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散文大觀

歐陽修與蘇東坡

北宋開國後的第二個五十年，才有了真正屬於有宋一代的散文。這是歐陽修與蘇軾的貢獻。歐陽修是宋代文壇領袖，他奠定子宋文發展的方向與規模體制；蘇東坡代表了宋文的最高成就，整個宋元明情，幾乎無人能超過他。

歐陽修的平易自然

歐陽修在為人方面，光明磊落，勇於任事，尤其注重政治品質。他說：「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在夷陵縣任上，鑒於歷任縣官審案斷獄上的草率塞職，造成平民百姓無數冤苦，曾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他一生始終嚴格忠於職守，從不以個人得失定進止。他說「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不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韓愈這人，只要自已「光榮而飽」，就不會寫那些怨刺之文了。所以歐陽一生從政，「達於進退窮通之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不以個人進退為喜怒。他尊重韓愈在中唐時期對古文的貢獻，但對韓門師弟子行文的澀怪並不欣賞。他力倡平易自然的文風，既反對刻意駢偶藻麗，也反對刻意求險求怪；希望各去其短，兩取其長。他既反對言之無物、言不及義的舞風月、弄花草，也反對食古不化、祟古說教，無文彩、無情致之文。他一上台主持科考，便「決意痛懲險怪奇澀之文」(沈括語)，頂著巨大壓力，錄用蘇氏父子的質樸文章。把場屋中流行的「太學體」一掃而空。當時社會上還流行一種「道學體」文章：時「程氏兄弟發明道學，從之者十八九，文字遂復淪壞。」(葉適《習學記言序目》)歐陽修視這種「空言心性」的道學為「誕者之言」，明確反對「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反對「以無形為至道」。他說倘若要講「道」，那麼孟子是最知「道」的。孟子也不過是教人種桑麻、養雞豚，以「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何嘗空言「心性」、不切於事實呢？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這個「道」，是萬事萬物自身的理，並不深奧。他反對把經學神秘化，主張掃除唐以來經學註疏的守舊之風，倡導那種「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的文章。於是他一面採取得力措施清理科舉文壇，錄用蘇軾等人的文章，掃除險怪的「太學體」；一面又大力創作切於事實而又平易有韻致的文章來扭轉文壇風氣。相比之下，他對四六文的態度倒顯得公允而平和，只是說「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而已。對四六大家楊億，他十分尊重，從未攻擊過。站在這位「古文領袖」的對面的，恰恰是古文界炒賣古文聲浪最高的「太學體」和宣揚古道的「道學體」！

一提「古文運動」,有的人便先入為主地認為都是針對駢偶的；殊不知情況並非如此。

宋代古文運動的成功者，反對的恰恰是「道學」 文章！歐陽修既不標榜古道儒經 ,更不拘守古文家法。他說：「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這種事信言文、以文載事的文學觀，比起道學主張來，是非常通脫的。他是北宋百年文壇散文藝術的集大成者。歐公文章，對宋代文風的根本性轉換起了決定性作用。他是兩宋文壇思想清通、文字平易的領袖。歐陽修對散文創作的最大貢獻就是以平易親切的語言寫切於事實的內容，形成一種自然而有韻致的文風，把宋代散文引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朱熹說他「只是平易地說道理，初不曾使怪異底字，去換卻那尋常底字。」(《朱子語類》)蘇洵說他「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歐陽修之後，宋人心目中的「古文」就不再是刻意模仿先秦經史文字的「古文」了，當然也不是刻意追求駢偶的文字。只是到了元明，道學大倡,「古文」概念才重又回到尊古崇韓載道的路子上去，甚至《岳陽樓記》也橫遭摒斥。直到高步瀛先生編注《唐宋文舉要》，還把《岳陽樓記》編入另冊，可見其宗派影響之深。此是後話了。

歐陽修散文自然恬淡怡和的風格，集中體現在《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等文中。《醉》文寫於慶曆新政受挫之後、他本人因甥女事橫遭攻擊而被貶職之時，其心境之惡劣原本是情理中事；然而不然，此文恰恰體現了歐文的怡和之風。這決不是簡單地依靠意志力的控制，或依賴有意識的藝術追求所能實現的，而出於其內心的坦然平和，性格上的謙和大度，對世事對他人的寬容理解，對各種社會現象的「存在之合理性」的認識。既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也就見怪不怪了，也就能以平靜的心態處之了。難能可貴的是，歐公的平靜中蘊含著積極向上的力量，支持他去改造他生活於其中的那個世界。他堅持按自己的社會理想和政治風格，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實施變革，創造出「與民同樂」的天地來。因而，他不是怨天尤人派，也不是樂天知命派；不是寧折不彎者，更不是空談心性者，他是一位春雨和風式的化育者。而蘇軾的出現，正是歐的最大成功。

蘇東坡對生活的情感反映

蘇軾是沿著歐陽修的道路前進的。他既反對宋初駢文的「浮巧輕媚」，「叢錯彩綉」, 也反對古文派的「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以至「餘風未殄，新弊復作」。(《上歐陽內翰書》) 他十分佩服歐陽的平易自然，並找到了通往「自然」的藝術門徑。他認為：「物固有是理」，就怕體認不著；只要認識到了，而且能「瞭然於心」,再求「瞭然於口、於手」，自然就可以作到「辭達」了。「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答謝民師書》) 打個比方，你要畫竹，就得：一、朝朝暮暮飲食游歇於竹下，取得美妙的心理體驗；二、揣摩物象物理，得「成竹」於心，在頭腦中形成清晰生動的思維形象；三、選擇適當的表達式把這思維形象描繪出來。經如此一番「修練」，蘇軾筆下的文字，便充滿了審美情趣。

蘇軾文章傳世的很多，正是其正確主張的最好成果。史論有《留侯論》《賈誼論》《孫武論》；政論有《刑賞忠厚之至論》《上神宗皇帝書》《論冗官札子》；文論有《答謝民師書》《謝歐陽內翰書》《與李方叔書》《文與可畫偃竹記》；雜議有《日喻》《論養士》《厲法禁》；亭台記有《超然台記》《喜雨亭記》《放鶴亭記》《石鐘山記》；賦有《赤壁賦》(二首)《艷預堆賦》等，表現出他對各體文章的嫻熟駕馭，更說明了他對生活的全方位的關心與投入，文章全都播在人口。。

蘇東坡對政論文創作尤為重視。他在自己的《策略序》中宣布：「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要求文章反映自己的獨特觀察，獨特見解，不必假補於聖賢，不必瞻顧於權勢，「信已」「盡意」就行了。他認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盡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遁人，務為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為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因此他自己為文，決不「看風向」。王安石推行新法，他直言種種「不便」，因而被疏遠；司馬光上台全面廢除新法，引蘇為同調。蘇又反對一風吹，認為那將使老百姓無所措手足，於是又遭排斥。他求的是「信已」,不說違心的話。對於時政，他力主從現實出發，有步驟地實施政治改革，從而擺脫社會危機。在《策略一》中,他懷著一腔救世的真誠和充分的自信說：當今形勢己很艱難,「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己疏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盪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他完全自信其《策略》《策別》是可用可行的「卓識」！今檢視其文，固不乏迂闊之詞，更有石破天驚之語。如「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見《策略 .十一》] 他要求皇帝「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他說：「古之取士論政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他是主張學校生員干預朝政的。此前，石介宋庠輩曾鼓動太學生員干預朝政。《四庫提要》指責他「挾持朝局」，認為「北宋之末，或至於臠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於驅逐宰執。」認為石介是這個風潮的禍首。我們倒覺得這是他們的可取之處。蘇東坡還說：「夫唯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逃之災也。」發論新穎，其思想高度超過時輩，理論勇氣也一時所無。古代散文中的民主性精華，在這裡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蘇軾文章，「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文理自然、隨物賦形，是他的創作秘訣，也是他的風格特徵。歐陽修的平易自然，被東坡發展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宋文的俊秀，主要就體現在蘇東坡身上。蘇東坡主儒術而不為儒學所拘，讀佛老而不為佛老所溺，他始終肯定人生，直面人世，熱愛生活，胸次明凈，繼歐陽之後「獨領風騷」數十年。為文揮灑自如，逸氣滿篇，有孟子、莊子、賈誼、陸贄、柳宗元之英風，把我國散文的文學性、實用性、大眾化都推上了高峰，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陳師道等也都能承其流風餘韻。這就使宋文的藝術成就超過了前人，又滋養了後代。王安石曾鞏蘇洵辛棄疾

除歐蘇外，這裡介紹一些名家名篇。凡不同風格、不同體裁的佳作儘可能說到，但不能將好文章一一敘述了。

王安石的冷峻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來看文的。他說：「文者，禮教治政云爾。」「要之以實用為本，以刻縷繪畫為之容而已。」(參見《與祖擇之書》等) 他把用典隸事聲韻藻麗比之為「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香，鮮縟可愛，求其根蒂濟用，則蔑如也。」唯其如此，他一生為文，但求實用，說話簡截了當，邏輯謹嚴，很有法家學派行文冷峻的特點。簡約思維，直達終點，凡議論、記事、記人、寫景之作，無不如此。寫人之文，如《傷仲永》，介紹神童仲永五歲以能詩出名，其父居為奇貨而「不使學」，終於淪為「眾人」。作者深為痛惜，但僅是幾句介紹而已。雜議如《書孟嘗君傳後》，全文不過百字，卻是正反辯難，破千古陳見，讓你不能不折服。政論如《答司馬諫議書》，是為他的熙寧變法辯護的，來信洋洋四千言，回信只就其侵官.生事.征利.拒諫進行反駁，每條也只是三言兩語，點破關鍵而已。他給弟弟安國寫墓誌,遭人批評為「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天性之語。敘述漏略，僅四百餘字」。他替錢學士之母寫墓銘，對方以為太簡，希望添上「有孫七人」之類的話，他回答說：「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爾。」其冷峻可想而知。其寫景記游之文極少，有一篇《游褒禪山記》，真正寫山景的不過五六十個字，通篇講為人為學之道，認為事事當儘力去做，堅持到底，如果力足以達成而中途停止，「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語短意長，很有啟發意義。他最長的一篇文章，就是《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洋洋萬言，但這是他的「變法大綱」,文章分析形勢，指陳利害，論述變法的必要性、緊迫性，提出變革的指導思想、政策主張，施行辦法及其困難與可預見的效果，一一說來，頭頭是道，清晰明白，雖長實短。

曾鞏的醇和

在「古文」家眼中,「歐曾」是相提並論的。曾鞏早年自謂「質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它。」他到京師應試，卻落榜了。歐陽修很替他惋惜，他自已則「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余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是一個很有學養的謙謙君子。他對世間許多角色是很不滿的，一是「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二是「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三是搞「刑名兵家之術者，則狃於暴、詐」，四是「唯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故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為說」…… 他認為這些人皆不足數。「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教化之漸，而待持久之功哉！」(參見《筠州學記》及《菜園院佛殿記》) 他對不能身體力行儒學古道的士大夫尤為鄙視，對高談闊論、妄議是非，自己又不能腳踏實地做點實事的儒者很是不滿，說他們還不如化緣修廟的和尚之有遠大目標，又肯從點滴作起，從身邊作起。而宋人是好議論的，尤其是政事得失，用兵謀略，只要抓住「好題目」便大做文章。在這方面，曾鞏很老實，不肯輕率發論。他曾在《移滄州札子》中，稱道「大宋之隆」，說盛如漢、唐，立國之後「或三四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沒有不陷入內政外交的困境的，但宋朝建國已120年余，「自通邑大都，至荒村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桴擊柝之聲接於耳目。」而今有人說這是「頌聖」,是拍馬屁文章，替地主頭子樹碑立傳，似乎皇帝只有挨罵的份兒。其實他這些話是實在的：宋代國內始終沒發生過軍閥割據叛亂之禍如漢晉唐的七國之亂、八王之亂、安史之亂等，也沒有發生過席捲天下震動全國的農民大起義如陳勝起義、黃巾起義、黃巢起義等。見不及此，而又分皂白地一律否定「歌德」文章，不過是一種「造反」情結而已。至若指責朝政是非，奢言「至治」之論,在曾鞏看來，無非書生大言欺世而已。曾鞏政論無此種空頭支票。他一生曾經歷任越.齊.襄.洪.福等州州官，足跡遍南北，所到之處，必「米鹽靡密」地從一件件實事辦起，他認為只要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總會見效。事實也確乎如此。在齊州，他制定了居民的旅客接待規則，要求來去登錄註銷等等，十分瑣屑，但確能收治安之效。反映到文章上，便沒有叫囂喧嚷之詞，自炫自售之語，所謂醇厚平正是也。他的名篇《宜黃縣學記》《越州趙公救災記》《道山亭記》等，各有特色，便都是「實事實證」的忠實論錄與如實評價。比如《救災記》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說趙公曾書面調查屬縣情況以備緩急：「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役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與《管子.問篇》如出一轍。可見「實學」原不玄妙，只是要力行而已。曾鞏文章平實醇厚，最便於初學；其謙謙君子之風，很受學界歡迎。

蘇洵的放膽文

蘇洵家在峨眉，這裡在北宋時是邊徼山區。他二十五歲以前不知讀書，二十七歲時才「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三十七歲赴京應試 ,未成，又返鄉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歐陽修《蘇明允墓志銘》) 後來寫了《權書》《衡論》等書，有了名聲，朝廷讓他赴京應試，他說：「我有著作在，可看得出我的水平。信得過就用我，信不過就算。考我就是不信任我，況且一天的應試也考不出真學問來。」直到五十齣頭，才進京就任「試秘書省校書郎」,五十七歲時死在霸州文安縣主簿任上。這樣一個人，他的思維特徵自然就是「放」，沒有成見俗論可以束縛他。他的文章，尤其是論政論兵之文，敢於放膽想、放膽寫、放膽上呈給皇帝！比如關於君權，他說過這樣的話：

「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渺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君憂不辱，君辱不死。」把冰冷的封建君臣關係批得淋漓盡致。關於用人，他說：「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以賢之所在而已矣。」「而繩趨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反摒棄而不用。」「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剿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走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善郡執兵柄，醫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幾乎罵倒了整個封建用人制度，罵倒了朝廷內外大大小小的官僚們。當紈褲子弟鎮守一方之時，當大臣們的駕車者、養馬者、看門者都以其積年的「辛勞」而成為一方的「父母官」時，當地的政務如何，當方百姓的禍福如何，不就可想而知了么？關於國家大政，他說：(當年)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這分明是批判宋政府對遼金的屈辱政策。蘇老泉的放膽，很有個性特色。他的思想，對東坡有明顯的影響。

辛棄疾論兵

南宋孝宗繼位之初，也曾想有所振作，組織了一次北伐，不幸失敗了，從此朝庭更是一片求和聲浪了。辛棄疾出於一片愛國志誠和對形勢的深入觀察，寫成「御戎十策」 即《美芹十論》上呈孝宗。前三論分析敵人的虛實，「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釁。」後七條論列宋方的優勢和積極備戰應採取的七大措施。他認為只要切實做去，就可以取得最後勝利。可惜這時的宋孝宗根本不思進取，沒有採納他的兩淮軍屯、積極備戰等建議。但他並不就此罷休，又寫了《九議》，提出「毋欲速、能任敗」,主張打持久戰，不急於求成，不為一城一鎮的得失所左右、不因一次戰鬥的偶爾勝負影響抗金的戰略決策。宋代文人好論兵，蘇詢父子也有這類文章，唯有辛棄疾之文能緊扣當時戰略態勢，準確分析雙方戰爭要素的實際狀況，從而提出具體可行的戰略方針、戰備措施，不作書生議論，因為他是一位親歷戰爭的將軍。可惜無人採納他的建議。「徒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可惜，可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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