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督教界、知識界、政界三個視角看基督教中國化

從基督教界、知識界、政界三個視角看基督教中國化

[來源：中國民族報|發布日期：2012-04-17]

　　什麼是基督教的中國化，如果展望未來的話肯定是見仁見智，會有很多不同的、不確定的看法，甚至會游談無根。但是如果從經驗歷史的視角看，很多問題就便於入手，就可以從具體到一般，可以從經驗進路到理論的抽象。因為自從基督教進入中國，以漢語向中國人傳播以來，就已經自覺不自覺地開始了中國化的進程。現在和將來的中國化也一定會在利用和反省這些歷史資源的基礎上繼續走下去。更重要的，在基督教中國化這個命題上，我們絕不能把這僅僅看成是基督教界的事情，因為從歷史和現實來看，它始終是涉及到基督教界、中國社會和中國政府三個方面的一個交叉互動的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在三個視角中來看基督教中國化的問題。

　　首先，基督教界自然是基督教中國化的主角。自基督教傳入中國以來，特別是20世紀以來，在中國內憂外患的局面下，基督教界中有遠見卓識的一批信徒及神學家，已經在中國化的大方向下探討基督教的本色化本地化了。其間早的可以列出俞國楨、張亦鏡、吳雷川、王治心、趙紫宸、謝扶雅等，晚近的有吳耀宗、丁光訓等。如果更寬泛一點，一些西方教派人物甚至如貝德士這樣的傳教士也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意識到和探討了這些問題，都嘗試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尋找傳播基督宗教的思想和文化的資源。其實除了基督教中國化最核心的理論探討，中國信徒對教義、禮拜儀式、組織形式、聖樂、教會建築等方面也都有適應性轉換。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令人擔憂的基督教民間宗教化的傾向。如果梳理這些已經發生的中國化思想與實踐，測量已經達到的中國化的水平和影響，那麼，中國的基督教信徒可能對他們所嚮往的中國化的境界究竟是什麼，距離這個理想還有多遠，當下要進行怎麼樣的中國化的努力，都會有更加明確的認識和進一步發展的議程。

　　其次，中國非信徒群體特別是世俗主義的知識界對基督教的中國化也至關重要。實際上自基督教東傳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先是在夷夏之辯維護道統，後來在科學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對基督教進行過激烈的批判。在特定的時代環境里，這種批判有其民族正義性和革命性，並且即使在今後，對宗教的理性審視和批評也永遠會存在下去。不過，在這個東西方宗教思想相遇的過程中，逐漸有知識分子看到了中國知識界確實也存在對基督宗教經典的誤讀和對其政治影響的失真誇張。因此晚清較早出國做使節的曾紀澤、薛福成等在目睹西洋宗教實情的時候都開始了反思，康有為、梁啟超其至還想模仿西教立孔教為國教。張之洞在《勸學篇》中也講倘若國家治理得法，基督教也不過是佛教道教似的一個宗教而已，主張「非攻教」。即使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時，田漢等一批知識分子還是主張要客觀看待基督宗教。因此，時至今日，中國知識界更應該理性地認識基督教，以海納百川的恢弘氣度包容基督教，積极參与到推動基督宗教中國化的進程中，使得中華文化因吸納異質宗教文化的營養而更加生機勃發。

　　最後，中國政界也應該是推動基督教中國化的重要力量。從歷史上看，基督教傳入中國以來，尤其民國以後，政教關係都呈現從緊張到緩和的趨勢，教界與政府在文教醫療及抗戰中有較多合作。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中明確指出要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實際上政府是引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最主要的責任人。基督教中國化必將有利於基督教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因此政界也應起到重要的引導作用，其中包括梳理和總結歷史上處理政教關係的經驗得失，在新形勢下與時俱進的制度創新，為基督教中國化提供政治和政策上的條件，使得基督教中國化得到推進，真正適應於社會主義社會。

　　總之，基督教中國化的趨勢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一點西方學者也看到了。畢生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的西方教會學者裴士丹說：「我猜想在後西方基督教的國度里，中國基督教在自己豐富歷史的寶庫中能貢獻出新的東西。」這個中國化的進程，也許就像曾經發生過的佛教中國化進程一樣，教界、學界與政界都曾發揮過作用。當然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在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全球化時代，還有錯綜複雜的國內國際形勢，今日的基督教中國化將面臨更新的問題和更多的挑戰。

（編輯：劇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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