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1967

06-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元1949年——xxxx年）

　　　　　　　　　　　 1967年（農曆戊申年. 羊年）

　　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經毛澤東審定的，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宣布「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　　1月4日，江青、康生、陳伯達在北京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他們在講話中，誣陷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殘酷迫害，於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1月5日，張春橋向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們說：「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裡奪回來，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門控制起來。」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指揮下，以王洪文為頭頭的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颳起了所謂「1月革命」的風暴。對此，毛澤東於8日讚揚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11日，經毛澤東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等省黨政領導機關先後被所謂「造反派」奪權，建立了軍干群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奪權之風刮遍全國，更加劇了混亂的局面。　　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6條》)，規定凡是「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以後這一條又在實際上擴展到凡對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稍有不滿的也被以現行反革命治罪。這個規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23日，按照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支左」只能是執行「文化大革命」的總的錯誤方針，從而帶來了許多消極的後果。　　2月3日，毛澤東在同外賓談話中指出：「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些話表明，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決所謂「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問題的一種形式。在談話中，毛澤東還批評了當時流行的「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的無政府主義思想。　　2月11日至1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因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又稱「懷仁堂碰頭會」。在這次會議和稍前召開的中央軍委會議上，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對與會的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大義凜然、針鋒相對的面對面鬥爭。這場鬥爭被誣稱為「二月逆流」。鬥爭涉及三個原則問題：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葉劍英質問張春橋：「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的體制，不經過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並嘲弄陳伯達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麼是巴黎公社式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譚震林提出要張春橋保陳丕顯，張說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譚震林氣憤地斥責說：「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要黨的領導……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蒯大富，是個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譚震林拿文件，穿衣服便要退出會場，說：「讓你們這些人干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陳毅說：「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第二，搞「文化大革命」應不應該把老幹部都打倒。葉劍英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有錯誤的幹部，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證，怎麼做工作？」李先念說：「現在這樣搞，團結兩個95%還要不要？老幹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麼？現在是全國範圍的大逼供信。」譚震林說：「我不是為自己，是為整個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軍隊的穩定。在2月14日下午的碰頭會上，葉劍英站起責問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一夥：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徐向前激憤地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軍隊這樣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2月17日，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斥罵江青「真比武則天還凶」、說他們「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他們有興趣的是打老幹部，只要你有一點過錯，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表示，「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斗下去，拼下去。」由於江青等人作了歪曲事實的彙報，2月18日晚，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厲批評了在懷仁堂會議上提意見的老同志，指責他們是搞復辟，搞翻案。從2月26日至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7次「政治生活會」，批判這些同志，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以「二月逆流」加罪於他們。全國掀起「反擊復辟逆流」的惡浪，更大規模打擊迫害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幹部。此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宣布，由於「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複名譽，受到牽連和處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2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意見》規定：從3月1日起，中學師生停止外出串連，回本校邊上課邊鬧革命。中學師生分期分批軍訓。整頓紅衛兵組織「聯動」、「紅色恐怖隊」這類反動組織一律解散。中學課程主要學習毛主席著作、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資產階級的教材和教學制度，並複習數、理、化、外語和必要的常識。運動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師生員工必須予以平反。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先後出獄錯定為「自首叛變」。從此在全國到處颳起「抓叛徒」的惡風(這樣錯案已於1978年12月16日宣布徹底平反。林彪、江青等還誣稱有一條所謂「劉少奇叛徒集團組織路線」，由此製造了「新疆叛徒集團」、「東北叛徒集團」、「南方叛徒集團」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動最猖獗的時候，5月17日，江青還利用30年代由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抄件，妄圖誣陷、攻擊周恩來。1968年1月16日，毛澤東對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衊。」從而使江青的陰謀未能得逞。　　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說什麼「文化大革命」「損失可以說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動要「採取主動的進攻」，「刮他10級、11級、12級颱風」。　　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從此，在報刊上不點名地對劉少奇大肆攻擊。劉少奇提出申訴意見被置之不理。12日至18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講話，羅織和批判所謂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編輯部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說：「希望各單位」「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7月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趁毛澤東離開北京之機，擅自決定組織批鬥劉少奇夫婦的大會，並對劉少奇實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5月15日，中國外交部負責人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面交中國外交部聲明，最紫急最強烈抗議香港英國當面對香港中國工人和居民的暴行，聲明指出，5月6日下午新蒲崗人造塑膠花工廠中國工人為反對資方加重剝削進行鬥爭，香港英國當局竟出動武裝警察和「防暴隊」對該廠工人和其他中國居民進行鎮壓。事後逮捕了前往香港警署抗議的工會主席和工人代表。11日下午，香港英國當局再次出動大批武裝警察，多次使用警棍、防暴槍、催淚彈，並開來軍車和直升飛機，對赤手空拳的工人進行更大規模的鎮壓，逮捕了很多人。對此，我國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　　6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包括七項內容的通令，要求「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　　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在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這是廣大工程技術人員、幹部、工人、戰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擾，堅持國防建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7月至9月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對「文化大革命」問題作了一系列談話。他說，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的這麼廣泛，這麼深入。亂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他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他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絕大多數的幹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要解放一批幹部。同時提出，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　　7月20日，武漢的一派群眾組織質問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等支一派、壓一派的陰謀活動，被誣為「反革命事件」。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舉行支持武漢「造反派」的群眾大會，並在報刊上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口號，在全國掀起衝擊軍事機關的浪潮。　　7月22日，江青對河南一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團講話，以所謂「文攻武衛」的口號煽動武鬥。次日，《文匯報》公開發表「文攻武衛」口號。從此，全國武鬥急劇升級，造成「全面內戰」的局面。　　8月5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毛澤東的《炮打司令——我的一張大字報》；並發表社論《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社論提出，在當前的形勢下，只有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批倒批臭中國赫魯曉夫在軍內的代理人彭德懷、羅瑞卿之流，才能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繼《紅旗》雜誌第12期社論之後，《人民日報》的這幾篇社論，對全國出現的「揪軍內一小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8月7日，謝富治發表講話，提出「砸爛公檢法」的荒謬主張，致使在公檢法部門工作的廣大幹部受到殘酷迫害。　　同日，王力發表煽動奪外交部權的講話。在王力、關鋒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爛外交部政治部，封閉部黨委，奪外交大權。隨即發生諸如8月22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那樣的一系列涉外事件，嚴重破壞我國對外關係和聲譽。8月底，毛澤東批准周恩來的報告，對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　　8月9日，林彪發表講話。他說：「現在不少地區黨、政機關癱瘓了，表面上看來很亂，這個亂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現在的革命是革我們原來革過的命的命」等荒謬主張，並鼓吹「要建立新的國家機器」。　　8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問題的通知》。《通知》決定，「為了把這場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區、各部門的鬥批改結合起來」，批准在報刊上已經點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所謂「走資派」的基礎上，進一步公開點名批判34名所謂「走資派」。　　8月17日，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由林彪的黨羽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等4人組成，吳法憲負責。　　9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嚴禁搶奪國家物資商品，衝擊倉庫，確保國家財產安全的通知》。《通知》說：有些地方不斷發生搶奪國家糧食、現金、物資，衝擊倉庫和拆毀機器設備的嚴重事件，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違法行為。《通知》要求：（一）必須堅決貫徹執行1967年6月6日的《通令》，堅決制止搶奪國家和集體財產。（二）對己發生的搶奪國家財產的事件要嚴肅處理，搶奪的國家財物要一律追回，首惡者要嚴辦。（三）人民解放軍、公安機關不和「革命群眾組織」要對保護國家倉庫、金庫、物資、財產的安全負責，不準衝擊、砸搶國家倉庫、金庫、油庫、冷庫、營業場所和生產企業。（四）對外出串連的群眾，要動員回去就地鬧革命，要遵守勞動紀律，堅守生產崗位。（五）因武鬥造成停產的單位，從停產時起到恢復生產之日止，一律停發工資。　　10月1日印度侵略軍越過中國——錫金邊界卓拉山口，進入中國境內，向中國邊防部隊發起進攻，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進行自衛還擊。外交部第一亞洲司負責人，緊急召見印度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沙梯，就印度軍隊越過中國——錫金邊界進行武裝挑釁的嚴重罪行，提出強烈的抗議。　　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由於動亂局面仍在發展，各地學校遲遲不能複課。　　10月17日，中共中央轉發毛澤東於7月至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紀要。毛澤東認為：「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他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講話中著重談到幹部問題。毛澤東說：「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要擴大教育面」。毛澤東的談話對於解放一批幹部，抑制混亂局面繼續惡化，起了積極作用。　　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黨組織內不應當再容許」所謂叛徒、特務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再過組織生活」。《批示》提出了後來被稱為「50字建黨方針」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的黨的建設的要求。　　11月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這篇文章首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論點概括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六個方面的要點。即，必須用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是要開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文章說，這一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　　1967年至1969年由於「文化大革命」動亂加劇，全面內戰爆發，生產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國民經濟處於半無政府狀態，工業生產普遍下降，財政出現赤字。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減少9.6%。其中農業增長1.6%，工業減少13.8%。主要產品中，糧食4356億斤，比上年增長76億斤；棉花4708萬擔，增長34萬擔；鋼1029萬噸，減少503萬噸；原煤2億600萬噸，減少4600萬噸；原油1388萬噸，減少67萬噸；發電量774億度，減少51億度；棉紗745萬件，減少118萬件。鐵路貨運量4億2140萬噸，比上年減少1億2010萬噸。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完成125億元，加上地方自籌等為140億元，比上年減少69億元。新增固定資產71億多元。年內新增職工72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5.6%。社會商品零售額770億5000萬元，比上年增長37億7000萬元。進出口貿易額112億2000萬元。國家財政收入419億4000萬元，支出441億9000萬元，財政赤字22億5000萬元。

　　1967至1969年林彪、江青一夥及其幫派體系骨幹，把1946年2月呂正操、萬毅、張學思、賈陶、栗又文、於毅夫等42人，根據1945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經延安新華社聯名通電蔣介石要求釋放張學良一事，誣陷為「經過長期預謀，妄圖叛黨投敵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並製造了「『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90多人的冤案。其中副省長以上12人，省直部、廳、局級幹部36人，全國政協委員7人，省政協委員17人。張學思、賈陶、車向忱、陳先舟等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