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陶文釗：「特朗普現象」剖析

「特朗普現象」剖析

作者：陶文釗，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2016年06期

美國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逆襲勝出。他依仗的是美國社會中的民粹主義和嚴重分裂。民粹主義源於普遍的不滿和憤怒。分配極度不均，貧富差距擴大，使中產階級縮水，貧困人口增加，導致白人藍領對現狀嚴重不滿。美國社會的分裂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對立、精英和草根的對立、族群矛盾、美國兩黨內部的分裂，其中最主要的是精英和草根的對立草根對精英極不信任，求變心態強烈，希望看到「華盛頓政治圈外人」當總統。獲得勝選的特朗普面臨著平息民粹主義、彌合美國社會分裂的挑戰

舉世矚目的美國大選落下了帷幕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逆襲獲勝。初選開始時共和黨群星璀璨「全盛」時期爭取提名者多達１７人，但這些州長、議員、政治舞台上的老手卻一個個敗在了最不被政治精英和觀察家看好、毫無從政經驗的「華盛頓政治圈外人」手下。特朗普橫空出世，獨闢蹊徑，一路披荊斬棘，所向披靡。他無視競選的清規戒律，嬉笑怒罵，口出狂言，毫無忌憚，讓政治精英們看得目瞪口呆。他越衝撞美國的政治底線，人氣越發高漲；共和黨大佬們越是唱衰和打壓，他風頭越勁，他的支持者也越是堅定。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它的深層次社會原因到底是什麼？本文要剖析的不是特朗普個人的特立獨行，而是他崛起背後的政治邏輯，故而稱作「現象」。

一、普遍的憤怒導致民粹主義盛行

2016年２、３月間《華盛頓郵報》的幾名記者花了３５天時間，跟隨希拉里·柯林頓、特朗普等候選人走遍各地，採訪他們的競選活動，然後在《華盛頓郵報》上連續發表了四部分長篇的報道，報道的主題是「美國的憤怒之年」。報道稱，選民們對華爾街憤怒，對穆斯林憤怒，對貿易協定憤怒，對華盛頓憤怒，對奧巴馬總統憤怒，對共和黨內阻攔特朗普出線憤怒，對政治正確性憤怒，對金錢在選舉中的作用憤怒，對警察開槍憤怒，對非法移民憤怒，對失去的生活方式憤怒，對工作不如意憤怒，對一切都憤怒，莫名的憤怒，甚至對憤怒憤怒。美國外交學會主席理查德·哈斯３月２４日撰文說，當前美國人的主導情緒是一種相當嚴重的焦慮，假如不說是完全的憤怒的話。美國民眾對政治、安全、經濟、社會狀況以及國際環境的普遍不滿、焦慮甚至憤怒導致民粹主義盛行，而民粹主義恰恰是特朗普現象產生的肥沃土壤。但美國的這種社會心態是怎麼形成的？這種焦慮和憤怒從何而來呢？

本世紀初，美國處於又一個歷史的巔峰。冷戰結束後，美國盡享冷戰勝利的紅利，在國內，經濟持續繁榮，ＩＴ產業獨領風騷，到柯林頓任期結束，預算實現了多年未有的扭虧為盈；在世界上，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一些觀察家把它稱作「美國的單極時刻」。「９·１１」恐怖主義的攻擊把美國人的愛國主義調動起來美國實現了空前的團結。連民主党參議員拜登也說我們沒有民主黨、共和黨，我們都是美國人。是什麼破壞了美國的團結？伊拉克戰爭。２００２年下半年國會辯論是否對伊拉克開戰是「９·１１」後美國兩黨和社會分裂的開始。參議院表決時有２０多位民主党參議員，包括奧巴馬，投票反對。國會有不同意見本屬正常，但伊拉克戰爭持續成為美國政黨和社會的辯論話題，而且隨著戰爭的持久進行，它給美國社會造成的裂口越來越大。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久拖不決的後果是嚴重的。美國為這兩場戰爭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包括６０００多名美國年輕人的性命，結果卻完全不是美國決策者所設想的那樣：政治上美國向世界顯示了它的傲慢、誤判、無能；安全上，戰爭沒有消除恐怖主義對美國的威脅，美國人對恐怖襲擊依然擔憂，在選舉年還一再發生恐怖襲擊，尤其是６月奧蘭多同性戀酒吧的槍擊事件、９月１７日在新澤西州、紐約和明尼蘇達州接連發生的三起襲擊事件，確實牽動了美國人的敏感神經，給民粹主義增添了險惡的元素。七成美國人認為，與１５年前相比，現在恐怖分子襲擊美國的能力並沒有因為美國長期的反恐行動（包括全球反恐戰爭）而削弱。有四成美國人甚至認為恐怖分子的能力有了提升。特朗普正是利用人們對恐怖主義的擔憂來煽動對穆斯林的仇視，反對現行的移民政策。他指控最近的襲擊是由奧巴馬和希拉里的反恐和移民政策所導致的，這樣的後果「是無可避免的」。

在經濟上，由於兩場戰爭的高額花費由於布希政府的減稅政策，美國逐漸變成債台高築的國家，２０１２年聯邦政府的債務高達１５萬億多美元，高於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聯邦政府日常開銷將近一半是借貸來的。「９·１１」之後，布希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在四五年內連續削減聯邦利率，通過刺激房地產業來拉動經濟，在２００６年之前的５年里，美國住房市場持續繁榮，泡沫越吹越大，次級抵押貸款（信用記錄和還款能力要求不高的貸款）市場迅速發展。但這畢竟是暫時現象。及至銀行加息，大批次貸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償還貸款，只好以房抵貸，被銀行贖回的房子居然佔到了分期付款房子的１／５。銀行收回房屋，由於房地產價格猛跌，收回的房子賣不到高價，造成大面積虧損；而華爾街又推波助瀾，大搞金融衍生品，製造虛假繁榮，結果引發了次貸危機。美國對這場危機普遍估計不足，從２００６年春季逐漸顯現後，許多經濟學家原來以為熬兩年就過去了。不曾想危機愈演愈烈，到２００８年９月演變成了金融危機。這場３０年代大衰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加劇了美國社會中的兩種趨向：它沉重地打擊了中產階級，加劇了美國社會的貧富不均。

中產階級在危機中受到沉重打擊。退休者養老金大幅度縮水，老年生活受到威脅。從上世紀８０年代初到現在，大多數工人的工資幾乎沒有實際增長，以購買力平價法來算，現在的小時平均工資與１９８０年的工資不相上下，成了幾代美國人生活的特徵。由於實際收入沒有增加，保險、醫療費用等開支卻增加了，因此實際生活水平下降。而在兩次危機中遭受打擊最嚴重的是下層中產階級，白人中未受過高等教育的藍領。有的把房子退給銀行，只好跟父母親戚合住一處；有的失去了原先收入較高的工作，現在只能從事收入較低的工作；更有人乾脆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以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為代表的美國夢對普通民眾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他們面臨的是對保持現有地位的擔憂，以及對不可知的未來的恐懼。

近幾十年來美國社會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中產階級嚴重縮水，少部分人爬升到了富裕階層，更多人跌落到了貧困階層，或者在貧困線上下掙扎，貧困人口大量增加。根據皮尤研究中心２０１５年底發布的一項研究，不管從人口數量還是從家庭收入來看，中產階級已不再是美國社會的大多數。截至２０１５年初，美國低收入和高收入階層人口總共為１．２１３億，超過了中產階級的１．２０８億，為４０年來首次出現的現象；２０１５年中產階級佔美國成年人口的比例僅為５０％，遠低於１９７１年的６１％。美國人口普查局２０１１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貧困人口連續４年持續增長，２００８年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為３９８０萬，占人口總數的１３．２％，上升到２００９年占人口的１４．３％，２０１０年超過了１５％，增加到４６２０萬人，創造了５２年來美國貧困人口總數的最高紀錄，如今每７個人中就有一個屬於貧困人口。

近年來美國經濟還是在增長，社會財富也在增長，但分配嚴重不均，財富大量向富裕階層轉移。中產家庭收入佔美國家庭總收入的比例從１９７０年的６２％大幅度降至２０１４年的４３％。很多白人覺得自己沒有父輩那麼成功，他們對於前途、對於他們子女的前途更是充滿了憂慮。經濟復甦沒有使他們產生獲得感，反之，被剝奪感卻越來越強烈。特朗普替這些白人的沮喪情緒找到了發泄對象：要麼是拉美裔移民，要麼是與外國簽訂貿易協定的那些「愚蠢的」政治精英。

這種社會的嚴重不公平現象導致２０１１年美國多地出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一段時間內「運動」不僅在紐約、華盛頓等東部大城市搞得風生水起，而且延燒到全國許多地方。「運動」劍指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是９９％抨擊１％的運動。２００９年美國最富有的１％家庭的收入佔美國所有家庭的２１．２％ １０％ 最富有的家庭收入佔全部家庭的４７．１％ 餘下９０家庭的收入只佔全部家庭收入的５２．９％。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也說，現在的美國是「為１％ 所有由１％所治，為１％ 所享」的國家。「運動」過去了，但問題沒有解決，社會的不滿和憤怒積鬱在那裡，特朗普現象可以說是這種憤怒的再次大爆發。特朗普的支持群體主要是白人藍領，也就是這十幾年來受到傷害最嚴重的那一部分人。

對美國國際地位的不滿也越來越普遍。美國的「單極時刻」是那麼短暫，那麼脆弱，而發展中國家卻在群體崛起，尤其是中國。２０１０年中國的ＧＤＰ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而且國際機構紛紛預測何時中國ＧＤＰ將超過美國。這對美國是難以容忍的。美國人的信條是：美國必須天下第一，不能當老二，甚至不能當並列第一。奧巴馬在２０１０年的《國情咨文》中就已經堅決表示：「我不接受美國世界第二的地位」。他在２０１１年的《國情咨文》中再次明白表露了這種焦慮：世界上最大的民營太陽能研究設施在中國，世界上運算最快的電子計算機在中國，中國正在建造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火車，建造新的機場，而我們的工程師給我們的基礎設施打的分是Ｄ。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時刻」，足見他的焦慮感之深。

在過去十幾年中，美國捲入了由它自己挑起的衝突和戰爭，從阿富汗到伊拉克，到利比亞、敘利亞，美國介入的衝突沒完沒了，危機的數量甚至還在增加。它們沒有使美國更加安全，沒有鞏固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沒有使美國成為更受國際社會尊敬的國家，甚至丟了美國的臉面，如在班加西。歐洲也沒有變得更加安全，獨狼式的襲擊時有發生。中東地區更加動蕩不安，恐怖主義勢力愈益羽翼豐滿，俄羅斯則趁機捲土重來，拓展影響力，至少在敘利亞可以與美國討價還價。這些都不是美國選民希望看到的。特朗普發表的一些帶有孤立主義色彩的言論就源於美國海外干涉的受挫。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對部分選民是有吸引力的。但這不是一項政策，而是運用大眾心理學積攢人氣。

在一個被不滿情緒籠罩的社會中，民粹主義總是很容易得勢的。特朗普是一個精明的商人他嗅到了這種美國政治氣氛，他的排外主義、反移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言論正是民粹主義的典型表現，他把民眾的不滿以誇張、甚至極端的方式表達了出來使普遍的憤怒得到宣洩 選民認為他說出了事情的真相，他得到擁護是不足為怪的。這種民粹主義在美國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１９世紀後半期美國西海岸的驅逐華工運動和相關的立法就是例證。有的美國觀察家認為，此次大選是民粹主義對全球主義之戰，並非沒有一點道理。

這次競選中民主黨方面的桑德斯同樣帶有民粹主義的色彩。他以「民主社會主義者」自居，對華爾街金融資本大加撻伐，號召「美國政治革命」、提高最低工資、給富人增稅、要求大學教育免費、全民醫保、反對金錢政治等等，受到年輕選民的追捧。桑德斯是從左的一端出發的民粹主義，而特朗普則是從右的一端出發的。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失勢的當前，從拉美到歐洲，世界各地都出現了往右轉的潮流（包括英國脫歐公投），保守的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特朗普現象是這種民粹主義的產物，他的崛起又反過來推動歐美政治趨向保守。

二、美國社會分裂導致極化政治

美國的社會分裂體現在方方面面：民主、共和兩黨的對立，精英與草根的分裂，族群的矛盾，以及民主黨和共和黨內部的分裂。

（一）美國兩黨的分裂

前面已經說到，伊拉克戰爭導致兩黨的分裂。在奧巴馬任期內，這種分裂繼續發展，以致奧巴馬在２０１６年的《國情咨文》中對此感到遺憾。兩黨的分歧最主要表現在３個問題上：第一，奧巴馬提出的醫保改革，這是他第一任期的施政重點。共和黨全力以赴地進行狙擊，從共和黨當政的各州的群起反對，到華盛頓的盛大遊行（遊行隊伍把美國國旗倒過來掛），到國會裡刺刀見紅的辯論。奧巴馬把他的政治資本全壓上了。法案在作了一些妥協後獲得通過但共和黨對此一直耿耿於懷。第二，對華爾街進行金融監管的法案。這是對金融危機的亡羊補牢，沒有這個立法奧巴馬是無法向民眾交代的。共和黨同樣竭盡全力加以反對雖然國會最終通過的版本與最初民主黨提出的版本已經作了大的修改，引起了自由派的不滿，但這仍然是３０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厲的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第三，關於應對氣候變化的立法，也同樣是奧巴馬的理念。在他的第一任期，眾議院勉強通過了法案，參議院卻沒有付諸表決。共和黨稱：我們不是反對使用清潔能源但一切要由市場來決定。如果這樣，綠色能源就發展不起來因為可再生能源比礦石能源貴得多。奧巴馬在第二任期繞開國會採取了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他的能源政策，從２０１５年初到８月底，奧巴馬政府平均每四天半就會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出台一項應對氣候變化的新舉措。８月奧巴馬宣布的清潔電力計劃限制美國發電廠的碳排放量，成為迄今美國應對氣候變化邁出的「最重要」一步，它計劃要求到２０３０年美國發電廠的碳排放量比２００５年減少３２％，但該行政命令遭到主要煤炭產地西弗吉尼亞州、主要石油產地得克薩斯州和一些大企業的反對，它們認為排放限制將對美國經濟產生毀滅性影響。２０１５年１０月，由該兩州為首的２７個州和一些大企業啟動了司法程序。２０１６年２月９日，最高法院裁決該行政命令暫緩實施。兩黨惡鬥確實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民眾對此深惡痛絕，蓋洛普公司２０１６年４月的一個民調顯示，本屆國會的支持率僅為１７％ 。皮尤研究中心調查希拉里·柯林頓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們是否對基本事實看法大體一致，抑或認為兩黨完全信賴不同的基本事實，有超過８０％ 的受訪者選擇了後者。特朗普在選舉中對這些問題都有表態：他聲稱要取消《平價醫療法》（勝選後他改口了，稱要修改這個法），要放鬆對華爾街的監管，不會向聯合國繳納美國按照《巴黎協定》應該繳納的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款項。

（二）美國精英與草根的分裂

在特朗普現象中表現得更為突出的是精英和草根的分裂。特朗普不但是「華盛頓政治圈外人」，甚至毫無從政經驗，可以說是政壇門外漢。他高舉「反建制」的大旗，把美國政壇奉為金科玉律的各種規則和底線踩在腳下，向華盛頓的建制派發起挑戰。其所以贏得支持，還是由於選民對現狀的失望。一直以來民眾在政治精英的圈子裡挑來揀去，選擇領導人。他們出身名門，世襲精英，傑布·布希和希拉里·柯林頓更是「王朝政治」家庭的延續，即使不是望族，至少也有名校背景，如奧巴馬；他們一個個伶牙俐齒，口若懸河，對各種各樣的政治信條爛熟於心，就是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統計顯示，如今７０％ 的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國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這一數字在８年前是５９％。他們與民眾缺乏心靈的溝通，他們的主張難以在民眾中引起共鳴。美國經濟的復甦的統計數據沒有讓民眾產生獲得感，恰恰相反，民眾的感覺是每況愈下，以致特朗普說這些數據是政府編造出來的。民眾對現實的普遍不滿很自然地轉變為對這些政治精英的不滿和不信任他們求變心態強烈。現在出現了一個新面孔，他不循規蹈矩，他用三流的語言水平說話，跟一個普通藍領說的話沒有區別，他說的是民眾願意聽的，或者民眾想說沒有說出來的，那些政治精英不會說的，也難以在主流媒體上出現的。正如美國最大的工會聯盟勞聯產聯主席說的：「我們不能再讓這些神殿里的哈佛、伯克利畢業生來接管我們的黨派」。特朗普不是來自這個神殿，他對那些精英的掌摑讓他的聽眾異常興奮、痛快！特朗普從來沒有系統闡述過他的內外政策，他的種種說法不是講道理而是宣洩感情，是各種「即興發揮」的混合物。他讚美保護主義，炮轟華爾街，維護勞工利益，攻擊拉美裔勞動者和穆斯林移民。其中有許多自相矛盾、邏輯混亂的地方。但這些恰恰迎合了他的聽眾的口味，道出了他們心中的憤懣，他們喜歡特朗普簡單、直率、強勢、甚至苛刻的風格，喜歡特朗普為複雜的社會問題提供簡單的解決辦法。既然精英們管不好這個國家那就讓特朗普來試試吧，興許他成！特朗普「讓美國重新偉大」這個口號對草根階層是有感召力的。有的美國學者把這場大選稱作是「反建制派」對「建制派」的一次「起義（ｒｅｖｏｌｔ）」。

（三）美國族群的分裂

不能不承認，美國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偉大的實驗品。它通過一套政治安排超越了民族、種族間的界線，不管來自哪個國家、地區，到了美國就成了美國人但主體是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Ｗｈｉｔｅ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ＷＡＳＰ）。現在，美國人的身份或認同基礎正在發生變化。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推算，目前超過半數的幼兒屬於少數族裔；到２０４４年白人將不再成為美國社會的主要族裔；到２０５０年拉美裔人口將佔總人口的３０％，非洲裔將佔１５％，亞裔佔９．２％。美國將真正面臨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十幾年前提出的「我們是誰」的問題。移民國家是美國的一大長處，它向美國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全世界最聰明的頭腦，也使美國避免了許多國家面臨的老齡化問題。但種族問題也歷來是美國最大的社會問題。在２００８年大選中，奧巴馬的本堂師甫發表譴責美國、譴責白人的佈道錄像被公開後引起軒然大波。３月１８日，奧巴馬選擇在美國憲法誕生地費城發表了一篇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演講，他承認美國的種族問題很複雜，指出，黑人的憤怒是過去種族隔離政策的產品，直到現在黑人與白人之間還是貧富懸殊，因此，「憤怒是真實的，是強有力的」；同時表示，他之所以參加競選，就是希望努力實現美國開國元勛的理想，縮小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演說高屋建瓴，既有思想深度，又能打動人心，為他贏得了許多支持。但要縮小這個差距又談何容易，少數族裔難以跨越社會壁壘。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６５％的黑人感到在這個國家比白人更難生存多數拉美裔也認同白人比有色人種有更大的優勢。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造成美國白人與非洲裔美國人貧富差距由危機前的４倍擴大到６倍非洲裔和拉美裔的長期失業人數幾乎是白人的兩倍，白人中產家庭的數量則分別是非洲裔和拉美裔的２０倍及１８倍。就在大選年，警察暴力執法、槍殺黑人的事件在得克薩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堪薩斯州接連發生的警察遇襲被殺的事件都加劇了這種族群的裂痕。在奧巴馬執政８年之後，美國社會依然是黑白分明。

隨著少數族群數量的增加，民主黨越來越傾向於對少數族群（主要是非洲裔、拉美裔，近年也更重視亞裔，以及穆斯林）的依賴，這又引起了白人群體（主要是藍領）的不滿，認為「政府在幫助少數族裔方面做得太多了」。根據昆尼皮亞克大學（康涅狄格州）發布的民調，特朗普擁躉中８５％的人持這種看法，認為美國失去了它的身份。白人優越感的喪失刺激了民粹主義。奧巴馬當選總統後，一些人不依不饒地質疑他的總統資格，要他出具出生證。特朗普攻擊墨西哥移民是「毒品走私犯」和「強姦犯」，要在美墨邊境築起１０００英里的高牆，他要全部遣返非法移民；至於穆斯林，他更不客氣，要完全禁止他們入境。從某種意義上也許可以說，特朗普的崛起是對一個非洲裔美國人成為總統的一次反彈。

（四）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各自內部的分裂

此次選舉打破了傳統的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社會基礎和支持群體的區別，兩個黨內的「反建制派」與「建制派」的鬥爭都非常激烈。共和黨本來主要是商業精英和社會保守派的勉強的同盟。前者出錢，後者出選票。但此次，白人藍領成了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現在特朗普宣布的政策中有的是為了討好商業精英，更多是為了討好草根。他為富人減稅的政策是符合商業精英利益的。但減稅顯然不利於藍領工人，因為它會導致減少社會福利，削弱社會服務，削減工會組織的權利。特朗普又聲稱反對自由貿易，要把流失到國外的就業崗位拿回來（雖然他沒有說如何拿回來），這顯然是為了討好藍領，但這與商業精英的利益又是相矛盾的，因為商業精英恰恰是自由貿易的主要支持者和獲益者。可見，商業精英和白人藍領的訴求完全不同，但他們卻奇怪地結合在一起。

此次大選中共和黨內建制派與基層選民陷入嚴重脫離和疏遠的的尷尬境地。惟其如此，雖然從表面上看是特朗普與希拉里·柯林頓在唇槍舌劍地爭鬥，但實際上斗得最狠的是共和黨內部。特朗普遠離共和黨的傳統路線，有人甚至稱他是「背叛者」。建制派的代表人物，一批又一批的共和黨大佬或者發表聯合聲明，或者發表個別談話，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麥凱恩等紛紛與特朗普劃清界限，有人敦促特朗普棄選不是偶然的。有的（如布希家族、前國務卿鮑威爾）甚至「倒戈」相向，公開表示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在美國現代選舉歷史上還從未有過某黨大規模選民不支持本黨候選人的先例。對共和黨建制派的不滿並非始自特朗普，茶黨的崛起就開始撼動建制派的傳統價值，當然與特朗普相比那是小巫見大巫了。不僅如此，常有這種情況：特朗普剛講完，就會有共和黨人出來「糾偏」。特朗普說，美國不能承擔保衛日本的責任，就有共和黨理論家撰文說，「我們不會背對著日本」。９月，麥凱恩特地到共和黨的著名智庫傳統基金會發表講話，強調共和黨對自由貿易政策的承諾，動員共和黨人起來保衛《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並且引用一位新加坡領導人的話說，如果美國不批准這個協定「美國在亞洲就完結了」。其實，正如傑布·布希所言，共和黨的分裂豈止兩派。除了紛紛「倒普」的共和黨大佬，共和黨還殺出一位獨立候選人，那就是共和黨代表大會政策事務主任艾文·麥克馬林。８月８日他宣布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而且還在某些州獲得相當的支持。民調顯示，在共和黨的傳統陣地猶他州，麥克馬林獲得２２％選民的支持，略低於兩黨的正式候選人。

民主黨內的分裂就是前面提到的桑德斯現象。伯尼·桑德斯的主張和希拉里·柯林頓的主張相差甚遠，前者是「反建制派」，後者則是典型的「建制派」。桑德斯著意渲染「１％ＶＳ９９」和「華爾街ＶＳ普通民眾」，實際上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某種延續。他主張進行「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發表了激勵年輕選民的大量言論，迫使希拉里·柯林頓幾乎全盤接受了他的主張，如反對簽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州立大學免除學費等，迫使民主黨集體左轉，成為歷史上「最自由的民主黨」，此次民主黨代表大會通過的競選綱領是歷來民主黨綱領中最激進的。希拉里·柯林頓希望以此把支持桑德斯的那部分選民，尤其是年輕選民吸引過來。民主黨傳統以弱勢群體作為自己的社會基礎，勞工階層是從羅斯福上個世紀的「新政」以來的依靠對象，產聯勞聯歷來是民主黨的票倉。從８０年代開始，勞工階層出於對民主黨社會政策（如槍支政策、墮胎政策、宗教政策）的不滿，開始投共和黨的票。９０年代柯林頓從他們那裡贏回了足夠的選票得以當選。但隨著少數族裔在美國人口中的比例增大，民主黨轉向了示好少數族裔以致疏遠了白人藍領，逐漸喪失了這個從上世紀３０年代以來一直是民主黨支持群體的龐大階層。現在白人藍領成了特朗普的主要支持群體。這是民主黨的最大損失，是希拉里·柯林頓敗選的主要原因。民主黨組成的婦女、非洲裔美國人、拉美裔美國人、環保主義者、同性戀者的聯盟被特朗普的以白人藍領為主體的聯盟擊敗了。

由於以上種種史上罕見的美國分裂現象，有的美國觀察家嘲諷地把美國稱作「美利堅分裂國」。有的美國學者說，在共和黨的溫和派與民主黨的溫和派之間的共識遠比同一個黨內的溫和派與極端派之間的共識要多。如果一個社會比較和諧，那麼雖然有不同的黨派，但溫和派的主張容易成為社會的主流認識。如果社會是分裂的，那麼極端的主張就會大行其道，主流的認識就難以形成。這話不無道理。患有「反奧巴馬強迫症」的共和黨人在某種程度上為特朗普崛起提供了溫床。希拉里·柯林頓敗選後感慨道：美國社會的分裂超過我們的預料。

三、去全球化現象的普遍性

在過去一代人中，美國工人階層的收入下降了，尤其是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藍領的收入下降了。全球化是生產要素的重新合理配置 是產業結構的再調整。跨國商品與服務交易及國際資本流通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的經濟相互往來空前密切。資本的屬性是追求利潤，在美國的勞動力成本與一些發展中國家高低懸殊的情況下，國外進口的同類產品因其質優價廉而把美國的夕陽產業擠垮，使之淘汰，美國的部分產業外包，流水線，甚至整個工廠搬遷是不可避免的。這樣在美國就會自然產生丟失工作的工人。有的工人可能後來又找到了工作，但收入不如原先豐厚。如在汽車流水線上的工人，原來每小時的工資是４０美元，還有很好的福利；後來到超市工作，每小時的工資只有２０美元，還沒有什麼福利。雖然他沒有失業 但收入減少了一半。這還是比較幸運的，還有不幸運的，乾脆就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要讓一個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齡在四五十歲的工人去重新學習主要依賴電子計算機的比較複雜的工作是非常困難的。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確實既有贏者，又有輸者。如果政府或社會很好注意到這個問題，給「輸者」以適當的補償、培訓，使「輸者」盡量少輸，甚至不輸，那麼這部分人的怨氣和不滿就會減少。但歷屆美國政府在通過培訓促使再就業方面都做得很不夠。統計數據顯示，從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９年，美國製造業損失了５００萬個就業崗位，損失幅度達２９％。同期，美國國內的工廠數量減少超過４２０００家。藍領失業情況比白領更顯嚴重：在受過高等教育者中失業率是４．５％ ，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者的失業率達１０．８％。應該說，大多數人還是為更大程度的全球化作了準備的，有人知道即使自己是「輸家」，但是國家提供的福利能夠充分保護他們。然而近年來，特別是金融危機和歐元危機以來，國家保護這些弱者的能力大大受損，貧富差距迅速拉大。這些政策的捍衛者（在歐洲是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黨和自由黨）在選舉中被新的民粹主義政黨逼得走投無路。從美國到歐洲，去全球化潮流洶湧而來。整個歐洲大陸，右派反對黨都在得勢。英國脫離歐盟的公投居然過關，如果民族主義者瑪麗娜·勒龐在明年法國總統選舉中獲勝，法國很可能步英國的後塵，如果法國這個歐洲一體化的主要驅動者之一脫歐 那對於歐盟就是真正的危機。反對自由貿易，反對移民，反對由全球化引起的主權讓渡，要把讓渡的主權拿回來已經成為一種時尚。特朗普的口號是「我們的信條是美國主義而不是全球主義」。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抨擊美國標誌性的自由貿易協定，要對從中國和墨西哥進口的商品徵收高額關稅，要把外包出去的就業機會拿回來，反對移民等等表示 都是逆全球化而動的舉措。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直到現在，美國每年吸引數十萬全世界最聰明的頭腦，不但使美國社會沒有老齡化問題，而且大大提振了美國的教育水平、創新能力，可以說，美國的繁榮得益於移民。當然，如同一切問題一樣，移民問題也有另一方面尤其是美國與墨西哥的漫長邊界。這確實是一個十分複雜、困難的問題。奧巴馬曾經試圖改革移民政策，通過一定的程序把非法移民轉化為合法移民，並且得到了參議院兩黨８位議員（所謂「八人幫」）的支持，但終因國會中共和黨人的反對而作罷。特朗普鼓吹本土主義，反對移民：他們不但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 而且製造了許多社會問題，包括犯罪、吸毒等等。他為這個困擾美國數十年的問題開出了簡單的藥方：把１１００萬非法移民遣送回去，在美墨邊境築起高牆，禁止穆斯林移民進入美國。他在解釋德國和法國出現的社會問題時說：「這是他們自己的錯，因為他們任憑別人進入他們的領土」。

四、結語

特朗普逆襲成功，但是他面臨的任務卻比他的許多前任更艱巨、更複雜。首先，他成功利用美國社會的民粹主義和分裂贏得了選舉，但民粹主義和分裂恰恰是他治國理政的敵人，沒有一項真正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政策是可以在民粹和分裂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的。特朗普是個聰明人，他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在勝選感言中他強調他是所有美國人的總統，所有美國人是「一個民族」（ｏｎｅｐｅｏｐｌｅ）。但是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大選給美國社會留下了累累傷痕，特朗普如何來治療這些創傷？其次，美國人一直都自以為是普世價值的體現者，把美國的民主制度描繪成世界上最成熟的民主制度，許多總統都有著強烈的向國外輸出美式民主的衝動。可是這場大選卻展示了美式民主的醜陋、粗俗和自私，創造了「美國政治的新低谷」，丟盡了美國民主的臉面。連國務卿克里也無奈地說，這次大選使美國在國外顯得很尷尬。大選確實損傷了美國的軟實力，如何重建美國的國際形象是特朗普面臨的一大問題。再次，特朗普在選舉中沒有系統闡述過他的內政外交政策，他的許多表述都是臨場發揮，是一種情緒、感覺的表達和發泄。及至勝選，他要認真考慮自己的政策。他在競選中的許多說法明顯是不能實現的。美國大選中候選人都會做出種種許諾，及至當政，這些許諾有的能實現，有的不能實現，這一點大概美國選民和國外觀察家都習慣了，但此次特朗普在競選中在許多問題上走了極端，他不能實現的競選言詞大概比他的許多前任都要多得多。他在選舉中把選民的胃口吊起來了，往後怎麼辦呢？福山指出，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與黨派極化傾向、財力雄厚的利益集團結合在一起，在美國產生了一種「否決政治」，即要制止政府做什麼比鼓勵政府做什麼容易得多。治國理政可不比一天跑五個州的競選輕鬆，美國候任總統任重道遠。（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