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鮮為人知的平墳運動 YS

　　新中國建立初期即開始實施殯葬改革。那時，即使像周作人這樣的傳統文人，也支持殯葬改革，他於1950年1月發表《墳地的改革》一文，說：「現在的問題是為求生產，土地很是重要，怎樣能夠還土地於活人，不要讓死人老是損人不利己的佔領著」。他還支持政府介入到喪葬改革中，他於1951年6月又發文《婚喪的改革》，說：「政府可以不管結婚儀式繁簡如何，但對於喪葬似乎不可不管一下，否則在禮教與道德的壓制下，沒有人能變動得它一點。」

　　1953年8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關於進行建築工程需佔用墳地，發現古墓以及嚴格取締結夥掘墳的規定》。命令指出：各級機關進行建築工程需要佔用墳地者，對烈士墳墓，必須會同當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妥為遷移，不得擅自處理。對一般墳墓，應請當地人民政府公告並同時登報在一定期間內（至少一個月）令墳主前來協商遷移，由佔用墳地機關酌給遷移補助費，如逾期無人前來接洽，亦應由佔用墳地機關會同當地人民政府移墓，不得任意乎毀墳墓，拋棄屍骨。

　　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192次政務會議通過《關於國家建設徵用土地辦法》。其中：第十條規定：凡因徵用土地而須遷移墳墓者，必須事先通知墳主遷移，發給適當的遷葬費用，並應照顧當地的風俗習慣妥善處理。墳墓無主者應由用地單位代遷。對無地遷葬者應協助找地遷葬。對烈士的墳墓更應妥善遷移，並應通知當地縣（市）人民政府。」（來源：《殯葬改革大事記》，青海民政信息網）

　　中國人歷來崇拜祖先，所以連帶對祖先棲息之所，陵墓也充滿了敬畏之心。「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對於一個家庭來講，「祀」亦有同重要的地位。「祀」除了日常和節日、祭日的祭拜外，也包括對祖先陵墓的清掃和修葺。

　　就算是沒有財力的尋常人家，也要經常性地在先人墳頭添些土，拔拔草。這除了表示對先人的懷念之外，人們還大多相信，祖先陵寢的安好與否，關係著後人的禍福。也正是如此，人們總是努力地保障自家先人陵墓不受破壞。

　　相應地，「扒墳頭」，就被視作是最缺德的行為之一。只有那些心中有深仇大恨，一心想置對方於死地的死對頭，才會去掘人家的墳墓。比如崇禎皇帝與李自成，為了爭奪江山，而相互挖了對方的祖墳。

　　而平墳變為由政府出面號召、組織，成為規模浩大的運動，恐怕是近幾十年才出現的新生事物。最早應該是在大躍進期間。1958年，為了配合農業大躍進，增加耕地面積，掀起了全國範圍的平墳之風，平掉墳墓無數。【詳細】

　　有網友回憶說，小時候陪爺爺去上墳，每次爺爺都是大概估摸一個位置——那地方是平地一塊，沒有墳頭——進行祭拜。村裡人家家都是如此，因為全村的墳頭，據老人們說，在大躍進的時候早就平了。

　　更有甚者，當時一些地方的平墳是為了求財。據中央黨校馬龍虎博士的研究披露：1959年，山東壽張大刮「共產風」，為了擴大社有經濟，強迫社員投資，扒墳墓、拆房子、變賣傢具等現象到處出現，搞得一塌糊塗。

　　西湖公社提出，大挖地下財，開展扒墳運動，並印發了日進度表。公社黨委書記親自挂帥搞點，召開現場會，全社共扒墳1149個。西王營村王某的祖母死去不到一個月，就被扒出來，將棺材賣掉，屍體被豬吃了，影響很壞。有的群眾說：「一陣風把死人也吹翻身了」，有的說：「這是老社員投資，死材變活財」。【詳細】

　　農村開始集體化後，政府開始鼓勵以火葬代替土葬，當時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宣傳土葬是封建迷信，甚至連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黃炎培都帶頭申請先平自己家的墳。1964年全國學大寨運動，掀起了燒山頭平墳頭的高潮，向自然進軍，向墳墓進軍。

　　從1964年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這一號召開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止，農業學大寨運動前後經歷了近15年。「農業學大寨」是毛澤東晚年對全國農村發出的號召，是建國以來我國農村歷時最長的一次運動。（來源：《黨的文獻》1994年第6期）

　　在全國大張旗鼓宣傳「平墳開荒，向鬼要糧」、「人換思想地換裝」的運動形勢下，周恩來的淮安老家自然也不可能例外，於是周的祖墳如何處理成為當地政府頭疼的事。

　　1958年6月29日，周恩來寫信給當時的淮安縣副縣長王汝祥轉淮安縣委，有關祖墳的內容是：「還有，我家有一點墳地，落在何方，我已經記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墳，有人認出，請即採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徵求我的意見。我先函告為證。」但當地政府並沒有平掉周家祖墳。直到1964年當局發動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各地在「人定勝天，改造大自然」的口號聲中到處圍湖造田，燒山開地，而又一波平墳運動也隨之興起。

　　1965年，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同弟弟周恩壽商議平墳一事。因為擔心鄉親們想不通不肯平墳，於是決定派一位親屬前去做工作並督辦此事。周恩壽自告奮勇，極願前往。但是周恩來沒有同意，他說：「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來的弟弟……你回去後，省里、縣裡都要接待你，既影響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費。」見弟弟沒有異議，周恩來便說：「還是等在西安的爾萃回去辦吧，他母親在淮安，是探家，不會驚動地方領導。」1965年春節前，周爾萃回鄉探親，周恩來將這個任務鄭重地交給他，並明確交代：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響機耕。

　　周爾萃回到淮安後，首先將周恩來的意見轉告給了哥哥周爾輝和嫂嫂孫桂雲，然後又向淮安縣委作了彙報。農曆除夕，周爾萃、孫桂雲以及30多位當地生產隊的農民，來到周恩來祖塋地，平掉了墳頭，深埋了棺木。【詳細】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把農業學大寨運動引導到「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幹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突出宣傳大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經驗，並在全國各地、各行業推廣，大寨於是成為一個被用來整人的政治工具。

　　「文革」中出現的理論混亂現象，極「左」口號，以及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在學大寨運動中表現出來。例如：「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只要方向對頭，不怕政策過頭」等等風靡一時。全國各地到大寨參觀、學習的人如潮水一般。（來源：《黨的文獻》1994年第6期）

　　到了「文革」時期，甚至墓碑都因為屬於「四舊」而被破除。那個年代的鄉民（當時被稱為「人民公社社員」）死了，一般沒有名字，就一個土堆，分散在「農業學大寨」的土地上，非常簡陋，簡直不像一個誕生過孔子的民族，看不出一點「慎終追遠」的想法。【詳細】

　　據史料記載，在1958年與1964年的平墳運動中，尚要求有條件地保護「烈士陵墓」以及「有歷史價值或文物價值的墳墓」。儘管這些規定並沒有被各地嚴格執行，許多千年古墓甚至都被挖，珍貴的文物則以普通金銀價格賣到銀行作為集體財產收入，但是，仍有一些墓葬留了下來。

　　然而，到了文革，即使是這些極少數留下來的文物性質的古墓或有「革命紀念意義」的墓葬仍然遭到了衝擊，像孔墓、岳墳均受波及，而一些反動人物如袁世凱等等人物，墓不但被挖，甚至其屍骨仍被批鬥遊街。

　　事實上，平墳還充滿了政治意味，殃及了一些歷史名人。比如像李鴻章這樣名聲不好的人，自然無法逃過此劫。1958年，他的墳墓被當地農民挖開。當時他的屍體還基本完好，對於這樣的「漢奸賣國賊」，豈容他有全屍，於是他的屍體被套在拖拉機後面，遊街示眾，直至屍骨無存。

　　就連被毛澤東高度肯定的康有為，也難逃此厄運。1966年，青島紅衛兵小將掘開了康有為墓，然後把他的頭骨綁在木棒上，遊街示眾，一路高呼「打倒中國保皇派的祖師」。其他晚清重臣張之洞、劉銘傳等人，也都有相同的遭遇。

　　陳忠實的小說《白鹿原》也敘述了「文革」當中掘墓鞭屍的情形：紅衛兵在班主任帶領下，尋找白鹿原最大的孔老二的活靶子朱先生的墓地，他們打算挖墓刨根鞭撻死屍。生產隊長滿口答應，心裡謀算著挖出墓磚來正好可以箍砌水井。但整個墓道里卻只搜出一塊經過燒制和打磨的磚頭，兩面都刻著字，「一面上刻著六個字：天作孽猶可違。另一面也是刻著六個字：人作孽不可活。」【詳細】

　　歷史上這兩次「平墳運動」不僅違背了「國不以利為利，不以義為義」的治國古訓和「封墳護墓」的優良政治傳統，而且必將把圍繞墳墓發生的價值觀念和禮儀體系一網打盡、連根拔起，從而給本已十分虛弱的中國文化帶來傷害。

　　建墳是文化，挖墳也是文化。歷史上，很多「幹部」的墳墓確實也被挖了，否則，現在的地面到處都是大幹部和名人的墳墓。就說封建社會「最大的幹部」皇帝吧，如果他們的墓都沒被後人毀掉，那今天將會為中國的旅遊產值作多大貢獻。但它們大多不在了，今天能夠賣個好價錢的帝王，遠近的都已經很少了。

　　從大躍進到學大寨，這幾波「平墳運動」理由多半是「政治」。這方面的知識由於很少被提及，差不多失傳了。有網友還記得小時候看到大人們把祖墳挖開，把殘留的白骨和陪葬拋出來，取出石頭來，做了兩件事：一，建牛圈和豬圈，二，砌毛主席語錄碑。【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