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東：魯迅回憶性寫作的結構、敘事與文化政治 （第3頁）

　　也仍然是唐弢、王瑤等新文學運動的參與者寫的。這麼講不是否定文學史教學的作用，而是強調，重讀魯迅的工作，必然是在批評的空間里展開的一次intervention，而不是學科意義上的「文學史寫作」的延續。重讀魯迅，雖不用過度介入「批評還是文學史」的爭論、但卻應帶帶有這樣一種意識，即對文學史寫作和文學批評寫作的內在危機的意識。重讀魯迅，客觀上講也正處在這場雙重危機的交叉點上。

　　我曾用「自我意識與民族寓言」的題目來談魯迅，兩者當然都是現代主義文學的核心問題，它們也構成魯迅寫作的兩個不同的面向。魯迅的作品內在地具有文學性和道德性或者政治性，這兩者是統一的，而且如果一定要我選，我說是統一於文學性，而不是統一於道德，政治立場或者說哲學立場。而我們換一個角度看魯迅內部的張力或者複雜性，我們可以看到自我意識的問題和民族寓言的問題也處於一個類似的關係之中。一方面，我們知道現代文學作者裡面，我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像魯迅一樣的極端激烈的、敏感的那種自我意識。魯迅的自我意識是一種極端的自我意識，但是不是說魯迅是一個個人，現在自由主義意義上的個人，或者說是自律啊，藝術天才啊，始終是非常敏感地在看著自己，在感受自己內心靈魂的各種各樣的或者說是找各種各樣自己的鏡像，那魯迅的自我意識是什麼意義上的呢？這個我覺得我們應該考慮，自我意識的問題，在魯迅作品的內部，通過對魯迅的文學性觀念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在今天的環境下重新來理解自我意識這個概念，這是魯迅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所謂的「民族寓言」。民族寓言，我們知道，是傑姆遜的一個概念，所有第三世界的寫作都是民族寓言，不管他們寫多私人的，多內在的，多自我意識的東西，他們最終寫的都不是他自己，不是一個「我」的故事，而是一個「我們」的故事。《〈吶喊>自序》當然可以作為民族寓言的一個索引性的東西，如父親的病，父親的死，走異路，尋求別樣的人們，等等，一直到鐵屋子的吶喊，他寫的不是「我」，這個「我」直接地對應於一個集體性的經驗，這是傑姆遜的民族寓言的概念在魯迅作品中的一個很好的印證。在談《阿Q正傳》的演講里我曾經談到，阿Q雖然寫的是一個諷刺性的、滑稽的文學形象，但是所有讀阿Q的人都知道我們讀的不是阿Q，而是中國。阿Q就是中國，在這個意義上講，阿Q是中國的一個隱喻，一個寓言，一個寓言故事。這兩者之間怎麼安排，在魯迅作品中是什麼關係？我們可以從一些小說——比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去分析，也可以從散文詩《野草》里得出關於自我意識的觀察。今天我想嘗試一下，看能不能通過《朝花夕拾》這個小冊子，換個角度來再次討論這個問題，——這是我自己研究魯迅的一個「嘗試集」。

　　在魯迅寫作里，自我意識和民族寓言這兩個方向是怎麼樣通過他的寫作結合起來，是怎麼樣同時存在於他的作品當中，互相生產出對方的？自我意識這一點，在《朝花夕拾》這部作品裡非常尖銳和明確。當然，在《野草》，在《吶喊》，在其他作品裡，我們會看到魯迅的自我意識有他一個非常特定的構造、特定的方式，他怎麼樣把自己和自己的過去聯繫起來，怎麼樣確定「我」存在的？如果借用笛卡爾的自我意識「我思故我在」，硬套著問，那麼魯迅的「我思故我在」的方式是什麼？它當然不是笛卡爾的方式，它不是說一個理性的個人，他存在在那兒，他就變成了一個宇宙的中心，他通過中心，用理性的方式，用數學的方式，用邏輯的方式來重新結構這個世界，它不是這個哲學意義上的自我意識，不是一個反思性的自我意識。而是說，他是非常個人的，孤獨、寂寞，外部的壓迫，面對黑暗，有著像「夜正長，路也正長」這樣的語言，自己感到艱於呼吸，一定要通過寫點兒東西來給自己重新獲得呼吸的可能性。他尖銳地、激烈地、持續不斷地面對存在的問題：我在這兒，周圍是風沙撲面，虎豹出沒、呼叫無人理睬的暗夜，我怎麼活下去？但魯迅沒有把這樣的境遇限制在一個私人空間或「自我意識」的牢籠里，因此他的寫作不是孤芳自賞或顧影自憐，或是玩文字上的花鳥蟲魚式的小遊戲，而是把自身完整地變成了一種政治性寫作。這是諷刺或諷喻性作品的境界。這種文體在西方批評脈絡里屬於所謂「moralist」的一路，即蒙田、伏爾泰所代表的法國啟蒙傳統，培根、蘭姆、愛迪遜等代表的英國散文傳統，但魯迅自覺地引為參照的古今中外的文學共同體和文學傳統遠不止於此。這表明，同周作人一樣，魯迅的寫作是一種高度自覺的寫作，這種寫作的樣式，處在文學性概念的核心，當然更處在中國新文學自我意識的核心。

　　魯迅寫作的非個人化性質，也由它的閱讀史決定。魯迅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閱讀，這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強有力的接受場，任何個人的閱讀體驗，都不得不接受這個傳統的檢驗。反過來說，這個閱讀魯迅的接受框架，由於其自身的相對穩定性和集體性，也就比其他的、多少受時尚和潮流影響的閱讀行為和接受形態（比如新時期以來的「現代派熱」，或現代文學領域的「張愛玲熱」，俗文學領域的「金庸熱」等），更能成為一種社會史和精神史的儲蓄所。個人雖然可以在魯迅的作品裡找到自我意識激進形態甚至極端形態，由此來為自己定義什麼是自我，什麼是靈魂，什麼是個人，什麼是內心，什麼是內在性等等，但這個魯迅並不能稱為魯迅接受史的主流。當然，這個主流同專業魯迅研究的流變並不總是一致或完全一致。

　　我們讀《阿Q正傳》，主要興趣也許並不是在這部作品中領會小說藝術的最高形態或欣賞魯迅作為一個作家的想像力和創造性。魯迅文字的持久魅力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後面會回到這個問題，但讀者同《阿Q正傳》的關係，其實遠遠超過同一個文學文本的關係，而這正同魯迅寫作的最終的文學性有關。阿Q就是中國，《阿Q正傳》是關於整個中國的一個民族寓言。在《吶喊·自序》裡邊兒，我們看到的並不是純粹自傳性的個人信息，也並不是要從中去把握魯迅有多敏感，他的道路有多曲折，而是說魯迅個人的經歷，同時就是整個近代中國集體經驗的一個縮寫，一種象徵式的寓言故事，有點兒像《聖經》，——《聖經》裡邊兒的小故事，整個都是關於什麼是人，什麼是死亡的主題，它是史詩性的東西，但它是通過一系列的小故事、寓言故事講出的。魯迅的作品，我們總是有意無意地把它讀成寓言故事，讀成「民族寓言」。在傑姆遜看來，所有非西方國家的寫作，都不可能僅僅是私人的寫作，甚至當他們想試圖寫純屬私人東西的時候，他同時就已經在寫關於家庭，關於社區，關於社群，關於家園，關於集團，關於國族，關於階級，關於性別這樣一種集體性的東西。在現代中國這樣一個語境裡邊，在寫內心的時候，在寫自己的心理問題的時候，你已經在寫社會了，已經在寫歷史了，已經在寫革命了，也就是說你的個人和這個集體是分不開的。那麼為什麼在魯迅自己的寫作空間裡邊，自我意識達到的那種強度，同時也是他的民族寓言的那個強度？也就是說，它們不是互相削弱對方，形成一種兩敗俱傷的衝突，而是互補，互相加強。這裡邊寫作的政治性，或者說寫作的辯證法，寫作的自身的生產性——productivity，這怎麼樣來理解？這也是現代主義框架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今天我想談談魯迅寫作中的回憶問題，或者說，談談魯迅的回憶性寫作。這類文章主要收錄在《朝花夕拾》這個小集子里。但我們討論的範圍不限於《朝花夕拾》，因為回憶性寫作是魯迅寫作整體的一個內在組成因素。由此入手，我們可以對魯迅寫作做一個整體上的考慮。

　　三．時間與記憶：「柔和」的魯迅

　　《朝花夕拾》所展示的魯迅是一個比較柔和的魯迅，不是戰鬥中的魯迅，也不是《野草》裡面那個存在主義的魯迅，那個寂寞、焦慮，絕望而又拒不放下投槍的現代詩人。《朝花夕拾》是一個人在回憶，回憶小時候的事兒，寫「百草園」與「三味書屋」，寫女傭講神話故事，以前怎麼對不起小弟弟，回憶他以前的老友，過去的老師，自己的留學經驗，等等。它是回憶，但它不是回憶錄，沒有人把《朝花夕拾》讀成回憶錄，因為它明顯是積極的創作。框架是回憶的，文體是散文式的——有時是美文的，有時是雜文的，有時是准虛構的，有時有是議論的，像《憶韋素園》，《憶太炎先生二三事》）；有時帶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抨擊時政的意圖，如《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記念》等等。魯迅回憶性寫作的每一篇都有一種特殊的詩意，也都有精心的布局，在抒情性、敘事性和政論性上往往展開得很充分。比如很多回憶篇目裡邊套著小故事。這些小故事從敘事性、虛構性上來說，有些甚至比《吶喊》、《徘徨》裡面的篇目更具有敘事性。像《故鄉》、《社戲》這些篇目的敘事性，可能還不比《阿長與山海經》、《五猖會》；另外像《父親的病》、《藤野先生》這些《朝花夕拾》里的篇目也具有一定的虛構性—我指的寫作手法，而不非是否記錄的確有其事。我並不是說，魯迅的回憶文章都是瞎編的，我是說，即使它是以一個個人回憶的方式，他在寫他的回憶，但是回憶的自身的敘事結構，在純形式的意義上，是一種虛構的東西。有一種敘事的層面。或者說在純粹的形式意義上，有一種詩的強度，有一種詩的味道和韻律，有一種散文詩的意味。《朝花夕拾》，大家知道，它是跟《野草》同時完成的，《野草》這些篇目發在《語絲》，《朝花夕拾》發在《莽原》，最後編定的時間也差不多。它好像是處在魯迅寫作的一個散文詩時期。我說「時期」並不是說他有這麼一個階段。我說時期，可能應該說是一個moment，「階段」，這個「階段」是黑格爾意義上的「階段」。這是一個環節，魯迅的寫作裡面有一個散文詩的環節。缺了這個環節，是理解不了魯迅的寫作的。這個環節一直到日後的非常晚期的雜文裡邊同樣存在，而在非常早期的寫作裡邊也已經有了。魯迅的寫作在根本上，可以說在基本的文學生產模式上具有一種散文詩的味道、韻律。這個我們講《野草》的時候曾經稍微深入地分析過。也就是說《朝花夕拾》在文體上，同樣是不確定的。但是《朝花夕拾》在所謂主題上非常確定，就是說，它是一系列懷舊的文章，這個集子原來的題目非常清楚，就叫「舊事重提」，「朝花夕拾」其實還是「舊事重提」，但是加了一層文學性的味道，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除了文體上的不確定性以外——這是貫穿魯迅所有寫作中的文體上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內在的張力，這是魯迅寫作的一個常態——這裡還有個非常態的東西，這裡的魯迅相對來說比較平靜，比較柔性，比較soft。不是非常hard，不硬，不是他最凶的時候，也不是他最好鬥的時候。它是一個比較放鬆，比較有溫情，比較懷舊的東西。但是所有這些溫情和懷舊，不能把它固定下來，不能把它定位在魯迅的某一個方面，魯迅的某一個特徵。而是恰恰相反，比較柔性的魯迅和其他比較剛性的魯迅——不寬恕、不寬容、非常執著、非常不屈服的那樣一個魯迅，是擰在一起的。所有在他這個比較柔和、比較柔軟的瞬間出來的東西，都是跟其他東西擰在一起的。這也是《朝花夕拾》的一個特點。

　　《朝花夕拾》這個小冊子在魯迅的作品全體裡面很獨特，因為它所代表的是這樣一個柔性的，不那麼生硬，不那麼粗暴，不這麼有戰鬥性的魯迅：asoftLuXun。這不是軟綿綿或稀鬆的意思，也不是溫情脈脈的意思，但同時也的確不是匕首、投槍、毒藥。不要說雜文，就是《野草》里的篇目，相比之下也太激烈、太無情了。魯迅自己有一個破題，呆會我們仔細看。這個魯迅的形象跟魯迅的整體形象是一個什麼關係？它是對魯迅整體形象的修正，一個補充，還是一個反題？還是僅僅說明了魯迅形象的豐富性、複雜性、多樣性呢？我覺得都不是。我仍然覺得這個soft魯迅是魯迅整體形象的一個內在環節，這個環節無處不在，並不能把它孤立、分離出來。不能說魯迅由幾部分構成，有一部分是比較柔和的魯迅，而其它部分好像是剛性的，而是，剛性的魯迅裡邊我們還是能看到柔性，而在柔性的魯迅裡邊，我們也能感覺到剛性。柔和剛的這個關係，內在於魯迅的文學性，內在於魯迅寫作的統一體，也內在於自我意識和民族寓言這兩個向度上的統一。所以這個soft魯迅怎麼來讀，怎麼來理解，怎麼來把握這個味道，看似簡單，但卻是一個很要緊的問題。

　　其次，我們要想一想這個集子在魯迅作品全體里的位置。這等於是把前面這個問題換一種方式提出來。有人會說，這是魯迅早期的東西，是不成熟的魯迅，或者相對來說較少有思想性的魯迅。同《野草》比——魯迅曾說《野草》是我的哲學，魯迅大概不會這樣說《朝花夕拾》——《朝花夕拾》似乎不具有太深的思想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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