前期的事。由於外敵入侵和對周邊方國的征討，懿、孝、夷王時，國力漸衰，但王室對諸侯仍有號令控制權力，如《史記》說的：「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為周夷王時。」周夷王烹了齊哀公後，立哀公弟靜，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由此引發了齊國內部的權力紛爭和社會動亂。對齊國的這段歷史，《史記》作了詳細記載：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慾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這段記載表明，周烹齊哀公後，齊國陷入內部的權力紛爭，歷經胡公、獻公、武公、厲公、文公的長達半個世紀的權力爭鬥和撕殺，都城也由臨淄到薄姑，再由薄姑回遷到臨淄的變遷。長期的內部紛爭和惡鬥，使齊國國力大衰，在與諸侯國的相互關係中，處於自顧不暇，無力與人抗爭的弱勢境地。

三、紀強齊弱的地緣政治態勢

紀、齊國土面積和勢力範圍的大小，上文已作了考證和論述。紀、齊誰強誰弱？歷史記載的也很清楚。《左傳·僖公四年》載：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這個命令是召公的私命，還是像有的史家說的「周王使召公命太公」？③在周公攝天子位時有無可能發出這樣的命令，暫且不論。既然周王室給了齊太公「五侯九伯」可以征之，東可以征伐至海的大權，為什麼從齊太公至齊襄公的380多年間，齊國不用說東至海，就連都城臨淄東十數里的紀國邑紀酅都不能收歸己有？這裡面必有重要的政治、軍事原因。

齊國與紀國有世仇，齊國君念念不忘「復仇」，如《公羊傳》所載：「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既然齊國君主世世代代，念念不忘復仇，而且又有「五侯九伯，女（汝）實征之。」的王令，為什麼在長達380多年的時間裡，齊國沒有東征于海？也沒有報復仇人紀國？為什麼380多年一步也沒有跨過都城臨淄東十數里的紀、齊邊界？因為齊國懼怕紀國，因為在這380多年裡，齊國沒有討伐紀國的信心和力量。這件事最能說明在整個西周和春秋早期，紀國比齊國強勢、強大。

參考資料：

① 楊寬：《西周史》第14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尚書·君奭》：公曰：「君！告汝，朕允（兄）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於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兄）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何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勘。」

③ 淄博市志辦蔡瀛海：《齊國歷史年表》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