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俊：西方經濟學必須糾正對《國富論》的斷章取義（一、二）

西方經濟學必須糾正對《國富論》的斷章取義

李 學 俊

導語：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有一段關於市場「看不見的手」能夠引導私人在追逐利潤時產生有利於社會的「自利利他」的現象的描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據此說亞當.斯密論證指明了自由的市場經濟中「公眾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和諧一致性」 。

如果你認真閱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後會令你驚訝不已，因為亞當斯密從來沒有論證「公眾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和諧一致性」，反而用了不少篇幅揭露與譴責私人資本為了私利傷害消費者，損壞社會公眾利益，脅迫政府、國會，暴力傷害國會議員等等醜行，充分證明他們的私利與公眾利益之間的不一致性。

薩繆爾森編著的《經濟學》已經出版18版，誤導了全球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人，因此，雖然撒翁已去，但是西方經濟學必須糾正對《國富論》的斷章取義。否則，西方經濟學就沒有了學術的道德底線。

目 錄

一、西方經濟學最大的神話

1、亞當斯密關於「自利利他」現象的描述2

2、薩繆爾森斷章取義說：亞當.斯密證明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和諧一致2

二、亞當斯密證明：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衝突與矛盾3

三、亞當.斯密從未證明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和諧一致性4

四、當代西方經濟學製造的最大理論冤案5

五、亞當斯密到底反對什麼？6

1、薩繆爾森說亞當斯密反對政府干預經濟論據文不對題6

2、斯密揭露譴責私人為了私利最大化脅迫政府與傷害國會議員7

3、斯密認為，私人資本造成的危害比封建王公的危害還大8

六、對於資本本性的全面認識9

1、資本是中性的，人性是複雜的9

2、資本自利利他的條件10

3、資本損人利己的必然性10

七、斯密的確反對國家不當干擾經濟，但主張國家適當干預12

八、薩繆爾森絕筆的修正13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被尊為西方經濟學的聖經。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關於市場經濟中私人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時產生的自利利他現象的描述更是西方經濟學經典中的經典：

「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儘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增大起來。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於寧願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於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於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象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儘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2]

正是亞當斯密這段關於市場中私人資本追逐利益最大化時常常產生自利利他現象的描述，引來後世西方經濟學家們製造出一個經濟學神話：自由的市場經濟中，社會公眾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和諧一致。

西尼爾藉助斯密對市場中個人中追逐利潤時候常常產生的為社會帶來利益好處的描述，提出「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式，約翰.穆勒再將其提升為理性的經濟人假設奠定的第一塊基石「自利利他原則」。之後，弗里德曼，薩繆爾森等進一步根據密這一段關於市場經濟中人們逐利時產生的自利利他現象的描述，將其誇張到極致。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在其影響巨大的《經濟學》中說：

「市場經濟的有序性最早為亞當.斯密所揭示。斯密以其最著名的論斷，即在本章開篇所引的《國富論》中的一段話，指明了公眾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和諧一致性。他強調即使個人『所追求的僅僅是自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幫助實現另外一種目標，儘管該目標並非他的本意。追逐個人利益的結果，是他經常地增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要增進社會的利益時是更好。』[3]」

經過西方經濟學家們如此這般的提煉，完善，亞當.斯密在關於私人資本追逐利益最大化時常常產生有利於社會公眾利益現象的描述就被定格為薩繆爾森權威定論，而從不顧及亞當.斯密其餘大量的反證，最終將神話完成：

斯密「《國富論》中的一段話，指明了公眾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和諧一致性」。所以，自由市場經濟就是公眾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和諧一致的經濟。

讀到薩繆爾森美妙的讚美，令我們想起一句話：

所有逝去的人都可能被變成活人任意打扮的玩偶。

偉大的斯密也沒有逃脫這個魔咒，成為被任意打扮的玩偶。

不錯，白紙黑字，斯密的確描述了人們追逐私利時常常發生自利利他，被看不見的手牽引著常常產生對社會有益的現象，但就此說斯密 「指明了市場經濟中私人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的和諧一致性」純粹是斷章取義。

反之，斯密卻大量記載與揭露了私人追逐利潤時，不擇手段損人利己，傷害社會公共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矛盾衝突的現象。

二、亞當斯密證明：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衝突與矛盾

在比較鄉紳農業家與資本家的時候，斯密就指出他們的利益與公眾利益的矛盾：

「在一切人民中，鄉紳與農業家算是最少有卑劣的獨佔精神的人，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光榮。大製造廠企業家，如果發覺附近二十哩內新建了一個同種類工廠，有時會驚慌起來。……鄉紳與農業家，散居國內各地，不易於結合，商人與製造業者，卻集居於城內，易於結合。他們都沾染城市所盛行的專營同業組合的習氣，他們一般取得了違反各城市居民利益的專營的特權，自然竭力設法取得違反所有同國人的專營的特權。保障國內市場獨佔、限制外國貨物輸入的方法，似乎就是他們的發明。」 [4]

斯密還指出，由於美洲的發現，本來是可以通過自由貿易給各國人民帶來利益的，但是歐洲資本家損人利己的蠻橫卻「成為若干不幸的國家遭到摧殘和破壞的根源」：

「美洲的發現給歐洲各種商品開闢了一個無窮的新市場，因而就有機會實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術，而在以前通商範圍狹隘，大部分產品缺少市場的時候，這是決不會有的現象。勞動生產力改進了，歐洲各國的產品增加了，居民的實際收入和財富也跟著增大了。歐洲的商品對美洲來說幾乎都是新奇的，美洲的許多商品對歐洲來說也是新奇的。於是發生了一系列以前從未想到過的新的交易，它當然對舊大陸有利，但自然對新大陸也同樣有利。由於歐洲人蠻橫地侵害別人的權利，一件對所有國家本來都是有利的事情，卻成為若干不幸的國家遭到摧殘和破壞的根源。」[5]

「勞動者的僱主即靠利潤為生的人，構成第三個階級。推動社會大部分有用勞動活動的，正是為追求利潤而使用的資本。資本使用者的規劃和設計，支配指導著勞動者的一切最重要動作。但他們這一切規劃和設計，都是以利潤為目標。利潤率不象地祖和工資那樣，隨社會繁榮而上升，隨社會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國自然低，在貧國自然高，而在迅速趨於沒落的國家最高。因此，這一階級的利益與一般社會利益的關係，就和其他兩階級不同。在這一階級中，商人和製造業者通常是使用資本最大的兩階層。因為他們最富裕，所以最為社會所尊敬。他們終日從事規劃與設計，自比大部分鄉紳具有更敏銳的理解力。可是，因為他們通常為自己特殊事業的利益打算，而不為社會一般利益打算，所以，他們的判斷，即使在最為公平（不總是如此）的場合，也是取決於關於前者的考慮，而很少取決於關於後者的考慮。他們比鄉紳高明，與其說是由於他們更理解公眾利益，倒不如說是由於他們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由於這種比較優越的理解，他們往往利用鄉紳的寬宏施行欺騙手段，使他老老實實地相信，他自身的利益不是公眾利益，唯有他們的利益才是公眾利益，並使他僅僅憑了這單純而誠篤的信念，捨棄自己的利益和公眾的利益，去遷就他們。其實，不論在哪一種商業或製造業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眾利益不同，有時甚或相反。擴張市場，縮小競爭，無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雖然往往對於公眾有利，後者卻總是和公眾利益相反。縮小競爭，只會使商人的利潤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餘市民卻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負擔。因此，這一階級所建議的任何新商業法規，都應當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著懷疑態度作了長期的仔細檢查以後，決不應隨便採用。因為他們這般人的利益，從來不是和公眾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於欺騙公眾，甚至在於壓迫公眾。事實上，公眾亦常為他們所欺騙所壓迫。」[6]

此刻，工商資本家們欺騙公眾，壓迫公眾，何來自利利他呢？

何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和諧一致性」呢？

還是斯密說得準確：

「他們這般人的利益，從來不是和公眾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於欺騙公眾，甚至在於壓迫公眾。事實上，公眾亦常為他們所欺騙所壓迫。」

斯密大量直接揭露譴責私人追逐利益最大化時貪婪人性損人利己，傷害社會公眾利益的論述，西方經濟學為何不據此說亞當斯密指出了「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矛盾的不和諧一致」呢？

不知斯密僅僅是關於個人逐利中可能產生的「自利利他現象」的描述，怎麼就被薩繆爾森變成了是斯密在「 《國富論》中的一段話，指明了公眾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和諧一致性」呢？

這顯然與斯密的該論斷本身相矛盾，與斯密的全面論述全面矛盾，當然與客觀現實更是矛盾。

文章來源：作者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