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紋：時間、秩序與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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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崇寧初年，大臣范致虛憂心忡忡地上書徽宗，建議禁止東京汴梁城內的殺狗行為，理由是「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名」。此愛君憂國之言深得帝心，徽宗立即下旨禁止天下殺狗。趙佶生於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即農曆壬戌年，屬相為狗。不過，如此護犬，趙佶最終也沒有改變北宋滅亡、自己淪為金人階下囚的命運。但在趙佶與范致虛看來，生肖為何會與人的命運如此緊密相關？

生肖緣起

十二生肖眾所周知：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從這一串名字來看，它的作用與時間有關──紀年、紀日、紀時。零星的文獻揭示，早在先秦時期，部分十二生肖就已經與十二辰相關聯。

1976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以及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先後考古發掘了兩座秦代墓群，從中發現了大量簡牘書籍。其中有一種叫做《日書》，是古人從事活動，如出行、見官、裁衣等，選擇時日的參考書籍，它們向我們展示了兩套略有差別的十二生肖組合。東漢時，隨著干支紀年的推行，在王充《論衡》中的十二生肖組合已經基本定型。

除了龍是神獸外，十二生肖中其他的動物均是凡物，這與定居農業生活相關。單個動物形象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但十二生肖作為整體出現在中國紋飾體系中的時間，卻要晚至魏晉南北朝，而後興盛於唐代。鑒古知今，回顧十二生肖之前的歷史，尤其是唐代的情況，或許會使我們對北宋君臣二人的看法有所了解。

地下生肖，鎮墓辟邪

1954年，陝西西安東郊發現了一方唐開元十七年（729年）的墓誌。由志文可知，此墓誌的主人正是唐玄宗的心腹宦官、曾為李白脫靴的高力士的生身父母──馮君衡與妻麥氏。

墓誌分志蓋、志石兩部分，志蓋上題「故潘州馮府君墓志銘」，志蓋四剎線刻四神；志石上為楷書正文，志石四側壺門內線刻雲氣紋及寫實性十二生肖。十二生肖按順時針的固有順序排列，每側三隻，而青龍、朱雀、白虎、玄武分別與卯兔、午馬、酉雞、子鼠相對應。動物均朝向同一方向，圍繞墓誌一周，似乎暗合了以十二年為一周期。墓誌作用在於標示墓主，墓誌的缺失也造就了大量「無名氏」墓葬。吸取東漢滅亡的前車之鑒，魏晉時期倡導薄葬，禁止墓前立碑，唐代馮君衡墓誌正符合此一傳統。

四神十二生肖紋鏡

其實，四神與寫實性生肖的圖像組合可以追溯到北朝時期。位於山西太原的北齊武平元年（570年）婁睿墓壁畫中，首次出現了寫實性十二生肖動物，但僅殘存北壁鼠、牛，東壁的虎、兔。而且，生肖個體之間穿插有神獸，周圍伴有雲氣及四神，墓頂為星象。整個頂部應是象徵蒼穹，方形墓室及四壁象徵大地和四方，在墓葬內為墓主亡靈仿照現實世界創建了一個天圓地方的宇宙，這也從側面表現了當時人「事死如事生」的喪葬觀念。

十二生肖紋還會出現在唐墓中的陶俑、銅鏡、火葬罐，甚至棺槨等載體上。用以紀年的生肖紋飾如此流行於唐代墓葬中，該作何解釋？《太平廣記》里提到一面照妖鏡，持之不僅「百邪遠人」，甚至能使得精魅現形，此鏡背面鏡鈕為麒麟，外圍依次為四神、八卦、十二生肖以及二十四字。

《後漢書》記載，東漢宮廷每逢冬季都要舉行大儺，儀式中的方相氏與十二獸，起驅逐疫病、惡鬼的作用。唐墓中大量十二生肖紋飾，包括隨葬十二生肖俑，除模仿現實外，也有厭勝驅邪，保護死者靈魂的巫術作用。如此看來，神鏡上十二生肖紋飾也就是照妖鏡的魔力所在。

生肖擬人化

天寶六載（747年），唐玄宗夜宴安祿山，酒過三巡，安祿山醉卧席間，化為一黑豬，長有龍首，大臣們議論紛紛，玄宗謂之「豬龍」。此事雖有神話色彩，卻值得引起注意。唐玄宗一手開啟唐代鼎盛的「開元盛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墓誌中的十二生肖紋飾開始發生演變，出現擬人化形態——天寶七載（748年）的《張去逸墓誌》上，就出現了獸首人身的擬人化生肖，它們拱手於胸前，站立在雲氣中，著交領或圓領寬袖長袍。

除了獸首人身，還有人物與生肖動物組合的形態。天寶九載（750年）《郭文喜墓誌》志石的壺門內，描繪著寬袍持笏板的文官形象，而生肖動物則位於頭冠之上；大中十二年（858年）的《董慶長墓誌》，則為懷抱生肖的人物形象。

將目光轉向中國東北方，十二生肖也幾乎同時出現在那裡：日本奈良時代（8世紀前半期），聖武天皇的皇子墓那富山墓周圍的自然石上；同樣是奈良附近的龜虎古墳四壁，時代為7世紀末8世紀初；地處朝鮮半島的新羅，位於故都慶州7世紀末的龍古洞古墳……這些地方的生肖形象，有其區域特色，即手中大多持有武器，有別於中國發現的拱手或持笏板的形象。但無論生肖形象，還是四神與生肖的圖像組合，都能在中國找到淵源。

秩序的象徵

歸根結底，生肖跟曆法緊密相關，曆法可看做是對時間的分配，而時間分配又事關秩序。當曆法與權力相結合，統一的曆法正相當於對統治秩序的規定，大到年，小到時辰，在大一統社會中尤為重要。東漢元和二年（85年），干支紀年作為官方曆法在全國推行後，歷代沿襲不輟。

唐代的一件銀盒上刻有這樣的銘文：「子時半夜，丑時雞鳴，寅時平囗、卯時日出、辰時事時、巳時禺中、午時正中、未時日睠、申時日入、戌時黃昏、亥時人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農業生活秩序，儼然而出。宋人陶穀《清異錄》中也記載了唐代宮廷一件很現代的「十二時盤」，「辰時花草間皆戲龍，轉巳則為蛇，轉午則成馬」，達到了裝飾與實用的完美融合。

對內如此，對外更是一樣。開元十九年（731年），第二突厥汗國重臣闕特勤逝世，玄宗皇帝御筆親書悼文，派遣大臣前往突厥王庭悼念，並協助立祠制碑。一千多年來，闕特勤碑默默矗立在今蒙古國和碩柴達木地區的鄂爾渾河畔，直到19世紀末才重新回歸世人的視野。闕特勤碑為漢文與古突厥文雙語碑銘，其中記載有：「闕特勤於羊年的十七日去世，我們在九月二十七日舉行他的葬禮。其陵墓、雕刻、繪畫和碑銘竣工於猴年七月二十七日。」「羊年」「猴年」是標準的生肖紀年方式，這在突厥碑銘材料中絕非孤例。

得益於法國突厥史專家路易·巴贊的研究，我們得知早期突厥人「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為記」，實行的是稱為四季的陰-陽曆曆法，以每年春季草返青為標記，而生肖紀年則是由中原地區傳到草原地區。也就是說，突厥碑銘中應用的生肖紀年完全是漢文化北傳的結果。自北朝起，興起於北方的突厥帝國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勁敵，對峙延續到了唐朝，唐承隋制，繼續秉承「遠交近攻，離強合弱」戰略，直至完全臣服突厥勢力。而《隋書》記載，開皇六年（586年），隋文帝曾「班歷於突厥」，此時正當東突厥沙缽略可汗當政。在突厥與隋唐爭霸的時代背景下，班歷於突厥及生肖紀年的推行是否有一絲將突厥納入中原統治秩序的含義？無論生肖計時方式的推行，還是生肖紋飾的流行，恰恰都可看做秩序的表現。

其實，早在睡虎地秦簡中，生肖就用於相面，早已在個人身上打上了烙印，「子鼠，盜者兌口希須，善弄，手黑色」。依此來看，文章開篇北宋君臣二人的表現，也就不足為奇了。但生肖的含義不僅僅如此，當一方唐代墓誌出現在我們面前時，不光志文在訴說屬於墓主個人的往事，環繞墓誌一周的生肖紋飾也在以獨特的方式講述著它所承托的時間、生死與秩序。

（文／孫兵　據《中華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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