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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 古老的新事物 慈善，在中國既古老又新鮮。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田凱博士在一份研究報告里寫道：「直到1994年為止，《人民日報》幾乎沒有使用過『慈善』這個詞，在不得已的時候，往往使用『公益事業』來代替。」「真正旗幟鮮明地提出『慈善』兩個字，還是從1994年才開始的。」但扶貧濟弱之事，在中國古已有之。而在今天，慈善在中國，已經發展為一種全民行動。 急公好義 中華自古多善人
中華民族文化從來都提倡熱心仁愛、樂善好施的精神。孔子在2500年前就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論語·顏淵》闡述說：「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者人也。」孟子繼承和發揚了孔子學說，提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先秦諸子百家中，更有墨子提倡「兼愛」思想，主張「兼相愛」，「交相利」，提出「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進而提倡「多財，財以分貧也」，「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 歷代儒家都把仁愛作為最重要的理論原則，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中國歷史上湧現出許多慈善家，他們或是大商人，或是地方官員，他們以個人名義進行慈善義舉，以自家的資財資助貧困和孤病的人。 春秋戰國時期最著名的慈善家要數范蠡了。他是越國大政治家，曾經幫助越王勾踐復國雪恥。功成名就後，他離開官場，隱居江湖，更名易姓為陶朱公。他在商業經營方面頗獲成功，人富德更高，幾次將經營所得的巨額錢財接濟窮人。《史記》記敘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意思是他19年間3次獲得千金之富，但3次把這些錢財分給窮朋友與困難兄弟，評價他「富好行其德」。 漢代的大慈善家也不少，漢宣帝時的黃霸就是其中的一位。黃霸在任揚州刺史時，常常鼓勵鄉亭小吏畜養雞豬，施捨給那些鰥寡貧窮戶。他在任泉州太守時，不時「養視鰥寡，贍助貧窮」，大行善事。在他的影響和治理下，泉州的社會秩序良好，「田者讓畔，道不拾遺」。 據《後漢書》記載，東漢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也是位大慈善家。他曾經借貸數百萬給貧困人家，到時候還不上，他將寫有這些人借債文契的竹簡「削劈焚毀」。他家裡有不少「池魚牧畜」，凡有求魚及牲畜者，有求必應。 東漢光武帝時的名臣宣秉，一家「三公九卿」，被皇帝尊為「三獨坐」，權勢很大。但他一生節儉，而把薪俸大部分贈與貧苦親族和孤寡之家，以致他逝世時，「自無擔石之儲」。 南北朝時，北魏有「良吏」路邕，任魏太守時，每天從家中拿出粟谷去賑濟貧苦百姓。另一「良吏」閆慶胤任東泰州敷城太守時，正遇荒年，他把自家千餘石粟米全部捐出，「賑恤貧窮」，幫助許多困難家庭渡過難關。 隋朝循吏公孫景茂任道州刺史時，用自己薪俸和家產購買大量雞豬牛犢，「散惠孤弱不自存者」。隋朝另一位著名循吏辛公義，其慈善行為更為感人。史載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時，當地多發瘟疫，百姓怕染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養」。辛公義在疫情嚴重時，讓部下將數百患者抬到自己家裡來。他自己親設一榻與病人住在一起，還出錢買葯給病人醫治，親自料理病人飲食起居。沒過多久，病人全部痊癒，百姓也改變了對這種疾病過分害怕的心理。 扶弱濟貧
代有機構行善事 古代中國的善事多由寺院和官府成立的專門機構來做，有的還形成制度，定期或遇有緊急情況時就啟動救濟機制。 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佛教的一個核心教義是行善的功德論，是「福報」、「修福」的觀念，這對社會上的一些富人有很強的吸引力。他們常向寺院捐獻錢財，寺院則用這些錢財從事慈善事業，包括濟貧、賑災、醫療、宣傳慈善理念等。 南北朝時期朝廷開始著手和主持慈善救濟事業，建立了收救殘疾人和流浪者的「六疾館」、「孤獨園」。 唐代，武宗廢天下僧寺，濟貧工作由宗教團體轉到政府手上，由政府機構直接實行。 宋代經濟非常發達，在慈善事業方面承襲唐代舊制，擴大了官辦慈善機構的規模，出現了劃時代的變化。宋代專門設有「居養安濟院」、「慈幼局」、「慈幼庄」、「嬰兒局」、「舉子包」、「舉子田」等慈善機構和慈善資產。有些救濟機構規模還比較大，管理計劃也較周密。比如專門收養鰥寡孤獨老弱廢疾的蘇州「居養院」，有房屋65間；有土地1660畝，僱人耕種，每年收米700多石；還設有醫藥室，給收留人員治病；死亡者，還買棺材殮葬。因此「民胥歡仰，道路歌祝」。 蔡京被人斥為奸臣，但史載他為相時，曾在全國普遍設立「安濟坊」，以救治貧病老人。 宋代在醫療方面還設有惠民藥局以提供義診處方，此處方後改名為「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宋代還設有「漏澤園」，用以埋葬貧病死亡、沒有親人料理後事的人。 到明清時期，民間慈善事業逐漸興起。明末清初，在江南的武進、無錫、嘉善、太倉、崑山等地先後出現了「同善會」、「廣仁會」、「同仁會」等民間慈善團體。這樣的團體既不同於國家組建的慈善機構，也有異於宗教寺廟，是中國歷史上一種全新的志願性質的慈善組織，是現代慈善事業的萌芽。 同善會是最早的民間慈善組織。明萬曆18年（公元1590年），河南虞城縣鄉紳楊東明組織創立了第一個同善會，隨後，同善會便在江南地區流行起來。同善會大都由地方鄉紳舉辦，經費主要依賴會員捐獻。有的同善會還置辦土地，以地租收入來維持運營。同善會的救濟對象首先是生活無著的孝子、節婦，其次是未被養濟院收容而不願以乞討為生的貧老病弱者。
然而總體而言，中國的民間慈善事業相對滯後。究其原因： 第一，中國古代官府對民間慈善活動往往很排斥。在官府看來，個人慈善活動的存在正印證了政府的不「仁」，沒有負起應當負擔的責任。而且有的學者還說，只要政府施行仁政，根本不需要民間的小慈小惠。 第二，中國古代的慈善活動基本上是一種精英或富人的活動。無論是朝廷推動的救濟工作，還是民間慈善活動，一般都由地方上有影響的士紳或官員主辦，經費來源主要是少數富人的捐獻，平民百姓很少參與。這主要是因為大多數老百姓在封建社會的超經濟剝削下，普遍比較貧困。即使有少數日子好過些的老百姓想捐獻錢物做善事，也很難得到承認。 第三，中國古代始終沒有社團概念，歷代封建統治者對民間結社都非常警惕，生怕民眾組織造反。明清時期政府雖然允許士紳從事慈善團體工作，但是這些活動僅限於災年，平時並不主張他們多聯繫。因此，這些團體也大部分帶有官督民辦色彩。 為愛而愛 基督精神暖歐美 西方的慈善思想與事業主要來自基督教。有人說：「在基督教產生前的歐洲是冰冷的，基督給人類帶來溫暖。」 在基督徒信仰觀念中，慈善不是做給人看的，不是為了討人的歡喜或博取人們的稱讚，而是發自內心的自覺。用美國作家施密特的說法，這是一種「博愛」精神，「意味著施捨以便緩解接受人經濟或身體壓力，不求任何回報」，是為了愛而愛。 基督徒參與慈善時，他們給予的不僅僅是金錢和衣服，而是一顆滾燙的愛心。 公元5世紀，耶路撒冷主教西利爾賣掉了教堂的財物與飾物，幫助飢餓的人渡過難關。公元10世紀，溫徹斯特主教埃塞沃爾德賣掉了大教堂里所有的金銀器皿，幫助在饑荒中瀕於死亡的窮人。他說：「上帝的聖殿里裝滿了財富，而聖靈的子民卻要餓死，這是毫無道理的。」北非早期基督徒自願設置了一個共同的基金會，每月固定或隨時往裡捐錢。這筆基金用來幫助寡婦、身體殘疾者、貧困孤兒、病人以及其他需要幫助的人。當時教會的慈善之舉感動了一個叫萊基的反對者，他在書中寫道：「個人積極地、習慣性地體貼入微地行善，是整個基督教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這在古代極難看到。」
基督教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在慈善方面越來越成熟。即便在政治黑暗的中世紀，修道士也本著務實的信仰，固定幫助窮人。他們自己的生活雖然非常簡樸，但在幫助窮人、孤兒的事上卻毫不吝惜，一些教會甚至為此撥出財產的四分之一或更多。以至於懷疑論者兼歷史學家萊基都說：「整個最黑暗的期間，在殘暴、盲信和殘忍中，我們仍可以追蹤到基督教慈善事業具有的征服性影響。」 到了近現代社會，基督教慈善越來越具規模，越來越有影響力。他們建立了大量的慈善組織，在物質和精神上幫助了千百萬人。 20世紀最偉大的慈善家要數德蘭修女了。這位出生於馬其頓的修女在印度的加爾各答為窮人服務了大半輩子。她生活在貧民區，周圍是凄慘破敗、骯髒可怕的環境。她每天面對那些瘦骨嶙峋、衣不蔽體的乞丐、孤兒、老弱病殘者，她認為這些人不但是必須幫助的，而且是值得去愛的。她成立了「仁愛傳教會」，有組織地幫助那些無助的人們。 20世紀初，西方慈善事業開始現代化。一般認為，這種變化始於美國。 1911年，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創立了「紐約卡內基基金會」，奠定了現代慈善事業的基礎。在1919年去世前，卡內基累計捐款3.3億美元，最後，他捐出了全部身家。「卡內基基金會」至今仍在造福世人。 卡內基曾留下一句名言：「擁巨富而死者以恥辱終。」 卡內基的開創性在於成立了商業化運作的慈善基金會。在卡內基看來，「賺錢需要多大本領，花錢也需要多大本領」。他不主張把財富零零碎碎地分給普通百姓，而是通過設立基金會，以企業化的方式管理。 所謂慈善基金會，就是「將私人財富用於公共事業的合法社會組織」，主要資助教育、文化、科學、醫療、公共衛生和其他社會福利事業。其中，教育和醫療衛生始終是基金會關注的重點。「卡內基基金會」主要關注教育事業，在建立初期就向教育事業捐贈了560萬美元，超過了當時美國聯邦政府一年的教育經費。「洛克菲勒基金會」則重點關注醫療事業，青黴素髮明就是其資助研究的成果。 全民慈善 人性光輝滿神州
最近15年，我國慈善事業進入一個飛速發展期，現代慈善理念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93年1月，我國建立了第一個地方慈善會，此後的幾年裡，全國各地各級慈善會組織像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形成了覆蓋城鄉的慈善網路。截至目前，全國從省到區縣鄉鎮的慈善組織已達百萬，中華慈善總會的團體會員也發展到273個。 「幾乎是每年一個台階跳躍式地發展。」有關學者評論說。 1999年，公益事業捐贈法頒布實施。 2001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發布一系列有助於慈善捐助的文件和法規。 2003年，突如其來的非典讓慈善捐贈的理念深入人心。在中華慈善總會的引領下，各地各級慈善會引發了慈善捐贈熱潮。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慈善開始變成政府非常樂於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新聞界也更為關注有關慈善的新聞。 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公報中把慈善事業列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慈善事業和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並列。這之前，慈善事業的定位還只是「政府工作的重要補充」，在此之後，慈善工作則被正式納入政府工作範疇。同一年，促進中國慈善事業飛速發展的一部法規《基金會管理條例》出台。 到2005年，我國慈善事業進入政府全面推動階段，開創了慈善事業新局面。當年的全國「兩會」上，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要「支持慈善事業的發展」。 這一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嘯捐款更是開了我國民間向海外進行慈善捐贈的先河。 2005年年底，中國現代慈善事業迎來了另一個里程碑。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次全國性慈善大會——中華慈善大會在北京召開。有學者評價說，這次大會在慈善事業發展史上與中華慈善總會的成立「同樣重要」。
在這次大會上，受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委派，回良玉副總理作重要講話，表彰了首批「中華慈善獎」獲得者，向全社會發出了政府支持慈善事業的信號，向公眾發出了積極投入慈善事業的號召。 同樣是在2005年，關於慈善立法的呼聲越來越高，從這一年開始關於慈善立法的提案議案在每年的全國「兩會」上都會成為議論熱點和媒體關注的焦點。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突然發生的大災難引發了全民捐贈和義務助人的慈善熱潮，中國人用愛心構築起一個民族不屈的脊樑。 今年的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又一次激發了慈善及志願精神的升華，慈善與愛心已成為國人的一種基本道德理念。 作為人類精神文明的產物與結晶，慈善文化正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自覺並無償地幫助他人、服務我們的社會。一個更加豐滿的民族風骨，正在形成。 【《法制日報·法治周末》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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