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斯諾的北京印象

王棟沈慶利

上世紀三十年代：

「美好」與「危機」並存

1928年，斯諾以旅行記者的身份到中國採訪。1933年3月，斯諾首次定居北京。1936年夏，斯諾在宋慶齡等人的幫助下，越過國民黨軍事封鎖線抵達陝甘寧邊區，會見了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等人，採訪五個月後回到北京，此後一直到1938年才離京。第一次訪華期間，斯諾在北京居住達五年之久，對北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方面驚嘆於古都北京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一方面也觀察到了民國時期北京的落後守舊及民族危機下的現實困境。

在《安家北京》一文中，斯諾稱北京是「亞洲無與倫比的、最雄偉、最吸引人的都市」，是「具有將近三千年連綿不斷的歷史文明古國的中心。」（引自埃德加·斯諾著，宋久等譯：《復始之旅》，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對於北京城的自然人文景觀，斯諾更是大加讚賞，稱她是「一座設計建造得很宏偉的城市」，一個藝術的寶庫，「堪稱鍾靈毓秀，文雅的所在」。當時的北京人主要生活在今天的二環以內，「老北京」祥和安寧的民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斯諾認為北京「猶如一個龐大、但是友好和親密的村子」，人們「似乎彼此都認識」，「愉快地在外城狹窄的衚衕里穿行」……「寧可耍無賴也不搞邪惡的陰謀」。這裡「一團和氣」，擁有「愜意的笑聲」、「悠閑的生活」和「天倫之樂」。

斯諾非常喜愛老北京的四合院民居，他說自己和多數在北京的外國僑民一樣，最喜歡住在這種「院牆內房子環繞一個小庭院」的中國式住宅中。他對四合院進行了細緻的觀察和描寫，尤其對其中各式各樣的「門」感興趣。這些四合院「或者由『垂花門』隔開數個庭院，『垂花門』上開有月亮門或者其他形狀更奇異的門外院有一個圓月形的門洞」，或者在「屏門後是一個小巧玲瓏的院子，栽著各種花卉和果樹。」通過對這些「門」的觀察，斯諾充分領略了中國民居「含蓄」和「曲徑通幽」的魅力。

1934年，斯諾搬到燕京大學擔任新聞系講師。在那裡他接觸到了大學裡的中國現代青年，也流連于海淀秀麗的美景中：大鐘寺、玉泉山、白塔寺、西山叢林、名勝古迹眾多的「八大處」和頤和園。他讚賞頤和園「夾道的春柳、順坡而建的樓閣、碧綠的湖泊和石舫」。不過他也認識到，「美好」的北京是與「危機」並存的：西方人以武力打開了中國大門，在外來衝擊的影響下，民族危機不斷深化，階級矛盾也日益尖銳。上世紀三十年代前期的北京，已然成為進步青年掀起救亡圖存運動的前沿陣地。斯諾對那些進步青年的印象尤為深刻，他目睹了抗日戰爭前夕一代中國青年在愛國心感召下的崛起，並為能與他們站到一起而感到驕傲。

在1935年爆發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中，斯諾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他的學生、燕大學生會主席張兆麟得知駐守華北的國民黨當局，在日本的施壓下準備接受華北自治的傳聞後，情緒極為激動。斯諾建議「要行動起來」，斯諾的一位朋友尼姆則提到了「五四」運動，認為全中國人民都在等待著北京青年們生氣勃勃的跡象，只要青年們行動起來，人民就會支持他們。後來，張兆麟、王汝梅（黃華）、陳翰伯等人又多次同斯諾商討行動策略和計劃，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運動，便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和國際友人的相助下發動起來。「結束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口號也首次被響亮提出。正如斯諾所預言的，「一二·九」運動標誌著「中國正在蘇醒」，經過了血與火的錘鍊，那些最有才華、最有愛國熱忱的青年聚集到了「中國最後的希望——紅旗之下」。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

欣欣向榮的新北京

1960年和1964年，斯諾克服重重封鎖與阻撓，先後兩次訪問北京。此時的北京已經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的首都。不同於民國時期的貧富分化、社會地位不平等，新北京的中下層勞動人民尤其是工人的地位大大提高：沒有「僕人」、「侍者」、「挑夫」之類的稱呼，服務行業的人們也統一被稱為「同志」；舊社會的人力車夫則蹬上了三輪車，與在人民公社工廠上班的女子結婚成立家庭；工人們到醫院治療不需要支付醫療費，因為「加入了工會」；工人們的子女還被安置在「託兒所」——而「託兒所」是過去普通群眾完全不曾聽說的名字。

在嶄新的北京城裡，黨組織較為完善地建立起來，黨支部的建立讓黨員的民主生活有序化、規範化。「像酒店等服務場所都是國營的，酒店職工有自己的黨委和黨支部，每一層樓都設有一個委員會管理的文娛室，那裡擺設和張貼著毛澤東的雕塑像和畫像、標語、照片、表揚信等，是黨員的活動場所。」

斯諾寫到定期召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結合」的黨內民主生活會是「熱烈而非狂暴」的。他第一次到北京時，斯諾記憶中的中國人即使是平時友誼極佳的朋友在發生爭辯時，也會發生「先而口角，繼而動武」的現象。二者相比，反映了國民素質的不小進步。

與民國時期，北京隨時可見的「臟」、「亂」現象不同，此時的北京在群眾的努力下變得十分乾淨。酒店裡的工人和各階層人士一般都參加撲滅蚊蠅的持久戰；街上的狼犬和流浪貓也完全絕跡，田鼠、跳蚤等害蟲也得到控制。對於這點，斯諾評價道：「中國確實比其他大多數國家更有效地控制起來。」

而且，這一時期，新北京城比過去的舊北京面積大了三倍，人口達七百多萬，城市建設也在老北京的基礎上迅速興起。斯諾在書中對這些城市建設有細緻的描寫，對新北京的城市建設大加讚賞。在文化建設上北京也逐步邁向現代化，這裡有「數十家的博物館、圖書館、藏書閣，有數不清的新舊劇場、電影院、餐廳和娛樂中心。他還特別提到了「最近新建的體育場（工人體育場）可容納八萬多人，另一個專為迎接1961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體育館已經及時竣工，可容納觀眾一萬五千多人」。這樣的場館在斯諾眼中無疑是宏大的，值得讚歎的。

斯諾曾受邀拜訪了毛澤東在中南海的家。斯諾從新華門進入，穿過一條柳蔭婆娑的馬路，繞過人工湖和一叢叢的劍花和菊花，一直到達那座「優美的舊式單層黃瓦面的住宅」——豐澤園菊香書屋。毛澤東的客廳寬敞舒適，傢具是中式的，裝飾得很別緻。客廳旁是一個小飯廳、書房和幾個睡房，毛澤東和斯諾喝了少量的茅台酒，另外他還了解到，毛澤東平時也拿出中國的紅酒款待客人。斯諾寫道，這種紅酒「在華北的酒庄有售，售價為人民幣一元。」

斯諾眼中的中共領導人「每天工作十二至十五小時，他們的夫人只是穿著平凡而不昂貴的衣服」，既不像國民黨統治家族那樣「擁有副業的銀行或生意」，也沒有「利用公共基金進行私人的投機生意，或操縱黑市的市場」。在當時的計劃經濟背景下，「公共基金」、「投機生意」、「操縱市場」一類的事物與活動已變得相當陌生。

在斯諾眼中，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北京，無論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新局面。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

登上天安門城樓促中美破冰

1969年前後，中蘇關係惡化。毛澤東和周恩來希望找到一個「傳話者」，緩解與美國的關係。斯諾因為跟新中國的特殊情感成為合適人選，後經中國駐法大使黃鎮等人的聯繫與協商，斯諾夫婦於1970年再度來華。這次訪華的經歷和見聞集中載於斯諾的《漫長的革命》一書中。

《漫長的革命》開篇便是對1970年國慶節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受毛主席接見的記述。「我安詳地坐在擠滿了人的天安門城樓上，忽然覺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轉過身來，看見了周恩來總理」，斯諾和妻子被周總理帶到毛主席身邊，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觀望，一條大大的橫幅映入眼帘——「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而當時，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就站在毛主席的另一邊。斯諾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諾表達了美國人民反對美國入侵柬埔寨的態度，並表示反戰的美國人民「不止他們夫婦兩個」，西哈努克親王隨即熱情回答：「美國人民是我們的朋友！」

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毛澤東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一文，並附上了他們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圖片。《人民日報》發表的斯諾在國慶期間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照片，在當時無疑是一件「國際大事」。基辛格曾對該照片的發表評價說「這是史無前例的，哪一個美國人也沒有享受過那麼大的榮譽……」

斯諾也意識到他在中美之間的重要性。早在1970年8月18日，當斯諾第一次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歡迎時，斯諾問到了「中美談判」的問題，總理並沒有正面回答；11月5日，在斯諾與周總理長達四小時的談話中，總理向他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會談」。斯諾明白自己不僅僅是「美國反戰人民」的代表，此行或許肩負更重要的政治使命。

除了緩解中美關係，斯諾在《漫長的革命》還多次提到這一階段北京城裡醫療衛生狀況的改進。到1970年，血吸蟲病、麻風病都已消滅或被控制，小兒麻痹症、麻疹和傷寒也得到有效預防。斯諾在介紹這些醫療衛生成果時顯得十分驚訝，在斯諾看來，此時的中國彷彿和西方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裡。

因為斯諾與中國的不解之緣，在他逝世後（1972年2月15日斯諾因病在瑞士日內瓦逝世），人們遵照其遺願，將他的一部分骨灰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斯諾最初對中國的觀察並沒有完全脫離「西方」的好奇和獵奇視角，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對北京及其中國的描述不可避免地帶有片面化、表面化的特徵，並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遺憾的是，斯諾未能看到改革開放後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他能目睹北京城邁向現代化和國際化的巨大變化，不知會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