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論》、《矛盾論》的創作背景和理論來源

　　【內容摘要】《實踐論》、《矛盾論》是毛澤東哲學論著中兩部重要的代表作，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基礎。本文從創作背景和理論來源的角度分析「兩論」，以便全面研究「兩論」的理論貢獻和現實意義。

　　《實踐論》、《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是毛澤東哲學論著中兩部重要的代表作，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基礎。「兩論」是毛澤東經典的理論哲學作品，標誌著毛澤東從一名普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者一躍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它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合理的揚棄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是中國現代社會革命經驗的哲學概括。本文從創作背景和理論來源的角度分析「兩論」，以便全面研究「兩論」的理論貢獻和現實意義。

一、「兩論」的創作背景

「兩論」是毛澤東1937年4月至7月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授哲學時所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部分章節。《實踐論》是講授提綱的第二章第十一節，是7月份講授的；《矛盾論》則是第三章的第一節，是8月份講授的。「兩論」在抗大講完之後，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將整個講課提綱進行了整理，經毛澤東同意，以《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形式印發。目前保存最早的是1937年9月的油印本。「兩論」部分結構內容較為完整，基本上形成獨立論文，因而又以單行本形式油印出版，在1949年全國解放前就已經廣泛流傳。

「兩論」產生於上世紀30年代並非偶然，其產生有深刻的歷史背景。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成立起來的，成立伊始既投入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統治的民族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在艱苦的革命鬥爭環境下表現出來了卓絕的英勇奮鬥精神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處於幼年時期，既無充分的理論準備，又無革命鬥爭的實踐經驗，對中國革命的許多基本問題缺乏正確的認識，而且對於革命鬥爭中敵我友諸多方面錯綜複雜的關係及撲朔迷離的變化勢態也缺乏正確的策略和應變能力。特別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出現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出現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慘重的損失。

為了挽救我黨、挽救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及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但是左右傾的錯誤路線還沒有及時地批判，其不良影響還嚴重存在著。當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中國革命又處於由國內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的複雜勢態中，國內外各種矛盾相繼產生，各種政治力量尖銳鬥爭。面對這種情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不能不著手批判過去的錯誤路線，用正確的思想理論來教育全黨、統一全黨的認識，迎接新的革命形勢。

毛澤東首先從政治上和軍事上批判左右傾主義的錯誤，系統地闡述了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原則問題。如1935年12月在瓦窯堡會議上做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6年12月在紅軍大學作的講演——《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等。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是要以一定的思想路線為基礎，只批判錯誤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左右傾主義的不良影響，必須要從思想上進行徹底的清算。「兩論」便是要完成這個歷史任務，從哲學理論的高度批判錯誤路線的世界觀，批判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基本觀點教育黨員，提高全黨的理論認識及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指導中國革命實際的工作水平。發表「兩論」時的題解明確指出「毛澤東的《實踐論》，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矛盾論》是「為了同一的目的，即為了克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兩論」經毛澤東本人親自修改後重新發表。《實踐論》發表在1950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報》上，收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矛盾論》發表在1952年4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收於《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1991年《毛澤東選集》再版時將《矛盾論》收於第一卷末篇。

同「兩論」初創背景一樣，「兩論」在50年代初重新發表時所作修改的直接原因是為了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的需要，更深層次的原因主要是建國初期形勢的需要。其一，它為在建國初期廣泛開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特別是哲學理論學習運動提供學習文獻。其二，它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反對實際工作中依然存在的主觀主義傾向，特別是教條主義傾向提供思想武器。其三，它為新中國的學術界，特別是哲學界的研究和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二、「兩論」的理論來源

馬列著作是「兩論」理論的直接來源。毛澤東一貫重視對馬列著作的學習，自1920年毛澤東第一次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產黨宣言》起，就一直孜孜不倦地閱讀和學習馬列著作。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已經直接或間接閱讀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部分章節的內容。在土地革命時期，能夠讀到馬列著作很不容易，毛澤東對得到的馬列書籍很珍惜並反覆閱讀。據劉英與吳黎平的回憶，毛澤東在長征途中一直攜帶並反覆讀過的馬列著作有：《反杜林論》、《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甚至生病躺在擔架上也在讀這些書籍。紅軍長徵到達延安後，毛澤東收集了大量馬列著作，其中有《資本論》、《列寧選集》、《國家與革命》、《理論與策略》等，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這些馬列著作並寫下了數以萬計的心得、札記和批註，其中許多就是寫作「兩論」的直接準備。

《實踐論》中直接用了馬列著作的九條引文，從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從列寧的《怎麼辦？》，從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中各引用了一條。從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各引用了三條，這些引文主要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關於人的認識來源、發展過程、真理的兩重性和檢驗真理標準的論述，既強調了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首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又強調了認識發展過程的辯證法。《矛盾論》中直接用了馬列著作的十五條引文，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從《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共產主義》、《黑格爾<哲學史>第一卷<伊利亞學派的哲學>一書摘要》、《再論工會、時局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錯誤》、《怎麼辦？》、《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中各引用了一條，從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中引用了兩條，從列寧的《談談辯證法問題》中引用了六條。這些引文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辯證唯物主義運動觀、矛盾觀、發展觀、聯繫觀的論述，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融合吸收了他們的觀點，並將其充分地發揮。　　

中國傳統哲學也是「兩論」的思想來源。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談到，毛澤東在小學時代就熟讀「四書」、「五經」，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執著的追求。青年時代在長沙讀書期間，閱讀了《史記》、《漢書》、《唐書》等，毛澤東的一生中，都保持著對中國歷史、中國哲學及古典文學的濃厚興趣。

《實踐論》闡明了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論不休的知行關係的問題。中國歷代哲學家都使用知行範疇來討論認識的問題，並形成了中國獨特的認識論體系。孔子、孟子、朱熹等人先後主張知先行後的唯心論，孔子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孟子提出「人之能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朱熹提出「論先後，知為先，行為後」，主張用直觀、玄想以致知行理。與此相反，墨子、荀子、王夫之等人主張行先知後的樸素唯物主義經驗論，墨子認為「是與天下之所以察之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荀子認為「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王夫之認為「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批判了「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的唯心主義思想，汲取了中國傳統哲學家關於知行關係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科學地闡明了知和行的關係。正如毛澤東本人所說：「關於從實踐到感性（認識），再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的道理……中國古人也沒有講清楚。老子、莊子沒有講清楚。墨子講了些認識方面的問題，也沒有講清楚。張載、李卓吾、王船山、譚嗣同都沒有講清楚。」中國傳統哲學中認識論的問題，特別是知行關係的問題，只有到了《實踐論》才講清楚了。

《矛盾論》指出「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我國哲學家很早就提出了矛盾範疇，用矛盾範疇來表述客觀事物的矛盾關係，並且還試圖用矛盾的觀點來研究和解決自然、社會和人生關係的問題。《易經》曾提出，「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也曾提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先後相隨」，王安石、葉適等人還從時間、過程等方面進一步闡述了矛盾的普遍存在性。我國古代哲學家還樸素地提出了矛盾雙方相互轉化的道理：「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天下之勢，循則極，極則反」，「勢極於不可止，必大反而後能有所定」。我國古代哲學家對矛盾的統一性和鬥爭性之間的關係也作了一定的論述，「兩不立則一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成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合二而一者，為分一為二所固有」。我國古代哲學家對矛盾普遍存在性、矛盾共性、個性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關係性、矛盾雙方相互轉化及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關係等問題都作了樸素的論述，其中有合理性思想，也有局限性或糟粕思想。毛澤東繼承了我國古代哲學關於矛盾普遍存在的合理思想，科學界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繼承了我國古代哲學關於矛盾雙方主次有別的合理思想，批判了矛盾雙方地位固定不變的錯誤思想，全面地闡釋了矛盾特殊性原理；繼承了我國古代哲學關於矛盾雙方相互轉化的合理思想，摒棄了忽視矛盾雙方轉化的條件行和對事物發展加以限制的錯誤思想，闡釋了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的矛盾精髓問題；繼承了我國古代哲學關於矛盾鬥爭性的合理思想，摒棄了循環論的錯誤思想，揭示了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

儘管《實踐論》、《矛盾論》產生於70多年前，產生的歷史背景和針對的主要問題與我們今天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有很大不同，但這絲毫沒有減弱和降低其科學價值，「兩論」所蘊涵的哲學理論對當代中國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歷史是不能割斷的，如果不能正確把握「兩論」的創作背景和理論來源，就不能真正理解其價值，就不能真正了解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豐富內涵，也就不能對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有更深刻的認識，所以我們應該珍視這一科學理論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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