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黨群關係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學習和掌握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推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為。」這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條件下對中國共產黨人一貫堅持的唯物史觀的繼承和光大。延安時期，我們黨所以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奠定走向全國勝利的堅實基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深刻汲取既往得失成敗的經驗教訓，更加堅定唯物史觀，徹底貫徹群眾路線，得到人民的真誠擁戴，開創了黨群關係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深入總結延安時期強化唯物史觀、密切黨群血肉關係創造輝煌的歷史經驗，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

延安時期，黨中央充分利用難得的發展時機，十分清醒地決策開展大生產和學習兩大運動，在解決吃飯問題的同時，進行大規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系統反思既往成功和失誤的經驗教訓，更加堅定了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勝利的觀念，「沒有農民就要不得了，有了農民就是了不得」（《陳雲文集》第1卷第558頁），成為全黨上下的共識。唯物史觀進一步普及，黨的宗旨觀和群眾路線從思想理論建設層面進一步加固，黨產生於人民，普遍成為黨群關係的主流觀念，尊重群眾成為內在自覺的外化行為。《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宣告：「共產黨員應該緊緊地和民眾在一起，保護人民，猶如保衛你們自己的眼睛一樣，依靠人民，猶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樣。」（《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5頁）毛澤東恪守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創造世界歷史真正動力的觀念，強調指出：「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不解決要不要民眾的問題，什麼都無從談起。要民眾，雖危險也有出路；不要民眾，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團。」（《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71、202頁）他也是身體力行尊重群眾的典範。1943年，他明確要求自己的五十「生日決定不做」（《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5頁），但又以題詞、寫信、送賀幛等莊重、簡便的形式，為吳玉章等革命老人祝壽，宴請並親自主持為棗園鄉20位60歲以上的老人祝壽。毛澤東轉戰陝北小住佳縣時，抽空逛南河底白雲觀廟會。「台下人山人海，看戲的人坐滿了。我們看主席挺感興趣，即去廟裡找來一個長板凳，主席開始坐著看，根本看不見，乾脆站在板凳上看，就這樣堅持把這齣戲看完了。」（《汪東興日記》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版，第76-77頁）

毛澤東在延安棗園鄉住過一段時間，他自稱「棗園居民」，廣交一批農民朋友，知悉民間疾苦急難，都會助力化解。他得知一個小山村的婦女不生孩子，即找來延安地委書記詢問，並鄭重告誡：共產黨要關心老百姓傳宗接代的大事。他指示中央醫院派員入村實地調查，查清事因水質，便幫助改水，消除根原。各級幹部和廣大戰士幫助群眾排憂解難，蔚然成為延安社會常態，人民群眾也赤誠愛黨。延安棗園革命舊址中央大禮堂牆上，掛有秧歌隊給中央機關拜年的老照片，群眾舉著「中國共產黨萬歲」「祝毛主席身體健康」「祝朱總司令身體健康」的條幅，表達對領袖真誠質樸的擁戴。

米脂農民李健侯曾托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將自己反映李自成農民戰爭興衰的小說《永昌演義》書稿呈給毛澤東。1944年4月29日，毛澤東回信李鼎銘：「《永昌演義》前數年為多人所借閱；近日鄙人閱讀一過，獲益良多。並已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28頁）毛澤東審視李自成得人民「開城門、迎闖王」支持奪取政權和失卻群眾擁護亡國的史實，深刻思考跳出人亡政息歷史周期律的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29頁）這也是後來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著名論斷一脈相承的重要思想淵源。

陝甘寧邊區的政權建設，採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記名選舉方式，人民群眾選舉各級官員，幹群關係融洽，「只見公僕不見官」；自己當家作主的政府，真心愛護群眾的政府，自然威信極高，社會組織、動員能力巨大。黨群關係融洽，社會健康、和諧進步，延安成為中國和世界矚目模範，愛國志士嚮往的聖地。但延安時期的黨群關係也曾歷經曲折。中共高舉抗日大旗吸引愛國志士雲集延安，「公家人」激增，農民負擔快速加重。1941年人均負擔公糧從1938年的2.8斤增加到444斤，實際操作中搞「民主攤派」引起群眾強烈不滿。面對群眾的罵聲，毛澤東深刻反思指出：黨群關係緊張「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38頁）強調「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67頁）黨中央迅速矯正造成農民負擔過重的失誤，統籌調整決策大政，實行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產和「雙擁」運動。邊區黨政機關連續三次精兵簡政，供養人口總體減少70%。黨政機關、部隊學校普遍開展大生產運動，逐漸實現部分自給或全部自給，農民的負擔逐漸減少到佔總收入的9%。再加上普遍開展「雙擁運動」促進黨群關係、幹群關係融和，對立和抵觸很快化解，黨政軍民關係重新修好，這可由一個小例子看出。轉戰陝北時，「我們的重要物資二百多馱（其中包括黃金十多萬兩，是用木箱盛的）放在清澗靠黃河邊上的一個村子裡，由郭林森帶一個班看守。好險呀，敵人到了離這個村子五里路的地方。由於當地群眾掩護，沒有走漏一點風聲，敵人沒有進這個村子，在前面那個村子宿了一夜營，第二天便收縮到蟠龍做工事」。（俞傑：《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載《陝甘寧邊區概述》，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頁）

二

隨著事業發展和形勢好轉，公款請客送禮、「官」氣上泛、傲視群眾等脫離群眾現象在邊區也時有發生。黨中央高瞻遠矚，從關係生死存亡的高度，綜合治理，防微杜漸。一是力剎歪風。針對一些領導幹部無視黨中央關於「少請客，不送禮」的規定，請客送禮禁而不止。陳雲特別選擇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嚴厲批評公款請客送禮歪風，他說「要少請客，不送禮」，「你張三李四請客，還不是報銷在公家的開支上。送禮送給誰呢？不是送給警衛員，也不是送給勤務員，都是送給首長。首長都有吃的，以後不要送來，送來就退回去，這叫拍馬屁叫馬踢一腳。應該這樣，踢他一腳，給他個警告」（《陳雲文集》第1卷第429頁）。二是嚴懲犯罪。黃克功是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26歲即任旅級幹部的「老井岡」。但他自居功臣，目無群眾，殺害拒絕與其繼續戀愛關係的女青年。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處他死刑，他致信毛澤東，請求戴罪上前線殺敵。毛澤東給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說：「黃克功過去鬥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若因他歷史光榮加以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並宣布我這封信。」（《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9頁）三是防患未然、謀劃長遠。在1942年開始的整風運動中，特意規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為必讀文件，就是希望廣大黨員幹部借鑒李自成集團腐敗、走向了人民反面最終敗亡的教訓，警示「當權的大黨，領導幹部很可能成為官僚。要堅決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陳雲文選》第1卷第221頁）。陳雲在黨的七大會議上，嚴厲批評日漸盛行脫離群眾、居功自傲的「官氣」「傲氣」。他指出：面對功勞，顛倒人民、黨、個人次序，必然發生官僚主義，「因為覺得『兄弟有點功勞，可以驕傲』」。他以自己為例現身說法，一個人所以能夠建立功勞，「這裡有三個因素：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個人的作用是有的，不過自己不要估計太大了。任何人離開了人民，離開了黨，一件事也做不出來，應該這樣估計。我們的功勞是哪裡來的？頭一件，老百姓要革命。我們是黨員，在黨的領導下，適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點事如此而已，一點不能驕傲」（《陳雲文選》第1卷，第293、295-296頁）。

（作者單位：甘肅政法學院、中國延安幹部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