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消滅」了明朝（摘自網文）

06-12

老鼠「消滅」了明朝

1644年的中國，正是明清交替期。歷史的舞台上有3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檢、農民起義軍闖王李自成、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其實，還有一位主角一直為人們所忽略——小小老鼠。後人在講到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的這段歷史時，往往都注重講政治大勢，軍事攻防，歷史學家們很少有人關注到這場發生在崇禎十六年前（1643）北京城的慘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的曹樹基教授在他的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中，提出了明末華北地區流行的大疫實際就是鼠疫。他在2006年與李玉尚合寫的《鼠疫：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又對此觀點進行完善補充，明確提出：「老鼠『消滅』了明朝。」

為何判定北京的這場大疫是鼠疫？曹樹基查到的地方志記載和明人當時的筆記，人們稱這場大疫為「疙瘩疫」、「疙疽病」，這實際是對腺鼠疫患者淋巴結腫大的稱呼，而當時的傳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有一個叫吳彥升的官員，剛準備去溫州赴任，他的一個僕人死了。他命另一僕人去棺材店買棺材，久久不見回來，原來竟然死在棺材店裡。有一對新婚夫婦，婚禮之後夫婦坐於帳中很久沒有出來，打開帳子一看，夫婦兩人死於床的兩頭。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這場鼠疫，發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台灣的著名明史專家邱仲麟，於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國醫療體系的應變》一文中，對北京的這場大鼠疫有更詳細的描述。到崇禎十六年四月時，北京每天死人上萬，以至於城門都被運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戶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門口的最多，街頭連玩耍的孩子都沒有了。有一個統計數字，這場大疫奪走了20萬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當時的人口，估計在80萬到100萬。也就是說，每四到五個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稱是一場超級大瘟疫」，邱仲麟寫道。當時的北京里里盛傳種種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間整夜敲擊銅鐵器驅鬼，「聲達九重」，官方也沒法制止——這是怎樣的一座鬼氣森森的城市！

這時候，還能做點什麼？當時的皇帝似乎已經顧不上這事，雖然在崇禎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發了，直到七月，駙馬鞏永革上疏說，請皇帝「軫念孓遺，亟賜拯救」。這時朱由檢才下了一首諭旨，撥銀兩萬兩，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屍，再撥一千兩銀子給太醫院，醫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這點銀子杯水車薪，根本不夠用。

即使貴為宮廷官宦，也不能倖免鼠疫的肆虐。當時有位叫張真人的法師來北京，剛出宮不久就被皇帝叫了回去，命他施咒誦經來驅逐病魔，但死亡的人仍不見少。開始宮中每死一人，還能得到四千錢的撫恤，後來，連這個錢也沒了。

可以想像，這時駐在北京的明朝軍隊怎能倖免於瘟疫。邱仲麟寫道，當時在北京的明朝軍隊，名義上說有十來萬，大疫過後，少了一半。他引用一位明朝遺民張怡的說法，當時李自成的隊伍殺過來時，能上京城城牆上防守的軍人，連一萬人都湊不齊。不過，明朝的軍隊向來腐敗，駐京城部隊吃空額的現象由來已久，也就是說，原來到了軍隊發餉的時候，還可以叫許多百姓來頂替領餉，比如，叫來許多小商小販或衙門班役來充場面，但現在百姓死得太多，連頂替點名的人手也找不齊了。

不但是士兵、小販、僱工大批倒斃，北京城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當時的守城官低聲下氣求人來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檢下令讓太監三四千人上了城牆。到了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北京內城上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殘，「鳩形鵠面，充數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經到了西直門時，京城還沒什麼像樣的防禦，而士兵們每天只有百餘文錢去買粥充饑，怎能抵擋李自成的精銳之師？

有史料說，當時的明朝軍隊打仗時，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動，軍官「鞭一人則一人起」，可是這個起來了那個又趴下，說他們是軍心渙散也罷，全無鬥志也罷，或許，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邱仲麟同意曹樹基的看法：崇禎十六年的大鼠疫，間接造成了北京的淪陷與明朝的滅亡。

1644年，一年中中國出現了3個皇帝，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奪去生命。而據曹樹基估計，明末的崇禎年間，死於鼠疫流行核心區即山西、直隸、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佔到這三個省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災荒、疫病、戰爭，1640年代的中國，這幾種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靈塗炭，山河破碎。據學者統計，明清易代之際，因非正常死亡，中國的人口減少了約四五千萬。