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紀實?中國知識腐敗檔案【6

中國社會紀實中國知識腐敗檔案【6-2】

傾斜的聖殿 東南大學校長捲入剽竊風波

　　東南大學這次論文風波，因為顧冠群的院士和校長身份而備受矚目，實際上，它暴露出的不過是國內博士生培養問題的冰山一角。

　　目前，中國的在讀博士生人數已經達到12萬多人，僅次於美國和德國。按照教育部的規劃，到2010年，中國授予博士學位的人數將達到5萬人，躍居世界第一。

　　中國人民大學顧海兵教授將這種現象稱為「大躍進」，「以這樣高的速度增長，如何保證培養質量呢？即使保證了培養質量，以我國目前的發展水平，他們會不會大材小用或者成為向發達國家輸送的人才呢？」

　　以東南大學為例，該校一共有1445名博士生，博士生指導教師卻不到200名。

　　東南大學一位博士生說，該校每個博導平均要帶十多個博士生，根本帶不過來，「我同宿舍的一個博士生，導師根本不指導也不參與論文撰寫，發表論文時卻一定要署名在前」。

　　一位建築系的教授說：「以前一個教授帶兩三個博士，培養一個是一個，現在多的帶一二十個，每人每天只能指點一兩分鐘。而這些博士將來要留校當老師，真不知又能教出什麼名堂來。」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則用「嚴重滑坡」來形容現在的博士生培養，「以前博士畢業論文答辯，我們要請清華、人大的權威來會審，論文題目要通知全國同行的名教授。現在呢，博士生數量激增，經費又只有那麼多，只好請同城或浙江的老教授，大家礙於面子，往往先打個招呼，我這個學生肯定不行，送個人情算了。」

　　「人情」或許可以送，但一般說來，博士生在畢業之前首先要達到學校規定的一些硬性指標。例如，在東南大學，博士生必須至少在一級學報上發表兩篇論文，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一篇論文。當然，為了便於以後評職稱，論文數量越多越好。

　　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建築》主編曾昭奮稱，「目前各種學術刊物越來越厚，成倍地厚，字型大小卻越來越小，甚至用8號字」。不過，學術刊物厚度的增加或許仍然趕不上博士生數量的增加。

　　東南大學一位博士生說：「博士生的數量翻倍，核心期刊卻沒有增加多少，現在博士發表論文的壓力越來越大，其實原創性的論文需要實驗條件和積累，哪裡有那麼多？為了湊數，我們只能寫一些專門為發表而發表的論文，發展到極端，就導致一些博士生鋌而走險。如開除李仕峰，只是很表面的行為，就事論事而已。」

　　南京師範大學一位博士稱：「說剽竊，其實大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許多人不敢指責李仕峰，或許是因為大家心裡都有鬼。目前這種僅僅以論文數作為指標的考核方式，其實是逼良為娼。」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稱：「前不久去世的某位百歲教授，在病中還指導12位博士生，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指導的。而有些擔任領導職務的博導或外聘博導，博士生一年都難見他們一面。」

　　學者分析，當中國博士生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科研能力的實際增長速度時，出現急功近利的博士生和失察的導師，並不奇怪。

　　教育部一位領導曾在一次會上指出，「現在大量博士生或者從事的科研方向很難說是學科前沿，或者是長時間陷在導師的低水平橫向開發項目上」。

　　一位建築系主任稱：「由於博士生太多，以前博士論文還可以談一些真正深入大局的問題，現在我們的博士論文甚至出現《論菜市場在城市中的定位》這樣不入流的論文。」

在東南大學這次論文風波之下，蘊藏的是中國博士生教育的深刻危機。

（翟明磊 李虎軍 2003/6/20 南方周末）

傾斜的聖殿 麻煩博導王銘銘[事件]

　　張天蔚：媒體維護的是公眾的權利，批評的是對公眾的欺騙

　　楊瑞春：電話鈴響了很多次，每次都響很長時間，但王銘銘始終沒有來接

　　何亮亮：由此可見現在揭發出來的學術界的腐敗可能還是冰山的一角

　　王銘銘：對這一錯誤，我正在深刻反省，並將終生為鑒

　　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

　　事件緣起人 曉聲

　　近年來，學術界的剽竊之風蔓延之快，令人驚駭。這邊傳來博士學位論文抄襲，那裡又聞教授剽竊別人成果。事情之多，以致於有人不得不出來專職打假，不但報刊雜誌上短兵相接的文章此起彼伏，而且有人還出版了打假的專著。學術打假已經成為一種職業。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王銘銘教授，是我輩後學十分敬仰的學者。他在學術上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正因為如此，我同許多讀者一樣，對王先生珍愛有加，期望也高。然而，最近讀了與王先生有關的兩本書，卻實在讓人失望。一本是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哈維蘭（W.A.Haviland）的《當代人類學》，王銘銘是主要譯者，1987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王銘銘自己所著的《想像的異邦》，1998年6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細加比較後可以發現，同一出版社出版的這兩本書之間竟然存在大量的抄襲。當然不會是哈維蘭先生抄襲王銘銘，而是王銘銘先生抄襲哈維蘭。作為一個晚輩本沒有資格在王銘銘先生面前說三道四，然而正因為「愛之深，責之切」，也就容不得他有半絲缺點。再者，也因為我像其他讀者一樣太愛北大了，北大的學術品格折射的是一個國家的學術前途，不願看到對它的半絲玷污。

　　北大自己也很珍視國人給予的榮譽，它最早在全國實行博士論文匿名評審制度，而且聽說博士論文未能如期答辯的比例，北大也是最高的。這倒不是其學術水準差於別校，而是其學術規範要求特別嚴格，論文不是隨便就能做得出的。王銘銘先生所在的北大社會學系，以費孝通為首的教師群體有不尚空論，言必有據的優良傳統。網上就曾有消息說，北大社會學系一開學就由本系教授與新生一起座談學術規範問題。

　　上述種種都讓我不能不憤然指出王銘銘《想像的異邦》對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當代人類學》的抄襲。楊守建在《中國學術腐敗批判》中指出，某位教授的一部著作竟是剽竊17位學者、8部專著、14篇論文的大雜燴。說實話，這樣的抄襲還是需要一番功夫的，當然，揭發這種抄襲就更需要一番功夫。就我閱讀所及，《想像的異邦》總共四編，共32萬餘字，第二編題名《視野》，總共10萬字左右全部抄襲自他自己所翻譯的哈維蘭的《當代人類學》。楊守建認為抄襲有吃里與扒外兩大類，里是國內，外是國外。王銘銘《想像的異邦》既不像吃里，也不像扒外，也似乎既像吃里也像扒外。抄襲的既為國外學者的專著在國內的翻譯本，也就吃裡扒外都可說了。好在書是王銘銘先生自己翻譯的，哈維蘭先生不說，也就不會有人找他打官司了。

　　楊守建總結了六種抄襲方法：全篇搬運法、偷觀點、偷思想的隱性剽竊法、化名抄襲法、署名抄襲法、拼裝法、搶先發表法。《想像的異邦》第二編可以說採用的是「全篇搬運法」。王銘銘的「全篇搬運法」又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形式：

　　其一，純粹的全篇搬運法。

　　哈維蘭書第457頁引述卡爾頓·庫恩對森林居民交易的描述：這些森林居民躡手躡腳地穿過荊棘叢生的小路來到做交易的地方，在那裡，他們留下了整整齊齊的一堆森林物產，如蜂蠟、樟腦、猴膽球、燕窩。他們又躡手躡腳地走回一段距離，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等待……

　　此段描述性的文字很長，共348個字(包括標點符號)，茲不全引。王銘銘書第104頁最後一段將此348個字及標點符號一個不拉地全部錄下。哈維蘭註明這段文字引自C·S·庫恩的《一般人類學讀物》，版權頁碼俱全，王銘銘引後則未作任何說明。不僅如此，哈維蘭在此段引文後作如下分析：

　　沉默交易的原因只能假定，但在某些情況下，沉默交易可能是因為缺少一種共同語言。它更經常的是為保持和平關係控制互相的敵意。在一個非常現實的意義上，好的關係是由禁止交際來維持的。另一個可能性是：沉默交易使得因身份問題使口頭交談毫無可能的地方進行交換成為可能，當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無論如何，沉默交易為兩個群體之間的交換提供了商品，儘管這種交換有潛在的障礙。

　　王銘銘書第105頁第2段，將「在某些情況下」以後的全部文字抄錄，不同之處是在某一個句子中增加了一個頓號。王銘銘在抄錄之後，未加任何資料來源的說明。這種「純粹的全篇搬運法」最省事，許多剽竊者採用這一做法。王銘銘也不例外。

　　其二，修正的完全搬運法。

　　哈維蘭書第390頁有一段是這樣的：在繼嗣制度與一個社會的經濟之間，有著一種密切的關係。一般說來，在男人養家活口的地方，流行的是父系繼嗣。如，在牧民與專業農民中，男人的勞動是主要因素，因而流行父系繼嗣。在南亞發現了許多母系社會，南亞可能是舊大陸原始農業的搖藍。在婦女養家活口的社會(主要在園藝農中)母系繼嗣大量存在。在印度、斯里蘭卡、蘇門答臘、西藏、華南以及許多印度尼西亞島嶼存在母系制度。在北美部分土著區母系制度也很顯著，在部分非洲地區，母系制度也還存在。

　　在王銘銘《想像的異邦》第78頁中則是：繼嗣制度與一個社會的經濟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一般說來，在男性養家活口的社會中，流行的是父系繼嗣(patrilinear)制度。例如，在牧民與農民社會當中，男性是勞動力的主要因素，因而流行父系繼嗣。在婦女養家活口的社會(主要在園藝農中)，母系繼嗣(matrilinear)制度大量存在。南亞可能是舊大陸原始農業的搖藍，這裡就存在許多母系社會群體。在印度、斯里蘭卡、蘇門答臘、中國的西藏和雲南以及許多印度尼西亞島嶼，也存在母系制度。在北美部分土著區，母系制度也很顯著，在部分非洲地區，母系制度也同樣存在。

　　說實話，第一段所引哈維蘭著作的譯文不夠通暢，標點符號也不規範。王銘銘在《想像的異邦》中，採取了更為規範的譯法。例如，在「西藏」一詞前冠以「中國的」，將「華南」改為「雲南」。我相信如果「華南」不包括西南的話，很難說還有什麼母系制度的存在。「華南」改為「雲南」應該是合理的。另外，關於父系繼嗣和母系繼嗣，譯著中均沒有附帶英文名稱，在《想像的異邦》中，加上了英文名，這是學術嚴謹性的表現。王銘銘對哈維蘭的原文進行了嚴謹的重譯，再嚴謹地加以抄襲，結果構成一種「修正的全篇搬運」式的抄襲。

　　《當代人類學》是西方學者寫作的，抄襲者在抄襲時，敘述的角度必須適當轉換，即必須轉換成中國學者敘述的語氣。王銘銘先生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

　　　比如哈維蘭書第411頁中這樣寫道：在我們的社會中尤其如此，在我們的社會中，家庭是獨立的，住的地方不在一塊，而且，除非在儀式場合，否則家庭與其他親戚都互不干涉。

　　王銘銘書第90頁寫作：西方社會尤其如此。在西方社會中，家庭是獨立的，除非在儀式場合，否則家庭與其他親戚都互不干涉。

　　語氣由第一人稱轉換為第三人稱。正因為此，我們讀王銘銘的著作還是流暢的，但這絲毫掩蓋不了其抄襲的面貌。

　　其三，拓展的全篇搬運法。

　　哈維蘭書第389頁在「繼嗣群」一題下這樣寫道：我們經常碰到的親屬群是繼嗣群，它是以是不是一個現實的或虛構的特定祖先的直系後裔，作為成員資格的標準而被公認的任何社會統一體。繼嗣群的成員就是通過一連串的父母——子女關係來追溯共同的祖先。

　　王銘銘《想像的異邦》第78頁有相似的句子：繼嗣群是以一個現實或虛構的祖先的直系後裔為成員資格標準而被公認的社會統一體。換言之，繼嗣群的成員通過一連串的親子關係來追溯其共同的祖先，它們是由親子關係發展而來的團體。

　　經過比較可知，與哈維蘭不同的是，王銘銘用一個「換言之」，將繼嗣群成員定義為「由親子關係發展而來的團體」。這一表述並沒有較哈維蘭有什麼進步，相反還會讓人產生誤解。但是，正是由於這一轉換，王銘銘就可以大膽地將他人的研究成果收入自己的名下了。

　　其四，注釋中的障眼法。

　　哈維蘭《當代人類學》第399頁有這麼一段：兩可系繼嗣提供了一種在單系繼嗣情況下所罕見的靈活的辦法：每個人要做母系繼嗣群或父系繼嗣群的成員，都可任選。在這些社會中，有許多社會，其個人在任一時候都僅屬一個群體，不管他可以加入多少個群體。這樣，這種社會可能就會被分裂為與一個父系社會或母系社會相同的一些分立和單獨的群體。但還有別的並系繼嗣社會，如南太洋的薩摩亞人和貝拉庫拉人以及太平洋西北海岸的誇扣特人的南支，這些社會允許一些繼嗣的成員互相交搭。正如喬治·默多克指出的，個人選擇的範圍太大會妨礙任何以親族定位的社會的有秩序功能：

　　一個個人的多種成員資格幾乎不可避免地要被分離為一個主要成員資格(主要成員資格由居住形式決定)，和一個或多個次要成員資格(個人參與後來加入的那個繼嗣群，僅僅是部分的或偶然的)。

　　關於此段文字，該書有一個注釋為：「G·P·默多克：《社會組織的親族形式》，見默多克所編《東南亞社會結構》，芝加哥四角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頁。」

　《想像的異邦》第81頁相應的一段是：一些社會還存在兩可系繼嗣(ambilateral descent)。這種繼嗣方式提供了一種在單系繼嗣情況下所罕見的靈活的辦法：每個人可以任選母系繼嗣群或父系繼嗣群作為自己的歸屬。在這些社會中，個人在任一時候都僅屬一個群體。這樣，這種社會可能就會被分裂成與一個父系社會或母系社會相同的一些分立和單獨的群體。但還有別的並系繼嗣社會，如南太洋的薩摩亞人(the Samoa)就允許一些繼嗣群的成員相互交叉。正如喬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1897-1985)指出的，在這種情況下，個人選擇的範圍太大，從而妨礙了任何以親族來定位的功能：「一個個人的多種成員資格幾乎不可避免地要被分離成一個主要成員資格和一個或多個次要成員資格。

　　段後的注釋搖身一變為：「G·P·Murdock， Social Struture in Southeast Asia， 1966， p11.」注釋由中文改回了英文並作了刪減，出版年份由1960年錯成1966年，大概是「0」字頭上多帶了一撇吧。由於書中列有大量的英文文獻注釋，在我們這些年青的讀者看來，《想像的異邦》好像是在大量閱讀英文原著的基礎上寫出來的。實際上，這只不過是一個注釋在不同語言之間的「循環旅行」：由英文而中文，又由中文而英文。繞了一圈，讀者的眼睛當然就很可能發昏了。比如我輩，外語水平不夠好，當初一看《想像的異邦》中的注釋就佩服得五體投地，作者讀了那麼多的英文原著啊！後來我才發現這只不過是個注釋的旅行。就像一個雜耍，目的不過是為了掩蓋一個騙局。

　　像這樣的將中文注釋還原為英文障人耳目的，整個第二編《視野》中處處存在。

　　例如《想像的異邦》第87頁抄襲哈維蘭書第404頁，哈書中的句子為：A·B·拉德克利夫—布朗把圖騰制定義為：「一整套人們賴以在該社會與植物、動物和其他在社會生活中十分重要的自然物體之間，建立起一個特殊關係系統的風俗和信仰。」

　　注為：「A·R·拉德克利夫—布朗：《澳州土著的社會組織》，《大洋洲專刊》，第1輯，麥克米蘭出版社1931年版，第91頁。」

　　《想像的異邦》中相應的句子為：拉德克利夫—布朗把圖騰制定義為：「人們賴以在他們的社會與植物、動物和其他在社會生活中所見的重要自然物之間建立起一個特殊關係系統的一整套風俗和信仰。」

　　註：A·R·Radcliffe-Brown，Australian Social organization，Man，1937，XXXVII:201，178.

　　令人不解的是，該段文字前後幾頁文字兩書幾乎相同，可以明知抄襲，但是作者還要在引文上加以修改，不知是抄錯，還是作者手頭確實有其他出處而特意改動以掩護呢？不過，這樣的表演並不能掩蓋其抄襲的手法。

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想像的異邦》書末開列的「參考文獻」中，王銘銘列舉了120位中外學者的論著，卻沒有列舉哈維蘭的著作。這本由王銘銘自己翻譯，且由王銘銘全篇搬運了10萬字左右的學術名著，遭遇如此的待遇，實在是不公。（2002/1/10 社會科學報）

傾斜的聖殿 談建立學術道歉制度　

　　一年多前，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文匯報》上相繼發表文章，批評北京大學教授王銘銘的相關研究。文章發表後在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以後，王銘銘在《中國圖書商報》上發表反駁文章，我也在《中國合作新報》撰文作答。作為此次學術論爭的結果：王銘銘繼續出版粗製濫造的「學術」論著，繼而被評為博士生導師，繼而入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第二屆高校青年優秀教師。顯然，在北京大學校方及教育部的領導看來，我對王銘銘的批評是錯誤的。王銘銘理應有遠大的學術前途。

　　直到讀到曉聲同學撰寫的《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的文章，胸中的疑團才算真正解開。回想起一年多前，在寫作批評王銘銘文章時，我已經有一個強烈的懷疑，以王銘銘的不長的學術生涯，何以能夠在一年多時間中出版十幾部學術著作，雖然其中包括幾部譯著和主編的論文集，但更大量的則是他的學術專著。由於沒有證據，我不敢說他「抄襲」，但憑直覺，我知道這一數字後面有貓膩。在與人類學界的朋友接觸的過程中，不斷有人告訴我，同行們的手中已有確鑿的證據，證明王銘銘的學術著作存在大量的抄襲。令人遺憾的是，直到曉聲的文章發表之前，中國的人類學者至今無人挺身而出，揭發他的抄襲。

　　我仔細核對了曉聲同學文章中所引用的資料，也對曉聲同學不敢用真名發表文章表示「理解之同情」。實際上，在曉聲同學一再聲稱的「愛北大」的情結後面，還有一個「怕北大」的情結。我揣測，他害怕來自行政當局的打擊報復，害怕不能夠順利畢業，拿到他那夢寐以求的文憑。儘管如此，學術的良心使他按捺不住，對北大的愛超過了對北大的怕，他挺身而出，向我們揭發了王銘銘教授骯髒的抄襲。

　　我們不妨來聽聽王銘銘自己是怎麼說的。在《想像的異邦》的《前言》中，他說：本書是一部學術散論集，它收入了我在1987年以來寫出的21篇人類學評論作品，其中有些是發表過的，而另一些則是以前寫出的未刊稿。在編選和整理過程中，我對原有的文章在內容、結構、篇幅等方面進行了較大幅度的改動。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有一定的體系隱含其中，它包括四編：第一編的4篇論文集中探討人類學（尤其是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理論發展的脈絡，第二編的6篇論文旨在介紹人類學的主要研究分支和視野，第三編的6篇大多是對在當代人類學界產生深刻影響的學者和思想的評論，第四編側重探討人類學的跨文化表述危機及人類學學科的中國相關性問題。

　　第二編的6篇評論作品大概屬於沒有發表過的未刊稿。然而，如果將這6篇作品算作哈維蘭的作品的話，這些作品不僅用英文發表過，而且還被王銘銘等用中文翻譯並出版過。我真不明白，難道王銘銘真的不知道你自己所聲稱的「介紹人類學的主要研究分支和視野」工作，哈維蘭當年已經做過，你和你的合作者在十多年前就已經將哈的工作介紹給了中國的讀者。通覽全書，王銘銘沒有在一個地方交待他的工作與哈維蘭工作的關係，不僅在書前的「前言」中沒有，書後的「參考文獻」中也沒有。哈維蘭的著作被他的譯者無情地蒸發了。對於哈維蘭先生來說，這真是一個悲劇。

　　王銘銘在《前言》中繼續說：

　　「想像的異邦」這個書名，帶有書中評論到的「反思人類學」的色彩，也基本能體現我對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的態度。在我看來，人類學的本質是對於異邦的觀察。無論這個異邦是西方學者所說的「異（他者）文化」（other cultures），還是本土的中國學者眼中的國內非主流（亞）文化（sub-cultures），對於他們的研究，為我們積累了豐富的人文知識，也為跨文化的溝通作出了巨大貢獻。正是在研究異邦的過程中，人類學學者充滿想像地反省了自己處身於其中的文化。

　　人類學的研究為跨文化的溝通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不僅如此，人類學家借用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於異邦的觀察，顯然要比其他學科更深入，更富有成效。然而，王銘銘卻將人類學的本質——對異邦的觀察——異化為「對異邦的剽竊」。「對異邦的剽竊」和「對本土研究的粗製濫造」互為表裡，構成今天王銘銘人類學研究的新特點。有了這樣一個新特點，人類學者根本不需要充滿想像地反省自己的文化，只需要充滿信心地剽竊異邦的文化。我相信，如果對王銘銘的相關研究進行一番認真的清理，我們還可以找出類似的甚至更為觸目驚心的剽竊來。

　　接著，王銘銘在《前言》中交待了自己的知識來源：

　　這本書中包括的論文所依據的知識，主要是我在留學英倫期間獲得的，因而我對這些知識的重新解釋，大多能夠基於對原著的閱讀。但是，我的說法難以避免地存在著自己構思的成分，不能說完全是原著的介紹。

　　這段話部分是正確的。王銘銘的人類學知識，確實是在留學英國時獲得的。這段話也不是完全正確的，正如曉聲同學在文章中所揭示的，王銘銘是抄襲哈維蘭的著作，而不是對哈維蘭著作進行重新解釋。王銘銘讀的是哈維蘭的原著，而不是讀哈維蘭所讀過和所引用過的原著。王銘銘的「說法」抄自他人，很少見到他自己構思的成分。是對被抄原著的抄襲，當然不是對被抄原著的介紹。

　　王銘銘在《前言》中還有一段精採的表白：「散論」這個詞正好也符合我的另一點考慮，我覺得本書不代表一個很成熟的看法，而只不過代表了我在理論思考中的若干片段。把不成熟的東西拿出來，我總是有些擔心，不過，我也看到，對於學術發展而言，有意義的東西不一定成熟。我們經常看到的那些系統化的教科書，雖然寫得面面俱到，框架醒目，卻容易失去思考的價值，有的甚至約束了讀者的解讀權。「散論」能夠做到的，就是教科書不能夠做到的那一點，即給予讀者參與討論的空間（這一點當然絕對不是逃避文本責任的借口）。

　　如果王銘銘有更加充裕的時間，就應該將其書中的「全篇搬運」的抄襲法改造為其他形式更為巧妙的抄襲法，甚至有可能創造出一種不授人以柄的抄襲法。我以為王銘銘自稱的不成熟，就是對於原文改造的不成熟。舉例說，哈維蘭書中以「婚姻與家庭」（包括家庭的功能、形態、婚姻與家庭組織問題）、「親屬與繼嗣」（包括繼嗣群、繼嗣群的形式、親屬稱謂制和親屬群）、「年齡、共同利益與社會分層」（包括年齡集團、共同利益集團和社會分層）三章十個小節來展開他對於人類學中「群體的形成：解決協作問題」的討論，而「不成熟」的王銘銘則將哈氏的大小標題全部改寫，在「生育、親屬制度與社會」的大標題下，有「親屬路線的含義」、「生育與繼嗣制度」、「世系群與政治制度」、「氏族的分化體系」、「親屬群的鬆散關係」、「親屬稱謂及其社會性」、「生育與社會」等。內容雖然出自哈維蘭，但標題的名稱已經看不出與哈維蘭有多大聯繫。最關鍵的則是哈維蘭邏輯嚴謹的布局，在王銘銘那裡已蕩然無存。標題改頭換面的結果，是思維的混亂。我想指出，這種混亂，無助於人們的思考，其實就是掩蓋抄襲行為的一種迫不得已的伎倆。王銘銘此處對於教科書的攻擊，如果看作是對於哈維蘭著作（哈著是一部經典的人類學教科書）的批評，就可能激發讀者去思考另一層面的問題了：即使哈維蘭先生保持沉默，是否有可能通過公訴的途徑來起訴剽竊者？

　　有一種說法，中國的國情不同，所以，西方學界採用的抄襲即開除的制度在中國不能夠普遍推廣。目前僅見的一例是華東理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胡黎明剽竊案發後，遭到學校的除名。雖然華東理工大學為胡黎明案曾蒙受過恥辱，但剽竊者的被除名顯示了學校當局為純潔學風、校風所作出的努力。如果華東理工大學的經驗不能夠被普遍推廣，作為讀者，我們似乎有權力提出如下要求：

　　1. 作為抄襲當事人的王銘銘應當向讀者公開道歉。向5000冊著作的購買者公開道歉，向所有讀過他的著作的讀者公開道歉。當然也應該向聽過他課的學生們公開道歉。

　　2. 如果有的話，王銘銘應當向讀者公開他的其他著作中所隱含的尚未揭發出來的抄襲行為，並公開道歉。尤其是那種「扒外」式的抄襲，你自己不檢討，讀者的揭發要花費成十倍甚至百倍的時間。一旦繼續被人揭發，讀者可能不會接受你的第二次道歉。

　　3.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有關編輯應當為自己編輯工作中的失職向讀者公開道歉。當你們在編輯同一作者兩部相關主題著作時，應當對兩部著作的異同進行檢核。嚴格的學術評審制度是學術著作出版之命脈所在。

　　4、王銘銘所在的院系、北京大學及有關部門的行政領導對於王銘銘學風的形成及不正當晉陞、獲獎負有直接的責任。他們理應為此向大家公開道歉。

最後，我呼籲儘快建立嚴格的學術評審制度，杜絕一切可能的剽竊。我呼籲建立對於剽竊者的懲罰制度，即使不能開除剽竊者，也應當迫使剽竊者向公眾道歉，以警學界，以警世人。

（ 曹樹基 2002/1/23 社會科學報）

北大名教授剽竊國外名教材

　　據新快報報道：1月10日，一篇在學術界極少數人手中流傳的稿子《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正式浮出水面，《社會科學報》在第七版刊登了這篇作者化名為曉聲的來稿，文章中所指的剽竊者，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年輕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王銘銘，此人在學術界享有較高的知名度。

　　近10萬字的內容一模一樣

化名為曉聲的作者是北京某大學中文系2000級博士研究生，真名為王曉生，專業是研究文藝理論。在王曉生的宿舍里，他向記者拿出了證據？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的《當代人類學》（中譯本）和王銘銘的近作《想像的異邦》，這兩本書大約有十萬字的內容幾乎是一模一樣。

花一個月證實問題的嚴重性

　　王曉生告訴記者，王銘銘的書在高校文科生中比較知名，他本人也很喜歡研閱，併購買了多本。但在看王銘銘的近作《想像的異邦》（1998年出版）時，王曉生有點懷疑：「它裡面用了很多原始部落的內容……他在國外考察過這個嗎？」

　　王曉生越想越懷疑。不久，他聯想到了1987年出版的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的《當代人類學》（中譯本）。最終，王曉生髮現，除了個別字的修改或者語氣的改變，《想像的異邦》第二編幾乎全部與《當代人類學》第四部分、第五部分、第六部分相同，甚至連結構段落順序也沒有改變，要說有什麼大改的，就是原書中的一些小標題給去掉了。

為了證明問題的嚴重性，王曉生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終於算出，兩本書竟然有十萬字的內容是一模一樣。

譯者搖身變作者

　　《當代人類學》（中譯本）和《想像的異邦》，相隔出版的時間有11年。在《當代人類學》（中譯本）的大紅封面上準確而明了地表明王銘銘教授是此書的翻譯者之一。

　　翻開這本書能夠看到1987年4月14日哈維蘭為此書作的序：「1974年本書第一版問世以來，它一直是北美許多大學和學院採用的人類學入門教材，現在這本書已成為北美最廣為採用的教材之一……特別感謝翻譯者王銘銘，是他把此書譯成中文介紹到中國的」。

　　當年的王銘銘不到30歲，在廈門大學任職。而由他牽頭翻譯的這本哈維蘭的著作現已被中國高校社會學系人類學專業的師生們廣泛閱讀，該書還常常被納入到主要參考書目之中。

　　翻譯《當代人類學》後，王銘銘也成為北京大學一名年輕教授。1998年，王銘銘以作者的身份出版《想像的異邦》。在序言中，王銘銘稱該書是他多個時期以來的「散論」，他還有些擔心其中一些思考還不成熟。

　　儘管兩本書有如此多的內容相同，王銘銘在《想像的異邦》一書中的序言部分和參考文獻部分沒有一次提到美國作者哈維蘭。這兩本書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選擇發表的原因不是針對個人

　　王曉生的文章經一位老師的指點後投向了《社會科學報》，該報社社長許明非常重視，立即派人到北京了解情況，還將文章交給了復旦大學的曹樹基教授看。曹教授曾經因為寫過批評王銘銘的學術作風隨意的文章，兩位教授打過一陣子筆戰。復旦大學還有兩名研究生找來《當代人類學》（中譯本）和《想像的異邦》，進行了多次核對。

　　據許明社長介紹，此事也引起了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的重視，院長一開始有點猶豫，最後提出這篇學術批評必須是《社會科學報》首發，避免炒作嫌疑，保持學術批評的嚴肅性。許明社長表示說：「一開始也害怕給王銘銘教授帶來傷害，後來選擇發表的原因，是因為這種事情現在實在是太多了，不僅僅是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都有，不是針對王個人，也不是要整他，而是這事實在是太普遍了。」

　　「太多人知道會讓該文胎死腹中」

　　《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一文刊登之前，曾在一小群人中流傳，但是沒有一個人打電話給王銘銘教授詢問他涉嫌剽竊國外教材的事情，或者將情況告之北京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楊玉聖副教授一個星期前就知道了這件事，並且看了該文。這位副教授與王銘銘教授同住一個小區，他也有王教授的電話，但他一直嚴守秘密。楊玉聖副教授是這樣向記者解釋的：「因為中國的人情事故很複雜，本來是個學術批評的正常行為，但假如更多的人知道了，這篇文章就可能胎死腹中。」王銘銘教授：此事的背景過於複雜，在這篇學術批評刊登之前，他已經隱約知道此事。

記者前後兩次與王教授聯繫，第一次是王教授的妻子董女士接的電話，她很為王教授抱不平，認為背後有更複雜的原因。記者第二次終於聯繫上了王教授，他聽到這個消息後，一度語音哽咽，但平靜下來之後，他說：「這件事很早以前就知道了，目前暫時不想談這個事情，因為它發生的背景比較複雜，現在還不能給大家解釋，將在一定的時候會給一個明確的答案。」王教授還表示，將會對自己的出版物負責。

（馬麗娜2002/1/14 江南時報）

傾斜的聖殿 學術界的恥辱

　　近日購得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名著《民族——國家與暴力》，此書由胡宗澤和趙立濤翻譯，王銘銘校對，三聯書店1998年5月出版。因作者是「當代歐洲社會思想界中少有的大師級學者」所論又涉及與自己研究有關的戰爭和暴力問題，故不敢怠慢，認真拜讀。讀後，我對吉登斯的理論失去大半興趣。問題不完全在吉登斯本身，主要是譯、校的學術功底讓人懷疑：吉登斯的思想是否在翻譯過程中「變形」？

　　作者在「譯後記」中稱，對於人名，「盡量沿用了國內的固有譯法」，但是書中屢有置過去習慣譯法於不顧的地方。例如：19世紀著名軍事學家、《戰爭藝術》的作者、瑞士人約米尼（Jomini）譯成「喬米尼」（第27頁）；著名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譯成「黑羅多特思」（第58頁）；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譯成「阿肖卡」（第91頁）；公元742~814年在位的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譯成「夏勒馬涅」（第136頁）。這種現象不僅僅是個習慣譯法問題，而是明顯地反映出譯、校者西方歷史常識方面的欠缺。更讓人吃驚的還是下面這段文字：

　　門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個太陽，居於民眾之上的也只有一個帝王」，可以適用於所有大型帝國所建立的界域。（第99頁）

　　乍一看「門修斯」，又以為是國人很陌生的一位外國大師級學者。譯、校者顯然不知Mencius即中國先秦思想家孟子。所謂「格言」，即「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且出自孔子之口，並非孟子所說。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萬章章句上》）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禮記·曾子問》）。

　　《孟子》和《禮記》都只是轉引了孔子的話，不應當作孟子的格言。查閱第104頁上的第35條注釋，吉登斯這條材料引自《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一書，作者是Li Chien-nung(李劍農)。到底是李劍農一開始就用錯了？還是吉登斯引錯了？抑或譯者譯錯了？不管怎樣，譯、校者如能認出老祖宗，問題不會這麼複雜，他們在「門修斯事件」中表現出來的國學底子的淺薄程度實在令人震驚，堪稱數典忘祖之絕唱！

　　孤立地看，這屬小事一樁，但和「北京大學」、「博士」、「北大教授」、「三聯書店」、「學術前沿」這一連串頭銜相對照，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諷刺。什麼叫浮躁？什麼叫淺薄？什麼叫文化斷層？「門修斯」的誕生作了最好的註解。筆者雖不願小題大作。但卻不得不涉及導致這一現象的更為深層的問題。

　　坦率地說，「門修斯事件」是社會劇變衝擊下，高等教育、學術研究、出版界共同釀成的一次「學術淺薄綜合併發症」。在市場經濟成為社會主宰的新形勢下，基礎性知識（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領域知識）在高等教育中遭到嚴重衝擊。發展應用性學科、知識為社會現實服務原則本身沒錯，傳統學科和課程作必要的調整也無可非議，問題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有些人並不知道「度」在哪裡。許多大學將必要的文、史、哲課程或壓到最低程度，或取消，或乾脆將歷史、中文專業變成旅遊、秘書專業，從而造成目前高校人材知識結構的嚴重失衡，即應用性、操作性知識和基礎性知識的嚴重失衡。目前高校現狀正如一位年長的博士生導師所言，「大學有向技校靠攏的趨勢」。雖言詞有些過激，但不失為警言。

　　高校在高級職稱評定中必須要有專著的規定是高校青年教師、青年學者普遍浮躁的根源之一。我們知道科學研究的規律是從寫學術論文做起，在十年、二十年撰寫學術論文的基礎上，積累學術並逐漸形成自己的學術體系，有質量的學術專著正是在此基礎上誕生的。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判斷中青年學者的學術水準應以他們學術論文的質和量為準。現在的情況是：有些中青年學者發表了一、二篇像樣的論文後，便匆忙地拼湊學術專著，急於當各類急就章式書籍的主編、副主編，造成社會上大量學術贗品的堆積，而「大膽培養青年人才」之類表面上挑不出毛病的口號，在特定的環境、特定的事件中，往往更多地產生負面作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年青人出版專著風氣的始作俑者是80年代上海文藝評論界的個別年青人，當年《文匯報》還專門作了報道，記得其中有這樣一句話：「青年人著述立說表現了可貴的學術勇氣」（大意如此）。年青人「著書立說」遂成中國學術界的「一道風景」。十幾年過去了，這種勇氣在今天看來對中國學術界的負作用實在是太大了。年青人「著書立說」從根本上就違反了學術研究規律。學術勇氣只有建立在紮實的學術積累之上才是值得肯定和讚揚的。沒有學術積累和功底的學術勇氣只能造成類似「門修斯事件」的學術災難，只能給後代造成不堪重負的辨別真偽和清理文字垃圾的負擔。

　　市場經濟雖然給目前出版界帶來諸多難題，但出版社沒有健全的學術審查制度卻和市場經濟毫無關係。誰都知道健全的學術審查制度是出版學術著作的根本保證，但許多出版社就是不願這樣做！相當一部分編輯們雖然受過專門的學術訓練，但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編輯而不是專業研究。因此，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對於專業的學術進展知之甚少，有的甚至空白。對於這一點，我們不必苛求，專業研究本來就不是他們的專業。然而，我們面對的事實卻是：僅由編輯來判斷一本專業書的學術價值，這實在是對學術的不恭和輕率。

　　西方理論固然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但也不必盲從，尤其在涉及中國問題時，因語言的障礙，外國學者受到很大限制。由於他們往往追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所以就不得不面對他們難以把握的東方文明。這時，他們往往會犯一些常識性的錯誤。比如這位吉登斯大師居然在書中寫到：中國曾對印度尼西亞享有過名義上的行政權力（第100頁），如果這一說法能夠成立，那麼，乾隆皇帝名義上的行政權力也可以說是越過了英吉利海峽。除非翻譯錯誤，不然可就有點信口雌黃了。

　　如果說吉登斯對中國歷史了解甚少尚可原諒，那麼他認為「民無二王」的格言「可以適用於所有大型帝國所建立的界域」就令人對他的歐洲歷史知識也深感遺憾，至少這一結論不能解釋羅馬帝國戴克里先時期的「四帝共治制」。如果不是翻譯中的問題，聯繫上述錯引材料和信口開河的事實，筆者感覺吉登斯至少是一個治學粗糙的大師。聯繫上下文，如果翻譯沒出錯的話，吉登斯已把帝王的文明中心意識和帝王的王權獨尊意識混淆在一起了，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說些什麼。

　　西方學者在學術表述過程中，常常不知不覺地將從歐洲歷史中總結出來的理論、規律誤以為也適合世界其他地區。例如，西方戰爭史學者持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無論在古代還是在近代，步兵集團的誕生與民主政治有著必然關係。富勒（Fuller）等權威學者甚至斬釘截鐵地認為步槍造就了步兵，步兵造就了近代民主政治，希臘步兵方陣造就了古希臘的民主政體。然而，這僅僅是歐洲的歷史，他們不知道中國先秦以前的步兵傳統造就的卻是一種專制集權政治。

中國的歷史還需中國人用自己的頭腦、自己的思想和自信來解釋，而這些又都離不開對中國文化的深刻了解。恕我直言，沒有以上素質且無絲毫國學功底，是沒有資格奢談中西文化對話的。此次「門修斯事件」實為中國學術界之一大恥辱。文化斷層已經在中國最著名的大學和出版社出現。高等教育、學術界、出版界急功近利造成的惡果，目前只是剛剛開始。如不予以警示，筆者深信，更大的懲罰正等待著我們，那時，我們將目瞪口呆地看著「孔修斯」（Confucius）也大搖大擺走進象牙之塔。誠如是，「我孔、孟之所痛哭於九原」矣！

（倪樂雄2002/1/16 學術批評）

傾斜的聖殿 能不能一棍子打死

　　著名人類學學者王銘銘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涉嫌剽竊，且抄襲篇幅達10萬字之多，實在是令人驚訝。而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從上述事實被公開披露到現在的這段時間裡，學術界，尤其是人類學界中，有不少人出面為王銘銘叫屈、辯護，彷彿公眾和媒體對此事的關注都是無知和浮躁的喧囂，學界對王的批評則藏著天大陰謀，而惟有王銘銘和嚴肅的學者們才蒙受著不白之冤。一件在常人看來非常明確的事件，被形容得錯綜複雜又是非難辨。

　　王銘銘的辯護者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一、學術著作，尤其是社會科學類的學術著作，相互的啟發、借鑒是正常現象，「剽竊」行為難以界定，因此王銘銘的做法是否剽竊尚待討論；二、即使王銘銘確有剽竊行為，也應該作為「學術問題」而在學術界內部進行討論、解決，而不應該公佈於眾而引得公眾和媒體介入；三、考慮到王銘銘在人類學界的貢獻和地位，即使犯錯，也不應該「一棍子打死」，北大的處分過嚴，是迫於輿論壓力的軟弱表現；四、媒體對此事的報道是惡意的「炒作」，而且浮躁的媒體和對王銘銘有惡意企圖的學界不良分子有相互勾結和利用之嫌。

　　對一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並不奇怪，但學界中人以這樣的理由為王銘銘辯護，卻讓人有些不解。首先，社科著作的剽竊問題可能確實萬分複雜而難以界定，但在一本30多萬字的著作中有10萬字出自他人而又不予註明，則複雜的事情就變得簡單了——除了剽竊，不可能再叫別的。其次，學術研究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不必然是「學術問題」，而是比學術「低」得多的基礎問題，學術剽竊就是這樣的問題。對這樣非學術的問題，不能僅在學術界內部解決。像人類學這麼高深的學術，公眾可能不懂，但對剽竊這樣的簡單問題，公眾一聽就懂。而且《想像的異邦》是公開出版、出售的書籍，不是學界內部傳閱的私人讀物。這樣的著作中出現剽竊問題，是對公眾(儘管可能是一小部分)利益的侵害。對此公眾有權知道，作者必須向讀者有所交待。再次，王銘銘確實不該被一棍子打死。但錯誤就是錯誤，錯誤應該得到相應的處理，況且學術剽竊絕非小到可以輕易原諒的錯誤。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不觸犯法律的前提下，再大的錯誤都可能得到原諒，但其前提是犯錯的人必須對自己的錯誤有足夠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必須向因他的錯誤而受到傷害的人承認錯誤，請求原諒。就此事而言，王銘銘應該公開向學界和公眾承認錯誤，誠懇道歉。

　　到目前為止，王銘銘尚未就剽竊一事做任何錶態。但從媒體披露的信息來看，在該事件上，王銘銘似乎有頗多難以直言的曲折。學界中也有人以為王銘銘沒有必要剽竊因而其中必有其他的原因。如果事件確有其他原因因而可以洗清王銘銘的責任，則不但是他個人的幸事，也是中國學界的幸事，因為所謂學術腐敗，已經成了中國學界洗不脫的惡名，如果有一件事可以證偽，大家都能得到些安慰。

至於有人認為此次事件的背後，有學界派系之爭的陰謀，因而指責媒體被人利用，則是有些小看了媒體，至少是小看了認真的媒體。媒體維護的是公眾的權利，批評的是對公眾的欺騙。至於學界內部的派系爭端、勾心鬥角，才真正是「學術問題」，最好在學界內部解決，媒體沒興趣關心。

（張天蔚2002/1/21 北京青年報）

傾斜的聖殿 哈維蘭稱不願看到北大博導斷送前程

　　被剽竊的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表示不願看到王銘銘斷送前程。

　　美國《華盛頓郵報》1月17日詳細報道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剽竊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著作的消息，該報還通過電話採訪了哈維蘭教授。哈維蘭教授表示，王銘銘已經為剽竊一事寫信向他道歉，「我感到遺憾，他是有點失控了。」

　　哈維蘭澄清，王銘銘1987年翻譯的由哈維蘭所寫的《當代人類學》是中國第一本現代人類學教科書，當時王銘銘獲得了哈維蘭的授權，這跟當前的剽竊爭議並沒有關係。

　　現居緬因州的哈維蘭教授最後對《華盛頓郵報》說：「《當代人類學》對中國人類學的復甦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我不願意看到王銘銘因為此事(一個誠信問題)而斷送學術前程。」

　　附：王銘銘《我的檢討與致歉》

　　1月10日，上海《社會科學報》發表曉聲同學對我的《想像的異邦——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散論》一書提出的嚴厲批評。曉聲同學指出，我在《想像的異邦》中大量抄襲了我於八十年代主譯的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先生所著教科書《當代人類學》中的段落。此前，一些學界同仁也曾向我提出這一問題。

　　《想像的異邦》一書編入的是一些對人類學的述評、評論之作（見該書第一頁）。在書中介紹學科研究領域、概念和著名描述性案例的過程中，我確實大量錄入了《當代人類學》一書中的有關內容。當我意識到這事實上已構成對他人著作的抄襲時，我對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感到震驚，並感到深深的痛悔。在引用他人的論述時，不註明出處，顯然不符合學術活動規範。對這一錯誤，我正在深刻反省，並將終生為鑒。

　　我對哈維蘭先生表示歉意。

　　我對信任我的學術同仁、同事、學生、讀者表示歉意。

　　我對因我的錯誤給北京大學聲譽帶來的負面影響表示歉意。

我對曉聲同學及其他批評者表示感謝。我歡迎讀者對我的所有作品加以監督，如發現錯誤，請及時給予我嚴肅的批評。

（洋紅2002/1/23 北京晚報）

傾斜的聖殿 交叉火力中的「王銘銘剽竊事件」

　　電話鈴響了很多次，每次都響很長時間，但王銘銘始終沒有來接。

　　在事情已經發生將近10天之後，王一直保持沉默。

　　「我無可奉告。」本報記者打了幾天電話，已經不抱希望，王突然接聽——也許他以為是自己在等的一個電話——但我剛剛報出自己身份，他立刻這樣說。南方口音，聲音很平靜，也很溫和。王在拒絕的時候依然保持著他的學者風度，很有耐心地重複了他已經多次講過的話——現在他什麼都不願說，但他會在合適的時間出來說話。

　　他的直接領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馬戎說：這個時候王銘銘說一句，別人有十句等著他。

　　在事件的過程中，王銘銘的談話真正涉及事件本身的只有兩次，一次是在接受一位中央台女記者採訪時，那是對此事的最早的採訪，那次他動了感情，一度語音哽咽。他說這件事「發生的背景比較複雜，現在還不能給大家解釋」。

　　再就是新浪文化頻道的主編侯小強採訪他時，他說了一句話，「但是我想那時候(出《想像的異邦》的1998年)，人類學還是一片空白。」假如這句話紀錄準確的話。

　　正如馬戎所說，王銘銘因此為自己豎起一面新靶子，招來新一波的批評，來者紛紛以講述中國人類學發展的歷史來證明「空白」說之謬和王銘銘此人的妄自尊大。

在那之後，王似乎打定了主意要閉緊嘴巴。

傾斜的聖殿 刀光劍影

　　一位知名學者突然被指有這樣的劣跡，不啻是學術界的一次小型地震。

　　《社會科學報》是在2001年9月收到王曉生投稿的，到2002年1月10日文章見報，他們用了長達5個月的時間來核對事實和組織學者評論。在程序上，他們已經做到了足夠嚴謹。儘管如此，某些評論依然被指主觀色彩過於濃厚。比如說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的文章，個中字句之衝動，就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他以前和王銘銘學術論戰結下的私怨來。

　　一些殺伐之氣甚重的文字，令一些網友聞到了「絞肉機」和「屠宰場」的氣息。

　　而為王銘銘說話的人，也難免犯同樣的毛病。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4位博士生，1月14日為此事向北京大學領導上書，希望不要對王銘銘求全責備，這封信提出了重要的一點：「學術批評應該全面、客觀、平和、公正，執一端而不計其餘的做法是不正常的。」但也許是「為尊者諱」，這封信情真意切，對於「剽竊」之事卻輕輕帶過，而且言辭之中頗有懷疑揭發批評者「別有用心」的含義，因而在輿論上並不叫好。

　　曹樹基因此說：「所謂辯護，要指出我們對他的揭發、指責哪些是錯誤的，但他們是在這樣一個三段論的邏輯下為之辯護——王銘銘是一個有傑出貢獻的學者，這樣的學者不可能抄襲，即便有抄襲也是輕微的或者是可以原諒的，所以，攻擊他的人、揭發他的人是卑鄙的，是別有用心的——這個偽邏輯是自言自語的阿Q似的自我安慰，所以我不覺得那是辯護。」

　　對於如何對待王銘銘本人，人們依然爭論不休。相當一部分人贊同對王不留情面地懲罰，儘管他們也承認王的學術貢獻，但認為錯誤和成績是兩件事，不應放在一起談，如果以此為理由放他一馬，則會助長學術界的剽竊之風。武漢大學哲學系的鄧曉芒教授就持這種觀點，「對待學術抄襲應該像對待盜版一樣，一旦發現就罰個傾家蕩產。」

　　而呼籲「保護王銘銘」的，以清華大學的郭於華和中央民族學院的張海洋兩位人類學者為代表。這並不意味著對王在此事上的錯誤視而不見，他們也希望王能夠及早出來道歉，但更希望公眾能夠認清王銘銘的貢獻和錯誤的比例關係。他們並不希望看到王銘銘因此被中斷學術生命，那對於中國人類學會是一個重大損失。郭對王銘銘的評價相當之高，「中國的人類學研究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王銘銘功不可沒。」

　　而張海洋為王銘銘在中國人類學中的位置做了一個定位。他說，中國以實地調查方式做相關研究的人類學會會員大約有上千人，在專業領域，也就是在各個大學和研究所從事這項工作的大約150—200人，真正有學術地位的，大約只有15—20個人，王就是其中之一。

　　現在這樣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多了：「對王的判斷要功過分明，對他的錯誤要嚴肅批評；對他的成績要充分肯定。不能一批評，就懷疑人家別有用心，是把王教授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一肯定，連錯誤都不認賬了。」

　　三個疑點

　　1月18日，社會學系2000級本科學生沒有見到本來應該監考的王銘銘，出現的是兩位博士生。

　　在那之前，這些本科生曾經商量以什麼樣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於王銘銘的情感。「如果那天王老師出現了，我們一定會有所表示的，我們要讓他知道我們依然愛他，尊敬他。」學生梅鋒說，「大家都愛叫他『銘銘』。在他的課堂上總是笑聲不斷，在我們眼中王老師可愛得就像一個大孩子。」

　　北京大學的4位博士生則形容王為「誨人不倦，學識淵博，胸懷寬廣，乃是學生心目中的楷模」。

　　這個形象似乎和一個猥瑣的剽竊者不能疊加起來。

　　與王熟識的人大多沒有改變對他的看法，王銘銘在廈門大學的一位師弟藍達居，對王涉抄一事堅決不能相信。「在學術規範問題上……王銘銘師兄教給我最多，是他最早也最多地告訴我，搞研究寫文章要尊重他人的勞動，要注意注釋和說明。」基於他對王銘銘人品的信任，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說：王大概是在以電腦寫文的過程中發生了失誤。藍的理由是，《想像的異邦》這本書，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矛盾之處，就是書名及前言都是一個散論的東西，但是作品的結構和編排卻又是教科書的樣式。

　　藍達居推測，也許王銘銘在與出版社「互動」的過程中，最終決定要把這個散論變成一本教科書性質的作品來出版。於是王把他自己翻譯的《當代人類學》的部分內容稍作修改編排了進去，結構編排是臨時改成的，而書名、前言、參考文獻卻早已編好。而因為疏忽，王忘記了補充參考文獻，也忘記了修改前言，而這在電腦寫作時代，是個易犯的錯誤。

　　藍發現的這個矛盾，曹樹基也注意到了，但曹則理解為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而予以冷嘲熱諷。

　　藍的說法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性，但這種受真誠感情驅動而做的辯護缺乏證據，藍因此被認為「太有想像力了」。這與對立面的「鐵證在手」是無法真正過招的。

　　而能夠對此矛盾做出解釋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施宏俊拒絕對王銘銘事件做任何評論。

　　另外，王銘銘的「抄襲動機」也是一個被公眾關心的話題。作為一名著述甚豐的知名教授，他為什麼要為一本教科書式著作冒如此之大的風險？他需要這樣「錦上添花」嗎？

而且，另一讓人費解之處是，王銘銘居然抄襲自己親手翻譯的一本書，如果對此進行心理估測，這個人要麼是已經膽大到喪心病狂的程度，要麼就是太傻。這樣不經掩飾的盜竊對「學術警察」們簡直是「送貨上門」。將兩本書對照閱讀，人們就會發現，內容的重複部分根本不需要一個博士生，甚至連一個中學生都可以看得出來。

傾斜的聖殿 只見幫派不見學術

　　有人懷疑，王銘銘事件之後還有複雜的背景，涉及到學術界的派系紛爭和人事紛爭。因此一種論調認為，這並非一個普通的學術批評事件，而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清場」，其目的是不把王銘銘趕出學術界不罷休。

　　最初強大的炮火攻勢引起了這種懷疑：因為在1月10日報紙出版前，有兩個學術網站已經率先登出了稿子，甚至有對報紙評論的再評論。這種默契呼應編織了氣勢洶洶的火力網。

　　這種圍剿式的作風很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一些聲音反而針對攻擊者而來，提醒大家警惕「學術批評家」的權力遊戲，看清某些「學術警察」的真面目，警惕企圖以傷害同行、擾亂學界為手段來達到自己目的的「學棍」。

　　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說，在報社發表文章之前，為了矯正自己在文章中的衝動情緒，他把王曉生的文章和自己的評論發給朋友，請他們做出批評修正。「但是這個過程中有人可能又發給別人，甚至就把文章貼出去了，這是我沒想到也無法控制的。」

　　而首師大中文系博士生王曉生，一度也被人以為是某一力量的馬前卒，疑點是，王不是這個專業的人，居然對這個專業的文獻如此熟悉。

　　王曉生對這樣的說法堅決否認，他說，自己並非這個領域的人，和所說的派系人士也根本不認識。他說，他自己向來有比較讀書的習慣，比如說福柯的《性史》，他就買了上海的版本和青海的版本對照看。如此，發現王銘銘的事是偶然也是必然。

　　《社會科學報》1月11日在北大校園有規模地散發也被認為很奇怪。當天，在散發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保安制止了這一活動。但按照編輯段剛的說法，這次活動並非別有用心，而是報社自去年改版之後的例行活動，北大不過是其中一站。

　　陰謀論似乎證據不足，但卻可窺視學術界權力遊戲之一斑。「我認為中國沒有形成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界，有的只是一些幫派，任何一個正常的事情都會看成是這幫和那幫之間的打鬥。」鄧曉芒說。

　　行內當然有不足為外人道的陰暗的事情，張海洋不願多說：「這些事情就像描述強姦案一樣難以啟口。」

　　張還說：「盼著王銘銘倒掉的人肯定不止一個。」

但有陰謀也罷，無陰謀也罷，不可迴避的事實是，即使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王銘銘還是有其致命的錯誤之處，這無論如何都要由他自己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