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胡適當年對五四運動的反思 - 小橋流水的日誌 - 網易博客

偉人名人 2011-05-18 15:17:48 閱讀8 評論1 字型大小：大中小訂閱

胡適（1891～1962）徽州績溪縣上庄村人

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

胡適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運動當成一個空洞的口號，他以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北宋末年的陳東上書、清朝末年的戊戌政變、1848年的歐洲革命為例，證明了一個最正確的歷史公式。

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胡適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訪問，同行的還有杜威的學生、北京大學教務長蔣夢麟先生。當時他們對北京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兩天後才通過報紙了解到事情的經過。

1920年五四運動一周年的時候，胡適和蔣夢麟聯名發表文章——《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這篇文章由胡適起草，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五四運動的初步反思。

文章說，五四運動之前，他們只是想通過杜威的訪問，在思想上提倡科學精神，在教育上輸入新鮮理論，「不料事勢的變化大出我們的意料」，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對於這個運動，胡適認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強了學生主動負責的精神，二是激發了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三是豐富了學生團體生活的經驗，四是培養了學生作文演說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學生追求知識的慾望。文章指出：「這都是舊日的課堂生活所不能產生的」效應。

與此同時，該文對五四運動也提出批評。文章認為，以罷課為武器進行鬥爭，對敵人毫無損害，對學生卻有三大危害：第一，在學生運動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卻躲在人群中吶喊，從而助長了依賴群眾的懦夫心理。第二，罷課時間一長，有些人就會養成逃課的習慣。第三，經過這場運動，有些人可能養成盲目從眾的行為模式。

儘管如此，作者仍然對學生運動予以充分肯定。文章強調，五四運動「是青年一種活動力的表現，是一種好現象」。正因為如此，文章對辦教育的人提出如下忠告：「不要夢想壓制學生運動，學潮的救濟只有一個法子，就是引導學生向著有益的路上去……」

作為學生的師長，胡適和蔣夢麟還告訴大家：學生運動不是常態社會的行為模式，而是變態社會的必然產物。所謂常態社會，是一個比較清明、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會。如果成年人不能盡責儘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敗，那就是一個變態的社會了。在這種情況下，「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於是，本來應該安心讀書的學生只好放下書本，走出校園，冒著生命危險去遊行請願，從而釀成大規模學生運動。因此他們在文章中說：「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一個最正確的公式

「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

五四運動以後，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學生領袖先後出國留學。這些人學成回國後，又投入如火如荼的國民革命運動。1928年5月4日，正當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北洋政府即將垮台的時候，胡適應邀去上海光華大學發表演說。當時胡適已經離開北大，擔任了中國公學的校長。中國公學位於上海吳淞口，是胡適的母校，因此他對這所學校感情很深。胡適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運動當成一個空洞的口號，再加上台下的大學生在五四運動時年齡尚小，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紹了五四運動的背景和經過，然後再分析它的影響和意義。胡適認為，五四運動除直接導致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並最終解決了「山東問題」外，其間接影響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過去的學生只顧讀書，不管閑事。五四運動使他們對社會政治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二，為了參加運動，學生都組織了自己的社團，並創辦了各自的出版物。這對新文學運動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三，為了讓普通老百姓關心政治，讀書看報，許多學校都創辦了平民學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進步。

四，中國勞工紛紛成立了自己的工會，並與學生運動遙相呼應。

五，婦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從而形成了婦女解放的洪流。

六，各個政黨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為自己的骨幹。為了給他們開闢言論陣地，報紙副刊也由過去的「捧捧戲子，抬抬妓女」，改變為談論「馬克思、蕭伯納、克魯泡特金等名詞」了。

在此基礎上，胡適再次強調學生運動是變態社會產物。不同的是，這一次他把這個觀點總結成一個歷史公式，並且用這樣一句話來表述：

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

為了證明這個歷史公式，胡適以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北宋末年的陳東上書、清朝末年的戊戌政變、1848年的歐洲革命為例，得出如下結論：「政治腐化，至於極點，創議改革者，即為少年學生；亦唯此種熱烈青年運動，革命事業，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種民意機構存在，那麼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這種情況下，青年學生就可以安心讀書；他們的興趣，就可以是體育比賽、跳舞看戲、談情說愛了。胡適認為，無論從正面還是反面，都可以證明上述公式正確無誤。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講結束的時候，胡適還充滿感情地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青年，對於社會和政治，總是不曾放棄自己的責任，總是不斷與惡勢力作鬥爭。為此，「他們非獨犧牲學業，犧牲精神，犧牲少年的幸福，連到他們的自己的生命，一併犧牲在內了」。他還說：「例如前幾天報上揭載武漢地方，有二百餘共產黨員，同時受戮，查其年齡，幾皆在二十五歲以下，且大多數為青年女子。照人道來講，他們應該處處受社會的保障，他們的意志，尚未成熟，他們的行動，自己不負責任，故在外國，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優待，減刑一等，以示寬惠。中國的青年，如此犧牲，實在太大了！」

為個人主義正名

「一些人嘲笑這種個人主義，笑它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過時思想。這種人根本就不懂得維多利亞時代是多麼光華燦爛的一個偉大時代。」

1935年是五四運動16周年，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紀念五四》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胡適仍然像往常一樣首先回顧了五四運動的經過，並披露了五四運動的爆發與蔡元培有直接關係。

文章說，1917年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學術」的宗旨。後來陳獨秀主辦《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對舊禮教、提倡白話文為主，並且有意不談政治，從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學術文化領域。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消息傳來之後，北京各學校放假三天，慶祝協約國的偉大勝利。整個北京就像陳獨秀所說：「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

由於蔡元培當時是主張中國參戰的，因此當勝利來到的時候，他的「興緻最高」。於是他約請教授們在天安門組織了演講大會，「第一次藉機會把北京大學的使命擴大到研究學術的範圍以外。」也就是「從這一天起，北京大學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這樣一來，就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的關係，大體上梳理清楚了。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正是日寇向華北步步緊逼，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何應對這一嚴峻形勢，是每一個中國人必須面對的大問題。由於胡適在文章中沒有涉及這個問題，所以當他看到張奚若在《大公報》發表紀念五四的文章後，「很受感動」。

張奚若早年與胡適是中國公學的同學，當時是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張文的標題是《國民人格之培養》。當時是不能直接談論抗日問題的，因此張先生只能從培養國民人格的角度入手，剖析問題的要害之所在。

在張奚若影響下，胡適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他說：「張先生所謂『個人主義』，其實就是『自由主義』」。五四新文化運動「無論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他指出：個人主義有兩種，一是只顧自己，不管別人的「為我主義」，即假個人主義；二是有獨立思想、只認真理不計利害的「個性主義」，即真正的個人主義。胡適還說：「……一些人嘲笑這種個人主義，笑它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過時思想。這種人根本就不懂得維多利亞時代是多麼光華燦爛的一個偉大時代。馬克斯（馬克思）、恩格爾（恩格斯），都生死在這個時代里，都是這個時代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產兒。他們都是終身為自由奮鬥的人。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我們如何配嘲笑維多利亞時代呢！」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經過了這次轟動全國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讚歎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

1947年五四運動28周年之際，胡適為《大公報》寫了紀念五四的「星期論文」。我注意到，胡適每當論及五四運動，都要提到孫中山的一段議論，這篇文章也不例外。這段議論是孫中山在1920年1月給海外同志寫信時提到的。當時距五四運動雖然只有八個月，但是在涉及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時，卻言簡意賅，一語中的。這段文字不長，也容易理解，故照錄於下：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界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按：接觸、觸怒的意思）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界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這裡所謂「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與思想解放、個性解放有密切關係。因此胡適指出：「孫中山先生的評判是很正確很公允的。五四運動在兩個月之中，轟動了全國的青年，解放了全國青年的思想，把白話文變成了全國青年達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數青年感覺用文字來自由發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不是極少數古文家專利的事，經過了這次轟動全國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讚歎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這是五四運動的永久的歷史意義。」需要指出的是，許多人以為白話文淡如白水，不如文言文高雅古奧，耐人玩味。殊不知白話文運動的最大作用，就在於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而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又是現代化的先決條件。

在此期間，胡適還分別在北大學生「五四」籌備會舉行的晚會和北大校友聚餐會上發表講話。他說：陳獨秀在《新青年的罪案》中「提出兩點，即擁護科學與擁護民主。因擁護科學而反對孔教、反對舊思想；因擁護民主，而反對專制，反對獨裁。這就是《新青年》的兩大罪案，也就是新思潮運動的原因。」至於新思潮的意義，他認為是一種批評評判的態度與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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