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禁娼內情：衚衕口一次經歷讓毛澤東震怒

1917年,英國有個叫甘博耳(S.D.Gamble)的社會學家，曾對世界8個大都市的娼妓人數和城市總人口的比率作了一個調查。調查結果上海的比率最高。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指示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長羅瑞卿：新中國絕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我們要把房子打掃乾淨。新政府之所以如此急於禁娼，也與中共領袖毛澤東進城後的一次經歷有關，當時毛住在香山雙清別墅，常乘車來往於北平城與香山之間，江海波在一篇文章中記述：

有天晚上，他帶了秘書乘一輛吉普車進了北平城，在一個衚衕口車子被一群吵吵嚷嚷的人阻斷了去路，原來是妓院的老鴇在揍一個逃出來的小妓女，這件事讓毛十分震怒，他對時北平市委書記彭真及公安局長羅瑞卿言，新社會決不允許娼妓存在。羅當即表示要將北平的妓院全部關掉，接著羅迅速草擬了關閉妓院的議案，並成立了由他親任總指揮的取締妓院指揮部。

當時，上海、北京和中國許多城市面臨肅清娼妓的難關，此後，在新政權的整肅之下，全國各地妓女陸續得到解放。妓女們在教養院里學習、勞動，在醫院治病。之後有的嫁人、有的回家、有的進入工廠做工，成為社會建設的一員。

建國前娼妓業概況

清末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合影　

北京娼妓業在咸豐年間開始興盛，八大胡同成為「京師名花淵藪」。《清代北京竹枝詞》中有詩云：「飯館娼窯次第排，萬家燈火耀花街。從知世界崇商戲，八大胡同生意佳。」民國初年，八大胡同成為國會議員們接洽交歡、商議政事的場所。

1921年，北平怡春堂的妓女劉玉苓的執照申請書

民國時對妓女有一套相對完整的管理制度，正規的妓女不僅要在從業前提出書面申請，還要有人擔保和從業場所，核准之後，還要由國家政府頒發正式「執照」，來中國的外國妓女也要遵守這套管理規定。

1946年6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人員為上海妓女注射新胂凡納明治療梅毒

儘管如此，妓女依然普遍感染性病。1946年，上海市衛生局、警察局聯名頒布了《娼妓檢驗工作方法》，規定「如發現娼妓患有傳染性花柳病時，即通知警察局扣留執照，停止營業，並勒令患者就醫」。當年上海市對1420名妓女的衛生檢查結果是，66%的婦女患有性病。為了應對上海妓女的花柳病，全市的診所聯合警察局一起對患病妓女進行治療。

建國後新政權對娼妓業取締行動

人民政府用汽車收容妓女

新中國成立後，首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決心從北京做起，剷除妓院。他說：「妓院是舊社會的產物，這裡是藏垢納污、壓迫婦女、損害社會健康的地方……我們對妓院必須堅決封閉取締……」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開始封閉妓院。

北京市婦女生產教養院前戴口罩執勤的解放軍戰士

當天，北京市公安局出動2400餘人，在12小時之內封閉了全市224家妓院，269名老鴇和185名領家被集中管訓。1268名妓女被收容到婦女生產教養院。

上海婦女教養所的幹部為被收容的妓女上課

上海解放後，絕大多數共產黨幹部主張不能立即取締娼妓。直到1949年11月25日，上海市政府才開始重點取締暗娼和封閉妓院。據統計，上海市從1951年12月到1953年6月共收容妓女1900餘人。

剛進入婦女教養院的妓女們對抗情緒嚴重，她們擔心被政府送去朝鮮慰勞志願軍，送到西伯利亞去勞動，於是集體哭鬧，有的打罵女幹部，有的將洗臉水倒進飯桶，有的自己床鋪也不整理。對於這些情況，政府做了相應的安撫措施，除妓女的財產全部歸其本人所有外，對妓院的財產，全部沒收，作為救濟妓女之用。在婦女生產教養院，妓女吃的和一般工作人員待遇相同。衛生局還組織了醫療隊為妓女們治病。

1951年北京一妓院的老闆和老鴇，向教養院的妓女們交代做過的壞事

在北京婦女生產教養院，學員們看了話劇《日出》等，受到啟發教育。她們自己也學會了演話劇。學員們還控訴老闆和領家。這些妓院的老闆和領家，最後被判處死刑的有兩人，另外357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

被改造的妓女在北京清河制呢廠學習生產技術

在北京生產教養院，學員們積极參加勞動，學習文化和技術。經過學習和治療後有505個學員結了婚，374人回鄉參加生產勞動，21人參加中央防疫隊，13人考入藝術院校，還有人去工廠做工。

經過改造的妓女參加衛生防疫隊後給孩子打預防針

在上海的妓女改造運動中，陳毅市長動用了一筆不小的外匯，進口治療梅毒用的青黴素。他說：「對於她們這些人，我們有幾條：一是給治病，二是治好了給職業，三是參加工作以後各單位要照顧她們的婚姻問題。」

到1953年，娼妓制度在中國大陸基本被全部取締，實現了毛澤東「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的目標。圖為1951年，上海市妓女從妓院被送往「新人習藝場」，她們微笑、揮手，攝影師拍下這個瞬間，也從一個側面表達了妓女們告別過去、開始新生活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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