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簡史

第十章　維新運動與清末新政時期的教育

　　維新變法運動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運動，領導這場運動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都以教育為救亡圖存、興國富民的根本前提和主要手段，極力主張變科舉，興學校、開民智、全面引進西方的學校制度。因此，隨著維新變法運動的不斷深入，中國教育的近代化也進入新的發展歷程。

　　戊戌變法失敗後，相繼爆發了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等一系列歷史事件。在嚴酷的時勢逼迫下， 1901年1月29日，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布了「預約變法」的上諭，宣布實施「新政」。從1901—1905年間，清政府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政令，其中包括改革和廢除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學堂，頒行新的教育制度等。

第一節　維新變法時期的教育改革

　　一、維新派的教育活動

　　在維新變法運動中，維新派通過組織學會、辦報刊、設立維新學堂等途徑，來傳播變法思想，培養變法人才。

　　（一）興辦維新學堂、

　　維新變法運動期間，維新派創辦了10多所新式學堂，培養「兼通中西學說」的維新變法人才，並以學堂作為宣傳維新變法的陣地。在這些維新學堂中，其中比較著名的有：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長興里創辦的萬木草堂，1897年譚嗣同與黃遵憲等在長沙創辦的時務學堂，同年張元濟等在北京創辦的通藝學堂等。儘管這些學堂存在的時間都只有幾年，但是它們的辦學目標、教學內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管理都有開拓性，對後來的教育發展有較大影響。

　　1．萬木草堂

　　1891年春，康有為在廣州城內租居長興里邱氏書室，稱長興學舍，並著《長興學記》作為學規。1893年冬，選定仰高祠為正式講舍，定名為「萬木草堂」。萬木草堂的辦學宗旨是培養兼通中西學說，德智體等多方面發展的維新志士。康有為教育學生「求學目的不在科第衣食，而在『以天下為已任』。」萬木草堂組織較為簡單，康有為自任總監督，管理學堂事務，並任總教授進行教學。 下設學長3至6人，選高材生兼充， 協助他管理學堂事務，搞好各科教學。學堂的圖書、儀器也由學生管理。萬木草堂繼承了古代書院的辦學方式和教學方法，但在教學內容方面有所創新，中西兼學，除了沿用義理之學、考據之學、經世之學等傳統提法外，開設了西方哲學、萬國史學、地理學、數學、格致、外國文學、政治原理學、政治經濟學等新的課程。在教學組織形式上，萬木草堂等都以學生自學為主。學生每人置一本功課簿，凡讀書有疑問或心得即寫在功課簿上，每半月呈繳一次，教師或作批示，或作講解，循循善誘地引導學生進行學習。同時，教師還讓一些造詣較深的學生協助其著述，並每半月組織一次演說會，讓學生自由發表意見，開展討論。萬木草堂沒有考試製度，學生成績的優劣反映在各人的功課簿上，形成一種考察制度。萬木草堂學生還有一本「蓄德錄」，每人每月錄幾句古人格言、名句或雋語，教師藉以了解每個學生的思想狀態，以便及時教育。萬木草堂的學生管理是一種較為民主的自我管理。由學生中推舉學長幫助教師教學、輔導學生、總領事務。

　　2．時務學堂

　　1897年，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等在譚嗣同的推動下，創辦時務學堂於長沙。聘梁啟超為中文總教習，他以萬木草堂學規為藍本，制定了《湖南時務學堂學約》10條。時務學堂的建制略為複雜，有學堂總理、學堂監督管理全堂事務，下設中文總教習，英文總教習各1人，總教習下又設分教習，協助總教習完成教學任務。 學生定額120人，按府分派，由紳董稟請撫學院會同招考扃試， 擇取12歲至16歲聰俊樸實子弟。學堂課程分普通學與專門學，普通學的學科有諸子學、經學、公理學、中外史治及格算諸學之粗淺者，專門學分為公法學、掌故學、格算學三部。學生入學後一至六月皆學普通學，從第七個月始增加專門學。對於考試成績的評定，《湖南時務學堂學約》規定：「其有功課精進，能自創新理，或發條例自著新書者為異常高等，除原有分數外，仍可特加。」這種鼓勵學生創造的成績評定方法，是當時考試製度的一種重要改革。

　　3．經正女學

　　1898年由經元善集資，並得到中外人士贊助，設經正女學於上海城南桂墅里，後又設分校於城西淘沙場。女學的教師和管理人員聘請中外女士擔任。課程分中文和西學兩大類，中文課程主要有《女孝經》、《女論語》、《女誡》、《內則衍義》等，西學課程有英文、算術、地理、體操等。經正女學僅存在一年多，即於1900年停辦。但它作為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子學校，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三）組織學會與創辦報刊

　　維新派在維新運動時期，為了宣傳變法維新，積極製造輿論，組織學會，以「廣聯人才」，開創風氣。 1895年7月，康有為與陳熾發起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由梁啟超、麥孟華等編輯文稿，介紹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以維新思想影響統治階層。開始每期隨同清廷官報《邸報》附送權貴人士，後增印達3000份，在官僚士大夫階層傳閱並引起重視。 同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文廷式等人在北京成立「強學會」，得到統治階層權要人物的支持與贊助。康有為撰《強學會敘》以明學會宗旨。強學會作為第一個維新運動的政治性團體，成為當時宣傳新思想的重要陣地。11月，康有為又在上海成立強學分會。 1896年7月，汪康年、梁啟超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 1897年2月，康有為在澳門發起創辦《知新報》，由其弟康廣仁、門生徐勤主編。 同年3月，江標、黃遵憲、唐才常等在長沙創辦了《湘學報》。10月，嚴復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同年，章太炎等在杭州設立了興浙學會和化學會。1898年春以後，各地紛紛組織學會、設立報館。據統計：「1895—1898年間，全國創辦的學會、學堂和報刊，共三百多起。」這些學會和報刊對戊戌變法運動的興起起了直接推動作用。

　　二、「百日維新」的教育改革措施

　　1897年11月12日，德國出兵強佔膠州灣，俄、法、英等國又掀起奪取中國沿海港口和劃分勢力範圍的狂潮。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使得救亡圖存的變法維新運動的浪潮一浪高於一浪。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 至9月21日慈禧發動北京政變，共103天，史稱「百日維新」。資產階級維新派積極推行新政，通過光緒皇帝，頒布了大批維新變法詔令，其中涉及到文化教育改革的有如下內容：

　　（一）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

　　光緒皇帝採納維新派人士關於廢除八股試帖楷法試士，變通科舉的奏議， 於1898年6月23日發布上諭，下令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 7月19日，光緒帝批准了禮部《遵議鄉會試詳細章程疏》，下詔「著照所擬，鄉會試仍定為三場：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朝政治論五道，第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文藝，第三場試四書義兩篇，五經義一篇。」 7月23日，又下詔催立經濟特科（法律、財政、外文、物理學），以選拔新政人才。並強調科舉考試要以實學實政為主，不講求楷法。戊戌政變後，雖然一度恢復了八股取士制度，罷經濟特科，但八股取士已不再適應社會人才選拔的需要了，所以其後不久，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宣布廢除八股取士制度。

　　（二）在京師設立大學堂

　　早在百日維新之前，曾有多次議奏興辦京師大學堂，但未及時辦理。 1898年6月18日，光緒皇帝在「定國是詔」中指出：「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在光緒皇帝的一再嚴令督促下，經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迅速妥議，由梁啟超參考日本和西方學制，參酌本國情形，擬出《京師大學堂章程》。光緒皇帝批准該章程，並派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家鼐為管學大臣，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

　　《京師大學堂章程》共8章54節，有總綱，學生功課、學生入學、學成出身、聘用教習、設官、經費等。學堂性質規定為既是全國最高學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機關。教育方針規定為：「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教育內容是：「中西並重，觀其會通，無得偏廢。」課程分普通學專門學兩類。普通學為學生所必修，有經學、理學、中外掌故學、諸子學、初級算學、初級格致學、初級政治學、初級地理學、文學、體操10種，並須於英、法、俄、德、日五種外語中任選一種。專門學每人各佔一門，分為高等算學、高等政治學、高等格致學、高等地理學、農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衛生學10種。大學堂另附設藏書樓、儀器院、編譯局、中小學、仕學院、師範齋等。但在1898年11月開學之際，學生不足百人，分《詩》、《書》、《易》、《禮》四堂和《春秋》二堂課士，與舊時書院差異無幾。

　　戊戌政變後，一切新政，「西後推翻無遺，可留為紀念者，獨一大學堂而已。」1901年詔張百熙為管學大臣，並將京師同文館歸入大學堂。1903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設總理學務大臣，以領轄全國學務，京師大學堂另設總監督1人。自此以後，學務大臣統轄全國教育，總監督則專管大學堂事務。

　　（三）籌辦高等、中等、初等各級學堂和各種專門學堂

　　廣設新式學堂，形成比較完備的學校系統，是百日維新教育改革的另一項重大布新措施。7月3日，康有為奏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 7月10日，光緒皇帝採納了康有為的奏議，下詔令各省督撫督飭地方官將各省府廳州縣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的學堂。省會之書院改為高等學堂，郡城之書院改為中學堂，州縣之書院改為小學堂，皆頒發《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其地方自行捐辦之義學、社學等，亦令一律中西兼習，以廣造就，所有中、小學堂應讀之書，由官設局編譯中外西書頒發遵行。至於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祠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為學堂，以節糜費而隆教育。

　　此外，籌建各種專門學堂。命各省府縣紳富之有田業者設立農務學堂，廣開農會，刊發農報，購置農器；命通商口岸及生產絲茶省份設立茶務學堂及蠶桑學堂；要求籌備設立鐵路、礦務、醫學、編譯等專門學堂。

　　百日維新的教育改革雖因舊勢力的反對而受挫，但其影響廣泛而深遠。它是近代教育史上資產階級教育對封建主義教育的一次重大衝擊，是改良主義教育思想的具體實踐，並為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新學制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