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人、文學政治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之三

2012-12-31 11: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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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和文人好像總是脫離補了干係：他們都喜歡幻想，有強烈的創新實驗衝動。在法國尤其如此。這是一個盛產作家和革命家的地方，激進的革命家很多都是文人出身或喜好文學。

托克維爾認為，長期以來，法蘭西在歐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個最有文學天賦的民族。到18 世紀中葉，也就是大革命前夜，文人在法國的地位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法國文人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這個特殊事件「最終確定這場革命的地位、發端和性質。」

文人喜歡革命，但這些人通常並不捲入日常政治實踐，也不擁有實際的政治權力，他們的生活超凡脫俗，在一個充斥官吏的社會裡，他們也不擔任任何公職，甚至也不是政治科學方面的專家。

然而，這些不實際捲入日常政治實踐的文人又有異乎尋常的政治熱情，非常關心政治與公共問題。「他們不像大多數德國同行那樣，完全不問政治，埋頭研究純哲學或美文學。他們不斷關心同政府有關的各種問題；說真的，他們真正關心的正是這些。」（《舊制度與大革命》，下同）他們關心的是一個革命的「原則」問題，比如社會的起源，社會的原始形式，公民的原始權利，法律的原則與習俗的謬誤等等。總之是政治的「基礎」問題和「頂層」設計，他們要做「總設計師」而不是工匠。大革命的前夜，他們更是高談闊論，政治熱情空前高漲；但同時又淺嘗輒止，並不都把這些重大政治問題作為「志業」進行細緻深入的研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只是蜻蜓點水，聊以自娛。托克維爾說，這種抽象的「文學政治」散布在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中，從大部頭的論著到詩歌，沒有哪一個不包含一點這種因素。但這些作家們設計的政治體系五花八門，彼此分歧如此之大，以至根本無法從中調和以形成一個統一的政府理論。

儘管如此，還是不難發現，這些激烈爭吵、充滿差異的作家們至少在一個最普遍的觀念上是一致的，即「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這個觀念「彷彿是他們每人都設想到的，似乎先於他們頭腦中一切特殊思想而存在，並且是這些思想的共同來源。」可見文人政治哲學的精髓是迷戀理性設計，認為人類社會應該按照先驗的理性設計進行建構。這大約正是哈耶克一直批判的建構理性主義的迷思。人們研究法國革命史就會看到大革命與抽象理論的關係：革命實際上是依據與文人的抽象理論一樣的精神進行的：對普遍理論和完整對稱的立法體系的同一愛好，對現存事物的同樣蔑視，對理論的同樣信任，對於政治機構中獨特、精巧、新穎的東西的同一興緻。革命家和文人一樣都「遵照邏輯法則，依據統一方案，一舉徹底改革結構，而不在枝節上修修補補的同一願望而進行的。這是何等駭人的景象！因為在作家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是罪惡，那些常使人寫出優美著作的事物，卻能導致龐大的革命。」

迷戀理性並不稀罕，至少可以上溯到柏拉圖的哲學王。3000年來，它不斷地在人類、特別是在文人的想像中閃現。但奇怪的是它為什麼在18世紀的法國佔據了所有作家的頭腦？「為什麼不像往常那樣只停留在幾個哲學家頭腦里，卻一直深入到大眾中，使他們政治熱情經久不衰，以致關於社會性質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論竟成了有閑者日常聊天的話題，連婦女與農民的想像力都被激發起來了呢？」這些作家一無地位、榮譽、財富，二無職務、權力，怎麼「一變而為當時事實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確實是獨一無二的政治家，因為其他人在行使政權，惟有他們在執掌權威？」

托克維爾認為，18 世紀哲學家們普遍擁有的那些觀念與他們時代作為社會基礎的觀念格格不入，並不是偶然的。他們的這些觀念與當時現實的矛盾和錯位是當時社會提供的。正是當時荒謬可笑的特權泛濫的現實，使人們越來越認為特權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景象迫使哲學家在觀念中擁抱「人人生而平等」的烏托邦思想。人們看不到舊制度有適應新現實的可能性，普遍認為這些制度雖已喪失效力（看起來又彷彿還要垂諸萬世），因此，「他們很容易就對舊事物和傳統感到厭惡，自然而然地趨向於各自以理性為唯一依據，勾畫出嶄新的藍圖去重建當代社會。」

作家們對於普遍抽象理論的興趣和他們的經歷和處境也緊密相關，並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歷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制，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對於必然伴隨著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托克維爾深刻指出，由於當時的法國沒有公共政治自由，作家們和其他老百姓一樣實際上很少參與公共事務，沒有對於公共政治的實際經驗，也沒有機會受到這方面的教育。他們對政界從知之甚少到嗤之以鼻、視而不見。他們在政界既難得有所作為，也看不到他人的有所所為。相反，「只要見過自由社會、聽過其中的爭論的人，即使不問國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們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這樣，「作家們就敢於更大膽創新，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系，更蔑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這在那些著書立說研究政治學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換言之，文人也好，人民也好，其迷戀空想烏托邦和徹底革命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對舊制度感到絕望，是法國不能在不廢除舊體制的情況下通過逐漸改變體制來適應新形勢。否則他們「也許就不至於心甘情願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樣。」但是實際情況是：每個法國人每天都在財產、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舊法律、某種舊政治、舊慣例的妨礙，同時又看不到任何醫治這種特殊疾病的藥方。結果是被推入兩難選擇：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

同樣因為缺乏公共自由和從事公共政治的實踐，不但文人缺乏實際政治經驗，廣大民眾也同樣如此。結果，在政治上同樣無知乃至愚昧的民眾對高舉革命大旗的文人「言聽計從，衷心擁戴。」托克維爾痛心地指出：「假如法國人像以前一樣在三級會議中參政，每天在省議會中繼續致力地方行政，那麼可以斷定，法國人絕不會像此時此刻那樣，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動；他們會維持事務的一定規章，以防止純理論。」迷信抽象理論的文人和頭腦發熱的民眾可謂一拍即合。缺乏公共政治生活使人們不了解革命的危險並迷戀抽象理性。

法國文人的文學政治影響深巨，對文學政治的愛好甚至「一直深入到那些由於天性或社會地位而遠離抽象思辨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特權損害的納稅人，聽到「人人均應平等」的口號無不精神振奮、歡呼雀躍。他們的每種利益訴求現在都可以喬裝成高深的「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佔據了在自由國家裡通常由政黨領袖佔有的位置。」

除了平民百姓，貴族也迷戀和擁戴文人及其文學政治。關於貴族和作家的關係，托克維爾指出：貴族階級在其興盛時期不僅領導政治事務，還領導輿論，是他們給作家定調子、賦予思想以權威而不是相反。而到了18世紀，「法國貴族完全喪失了這一部分統治權，貴族的信譽隨其權力的命運消失：貴族在精神領域一向佔有的統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裡能盡情擴張，獨自佔有這個位置。」（178）弔詭的是，作家們奪走了貴族的位置，貴族卻還全力支持作家的事業。「貴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論受到承認，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激情和行動，因此貴族居然把與他們的特殊權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種種學說視為巧妙的精神娛樂；他們情願埋身其間，消磨時光，一邊穩穩噹噹地坐享豁免權與特權，一邊平心靜氣地論述所有根深蒂固的習俗如何荒謬。」托克維爾感嘆：「看到舊制度的上層階級竟這樣盲目地促進自己的滅亡，常常令人驚異」。但仔細想想也不奇怪。問題依然在於自由體制和公共政治生活的缺乏。因為要使上層階級了解自己面臨的危險，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衛自己的權利一樣，自由的體制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後痕迹在我們當中消失了一個多世紀，從那時以來，最直接關心維持舊政體的人們對於這座古老建築的腐朽絲毫未加註意，從未聽見這座朽屋的任何撞擊和噪音。由於表面上什麼也沒發生變化，他們以為一切都原封未動。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他們先輩的觀點上面。」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新危險的來臨，沒有意識到自己鼓吹的思想會最終埋葬自己。他們依然像15世紀的貴族一樣在譴責王權的侵越行為。在國王方面也一樣。路易十六在行將葬身於革命民主洪流前片刻還將貴族視為王權的首要敵手，他不信任貴族，而資產階級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樣，是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

托克維爾說自己細心閱讀過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前三個等級起草的陳情書，把這項浩繁的工作做完後他驚恐地發現，「人們所要求的乃是同時而系統地廢除所有現行的法律和慣例，我立即看到，這是有史以來一場規模最大最為危險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將成為犧牲品的人對此全然不知；他們以為，藉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無震撼地對如此複雜、如此陳舊的社會進行一場全面而突然的改革。這些可憐蟲！他們竟然忘掉了他們先輩四百年前用當時樸實有力的法語所表達的那句格言：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

長期以來，無論是貴族還是資產階級，都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們表現出這種獨特的缺乏經驗並不使人驚異。使人驚異的是，就連那些領導國家事務的人大臣、行政宮、總督，也同樣對革命毫無先見之明。「他們中間許多人對於本職工作的確都精明強幹；他們洞悉當時政府的一切細微末節；但是，一涉及治國這門科學，這門教授如何理解社會普遍運動，如何判斷群眾精神動向並預見其後果的科學時，他們就和民眾一樣一竅不通。事實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國安邦的要術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家。」

英國的情況就非常不同。托克維爾指出，在英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而不是相互分離的，「一些人將新思想引進實踐，另一些人藉助事實來糾正和限定理論。」然而在法國，「政界彷彿始終劃分為兩個互不往來、彼此分割的區域。在前一個區域，人們治國理民，在後一個區域，人們制定抽象原則，而且認為任何政府均應以此為基礎」，「在這邊，人們採取日常事務所要求的具體措施；在那邊，人們宣揚普遍法則，從不考慮用何手段加以實施：有些人負責領導事務；另一些人負責指導思想。」這種分離的結果是他們雙方都不懂真正的政治：治國理民的官僚只知道行政的「細枝末節」而不懂治國之道，而制定抽象原則的文人則一味幻想空談。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現實社會結構不合理，混亂不堪，如果五花八門的法律互相矛盾漏洞百出，如果社會等級森嚴，社會地位一成不變，不平等到處存在，而在這個糟糕的現實社會之上又「建造起了一個虛構的社會，在這裡，一切顯得簡單、協調、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那麼可想而知，它會受到人們怎麼樣的歡呼和擁護：「逐漸地，民眾的想像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里了。"

總之，「法蘭西民族對自身事務極為生疏，沒有經驗，對國家制度感覺頭痛卻又無力加以改善，與此同時，它在當時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學修養、最鍾愛聰明才智的民族，想到這些，人們就不難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國的一種政治力量，而且最終成為首要力量。」 托克維爾感嘆：「歷史上，偉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來進行，這真是一件新鮮事，這種情況也許最有力地決定了法國革命本身的特性，並使法國在革命後呈現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容貌。」（181-182）「作家們不僅向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氣質賦予人民。全體國民接受了他們的長期教育，沒有任何別的啟蒙老師，對實踐茫然無知，因此，在閱讀時，就染上了作家們的本能、性情、好惡乃至癖性，以至當國民終於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文人政治終於大獲全勝，大革命時期，「連政治語言也從作家所講的語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語言中充滿了一般性的片語、抽象的術語、浮誇之詞以及文學句式。這種文風為政治熱潮所利用，滲入所有階級，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層階級。」

很明顯，托克維爾對於文學政治並無好感，他的批判雖然不乏激進偏激之處，但卻也充滿智慧與洞見，對於同樣具有深厚文學政治傳統的中國，托克維爾的反思不乏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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