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這樣下去，台灣民主將無驕傲可言

2014年05月12日 台灣聯合報社論稱，太陽花學運後，引起了各方對台灣民主的喟嘆。《經濟學人》說，台灣未來將演成「由街頭決定」；郭台銘說，「民主不能當飯吃，民主對ＧＤＰ沒有任何幫助」；同情台灣困境的星國企業家則慨嘆，新加坡是「贏在沒有民主」。台灣的民主，何以走到今天的地步？如果仔細分辨，當前台灣民主政治的大患，其實不是群眾在街頭的反撲，也不是郭台銘以為的「太過民主」；真正的問題在，台灣社會一直過度以自己現有的「形式民主」為傲，誤將民主作為政治參與的「手段」當成「目的」，卻忘了民主政治就和經濟發展一樣也需要「轉型」與「升級」。這點，只需觀察重新開議的立法院，在野黨立委仍在進行霸佔、杯葛、謾罵的粗暴遊戲，對國會遭佔領之恥毫無反省，可見一斑；相對的，針對群眾運動四起，馬政府則僅進行了些許無關痛癢的人事調整，一樣是無感的。民主當然不能當飯吃，民主是為了解決「飯的生產」及「飯碗分配」問題的手段。街頭群眾強調的，是訴求「飯碗分配」的公平性；而郭台銘憂慮的則是，群眾反對服貿、反對核四、反對經濟開放，一直反下去，台灣最後會連飯都沒得吃。亦即，目前台灣政治的問題，癥結在政治體制無法發揮應有的效能，無法兼顧「生產」與「分配」的均衡，導致民眾必須上街抗爭，而實業家則憂心忡忡。這些年，在經濟成長缺乏突破的壓力下，台灣注意到了產業必須轉型的迫切性；但人們卻似乎仍未意識到台灣政治也到了需要「轉型」與「升級」的時刻，許多人依舊動輒誇示台灣的民主「成就」，以為它是台灣在東亞及華人圈的莫大驕傲。這種阿Ｑ式的自滿心態，導致台灣無法正視自己的民主癥結，這才是政治品質難以提升的盲點所在。回顧台灣民主化的歷程，其實解決了許多問題，但也有許多問題卻始終未能徹底處理；久而久之，或積非成是，或劣根橫生，使得民主品質無法繼續提升。這點，可試從三個層次來解讀：首先，是國家認同的懸而未決：台灣民主化的動力，來自族群矛盾與國家認同衝突這兩大敏感議題。過去卅年，台灣民主進境主要是由於憲政及選制的鬆綁，完成了政權輪替、言論自由、族群隔閡消退等任務；然而，在國家認同上，卻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及台灣經濟力的相對衰退轉趨尖銳。最近服貿協議之爭，主旋律始終縈繞著兩岸關係，學運的反中基調亦源於此；而民進黨在中國政策的投機取向，刻意將「反馬」與「仇中」畫上等號，在在挑撥社會情緒。其次，朝野從政者的素質及器識問題：台灣六、七○年代後的經濟奇蹟，很大的因素是得利於政府遷台帶來的「人口紅利」及「人才紅利」；而隨著「民主化」及「本土化」的發展，政治上的「民粹」氛圍往往帶有「反菁英」傾向，使得許多人才不願加入政府或進入政黨工作，也因此助長了民主的「反淘汰」。這點，只要看看朝野立委在國會粗暴無理的問政，即一目了然；對此，僅著眼於選區重劃或立委減半的技術性變革，顯然對民主問政品質毫無任何助益。第三，公民社會的切割和擠壓：一個國家的民主品質，有很大成分是取決於廣大公民的基本素質。近年台灣公民的素養不是沒有成長，但在藍綠對決的割喉戰爭下，許多中間公民選擇「隱形」或「不語」，以避免被貼上政治標籤。長期下來，便造成了台灣許多公共議題缺乏客觀、中立、專業的聲音，而平庸的民粹論述卻一再得逞。用政治壓力迫使不同意見的人噤聲，甚至強迫中立或持保留看法的人必須表態選邊，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民主的逆流。遺憾的是，台灣越來越多的社會運動都表現出這類道德壓迫本能，甚至，有些打著「公民運動」旗號的團體，選擇成為政黨的附庸，失去自己的獨立性。台灣因落實民主而失去一些施政效率，是所有人民必須容忍且共同承受的代價。但是，如果國家決策進程永遠受絆於短視的選舉時程，代議政治及多元社會總是被少數人脅制與把持，我們還要誇稱這就是「台式民主」的驕傲，會不會太愚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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