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之劍」：周恩來率領的中央特科

□王鐵群

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音在《周恩來和他的世紀》一書中寫道：「周組建的精幹的襲擊隊把他們的行動命名為"伍豪之劍』。而伍豪的劍是十分鋒利的。」「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伍豪之劍」是指周恩來創建與領導的中央特科的「紅色行動」。中央特科是10年內戰前期中共中央的情報和政治保衛機構。

1927年11月，周恩來在與南昌起義部隊離散後繞道香港輾轉至滬，自此至1931年離滬去中央蘇區，除兩去蘇聯歷時一年外，在隱蔽戰線的主戰場上海共戰鬥生活了3年左右。在險惡的秘密鬥爭環境中，周恩來率領中央特科與敵鬥智斗勇，為保衛中共中央安全和發展中共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特科「內情」】

中共「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陸續遷到上海。當時，在上海，租界里的巡捕和偵探，往往同華界的國民黨軍警憲特合夥鎮壓共產黨；遍布社會各個角落的三教九流的黑社會勢力則無惡不作；而來自中共內部的叛賣逆流，更成為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人的暗敵。為了確保中共中央機關和領導成員的安全，1927年11月，周恩來受命組建了中共中央專職的情報和保衛機構——中共中央特務科（簡稱「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成立後，周恩來陸續為其設了四個科，即總務科、情報科、行動科和通訊科。

總務科也稱特一科，主要職責是替中央機關租房子，為負責人安排住處，以及租傢具、找鋪保、做生意、購買和儲存武器、布置會場、組織營救、料理犧牲者後事及家屬生活等。

情報科也稱特二科，主要職責是搜集情報，掌握敵情，通過「打進去」或「拉出來」等多種辦法，建立秘密情報網。

行動科也稱特三科，習稱「紅隊」，主要職責是鎮壓內奸敵特，營救被捕人員。

通訊科也稱特四科，設立於1928年11月，主要負責製造、設置和保衛電台，保障中共中央與各蘇區、白區中共組織及與共產國際的無線電通訊聯絡工作。

以上四科各有專職，又相互聯繫、通力合作。各科緊密配合，構成有機統一的戰鬥堡壘。

為了防止中央特科走上單純恐怖活動的歧路，周恩來規定了三項基本原則：不許亂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準打公開的特務；不準搞綁票。周恩來曾多次嚴厲批評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顧順章忽視秘密工作原則，熱衷單純恐怖活動的傾向，並堅決制止了他試圖炸毀「包打聽」開會的場所一品香飯店等恐怖計劃。周恩來為中央特科制定了嚴格的保密紀律，如規定各自所有活動的內容絕對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親屬在內的任何人泄露。

【機關「社會化」、「家庭化」】

周恩來要求黨中央各機關，要「利用合法掩護非法，合法與非法巧妙結合」，「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絕對分開」，實現「機關社會化」、「機關家庭化」。

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總務科，通過各種社會關係，在上海開設了多種店鋪，諸如電器行、照相館、布店、古玩店、診所、木器店等，以此作為黨中央的秘密機關。他還指導總務科租賃花園洋房，暫充中共中央機關的活動場所和聯絡地點。如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三中全會，均是在租賃的公館或洋房召開的。

在「機關社會化」的同時，周恩來要求一些機關「家庭化」。1928年夏天，周恩來把曾是熊瑾玎學生的朱端綬從漢口互濟會調到上海，與黨中央會計熊瑾玎假扮夫妻，住守位於四馬路天蟾舞台隔壁「生黎醫院」樓上的「福興字庄」（實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隨著愛神的降臨，1928年中秋時節兩人結為夫妻，這樣，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黨中央許多機關都以「家庭」面目出現在社會上。

中央機關的「社會化」和「家庭化」，有效地掩護了中共中央的活動。周恩來把這一成功經驗推介到白區各地黨組織，要求它們「改變以前的方式，很迅速的重新建設黨的各種機關，並以絕對秘密為原則」。

【周恩來、鄧小平「經營」古玩店、香煙店】

周恩來強調，在隱蔽戰線上，中共黨員不能脫離群眾，「隔絕社會」。他指出：「黨的工作主要的是在群眾中，而不是在黨部」，如果「不去找社會的職業，則黨成了和群眾沒有聯繫的黨，怎樣能組織群眾領導群眾呢？」他要求「失業同志應當設法找到職業。黨部應當幫助同志去謀職業，無職業技能的還要學習，特別注意到工廠中去做工，同志間也應互相介紹職業」。黨的幹部也不能整日圍繞在機關中：「黨只需要少數的職業革命家擔負日常的黨務」，「決不能人人都派作黨部工作」。他要求白區各級黨組織，「凡是下層組織沒有工作，或是破壞之後，主要的路線應是領導同志走入工廠農村社會中，尋找職業，深入群眾，以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

隨著白區鬥爭形勢的不斷惡化，周恩來提出黨中央領導人也要職業化。1931年4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的組織和工作方式時指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不要在家中辦公，家中不放文件。

為了實現幹部職業化，周恩來領導總務科為一些領導幹部開設了店鋪。如曾為以古玩商為公開身份的周恩來在黃浦江邊開設過「松柏齋古玩號」；為曾以商店經理為公開身份的鄧小平在浙江路清河坊開設過一家紙煙店（其樓上即為中共中央某機關）；為曾以古董商為公開身份的總書記向忠發在愛文義路開設過一家古玩店；為顧順章在斜橋路22號開設過「奇星魔術社」等。

黨員和幹部的職業化，既有助於聯繫群眾，也有效地保護了自己。

【「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

周恩來在領導實現機關「社會化」、「家庭化」，黨員和幹部職業化的同時，規定了一套秘密活動的準則——

都用化名。鄧穎超在接見《周恩來傳》的主編金沖及時回憶說，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時，「同志間誰也不叫誰的名字，都用別名。別名多啦，一個時期換一個」，「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只要給錢就行」。

經常搬家。在一地居住時間太久容易暴露真實身份，所以機關工作人員尤其是領導幹部要經常遷居。鄧穎超回憶說：我們「經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

行蹤保密。周恩來規定，對領導幹部的住址不要知道得太多。鄧穎超回憶說：「在上海，我們一個人最多只能知道五個地方，這樣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為什麼我可以知道五個地方？因為我是中央機關黨總支書記，要參加小組會。其他人最多知道有工作關係的兩三個地方。恩來同志可能知道得比我多。」

會外留人。在白色恐怖下召開黨的會議是非常危險的。周恩來提出開會時要在會外余留一部分人。1928年10月，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湖北組織問題決議案》中，規定了秘密黨工作的六條原則，其中第三條規定，「開會人數要少，時間減短，開會時盡量的余留一部分人在外」。1929年9月1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上建議改變政治局工作方式，每周開一次會，變更開會時間，專門討論政治問題，開會時政治局委員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人保留在外。

【刺探敵情，打入敵營，策反敵方人員】

在白色恐怖籠罩下，如不採取進攻策略，積極了解敵人情況，就難以有效保護自己。

周恩來對情報工作非常重視，中央特科成立不久，他便為其設立了情報科，並親自為情報科選調精幹人員，任命陳賡為科長。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情報科成員機智勇敢，屢次成功完成任務。主要策略有——

變換身份刺探敵情。為接觸各種關係，從中獲取情報，情報科成員經常改變身份和職業。陳賡化名「王庸」，「時而西裝革履，像似租界里慣見的西崽；時而全副武裝，又成了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有時身穿短裝，頭戴鴨舌帽，充當敵特捕房的"蟹腳』；有時長袍馬褂，禮帽緞鞋，又是鉅賈大賈的模樣。」陳賡以其多重身份，掌握了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某些特務頭目，可隨時出入國民黨特務機關或租界巡捕房。情報科副科長劉鼎也以各種身份，出入於國民黨軍警憲特、租界捕房及流氓幫會之中，「利用關係辦了許多很難辦的事。」董健吾以牧師身份搜集情報，陳養山和劉大漢以記者身份刺探消息。吳先清或盛裝艷服進出上層社會，或粗衣布鞋活躍在工人居住地區，或扮成樸素農婦出現在鄉間村落。她通過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國民黨社會調查處專員陳寶驊的「密切」交往，「設法從其周圍的重要人物中，獲得國民黨內部的一些秘密和大量重要情報，特別是對一些被捕人員在押期間的表現，了解得一清二楚」。

「拉出來」。即利用多種方式，將國民黨警特機關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包探，甚至流氓幫派人員，設法拉出來，與其建立聯繫，交換情報。周恩來強調，對這些特情關係，要大膽使用，各盡其才，在工作中考驗。按照這一指示精神，情報科把國民黨在上海的警特機關和外國租界的偵探機關基本控制在自己手中。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駐滬特派員鮑君甫（楊登瀛），即是情報科「拉出來」的第一個反間諜關係。1928年到1931年的3年中，鮑君甫為中共提供了大量重要情報，幫助中共中央特科懲處了出賣羅亦農、彭湃等同志的叛徒，也營救保護了任弼時、關嚮應等中共要員。在公共租界，陳賡也拉出來一個特情關係，此人系某巡捕房幫辦，身處巡捕房政治部的要害部門，經常給情報科提供一些很有價值的情報。這個關係是通過金錢維持的，每月送他500元生活費，數目由陳賡決定。

「打進去」。即利用各種關係，向中外偵探機關，直至南京國民黨最高特務機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打入情報人員，直接了解敵人動向。錢壯飛、李克農、胡底，即是情報科「打進」國民黨調查科的優秀情報人員，三人機智勇敢，出色完成了把國民黨調查科「拿過來」的任務。周恩來在1949年7月說過：在我們黨的情報工作中，錢壯飛、李克農、胡底可以說是「前三傑」，你們三人（熊向暉、陳忠經、申健），可以說是「後三傑」。

情報科還向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打入了情報人員，在三教九流的幫派勢力中也建立了情報網點。

中共中央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中信息靈通，全靠情報科在諸多關鍵時刻為蘇區提供的準確情報。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一次和第二次「圍剿」時，錢壯飛均事先截獲了有關情報，派地下交通員赴滬將情報送交李克農，再由周恩來設法轉中央根據地。這些情報，對紅軍反「圍剿」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李克農代表中共中央特科同莫雄建立了統戰關係。1934年9月下旬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部署進攻中央蘇區的「鐵桶圍剿」計劃。時任江西德安區專員兼保安剿共司令的莫雄出席了會議，會後他把「鐵桶圍剿」計劃交給中央特科成員。儘管撤離蘇區是中共中央久已考慮的戰略轉移計劃，但中央特科的這一重大情報，無疑催生了立即轉移的決策。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紅軍主力趕在蔣介石「鐵桶圍剿」之前，渡過於都河，跳出「鐵桶」，踏上了長征之路。

【救難鋤奸，保衛中央安全】

黨內叛變，使中共損失巨大：「八七會議以來，機關被破獲極多，負責同志犧牲極重。」如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韓步先的叛變出賣，導致了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和代理書記趙世炎先後慘死在敵人亂刀之下。半年之後，又是由於叛徒唐瑞林的出賣，中共江蘇省委和上海總工會領導人陳喬年、鄭復他、許白昊等多人被捕被殺。「四一二」政變後，因叛徒出賣而犧牲的中共人士不計其數。

在周恩來領導下，中央特科行動科在情報科等默契配合下，開展了有效的保衛工作。

營救同志。行動科營救被捕人員的辦法大致有四種：

一是律師辯護。該辦法只適用於租界範圍，在以黨治國的華界行不通。行動科同許多律師建立了密切聯繫，對押在公共租界未暴露真實身份者，主要聘請潘振亞和費國禧律師辯護營救。對押在法租界的被捕者，則往往聘請與租界巡捕房和法院有特殊關係的陳志皋律師（曾與在特科工作的妻子黃慕蘭一起奔走營救關嚮應。兩人還曾於第一時間將向忠發叛變的消息傳給中央，使周恩來等人免遭逮捕——編者注）出庭辯護。

二是「行賄買通」。如1930年惲代英被捕後，周恩來親自組織營救。他回憶說：黨曾想盡辦法營救之，花過很多錢打通了上下關節。只因顧順章叛變指認，營救工作才毀於一旦。

三是利用「內線」。即利用在各種反動機關、組織中建立的特情關係，根據情況相機解救。

四是武裝劫持。即利用敵人將被捕者引渡或轉解的機會，途中劫持。如1929年彭湃等人被捕，當得知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將把彭等轉解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情報後，周恩來果斷決定劫車救人。他親率中央特科所有會打槍的人員，裝扮成槍戰片演員，埋伏在囚車必經的楓林橋。但因準備不周，未獲成功。

鎮壓叛徒。鑒於叛徒的嚴重危害，中共採取堅決鎮壓的措施，要求各地黨組織：「對自首而反攻的叛徒，號召黨內外群眾共起處以死刑。」周恩來在1929年8月23日為黨中央起草的致山東臨委的信中也指出：消滅叛徒，原是我黨最後最不得已的辦法。

周恩來領導行動科對叛徒的嚴厲鎮壓，極大地震懾了叛賣行為，消除了眾多隱患。與此同時，周恩來強調肉體消滅不能根除叛變現象，指出：黨員叛變的主要原因，是我們「黨內還存在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意識」。

剪除特大災難。1931年4月，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一舉粉碎了顧順章出賣中共中央的罪惡陰謀，終於搶在敵人之前完成了轉移任務，避免了一場特大災難。

創設電台，實現電信聯絡。中共「六大」以後，隨著根據地的發展和紅軍的壯大以及白區中共組織的恢復，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建立無線電台，以通過電波及時迅速地傳達指示精神，加強對各地黨組織的聯繫與領導。適應這一需要，周恩來親自籌劃，擔負起領導創建中共電信事業的重任。

一是組織第一支專業隊伍。周恩來是中共最先認識到無線電技術重要性的領導人，他從莫斯科和上海兩地為中共組織起第一支電信隊伍。1928年初夏，周恩來利用出席中共六大的機會，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一起，向共產國際提出由「國際無線電訓練班」代培無線電技術人員的要求，得到積極回應，遂從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推薦10名學員，經考試錄取了塗作潮、毛齊華、方廷楨（方仲如）、沈侃夫（陳寶禮）、李元傑和程祖怡6位。

1928年11月周恩來從莫斯科返回上海後，當月便為中央特科設立了通訊科，由李強任科長（後為陳壽昌）。周恩來要求李強和中共法租界黨支部書記張沈川設法掌握電信技術。此後，他又不斷物色政治上可靠並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充實電信隊伍。在莫斯科的學員掌握了無線電通訊技術的本領後，也先後回國，參加了中央特科通訊科的工作。毛齊華回憶，他是1930年初冬回國至滬，在三馬路（今漢口路）與顧順章和李強接上關係。通信科成員是周恩來為中共造就的第一批電訊人才。

二是領導建立第一部電台。1929年10月，通信科成員終於試製成功首部收發報機。這套收發報機主要是李強和張沈川製造的。周恩來深為這第一部電台的誕生而興奮，他同張沈川反覆推敲，編製了兩套簡易密碼。一套是漢字明碼顛倒更換系統；一套是英文字母變換阿拉伯字母再變成漢字密碼系統。這是中共無線電通訊史上最早的密碼系統，被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稱為「豪密」（「伍豪密碼」）。從此，由白區發出的紅色電波飛傳各地。

三是指揮實現黨內電信溝通。在首部電台誕生後，周恩來立即指示通信科成員奔赴各地設立分台，以儘快實現黨內電信溝通。到1932年，全國各中共根據地都設立了無線電台，各地電台同上海的中央台組成了一個完整的通訊體系，實現了無線電溝通。

【國民黨特務首領的扼腕之嘆】

10年內戰時期周恩來開闢和領導的隱蔽戰線工作，是中共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條隱蔽戰線上，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與敵特內奸頑強周旋，為保衛中共中央和領導人的安全、為推進中共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

當年拘捕顧順章的國民黨特務首領蔡孟堅，晚年曾嘆息道：「顧順章案關係中共命運甚大，設非共諜錢壯飛截留電報，則周恩來及潛伏上海之共黨分子必一網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之打擊。」

國民黨特務的扼腕之嘆，也恰從反面反映了周恩來領導的隱蔽戰線工作的功績與威力。

（作者系文史學者、河北大學教授）

原載於《同舟共進》2013年第5期，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