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讀和研究

毛澤東對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讀和研究

[來源：中國民族宗教網|發布日期：2013-06-16]

康志傑、陳思先　　[內容摘要]：本文依據毛澤東對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讀和評說，對毛澤東關於宗教理論的特色進行了分析研討。　　　　[關鍵詞]：毛澤東；世界宗教；特色　　　　一、毛澤東重視宗教問題和宗教理論研究　　　　對宗教這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表現出一定的興趣，1917年，他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說：「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健；釋迦（即釋迦牟尼）往來傳道，死年亦高；邪蘇（耶酥）不幸以冤死；至於摩訶末（即穆罕默德），左持經典，右執利劍，征壓一世，此皆古之所謂聖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毛澤東一生不畏權勢，因而對宗教創始人的敢作敢為和創新意識頗為讚賞，他說：「從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的人，都是些學問不足的青年人。孔子開始提出他的體系時只有23歲，釋迦牟尼也只有19歲。」[1]（P51）由此可見，毛澤東曾對宗教典籍進行了研讀，且掌握了基本內涵和要義。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深知宗教是人類的文化遺產，宗教問題不只是簡單的信仰問題，它不僅在心理層面影響人們的世界觀和整個精神世界，而且與哲學、史學和文學等文化領域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所以毛澤東認為：「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和世界史。」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認識和研究宗教同樣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具備相應的宗教學理論，對於指導革命實踐有一定的幫助。但建國以後，宗教研究尚不盡人意，針對這種狀況，毛澤東提出了批評：「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2]（P353）為了加強宗教研究，毛澤東在與十世班禪談話時闡明了自己的觀點：「我贊成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宗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有那麼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只紅不專。」[3]（P32）　　　　毛澤東關於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進行宗教研究的理念，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沒有進入實踐層面。改革開放之後，部分高校創辦了宗教學系和研究機構，各大宗教也開辦了相應的宗教學院來培養神職人員，這一切，證明毛澤東的宗教理論的正確和宗教政策的貫徹落實。　　　　二、毛澤東對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讀和研究　　　　（一）毛澤東與佛學研究　　1917年夏，毛澤東利用暑假從事社會調查，在寧鄉的一座寺院與方丈就佛教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討論。方丈問毛澤東：「佛教何以在中國千年不衰?」毛回答：「自然有人信它了。」方丈補充說，「第一，宗教提供了一種完整的人生哲學，對世間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闡揚；第二，歷史上中國的帝皇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學傾向。」毛澤東對方丈第二個論點並不贊同，並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以為不是天性，是維護其統治的需要。」[4]（P247）這是毛澤東把佛教放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說明青年毛澤東已經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對佛教的社會功能有了一定的認識。　　　　在與方丈的談話中，毛澤東對佛教是「一種完整的人生哲學」表現了認同。曾擔任過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同志回憶說：「毛澤東曾一再自稱他對佛學有興趣研究，並且要求身邊的工作同志讀《六祖壇經》。但是，我們很難想像他真的會對講求虛無寂滅的佛學有興趣。他在《五燈會元》中看到的是階級鬥爭而不是見性成佛。不過，『文革』時的『一治一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來一次』，從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學的『劫』和道家發展觀的『循環論』。」[5]（P74）李銳的回憶似乎告訴人們這樣一個信息：毛澤東對佛教的研究，揚棄了佛教「虛無寂滅」，汲取了佛教方法論方面的內容。　　　　毛澤東曾對《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般若波羅蜜心經》等佛學典籍進行了研讀，特別是對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禪宗更為關注。在學習研究之中，佛教的辯證思維曾影響了毛澤東，他在《<倫理學>批註》一文中說：「世上各種現象只有變化，並無生滅成毀也，生死也皆變化也，既無生滅，而只有變化，則成於此必毀於彼，毀於彼者必成於此，成非生，毀非滅也，生於此者，必死於彼，死於彼者，也生於此，生非生，死非滅也……宇宙之毀也亦然。宇宙之毀決不終毀也，其毀於此者必成於彼無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 」在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中，宇宙的生生不息，大千世界的瞬息萬變，皆是「變化」，而把握住「變化」，就是把握了時機，就是掌握了主動權。通過對佛學的研究，毛澤東悟出了「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是社會發展趨勢的道理，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　　　　佛學是一個龐大、深奧的知識系統，培養專門人才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毛澤東已經洞見培養專門的佛學人才對於提升佛教界的地位和聲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在同班禪談話時說：「我贊成（在西藏）有幾千人學經、懂經，成為佛學知識分子，同時你看是不是他們還要學些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懂得政治、科學、文化及一般知識……佛學不可不辦學，辦了佛學院，兩年畢業，專弄政治，我看這個辦法不行。得搞四年，專門拿四年研究佛學。光政治好，佛學上沒有學問，還是不行的。」[3]（P31）毛澤東不僅自己研究佛教，還動員佛教領袖開辦佛學院，培養新一代有知識僧人，這其中反映出一位領袖的心胸和睿智。　　　　在關於佛學的研究中，毛澤東還注意從中提取有價值的文化因子，並運用於社會實踐，以此證明佛教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並不矛盾。如毛澤東在1955年3月會見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毛澤東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解讀佛學，從而對佛教的普渡眾生——拯救受壓迫人民於苦難的獻身精神進行了肯定，特別是「為眾和」、「為人民解除痛苦」的理念，更是表現出佛教與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性。因此，在對待西藏改革問題上，毛澤東從宗教和諧和祖國領土完整的思路提出了具體改革的方案：「我們要用一切努力和適當辦法，爭取達賴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壞分子，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逐步地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6]（P62）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西藏最終贏得了團結和穩定，中國人民贏得了和平和安寧。對於來之不易的民族大家庭和睦的局面，我們應該看到其中蘊涵著毛澤東關於佛教研究的真知灼見。　　　　（二）從民族政策看毛澤東對伊斯蘭教的認識　　　　毛澤東對伊斯蘭教的認識，可以通過他的民族政策思想反映出來。　　中國工農紅軍在兩萬五千里長征途中，特別在路經少數民族地區時，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反對傷害回、番民的風俗習慣和宗教感情，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黨中央對全體紅軍官兵的要求。正是廣大紅軍戰士尊重穆斯林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才贏得了信教群眾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理解和支持。長徵結束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簽署了《對回族人民的宣言》（1936年5月25日），宣言中說：「我們根據信仰自由的原則，保護清真寺，保護阿訇，擔保回民信仰的絕對自由。」這一方針政策，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抗戰結束後，為了組建新政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毛澤東在討論統戰工作相關問題時指出：「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7]（P1084）在如何對待少數民族宗教界人士問題上，毛澤東一再強調：不論階級，不論部落，不論土司、頭人、活佛、喇嘛，不論夷馬模（伊瑪目）阿訇，不論是什麼軍隊，不論什麼派別，不論什麼宗教民族，都可以聯合共同奮鬥。　　　　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毛澤東提出：「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和歧視。」[7]（P1092）毛澤東還指出：「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實現了。」[7]（P1070）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其中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有十個之多，尊重穆斯林的信仰和生活習俗，就打通了理解和交往的渠道，就得到了廣大信教群眾的支持。毛澤東在戰爭年代的民族思想和對伊斯蘭教的理解，為共和國建立之後全面實行民族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礎。　　(三)毛澤東對基督宗教的認識　　總體上看，毛澤東對基督宗教的研究焦點不是哲學、神學、歷史，而是這一宗教信仰傳入中國之後的各種表現，這一點與他關於佛學的研究有很大的差異。在毛澤東看來，基督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之後充當了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工具，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帝國主義列強在所有上述這些辦法之外，對於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的一個方面也不放鬆，這就是它們的文化侵略對策。傳教、辦醫院、辦學院、辦報紙和吸引留學生，就是這個侵略政策的實施。其目的，在於造就服從他們的知識幹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8]（P629-630）　　針對近代基督宗教傳入中國，其中實力最強、影響最大是美國教會的事實，[9]（P34）毛澤東在《「友誼」，還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一文中抨擊了美國教會的文化事業：「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就是在這個條約里，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註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用佔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佔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佔百分之四十七點一。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10]（P1506）　　　　1950年，中國教會開展了三自（自治、自養、自傳）運動，在此形勢下，毛澤東說：「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動勢力，以及我們接收的國民黨的文化教育機構中的反動勢力，反對我們。這些都是我們的敵人。」[6]（P22）於是，與帝國主義多有聯繫的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和教會慈善機構由政府接管，外國教會勢力被驅逐出境。　　　　雖然近代基督宗教各派進入中國伴隨著殖民侵略，但中西文化的衝突和碰撞中仍有許多愛國的基督徒同情、支持甚至參加了民族解放事業，如美國聖公會鄂湘教區基督徒支持和參加了辛亥革命；基督教青年會也曾多次掩護過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並參加了抗日鬥爭和反對獨裁內戰的民主鬥爭；在解放區，一些宗教界人士也能積極追隨共產黨的主張，參加民主政權建設，並做出過重要貢獻。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指出：「信宗教不等於不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11]（P302）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強調，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在信仰上的差別成為比較次要的矛盾，而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根本利益則是一致的，這就是祖國富強，人民富裕，所以毛澤東說：一部分唯心主義者雖然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但是「他們可以贊成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6]（P405）共產黨與宗教界完全可能求同存異，結成政治行動上的統一戰線。　　　　三、毛澤東對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讀和研究的特點　　　　從小浸潤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的毛澤東，對中國本土宗教最為熟知，如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了「神權是束縛中國人民繩索」的觀念。在革命理論的學習中，毛澤東逐漸構建起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並理性地認識到宗教的本質和基本形態。他認為「宗教的本質是崇拜超自然力」，宗教的「最初形態有兩種：一是崇拜祖先，二是崇拜自然物。」[12]（P214）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文化造詣頗深，因而關於宗教學的興趣和解讀表現出自己的特色。他對於世界三大宗教，其中佛教研究最為深刻，雖然早年受母親的影響一度信仰過佛教，但放棄信仰之後仍然表現出對佛教的興趣，研究中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伊斯蘭教研究毛澤東涉獵最少，但從對穆斯林的政策可以窺見他已經把握了伊斯蘭教的精髓；至於基督宗教研究，由於受政治格局的影響和制約，毛澤東對這一真正涵義上的「西方宗教」的分析僅停留在政治層面，甚至帶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毛澤東關於基督宗教，與其說是「研究」，不如說是「認識」，他論說的主要焦點在於「基督宗教在中國幹了什麼」，而不是「基督宗教是什麼」。　　　　基督宗教傳入中國的特殊背景，使得這一宗教與中國的政治格局牽扯在一起。為了建立鞏固愛國統一戰線，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之後，毛澤東強調要嚴格區分宗教領域內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徹底地打擊宗教領域的反動勢力，更好地保護廣大人民群眾自由信教的權利。他在《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限》一文中明確指出：「各民主黨派和宗教界要進行教育，不要上帝國主義的當，不要站在敵人方面。拿佛教來說，它同帝國主義聯繫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義聯繫著。因為土地問題，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擊的是住持、長老之類。這少數人打倒了，『魯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對組織佛教聯合會，聯合起來劃清敵我界限。統一戰線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 我是不主張取消的。對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劃清敵我界限，為人民服務，我們都是要團結的。」　　　　因為佛教（包括伊斯蘭教）「同帝國主義聯繫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義聯繫」，20世紀50年代佛教（包括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制度改革運動，主要是對阿訇、和尚、喇嘛以和平方式進行改造，並廢除了封建剝削制度。而基督宗教由於深深打下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烙印，所以要擺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控制，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13]（P438）　　　　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多次表示要與宗教界求同存異，雖然共產黨員「絕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和宗教教義」，但「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8]（P707）統一戰線，民主革命時期是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時期是社會主義愛國統一戰線。毛澤東是政治家，他關於對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讀和研究（特別是對基督宗教），雖然有一些政治的「痕迹」，甚至帶著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但其中不乏深刻的見解。這些思想和理論，豐富和發展了愛國統一戰線理論，對於促進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增進國際交往，構建和諧社會具有積極的意義和價值。　　　　參考文獻：　　[1]蕭延中主編：《在歷史的天平上外國人怎樣評論毛澤東》[M].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　　[2]《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黨的文獻》[M].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5)。　　[4]《衛士長談毛澤東》[M].北京出版社，1989。　　[5]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M].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6]《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7]《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羅竹風主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M].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10]《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陳晉主編：《毛澤東之魂》[M].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12]《毛澤東哲學批註選集》[M].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1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M].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來源：《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引自普世社會科學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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