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文化——病態人格群體產生的病態文化

官場文化——病態人格群體產生的病態文化中國官場，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場所。其成員構成、生存狀態、生活方式、環境氛圍、遊戲規則等，都與社會其他階層大異其趣。因此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場效應」。這種官場的場效應，產生和發展了二、三千年。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這就是官場文化。　　中國的官場文化，源遠流長，積澱深厚。法家、兵家、儒教等思想流派，與歷代的帝王權臣，及後宮的宦豎嬪妃都對其發展多有貢獻。　　這種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終於有了一個初步的總結。這些本來「不足為外人道」的術數，這些只隱藏於歷史及由官場中暗地師承的學問。被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作了系統的解讀。他發現：「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臉皮，黑心腸而已」。他對厚黑學有一段精彩的論述：「喜怒哀樂皆不發謂之厚，發而無顧忌，謂之黑，厚也者天下之本也，黑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厚黑，天下畏焉，鬼神懼焉，昏君奸臣無一不厚不黑，即使名君賢臣也未必又薄又白。」可見在中國，「不是徹底地厚顏黑心，便不能成為大奸大雄」。這是對中國封建極權社會的政治黑暗和官場腐敗，入木三分的洞燭！　　宗吾先生總結出來的求官做官六字真言，辦事用的「鋸箭法」、「補鍋法」是中國官場中人奉行的官場哲學。這些官場哲學，首先要求求官做官者，必須有強烈的權勢欲。而且要善於投機鑽營，損公肥私。要不惜降低人格，卑躬屈膝，會脅肩諂笑，溜須拍馬。要敢於欺下瞞上，不擇手段。要能裝聾作啞，難得糊塗。辦事不但不需要有責任，有擔待。而且為了個人利益還要會吹噓，善推諉，甚至要敢於把事情辦壞，而且敢於不負責任。就是這樣一個奉行著潛規則和負道德人生哲學的群體，充置著中國的統治階層，主導著中國的歷史。怪不得明儒顧炎武要痛心疾首地說：「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　　在中國社會中，主流社會和民間社會，在價值取向、是非評判、道德準則、行為規範、遊戲規則等方面，長期不能取得一致。甚至出現明顯的背離和反差。這樣的社會，要獲得長期穩定和有序漸進的發展，是相當值得懷疑的。　　中國官場文化的產生，法家人物是先期的奠基者、構築者。法家人物奉行的政治哲學、處世哲學、人生哲學是相當統一的。他們的政治哲學，被完全地照搬到人生處世哲學中。鬼谷子的「揣」「摩」二篇，韓非的「事君八術」，可謂是官場事君術的肇始之篇。法家人物的思想內核，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術」。（以後歷代許多儒法兼容人物的「帝王師」迷夢，亦由此而來）。在政治上鼓吹尊君和加強君主權勢，鼓吹強權政治、迷信極權統治，以鎮壓為主要手段。從而給中國後來統治者的暴虐無良、刻薄寡恩、視百姓生命如草介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們在人生哲學方面，功名利祿之心特別嚴重，奉行「以權索利」，奉行「勢者，勝眾之資也」，奉行「用計算之心以相待」。認定助紂為虐的目標。為達目的，不惜採取一切不道德的手段。對人民採取最殘忍、最暴虐的政策。這種殘暴、嚴重地傷害了當時的人民。也殘害了他們自己的心理、和他們為之服務的君主的心理。而且逐步造成了整個民族文化中，殘害、漠視生命的惡習。造成了整個社會對弱勢群體悲慘命運，缺乏悲憫情懷的氛圍。　　法家人物這種惡劣實用主義、惡劣功利主義的思想。奠定了中國官場文化的基礎。奠定了官場人際關係的基礎。使中國主流社會的人際關係，經常處於一種爾虞我詐、傾軋爭鬥的惡劣狀態中。這與儒教人物虛偽的空談仁義愛惠，正好形成了官場人物雙重人格的惡劣道德狀態的正反兩個面。　　商鞅公開宣稱「以權索利」的思想，幾乎就此奠定了中國官場瘋狂地利用權力謀取私利的風氣。「以權索利」，一個「索」字，包含了明顯的強迫、強求意味。所以以後便有了戰鬥後「大索三日」之類的行為。挾權勢以索利，何求不得？於是貪贓枉法、賣官鬻爵，公共權力市場化，成了中國公開的歷史頑症。其它民族國家，也會有貪污腐敗。但是與中國和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性腐敗，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種文化性腐敗，已如此廣泛地深入人心到了可怕的程度。而在現代文明理念中，利用公共權力謀取不正當利益，恰恰是最不道德的行為！　　法家人物的「法、術、勢」三字經，不但貫穿在他們的政治哲學，同時也貫穿在他們的處世做官哲學之中。後來的官場人物，只要迷醉於權勢，無不將這三字經，作為他們做官處世的重要理論指導。當然，積澱深厚的官場文化遠不是這三個字可以概括的，後代的為官者仍在不斷地豐富它。　　下面，我們首先從官場人物的人格類型進行探討。叔孫通訂朝儀，讓臣下五體投地地跪下來晉見皇帝。就是從制度上強製為人臣者必須以降低人格為代價，來獲取權力和其它做官的利益。當然，百姓也同樣被強製為見官要下跪（後來的有功名者見官可以不下跪，是對候補同僚的特殊優待）。那麼，老百姓一輩子不見官，就可以一輩子不下跪了嗎？不，宗法制度中仍有規定，拜祭「天地君親師」亦同樣必須下跪。總之，為官宦者跪著的心態，要比百姓多許多。這種跪著的心態，已經進入中華民族的骨子裡。至於「男兒膝下有黃金」，「推金山，倒玉柱」之類的說法。那隻不過是邊緣社會精英人物不甘屈服心態的一種表露罷了。　　外在的形象，與內在的思想心理結構，組成了一個人完整的人格結構。內外不統一，便是一種異化的人格，或者說是一種人格分裂，是雙重人格。　　處於簡單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中的老百姓，想形成雙重人格都難。而一個人如果處於一種必須降低人格尊嚴並遍布著陰謀和傾軋，充置著虛偽、爭鬥和危機的官場生存狀態中。在這樣紛繁複雜的心理環境中，想置身事外實在是太難。尤其是權欲物慾薰心的人，想不形成雙重人格實在是太難。怪不得李白禁不住要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了！　　有人說，日本人是「曖昧的日本人」。其實中國人何尚不是「曖昧的中國人」？在中國的主流社會，只怕還要更曖昧！因為中國人是這種東方文化的發源地、祖師爺！遇事不能直白表達，文章不能開門見山、開誠布公。眼光猶疑閃避戒懼。作報告套話、假話、大話、空話一大套。甚至主流媒體給人的總體印象就是虛假、空洞、浮躁。一切弄得人為的複雜。這是一種虛偽的複雜，內耗的複雜。是歷史的複雜，文化的複雜，民族人格的複雜！中國人現在仍在這種歷史的複雜中掙扎！　　產生官場文化的基礎是封建極權體制。是權力地位的私相授受，是濃厚的人身依附關係的環境氛圍。官場人物的病態人格由此產生。　　首先談中國官場中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那就是宦官，也就是太監群體。歷史上由秦至清，歷朝幾乎都出現過權傾朝野、影響極大的太監。例如秦朝的??、趙高。漢朝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李輔國、仇士良、魚朝恩。宋朝的王繼恩、童貫、梁師成。明朝的王振、劉瑾、魏忠賢。清朝的安德海、李蓮英、張蘭德等等。真是舉不勝舉。　　太監因為是被閹割之人，失去了生殖和過正常性生活的能力。這種特殊的身體狀態，加之宮庭內的生活環境，從而大多產生出一種畸變的心理狀態。當然，對中國歷史曾產生過好影響的宦官也有，例如司馬遷、蔡倫、鄭和等。但是作為一個群體，那是極少的特例。絕大多數太監，在取得權勢後都成為禍國殃民的幫凶或主凶。他們的那種貼近最高權力，處於權勢爭鬥中心的地位。那種充滿傾軋、算計、爭鬥、波譎雲詭的環境。促使他們養成了卑賤、奴性、附勢、孤獨、迷信、多忌、貪婪、兇殘的變態人格。太監的變態人格，作為一種宦豎人格被定型下來，成為了中國官場人格中的一個重要類型。而且對整個官場文化的形成產生過極大的，不可磨滅的影響。趙高的指鹿為馬的演練，成為歷代官場專權樹威的經典模式，就是一例。而魏忠賢公開稱九千歲，到處立生祠，肆無忌憚地弄權。大量網羅朝廷大臣做乾兒子，完全不把滿朝文武放在眼裡。都是典型的例子。　　宦官群體，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是已經終結了。但是它作為一個群體。而且是對中國歷史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群體。對官場文化積澱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群體。其殘留下來的影響是長期難以終結的。不信，只要看看辛亥以來，歷代有著濃厚權力附庸色彩的官場人物。那些以貼近絕對權力為能事，奉行著宦豎人格的官場人物的作為，就可以明白。　　總之，宦豎人格，作為一個曾長期存在於中國歷史的現象。就象酷刑和纏足之類的歷史現象一樣，對整個民族心理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官場人群中，另一個群體類型的病態人格，是臣妾人格。此群體包括帝王官吏和後宮嬪妃。之所以把帝王包括在內，一是因為臣妾與帝王的角色是經常可以轉換的。例如漢朝的呂后、王莽、董卓、曹操，唐朝的武則天、韋後，以及後來的趙匡胤、慈禧等等。有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際上取得了帝王地位。有的乾脆取而代之，當上了皇帝。歷史上的例子實在太多，舉不勝舉。二是「臣」作為動詞用，意即「役使、統率」。即現代漢語中的上級領導下級。而這種役使、統率、領導的關係，在等級的階梯中，處於頂端的是帝王。臣妾相對於帝王而存在，帝王依賴於臣妾以生存。這種生態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其角色定位也不宜絕然分割。再者，帝王在一個獨立的時間段、空間段，只能有一人。所謂「一山不能存二虎，一國不可有二君」。帝王的群體效應只能在歷史的長河中才能體現。而在歷史長河中的群體效應，卻怎麼看怎麼也是：「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如要細細分析，在歷史上，開國皇帝的表現或各有千秋。而繼承大統者，如果遇上「佳子弟」。自身素質較好，又肯虛心納諫。國家或者還可過上幾天好日子。若碰上「無賴兒郎」。自己昏庸愚昧，邪狹不堪。大權或旁落太監，或旁落於外戚權臣，則國家很快就會一塌糊塗。例如明朝就幾乎全是這樣的「無賴兒郎」。所以，帝王的人格，被列入臣妾人格範疇，是沒有被冤枉的。下面的論述，將進一步證明這一點。　　「臣」字，《說文解字》中說它「象屈服之形也」。亦有古人云：「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中國史書上最早出現「臣妾」片語，是在司馬遷的《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越國為吳王夫差戰敗，「勾踐請為臣，妻為妾」。於是，一位國君和他的夫人，就這樣作為第一對有名有姓的「臣妾」，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中國的歷史！這是有相當象徵意義的。由此可以推斷帝王臣妾的地位是多麼的變幻莫測。「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是無上的榮耀。早晨貴為王候，晚上淪為階下之囚，亦是常事。榮枯咫尺可異，瞬息可至。這就是為帝王臣妾者的生存狀態。　　「伴君如伴虎」的生存環境，使臣下有一種臨淵履薄的心態。這種時刻被恐懼控制著的心態，與帝王隨時怕臣下奪取王位的心態相映成趣。也是容易形成病態人格的原因。　　作為謙詞自稱的「臣」「妾」二字，真實地反映出自稱者的謙卑、臣服的心態。這是臣妾人格的心理基礎。以臣妾角色定位的人群，一類是以臣之心態為妾的後宮嬪妃。一類是以妾之心態為臣的大小官吏。這一類人群，官本位意識非常強烈。對官場等級制度有一種達到痴迷程度的迷醉心理。　　臣妾人格和宦豎人格，都是一種陰柔型人格。在政治環境中很容易由柔順、謙卑走向屈從、諂媚、卑微與庸陋。而這種狀態，一旦因權力地位改變而走向反面，又容易體現為釋放出來的是兇殘暴虐。所以說，陰柔的另一面是陰狠。謙恭卑微，委曲忍辱的另一面是專橫跋扈，剛愎自用，頤指氣使。奴性與專制共存，是臣妾人格的一大特點。在官場倫理中，忠君是第一位的要求。對君主絕對正確與臣妾絕對服從的永久性確認，是封建等級秩序的基礎。也是中國專制極權賴以長期存在的基礎。　　還有一種文化，也對權力文化，官場文化產生過不斷的、深遠的影響。而它卻被研究者長期忽略，這就是流氓文化。因為這種文化的產生有其特殊的條件和背景，因此，後面將另章單獨闡述。　　中國官場中，大多數時候，最得意的是兩種人。一種是偽君子。這種人城府很深，心機很深，深知「詐仁猶自王」的道理，滿口的仁義道德，其實是滿肚子的男盜女娼。另一種人是真小人。不掩飾自己的小人身份，並無恥地以小人為榮。完全不要臉面，沒有道德底線，不守遊戲規則，什麼醜惡的事都敢公開做出來。這種「偽君子」和「真小人」的行時與否，又與當時最高當權者的喜好及官場成員主要來源的群體效應有關。在有些時期，甚至會發展成集「偽君子」與「真小人」於一身。總之，為官者面具是可以改變的，唯一難以改變的是他們變態的人格。　　西方的基督教教義，明確地將撒謊定為一種罪惡。佛教中也有「出家人不打妄語」的表述。而中國的官場文化中，「兵不厭詐」「說不了假話，幹不了大事」之類的表述，卻佔據了統治地位。虛偽不但不是一種罪惡，甚至成為官場中人不可或缺的品質。美其名曰「喜怒不形於色」，曰「有城府」。　　中國社會長期地語言文化二元化現象，產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場文化的影響。長期的文言文和白話文分離的歷史，是官方語言和民間語言分離，文字語言和生活語言分離的歷史。從而形成了兩個相對獨立的語言系統。文言文的使用雖然基本結束了，但是語言二元化卻至今仍是中國語言文化中的一個癥結問題。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作為白話文運動旗手的胡適先生曾大力提倡講話著文都應該「明白如話」。但是這場運動基本上只從形式上觸及到中國語言文化的二元化。而對於中國文化人格上的二元化，卻幾乎沒有觸及。因此，雖然語言形式上已經白話化了。但是官方語言，亞官方語言的虛偽性風格卻絲毫沒有改變。根源於專制政治環境和官場文化浸染的語言風格偏移。是一種偷換概念的偏移，是一種混淆是非的偏移，是一種在話語霸權威脅下不敢直面事實的偏移。官話、假話、虛話、套話、大話、狠話仍然充置在整個社會的主流層面上。這種場面語言和生活語言的分化，在中國始終存在。只是在各個不同時期有不同表現罷了。　　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者，已經利用封建極權建立起了權力文化的話語系統。在近現代史中，某些政治勢力為了自我的政治需要，在自己信奉的意識形態基礎上，打出反傳統的旗幟，建立起了自己貌似全新的話語系統。這種話語系統編造了許多服務於自我政治需要的故事，對歷史和現實進行了歪曲性解釋。這種貌似全新的話語系統實際上並未脫離中國權力文化的虛偽話語系統的本質。承襲的仍是封建極權話語系統基礎。從而仍然只能是使自己的成員和被洗腦的民眾生活在一個偏離、背離歷史真實和生活真實的話語系統之中！文革時期，官方話語，甚至滲透到了家庭的日常語言里。滲透到了精神病人的語言里。滲透到死刑犯的臨刑語言中。「言為心聲」成為一種不可企及的境界。對人的威懾和洗腦到了空前的程度。這是多麼可怕的社會現實！　　如果說，這種二元化的語言文化和人格文化現象，原來只存在於受過教育的主流社會。則現在，隨著物質文明的進步。電視廣播等大眾傳媒形式，教育手段的普及，受教育機會與受教育面的普及。這種現象在擴展，在侵蝕原本純樸的人群。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是毀滅中華民族未來的危機。如果任這種勢頭髮展，中國的經濟既使完全趕上世界水平。中華民族仍不可能堂堂正正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官場的黑良心傳統，莫過於文化性的專制暴虐傳統。歷史上統治者人為製造的一切大的人禍災難，諸如大屠殺、大饑荒、大規模的文字獄、迫害狂熱等等。歷來的統治者不但不以為是恥辱，而且將這些災難視為維持其統治的重要統治資源。因此，新的統治者往往從一開始就樂於製造一些這樣的人為災難。用這些災難明確地告訴人民：一切災難都記憶猶新，你們應該對現狀心滿意足。這是一種先將你打入十八層地獄，然後再把你提到十七層，十六層的把戲。你應該為能呆在上面幾層而感到幸福。因此，你們不但不應該抱怨，而且應該感激涕淋，謝主隆恩。如果你們試圖反抗，以前的災難就是你們的榜樣。中國的老百姓，就明確無誤地生活在這樣的恐嚇之中。　　在東方，連外民族的人，都知道這種恐嚇的統治資源的重要性、有效性。因此就有了蒙古帝國時的大屠殺。有了滿族入關後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就有了二戰時期日軍的「南京大屠殺」。（對日本人相當了解的梁啟超有一段話：「日本人嘗言曰：支那一部歷史，實以濃血充塞之歷史也。吾恥其言，雖然，吾不得不忍其言。」可以作為這一事實的反面註解）　　唐太宗在完備科舉制度以後，曾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我?Ｖ幸印薄ＧО倌甑目憑僦貧齲?作為選拔官吏，籠絡知識分子的手段，是成功的。它首先使「以文亂法」的儒生套上了籠頭。使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讀取聖賢書，貨予帝王家」成為一種思維定式。「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成為人生的最高追求。從而也使中國的知識精英，作為權力的附庸，難以產生俱有獨立人格，獨立精神和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精英薈萃的官場中，精英成了權力的奴隸。他們的聰明才智被大量運用於「做官」上。從而使許多傳統的優秀文化，被嫁接運用於統治爭權術。例如古代兵家總結出來大量的計謀範例，基本上圍繞「兵不厭詐」的主旨而產生。這在你死我活的軍事鬥爭中，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後來的官場人物，將其大量運用於政治鬥爭，運用於人生爭鬥。又例如太極拳的精神：「外表貌似柔順，善於閃避解脫，善於借力。躲開了攻擊，馬上轉為兇狠的進攻」。有些爐火純青的官場人物，簡直就是這種精神的化身。一切都爛熟於心，成為了身體的一部分！權謀已經成為一種基因進入了中國的權力文化中。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官僚群體，是一個團體意識強烈的利益群體。他們內部雖然充置著你死我活的矛盾和爭鬥。但是，他們相對於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訴求，卻明確地以「官官相護」的潛規則表達出來。這種不分黑白對錯，不講是非曲直，沒有道德評判，沒有法理規則的「相護」。是一種重要的官場邏輯。　　中國官場，形成了大量與民間邏輯相悖逆的邏輯。對皇帝的吹捧，官場中的相互吹捧。一切可以聯繫上、不能聯繫上的題材，都可以成為吹捧的題材。於是歌舞昇平，太平盛世的鼓噪總是不絕於耳。大量「盛世華章」、「盛世華衣」、「盛世華彩」、「盛世吉金」、「盛世華樂」、「龍飛九天」之類的肉麻詞語被製造出來。一點可憐的、社會起碼的進步，都成了因「天子聖明」而天降的祥瑞。罔顧事實，大而不當的吹捧吹噓，無恥地貪天之功以為己有，成為中國重要的官場文化，成為中國無時不有的風景線！　　當前社會發生的體制性、制度性腐敗，是以權力的濫用為標誌的。泛權力化、泛行政化的國家社會一體化體制，是權力空前惡性膨脹的基礎。這個惡性膨脹的過程，官場文化的沉渣泛起，起著相當大的主導作用。中國只要保留了極權，不管是什麼政治勢力據有著極權，積澱深厚的腐敗文化必然沉渣泛起。官場文化積澱下來的大量觀念意識，大量明規則，暗規則，大量陋習陋規。這種主流社會在價值取向、道德準則、行為規範、遊戲規則上的嚴重異化。不但影響著官場人群，也嚴重地腐蝕到了民間社會。對全社會起著無可估量的惡劣示範作用。社會道德的大面積滑坡。造假舞弊、急功近利、不顧後果，無不與這種主流社會的惡范作用有關。這種惡范的嚴重後果導致了我們民族對權力的崇拜達到了空前絕後的程度。進入了一種空前的惡性循環。這是一場真正的民族危機！　　中國官場的政治生態，是造成傳統的官場文化能夠沉渣泛起，變本加厲地「發場光大」的主要原因。官場精英在「揣摩」君上和揣摩時尚方面總是與時俱進，領風氣之先的。因此官場風氣的腐敗程度，實際上也是政治清明與否的晴雨表。制度性、體制性腐敗的惡性發展，使制度層面的政治改革已經成為非常緊迫的話題。當各級政府部門的官員真正成為了服務社會公眾的政府僱員，受到各個層面的監督制衡，而不是成為各級掌權者的附庸、奴僕。當各級掌權者真正是經過選民之手民主直選出來，而不是權力的私相授受。則官場文化才有可能是被抽去了釜底之薪。到那時，中國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員，才有可能成為人格健全的，真正服務於社會的公眾人物，只有到了那樣的時候，中國的官場文化才有終結的可能。（草根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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