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學網-- 玄學對文學的滲透

玄學對文學的滲透發布時間： 2007-3-29 09:31:35 被閱覽數： 571 次 來源： 中國文學史文字 〖大中小 〗 ）魏晉時期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的理論形態就是魏晉玄學。魏晉玄學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明顯的關係，東晉以後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步入新的階段。這是一種思辨的哲學，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純哲學的思考。它和兩漢的神學目的論、讖緯宿命論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籍的方法，對於打破漢代繁瑣經學的統治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轉折。玄學有幾個重要的論題：崇有與貴無、名教與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對文學和藝術有直接影響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盡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自然」一詞不見於《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其所謂「自然」，不是近代所謂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種狀態，即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玄學家郭象在《莊子注》中對老莊的自然之義有進一步的發揮。老莊認為有一個先天地萬物而生的道，郭象則認為連這樣一個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萬物，萬物之所以如此，並不是由道產生的，也不是道使然的，是它們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決於任何什麼，也不依賴於任何什麼，因而完全獨立。只要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無所待，無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進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見於《論語》和《孟子》，是道家特有的哲學範疇。老子把「真」視為道的精髓、修身的極致。《莊子》對「真」有一個界定：「真者，精誠之至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漁父》）這就是說：「真」是一種至淳至誠的精神境界，這境界是受之於天的，性分之內的，自然而然的。聖人不過是謹慎地守住這個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擾而已。不受禮教約束的、沒有世俗偽飾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這樣看來，「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們不僅屬於抽象理念的範疇，又屬於道德的範疇。玄學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響所及就是進一步確立了以「自然」與「真」為上的審美理想。「自然」和「真」，在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雖然還未佔據主導地位，但是體現著這種美的陶淵明的出現，以及嵇康、阮籍、鍾嶸、劉勰、蕭統等人關於「自然」和「真」的論述，卻對此後整個中國文學產生了極極深遠的影響。嵇康和阮籍本身就是玄學家；陶淵明不僅是詩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學有很深的關係。陶淵明的作品是魏晉玄學滲入文學之中所結出的碩果。後人極力推崇陶淵明，並把他的自然和真視為文學的極致，證明了玄學對文學產生的積極影響。言意之辯討論的內容是言辭和意旨之間的關係，其中言不盡意論和得意忘言論對文學創作和文學鑒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以荀粲為代表的言不盡意論，認為言可達意，但不能盡意，指出了言意之間的聯繫和差別，以及言辭在表達意旨時的局限。以王弼為代表的得意忘言論，認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來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來用以存意的象。如果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到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到象。要想真正得到意必須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必須忘言。言不盡意論對創作論有所啟發，得意忘言論對鑒賞論有所啟發。語言是人類偉大的創造，然而它同人類豐富的感情、心理相比，同大千世界相比，又是蒼白無力的。文學創作欲求達意，最好的方法是：既訴諸言內，又寄諸言外，充分運用語言的啟發性和暗示性，以喚起讀者的聯想，讓他們自己去體味那字句之外雋永深長的情思和意趣，以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陸機在《文賦》中已經注意到文學創作中的言意關係：「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此後，陶淵明《飲酒》其五說：「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說：「是以意授于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鍾嶸在《詩品》中每以滋味論詩，他說：「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心動，是詩之至也。」滋味，固可求諸言內，更須求諸言外。言有盡而意無窮。這個道理對詩人和讀者都很重要。中國詩歌的藝術精髓說到底就在於此。而這正是受了魏晉玄學的啟發而得到的。新的社會思潮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習尚和價值觀念。儒家的道德教條和儀禮規範已失去原有的約束力，一種符合人類本性的、返歸自然的生活，成為新的追求目標。身外的功業榮名既然受到懷疑，便轉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後的一切既然那麼渺茫，便抓緊即時的人生滿足。他們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種新的情趣體驗人生，成為和漢儒不同的新的一代。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那種具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晉風流。這是「玄」的心靈世界的外觀，也是那個亂世之下痛苦內心的折射。魏晉風流是在亂世的環境中對漢儒為人準則的一種否定，維繫漢王朝統治的經學隨著漢王朝的崩潰而失去了昔日的控制力，在崇尚風流的魏晉士人看來，漢儒提倡的名教是人生的執和障。而魏晉風流就是要破執除障，打開人生的新的窗戶，還自我以本來的面目。構成魏晉風流的條件是玄心、洞見、妙賞、深情。魏晉風流表現在外的特點則可以概括為：穎悟、曠達、真率。如果再加以概括，則可以說是追求藝術化的人生，或者說是用自己的言行、詩文、藝術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這種藝術必須是自然的，是個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晉風流與文學有密切的關係。從表面看來，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淵明等著名的文學家同時也是魏晉風流的代表人物，他們的作品從不同的方面體現了魏晉風流的特點；《世說新語》這部著名的作品就是魏晉風流的故事集。從深層看來，魏晉風流下那種對人生藝術化的自覺追求，那種對個性化的嚮往，那種自我表現的要求，那種無拘無束的氛圍，正是文學成長的良好氣候。魏晉風流不僅對魏晉這兩代文學產生影響，也對魏晉以後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已成為一個美好的影像，映在後人的心裡，不斷激發出文學的靈感。然而，魏晉玄學作為一種思辯性的哲學是不宜直接轉化為文學的，一個直接轉化的例子就是佔據了東晉詩壇達百年之久的玄言詩。嚴格地說玄言詩不算詩，因為那只是在詩的軀殼中放入玄理而已，沒有詩之所以成為詩的最重要的東西。可是，玄言詩畢竟沉澱了至少一種可貴的東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詩不止是抽象的說理，而是藉助山水風景形成象喻，或者借著參悟山水風景印證老莊的道理，這樣就有了理趣。王羲之等人的蘭亭詩和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本是醞釀於一次山水游賞的雅集，證明玄理和山水的融合已是必然趨勢。不過在這些詩里山水的描寫並不多，理之趣也並不濃。此後陶淵明和他的鄰里們的斜川之游，陶本人所留下的《游斜川》詩便是一首頗富理趣的山水詩了。而在陶淵明的其他許多詩中，將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說從日常生活中體悟出玄理，已成為他的藝術特色。到了謝靈運手中，玄言的成分縮小為詩的尾巴，山水描寫變成詩的主體，使玄言詩轉向山水詩而獲得新的生命。詩歌雖不宜成為玄理的枯燥註疏，但也需要理解以構成點睛之筆，這理趣被宋代詩人發揮到極致。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來，玄言詩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殺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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