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為什麼反對學北美

面對清政府的皇權專制，梁啟超的立憲黨和孫中山的革命黨無疑都是它的反對者，不同者惟在其反對之方式。清末這兩大政治流派從其稱謂就可以看出他們的路徑差別，孫氏是以革命或共和革命的方式反專制，梁氏是以立憲或君主立憲的方式反專制。前者，以革命實現共和，共和既成，專制無由，因為主權已在人民之手。後者，以虛君的方式立憲，亦即給君權套上一個憲政的籠子以控之，權力一旦被控，則不復為專制之權。這是革命與立憲反專制的兩條道路，它們的區別，已非常明顯。但，在這種區別之下，還隱含了一個至今尚未引起我們足夠注意的不同，這就是面向西方時，它們各自在取法對象上的不同。革命黨的共和革命取法於美利堅的美式共和，而梁氏的君主立憲則取法於不列顛的英式立憲。英，還是美，不但是橫亘在孫、梁之間的區別，梁還是革命前學美風潮中的一個頗為堅定的反對者。在現代政治學上，共和的概念等同民主，兩者互通款曲。民主意味著主權在民，共和則意味普通國民亦能參與國是。在革命黨看來，北美共和是獨立革命的產物；因此他們也要通過革命，建立本土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後來的中華民國。但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前，梁啟超就是它的反對者，梁氏認為，革命無以獲致共和，也無以獲致民主，它真正所能收穫的，只是專制（即共和專制或民主專制）。革命黨不是要學北美嗎，梁啟超指出，北美的獨立革命不是革命，只是一場擺脫殖民地的戰爭（我個人很認同梁氏的見解，若干年前，我亦有這方面的文字寫在一本有關胡適的書里）。因為北美獨立並非革英國政治制度的命，相反，它雖然獨立了，但依然沿襲的是英國自1215以來保障自由的憲政制度，而且有所變革和發展，比如將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創新為民主共和。在這個意義上，北美獨立就是獨立戰爭，它之不能或不便稱為革命，就像抵抗日本殖民侵略的中國抗日戰爭也不宜稱為抗日革命一樣。既不贊成革命黨在中國發動北美革命，更不贊成革命之後在中國推行美式共和，梁啟超有他自己的政治理由。在他和革命黨的論辯中，對方聲稱向西方學，就應該學它最新的而非落後的，甚至打了個比喻，如果有了新的鐵路火車，難道我們還要學它們那些舊的嗎。意即美國的民主共和發生在英國的君主立憲之後，我們當然應該學最新的、最好的。但，梁認為，於制度而言，沒有最新和最好，只有最合適。針對中國國情，君主立憲最合適，民主共和則容易導致水土不服。既然共和是國民參與國是，它具體包括為孫中山民權主義中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創製權、複決權等，這些都是公民權利中的政治權利或積極權利。問題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始終是君主專制，國事只是皇帝的家事，國民無以過問，他們既沒有這方面的機會，也沒有這方面的能力和興趣。一旦驟臨國是，反而無所措手足。到最後，這個共和或民主，只能為權力者以假借民意的名義所利用，適足以形成真正的專制。北美不然，它的共和，有長期的自治傳統。梁啟超1903年有10個月時間的北美游，他親臨北美之後，又認真考察了北美的政治制度，才深深認識到，北美於中國可羨不可學。這是個移民國家，本身就沒有君主傳統，因此不可能走君主立憲的道路。它所以能行共和，是因為來自歐洲的移民從踏上這塊大陸的第一天起就開始自治了。假如一條船上下來的人形成了一個村，這個村是自治的。積村成鎮，鎮是自治的。積鎮成縣，縣是自治的。積縣成州，州是自治的。一路自治上來，從邦聯到聯邦，共和開始，它當然還是自治的。既無君可虛，又有著長期的自治傳統，這兩點便決定了它的制度是且只能是民主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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